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当代中国：两种不同的理论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视角论文,当代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各种学术的或非学术的文献中，“社会主义”和“现代化”这两个名词往往总是被联结在一起加以使用，构成一个老少妇孺人皆能诵的复合性新名词或名词短语：“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名词短语似乎以一种简明扼要的方式向人们表明，当代中国（即1949年以来）社会变迁至少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或内容，即围绕着“现代化”这个方面而发生的变迁过程和围绕着“社会主义”这个方向而发生的变迁过程；要想准确地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必须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察才有可能。然而，从国内外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文献中，以研究兴趣和理论视点上看，却还是可以比较清楚地分辨出两种不同的取向，即把自己的研究兴趣和理论视点分别投向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现代化”方面或“社会主义”方面这两种不同取向。这两种取向，一种可以称之为“现代化”研究取向，另一种则可以称之为“社会主义”研究取向。（注：首先需要加以申明的是，正如一切概念类型在外延与内涵上都不是对其所“指称”的现象完整无遗的描述和概括一样，“现代化”取向与“社会主义”取向这两个概念类型也不是对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之研究文献的完整无遗的描述和概括。认真的读者一定能够指出，有许多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文献是难以毫无争议地纳入这两个概念类型中去的。而且，即使下面被我们分别纳入上述两种取向之一的一些文献，其取向的纯粹性质或程度也是可以讨论的。但这对本文的论述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使用上述两种取向的概念，只是想把它们作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来标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献中的两种大致倾向。这样两种大致倾向的存在，我想绝大部分读者都是能够同意的。）作为一项更庞大的研究课题的一部分，本文主要拟对这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作一个简单的描述和分析，指出它们各自的成就和局限，并对它们之所以产生的原因及其如何超越它们的努力方向做一个概括性的讨论。
一、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的“现代化”取向
以“现代化”为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学者们，倾向于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主要当作一个不断趋向于“现代化”的变动过程来加以理解。他们并不否认也不完全忽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方面，但他们的研究兴趣和精力却主要集中在前一个方面。他们主要是围绕着“现代化”这个主题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虽然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要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主义”方面的内容进行一定的探讨，但这也是为“现代化”这个主题服务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现代化”这个方面。他们把自19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主要读成为一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即一部“现代化”的历史，认为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只不过是这个漫长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因此，他们侧重于以各种各样的“现代化”理论为指导，或者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西方国家或其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或者将其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相比较，着力探讨1949年以来中国进行“现代化”的特殊条件、动力、方式、过程、阶段和结果，总结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方面，只是作为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才被结合到他们的研究框架中去的。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是人们所熟知的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和理解包括当代在内的近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一部代表性著作。这本书的作者明确地提出，“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是福是祸暂且不论，这些变革终究会波及到与业已拥有现代化各种模式的国家有所接触的一切民族。现存社会模式一无例外地遭到破坏，现代化总是成为一种目标”[1]（P5）；“现代化一经在世界上任何一地展开， 其影响便无可避免地渗及全球各处，不管这种影响靠的是武力还是人心所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1]（P6）。 但“现代化”的具体过程和方式在不同的地方却会有所不同。“就人们从总体上认识现代化究竟是如何在全世界因地而异这个问题而言，中国一直占有一个相当突出的地位。”[ 1]（P1）中国是一个拥有高度古代文明的国家，被人们看作现代社会的某些特征，“亦曾在中国达到过很高的水平”[1]（P22），并一直被认为“在同化域外异族及其观念方面”具有很高的变通性和灵活性；中国自晚清以来，在西方的冲击下，就已经开始了有意识的“现代化”过程；尤其是1949年以后，中国又选择了一条与欧美国家和前苏联都有所不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然而迄今为止，中国的发展历程却一直曲折不平，历经坎坷。行至今日，其“现代化”的程度相对说来仍然较低。这些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使人们相信“对中国现代化的历程进行分析大有文章可做”[1]（P3）。 该书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弄清中国社会中哪些因素有助于走向现代化，哪些因素阻碍着现代化，并对现代化发生的速率和模式加以评估”[1]（P5）。作者们希望， 通过考察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勘定它在哪些方面遵循了其他进行现代化的国家所经过的基本路线，在哪些方面它又闯出了自己的独特道路”[1]（P5）。 他们从国际环境、政治结构、经济发展、社会整合、知识和教育五个方面，以比较研究的方式，对包括1949年以后在内的中国现代化历程，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探讨。在整个过程当中，他们自始至终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上述各个方面的因素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到底起了一种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例如，晚清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环境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人对外部环境所做的反映是促进了还是延误了他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的政治结构适合于现代化的需要吗？