中古二等韵介音和《切韵》元音数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音论文,中古论文,数量论文,切韵论文,韵介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1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2）01－0030－09
一、问题的提出和新近的研究
中古二等韵有没有介音的讨论其实开始得很早。 在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早年的研究中， 就已经提出了一个寄生的较弱的－i－，并且只限于二等韵的开口。但是， 由于当时考察的方言里二等韵几乎都不带介音，后来他接受了马伯乐（H.Maspero）的意见， 取消了这个寄生的－i－，而代之以“浅－a－”。他认为，到了唐代以后，这个“浅－a－”对前面的牙喉音声母产生腭化作用，因而滋生出了个－i－介音。但是，在高本汉构拟的二等韵里，并不是所有的韵都是这种浅元音，例如江韵系的元音就是相当靠后的，可是江韵系后来也同样有了i介音，这同中古二等韵的介音是由前元音（浅－a－）滋生出来的理论相违背。
对此，高本汉自己起初也感到为难：“因为我已证明《切韵》的江韵是
，而江韵在官话还含着一个介音i。我本以为要靠这个开o
把前面的声母腭化是不可能的事。”虽然高本汉后来用马伯乐的元音割裂说来解释江韵系的演变（比如江
），但这个解释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后元音是如何割裂出前元音的问题。而且，“现在却还有一个难点，就是影母的二等字，如亚（中古汉语
）现在也生出一个介音i来，要假设
这一变化单单是为了a的偏浅性，未免太勉强了”［1］（p.478）。 尽管如此，这个浅元音的观点还是为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古二等韵的构拟就没有任何介音了。
近十几年来，一些学者又提出了中古二等韵有介音的观点，不过和高本汉的寄生的－i－介音已经很不相同了。例如， 在王力所构拟的上古音里，二等韵有－e－／－o－两个介音［2］（pp.57－73），到他构拟的魏晋南北朝音系里还保留了这两个介音，只是到隋唐中古音里，二等韵的介音才消失了［3］（pp.17－163）。 另一派主张中古二等韵有介音的思路和王力不一样。在上古音的研究中，雅洪托夫（C.E.ЯXOHTOB.1960）曾提出，所有中古二等韵字在上古时的声母是含有－l－的复辅音［4］（pp.42－52）。后来，蒲立本（E.G.Pulleyblank1962－1963）、薛斯勒（A.Schuessler1974）、包拟古（N.C.Bodman1980）、郑张尚芳（1987）［5］等人接受了这一观点，并相继提出汉语的l来自*r的主张，将二等声母修改为含－r－的复辅音。李方桂（1971 ）也采纳了中古二等韵元音和中古卷舌声母来自带－r－音节的观点， 只是他指出，到中古时含有－r－介音的音节里的元音趋于央化，而作为介音的－r－也就在中古前消失了［6］（pp.22－23）。丁邦新（1975）认为，－r－介音从上古保持到魏晋，而在南北朝时期开始丢失［7］（pp.235－260）。包拟古（Bodman,N.C.1980）认为，上古的介音－r－首先变成－l－，然后在中古阶段之前失去［8］（pp.34－199）。
应该说，中古二等韵的来源已经基本弄清楚了，这就为中古二等韵的特征的探讨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但李方桂、包拟古等人的研究重心不在中古，没有重新构拟中古音，只稍稍修改了一下高本汉的中古音中的个别地方，所以对他们来说，中古二等韵仍然保持那个“浅－a－”，上古所具有的那个特点到中古已经荡然无存了。只有蒲立本完全抛开了高本汉的中古音系统，假设二等韵直到中古后期还具有卷舌的－r－介音［9］。不过后来蒲立本（1984）觉得这不利于说明中古以后的某些演变，所以假设在A型音节（非三等韵）里，上古的r导致了中古元音的卷舌作用（例如－ra－＞－ar－），他认为，这种卷舌作用使二等韵变成了长元音aa以后（后期中古音）才消失［10］（p.79－86）。
近十几年来，随着对汉语方言的广泛调查和对古音认识的不断深入，一些学者指出，二等韵的介音到中古时确实并没有简单地消失，而是以某种形式保留在二等韵里。例如郑张尚芳先生（1981）就指出，上古的这个介音后来经历了
的发展，中古时期的形式是
（注：据许宝华、潘悟云（1984）说，郑张尚芳二等韵介音发展的假设是1981年在复旦大学所作的学术报告里提出的。后来在1987年又有阐述。）。许宝华、潘悟云先生（1984、1985）提出了较全面的论述，支持郑张尚芳先生的观点［11］。赵克刚先生（1984）［12］认为，《切韵》时代的二等韵介音应该是
。麦耘（1990）把《切韵》二等韵的介音拟为
［13］。
学者们为构拟中古二等韵介音提出了不同的证据，对它的上古来源、中古表现及后来的语音发展作出了解释。这些证据集中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上古Cr－音丛到中古的变化。中古二等韵的上古来源是Cr－音丛，如果假设上古介音－r－不经过中间阶段到中古直接失去， 有许多现象就不能得到解释。如果说－r－有中央化的作用使其后的高元音下降、低元音上升，那么，应该解释介音－r－何以有这样的作用， 但是并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有说服力的解释，所以，不能简单地假设中古－r－介音直接消失。
其二，某些方言二等韵字至今保留某种介音形式。许宝华、潘悟云还提供了遂昌、浦江、衢州、武义、义乌、淳安、乐清、建德、青田等浙南、浙西南地区方言以及太原、大同等晋方言、广西伶话等等作为佐证。这里，有的方言二等韵不仅在牙喉音的后面带－i－介音，而且唇音字后面也带有－i－介音。有的方言二等韵字还有
其三，唐释神珙《四声五音九弄反纽图》中的“五音声论”用喉声、牙声区别一、二等韵；《广韵》后所附的“辨十四声例法”也是用喉声、牙声区别二等韵和一、三等韵。这都跟《广韵》后附的“辨字五音法”用喉声、牙声区别喉牙音一等韵和一、三等韵一样，不可能是声母的区别，只能是介音有别。
其四，《中原音韵》的豪、肴同韵但同是唇音或泥娘母的字又不同；并据八思巴字的对译指出，直至近代，二等、三等的介音仍是不同的。明末《韵法直图》中二等韵开口字有好几种介音形式，梗摄开口呼，蟹摄效摄齐齿呼，江摄齿音合口呼，江摄喉牙“混呼”，山摄咸摄“齐齿卷舌呼”，假摄唇齿“舌向上呼”，这些介音形式可能来自同样的介音，不可能来自零形式，尤其是“齐齿卷舌呼”和“舌向上呼”更为中古－r－介音的存在提供了支持。
其五，二等韵见系开口字的腭化音变不规则，即有的二等韵开口字并没有发生腭化，这被认为是中古二等介音前化和失落两种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导致开口二等介音失落的原因是受到了发音生理的（潜语音条件）制约：［＋后］韵尾阻碍介音的前化，而－i韵尾和前化的二等介音相互异化，导致介音或韵尾的失落。
其六，在《切韵》里，二等韵字的反切上字跟一等韵归到一组，到了《集韵》里，二等韵开口字采用三等韵字作反切上字了。这说明宋代开口二等韵的介音已经前化为－i－了。
其七，除了江梗二摄外，所有的二等韵字在日语吴音、古汉越语里都以e为主元音。潘、许认为，这说明在古代南方方言里， 二等韵字的介音带动主元音一起前化，最后介音和主元音合并作e。
其八，韵图列等时江韵系所有声母字全都列在二等地位，并且让所有一等、三等、四等地位全都空着，说明二等韵具有明显不同于其他各等的特征。
这些证据使我们认识到，在《切韵》时代，二等韵可能仍然保留早期的／－r－／介音（音色也许是
介音也许正是韵图列二等的实际语音依据。下文举出一些语音现象作为补充证据。