诸如1949年以后大搞群众运动一类的国家决策，对现代化又造成了何种影响？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条件与政策等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社会是否建立了与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整合模式？职业朝着有利于现代化的方向发生分化了吗？居住模式和社会组织已经为促进现代化而充分有效地发展起来了吗？知识和教育方面的状况是促进了还是延误了中国的现代化？等等。通过研究，他们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见前引文）：“1949年以前，中国的现代化尚未迈出多大的步伐，对准现代化目标的各种政策皆是短命的，且常常被证明是难以付诸实施的。”[1]（P590 ）共产党人“为中国确定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他们的胜利是中国的转折点。借助现有社会的遗产，并在他们所采纳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制定了一套基本上旨在获得经济增长、军事威力和科学优势以及其他目标的政策，我们和他们一样一致认为这些就是所谓的现代化”[1]（P590）。几十年来， “中共领导人虽然犯了许多错误，但总算带领着他们的国家进入了现代化的中级阶段”[1]（P603）。“在某些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其他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比较起来，今天已经接近站到了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前列。”[1]（P670）
除此之外，艾森斯塔德的《传统、变革与现代性》等著作也是从“现代化”角度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变迁（包括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些代表性作品。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在国内，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和《现代化新论续篇》两书可看作是从“现代化”角度来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作者从“现代化”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所做的探讨，则集中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道路”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1949—1989）”两篇文章中。在前一篇文章中，针对国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一向以“革命史”作为自己的中心和主题这种状况，作者明确地提出“现代化”是一个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视角。“当前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新进展就是在‘革命’的传统范式之外出现了‘现代化’这个新范式。”[2]（P99）“以现代化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同于以革命为中心来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是排斥革命的新的综合分析框架，必须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社会进步、国际性整合等综合标志对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大变革给予新的客观历史定位。”[2]（P100）“从这个新视角来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发生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变革都是围绕着从传统向现代过渡这个中心主题进行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2]（P102 ）作者还提出，中国现代化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模式转换：“十九世纪后期中国现代化的原初模式是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大潮的冲击与中国资本主义自发趋势相结合的产物。变革进行得不顺利。辛亥革命推倒了清王朝，确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这是中国政治发展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变。在本世纪上半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面临一次巨大的发展危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受到来自西方、日本、苏联的严重交叉影响，发展陷入深刻的困境。王朝体制解体后现代国家的重组过程进行得更不顺利。1949年革命带来中国发展模式的大转换，但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实现长期的持续稳定发展的方式，在头三十年中一直处在不断探索与试验之中，并未真正解决，在探索中又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新问题。1979年以来，在国际国内出现巨大变化的形势下，进行了又一次独特的体制内模式转换，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才开始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P112—113）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1949—1989）》一文中，作者则从现代化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过程进行了一次初步的描述和分析，指出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些特点及其经验教训。
在我国社会学界，从“现代化”的角度来描述和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则更是早已成为一种主导性趋势。可以说，迄今为止国内绝大部分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社会学研究文献，例如孙立平在其早期著作《社会现代化》一书的各个章节以及其它一些文章中对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各个方面所做的一些分析，李路路等人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及其变革过程所做的研究，陆学艺、李培林等人在《中国社会发展报告》一书及相关文章中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特点所做的分析等，基本上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以“现代化”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框架的，都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主要当作一个“现代化”的过程来加以考察的。社会学界的这种情况，与社会学本身在内容上的特征有关。与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拥有一套可用于现代化研究的相对说来更为系统、更为精致的理论与概念框架。自孔德、斯宾塞以来，经迪尔凯姆、滕尼斯、韦伯、帕森斯、斯梅尔塞、列维、艾森斯塔德等人的发展而形成的西方主流社会学，本质上就是一套关于社会现代化的理论。从主流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变迁，也就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变迁，二者差不多是一回事。因此，“现代化”取向成为国内社会学界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导性趋势，实为顺理成章之事。