二、梵汉译音时加注的反切
在梵汉译音中，重纽三等字与重纽四等字是有区别的，俞敏先生（1984）据此认为，重纽四等应有个－y－［－j－］介音，而重纽三等则有个－r－介音，把这个学说扩大到齿音上去，那么，正齿二等是－r－介音字，三等是－y－介音字［14］。施向东先生（1983）的研究证明，这个区别到玄奘时代依然存在［15］。陆志韦先生早年就指出过，重纽三等的介音与照二、知纽的介音相同。这就是说，在知照声母后，二等韵是有／－r－／介音的。
笔者认为，二等韵字最常用来译写梵文的卷舌声元音节，其原因除了二等知庄组声母正好对应于梵文的卷舌声母外，很可能还因为二等韵字的／－r－／介音音色有助于传达梵文的卷舌读音。 译经中有一些很值得注意的反切，应该能够证明二等韵在其他声母条件下，也是有／－r－／介音的。佛驮跋陀罗、地婆诃罗都把梵文的da或dha对译为“荼，徒解反”，阇那崛多亦用“荼，徒家反”来对译da。这里的反切和“侘，耻加反”对译tha不同，“耻加反”的反切上字用的是知组字，知组字是卷舌声母，不容易看出汉语的“侘”字有没有二等介音来。但是，“徒解反”、“徒家反”的反切上字是舌尖的端组字，不可能对应梵文顶音的卷舌色彩，反切下字是二等韵的蟹韵、麻韵字，加这样的反切的目的显然是利用二等韵字的／－r－／介音来使整个音节更好地对应于梵文的卷舌作用。对译经中的ksa有一派常用“叉”字表示，实叉难陀加“楚我切”，这是用初母字来对译这个卷舌的梵文字。阇那崛多译写梵文的ksay用了三等祭韵的“憩”字，并加注了“欹债”二字，“债”字是二等韵的卦韵字，如果不是要通过“债”字的／－r－／介音来体现梵文的卷舌色彩，这样的注文意义又何在呢？这个注不仅仅是为了表示二合音。不空对译ksa用“讫洒二合”，般若对译ksa用“乞叉二合”，慧琳对译ksa用“乞洒合为一字，经中作讫，不切，二合”，“洒”字有寘韵、马韵的异读，慧琳注：“下‘洒’字，沙贾反”，都用二等韵字；可是对译梵文的ska时，不空用“室左二合，上”， 般若和慧琳都用“室者二合”，都不用二等字。同是为了表示二合，为什么ksay、ksa对译的下字一定要用二等韵字，而ska对译的下字就都不用二等韵字呢？不空译经时，用“砢”字对应梵文la，而译写ra时则用“啰”字，并加注“梨假反”，这应该也是利用二等韵字作反切下字来描摹梵文r的“转舌”或“弹舌”的音色。如果二等韵没有／－r－／介音，“梨假反”切出来的音和“砢”就会一样，那么，反切不就成了蛇足了吗？
三、《切韵》反切
（一）二等韵字很少作其他等的反切上字
《切韵》的反切有一等、二等、四等韵与三等韵分组的趋势，赵元任先生曾指出，这是因为三等韵有个闭i介音， 而一二四等韵没有的缘故，反切为求介音和谐，因此形成分组的趋势。从这个思路考虑问题，我们若假设《切韵》时代二等韵有介音／－r－／， 出于同样的介音和谐原理，二等韵应该与一四等韵、三等韵形成鼎足而分的趋势。但是，从《切韵》二等韵的反切上字看，却看不出这种三分的趋势。二等韵的反切上字，四个等的字全有。
不过，换一个角度观察，看看二等韵字最常作几等韵字的反切上字时，我们发现，虽然一四等韵在《切韵》里常互作反切上字，有时还采用丑寅类字作反切上字，但是却很少用二等韵字来作其他等的反切上字。请参看表1 （注：陆志韦先生在《古反切是怎样构造的》（《中国语文》1963年第5期，第354页）中早就作过统计，最近我们和他的统计作了比较，数字略有差异。陆先生的结论是反切上字规避二、四等韵字。二等韵的反切上字用二等韵字最多却是事实。但是，单就二等韵说，用二等韵切上字的占总数49次的67％强，比一等韵用一等韵的反切上字（59％强）的比率还高，说明二等韵并不规避二等韵的反切上字（四等韵里也不规避四等韵的反切上字）。）：
说明：“於”字有一、三等韵两读，此表把作三等韵上字的“於”计入三等韵，其余的计入一等韵。
在表1里，二等韵自切33次，作其他等的反切上字共16次。在这 16次中，所用的反切上字只有一个“山”字和一个“下”字。“山”字作丑寅类反切上字（8次）的原因，是因为其声母本身就是卷舌音，／－r－／介音的卷舌色彩在反切时和声母的卷舌色彩合并了。而“下”字却比较特殊。“下”字用于一等韵5次，二等韵7次，丑寅类1次，四等韵2次，这大概是因为二等韵／－r－／介音受匣母
的影响，被同化为舌根音（或舌面后音）的缘故。
我们知道，由r发展为
作一等、三等、四等韵的反切上字，就不奇怪了。当然还有一个陆志韦先生指出过的原因——这两个字的笔画少。
除了“山”、“下”两字外，二等韵字不作一等、三等、四等韵的反切上字，这就说明二等韵字不仅与三等韵有介音的不同，而且与一等、四等韵的介音也有不同。由于二等韵的介音保留到了中古《切韵》时代，使得它不适合于作一等、四等韵的反切上字；而二等韵之所以可以用其他等的字作反切上字，就是由于二等韵的／－r－／介音的特点已经由切下字充分地体现出来了，所以，对上字的运用便不拘泥介音问题了。
（二）开合口混淆不清只出现在二等韵里
在《王三》的一些开合口俱全的韵里，有些个牙喉音小韵用唇音字作反切下字时，开合口混淆不清。例如［16］：
夬韵敬韵
开 芥 古迈反行胡孟反
合夬古迈反蝗胡孟反
陌韵蟹韵潸韵 黠韵 裥韵
开 格 古陌反 解 加买反 僴 胡板反 黠 胡八反 苋 侯办反
合 虢 古伯反 拐 孤买反 睆 户板反 滑 户八反 幻 胡辨反
在这里，“芥”和“夬”、“行”和“蝗”两对小韵反切相同，“格”和“虢”等五对小韵虽然切语不同，但它们的反切上字同类，反切下字也同类，单从反切看，切出来的音读也应是相同的，其开合就界划不明了。通常认为这是运用唇音字做反切下字的缘故，由于唇音字不分开合，所以，这些切语就开合不清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只出现在二等韵里，其他各等韵里没有这种情况。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些小韵发生这样的混淆呢？如果仅仅是因为切下字的唇音声母的唇化作用（实际上唇音字以开口字为反切下字的数目比以合口字为反切下字的要多一倍），那么，为什么其他各等韵里不出现类似的现象呢？笔者认为，这很可能是／－r －／介音的影响造成的。／－r－／介音可能有某种圆唇的色彩（比如像现代英语的r），在唇牙喉声母后它使得开口的音色也近于合口，这就导致了二等韵里的这些小韵在反切时发生混淆。
（三）泥娘类隔和端知类隔韵集中在二等韵里
泥娘两纽的分布和端透定、知彻澄的分布一样。端透定出现在一、四等韵，知彻澄出现在二、三等韵，但是有些知组字在早期反切里却用端组字来作反切上字。例如“
，都下反”，属二等麻韵；“胝，丁私反”，属三等脂韵，等等。同样，在一般情况下，泥纽出现在一、四等韵，娘纽出现在二、三等韵，但是也有的娘纽字用泥纽的反切上字。我们先看看《王三》里泥娘纽反切上字的分布情况：
从表2可以看出，在一、四等韵里，没有用娘纽作反切上字的； 三等韵里几乎全用娘纽作反切上字；只有两个例外：“赁乃禁反”和“莨乃心反”，后者李荣先生据《广韵》订为“女心反”，那么，在三等韵里就只有一个是泥娘类隔了；可是，在《王三》二等韵的26个娘纽小韵里，倒有9个用泥纽字作反切上字的，占了娘纽二等韵小韵的35％， 占了泥娘类隔11例的82％，这9个小韵是：
妳奴解反 摨诺皆反 赧奴板反 嘫奴闲反 
奴巧反
桡奴効反 
奴下反 
乃亚反 鬤乃庚反
为什么泥娘类隔只发生在二等韵里，而几乎不发生在三等韵里呢？笔者认为，如果假设二等韵有／－r－／介音，就比较容易解释了。 在这样的反切里，泥纽受后面／－r－／的影响，声母／n－／可能会带有卷舌色彩，听起来就像
在这几个端知对立里，“蹱他用反：憃丑用反”和“地徒四反：緻直利反”两组都出现在三等韵里，跟我们讨论的二等韵介音问题没有直接关系。其中“蹱他用反”，李荣先生已经指出是可疑的了［17］（p.90）。而“地徒四反”则是某种“强势保留”，其结果使得这个三等韵常用字孤零零地保持着定母的读法。至于两组二等韵的端知对立，可能有其他的解释。实际上，“打德冷反”和“冷鲁打反”两个小韵的反切下字是系联为一类的，“打”、“冷”两字都不作其他字的切下字，早就有人把它们当成梗摄一等韵来处理了，例如方孝岳［18］（p.121）、蒲立本［19］（p.120）等。如果真是这样，这两个小韵就应该没有／－r－／介音，“打”小韵用端纽作上字就可以理解了。把这种处理扩大到“都下反”小韵，二等韵就不存在端知对立了，即：
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只出现在所谓“二三等韵合韵”的庚、麻两韵系的上声里。既然二等韵不存在端知对立，那么，其余的二等韵的端知类隔可以像泥娘类隔一样解释成／－r－／介音的影响了。
四、韵图
和《切韵》反切里二等韵牙喉音字发生混淆的现象相似，《韵镜》里也有此类开合不清的情况。不过由于时代的不同，这一回是发生在唇音里。
我们知道，中古的唇音是没有开合口对立的，但是，韵图的下列现象却似乎显示出唇音有开合口两种读法的可能：《韵镜》第十三图开口二等去声怪韵帮母“拜”字，在合口的第十四图中重出；第十五图开口去声卦韵帮母“
”字，与合口的第十六图中的“庍”字对立（《王三》“”，方卖反；“
”即“庍”，方卦反）；二十三图开口入声黠韵帮组“八○拔
”与合口的第二十四图“八汃拔”重出。到《切韵指掌图》中，这种现象更甚，如第十七图蟹摄开口二等帮组“○
排埋，摆俖
买，拜派败卖，八汃拔”跟合口的第二十图完全重出（惟去声滂母“派”换成了“湃”）。这种开合口重出的情况恰恰只出现在二等里，因此特别值得重视。我们猜想它仍然是与二等的介音有关。
中古《切韵》时代的／－r－ ／介音到《韵镜》时代可能已经发展成
在唇音声母后，受唇化作用的影响，读音上可能具有某种合口色彩。如果注重这种合口色彩，二等唇音字就该归入合口；但是，由于这种合口色彩并不稳定，又不同于真正的合口，所以当忽略它时，二等唇音就该归入开口。韵图的作者们在这一点上似乎很拿不定主意，而且韵书的反切也是开合口不很明朗（其反切下字或是唇音字，或是以唇音为下字的牙喉音字），制图的人失去参照，这才造成二等的唇音字开合口重出或对立的情况。
五、有二等介音的《切韵》系统构拟
由于假设二等韵有介音，可以利用介音系统来分别一些韵系，所以，可以用较少的元音来构拟有二等介音的《切韵》系统，麦耘曾经构拟了这样的一个七元音系统，为了能够看清各韵的关系，我们采用表3 来反映他的构拟：
总的来说，这个系统相当简明。在一个格子里面的韵，韵基都相同，区别只在介音的有无和同异，它们在诗歌里大致都可以押韵。不同格子里的字由于韵基不同，即使押韵也应该是偶然相押或者是方言现象。为了减少元音音位，我们甚至还可以把切韵的所有韵安排在5 个元音的框架下，如表4：
但是，我们希望构拟的系统要能够说明韵和韵之间的关系以及诗歌用韵的表现，比如，从韵基相同、自由押韵的角度看，《切韵》时代的诗歌“阳唐”和“耕”是不押韵的，挤在一个格子里面不合适；同样，“蒸登”也是不押韵的，把它们摆在一个格子里面，也不好解释用韵问题。
再比如，从音近通押的系统性看，“真臻”和“殷文”有一定数量的押韵比例，具有同样关系的“尤侯”和“幽”也如此。但是，“蒸登”和“东”、“脂”和“微”、“之”和“鱼”在《切韵》时代通常并不押韵。同样是
的关系，不该有不同的表现。这类问题要想在音系构拟中完全避免很不容易，许多学者的构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表3也未能避免。但我们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已经发现的问题。
笔者拟用表5来结束本文， 这是我们为《切韵》系统作出的二等韵有特定介音的构拟，也是7个元音，代表宋齐梁时期的语音面貌。 构拟的方法、过程以及如何说明押韵和各种历史语音材料等将在其他地方讨论。有桥本万太郎［20］、余廼永［21］、麦耘的七元音构拟在先，虽方法结论皆有异同，亦不敢掠美；而此中错误与不足，敬请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