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的“社会主义”取向
与采取“现代化”视角的学者们不同，以“社会主义”为视角来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学者们，则倾向于把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主要当作一个围绕着“社会主义”化而展开的一系列社会变动过程（“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巩固、调整和改革等）来加以理解。他们也不否认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现代化”方面的内容，但他们的兴趣和精力则主要集中在围绕着“社会主义”化而展开的那些方面。他们主要是围绕着“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巩固、调整和改革这个主题来展开自己的研究。虽然他们在自己的研究中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现代化”方面的内容，但这也是为“社会主义”研究这个主题服务的，是为了更好、更全面地说明“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和变化状况。他们的作品向我们显示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史，主要是一部“社会主义”体制的演变史。“现代化”过程只是作为与“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变化相关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被包括在内的。
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可以作为以“社会主义”研究为取向来描述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范本。在这本书的“前言”和“再版前言”中，作者都明确地宣称，“我并不想把这一段历史当作‘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实例来研究，因为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们的目标是把中国建设成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本书以下各章将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目标和标准全景式地研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把中国共产党人简单地看作‘民族主义者’或是‘现代化者’，既不能公正地评价他们的目标和努力，也无法建立一个评价其成败的高水平的判断标准”[3]（P5）。 “在评价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时，无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主义者还是批判‘文革十年’的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我都努力按照他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目标所持的观点，而不是通过大多数西方学者惯常喜欢用的‘现代化’这个多少有些杂乱的棱镜来看待他们本人的言行。”[3] （P3）在这本书中，迈斯纳集中分析和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发展和变动的条件、过程和后果，他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动力是什么？导致1949年共产党革命成功的原因和条件是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特殊困难？它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是什么？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事件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等等。他也描述和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中“现代化”方面的一些内容，但主要是把它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个方面来加以探讨的。
国外以“社会主义”研究为取向来分析和探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过程的研究文献在具体观点上也有一些差别。A·沃尔德、J·奥依、D·斯达克、维克多·倪和N·哈尔本等人都对西方学术界“社会主义”研究中的范式演变过程作过大体相同的描述。 （注：A. G. 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Work and Authority inChinese Industry,The University Colifornia Press,1987; JaenOi,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The University Colifornia Press,1989; David Stark and Victor Nee( ed.) , Remaking the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Socialis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D.L.Shambaugh(ed.),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China,M.E.Sharpe Inc.,1993；孙立平：《极权主义、 现代化理论、新制度主义——社会主义研究中的范式演变》，《中国书评》（香港），1994年1月，总第2期；孙立平：《从工厂透视社会——瓦尔德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理论》，《中国书评》（香港），1995年1月， 总第3期。）按照他们的描述，西方学者对苏联、 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前后产生过三种具体的研究范式或观点，这就是“极权主义”范式、“群体主义”范式和“新制度主义”范式。“极权主义”范式把“极权”看作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权力的无所不在和无所不能，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公民完全是消极的、原子化的、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其所关注的问题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层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来实现他们的革命目标的？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动员能力是怎样形成的？人民对体制和领导人服从的基础是什么？等等。“极权主义”范式主要流行于五六十年代。“群体主义”范式则反对把党和国家对社会的单向控制看成是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基本现实；认为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会致力于经济增长，这就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这套价值观和制度与革命热情、自上而下的动员以及全面性的控制是不相容的；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将越来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趋于相同，会形成各种各样的社会群体；尽管这些群体不能像在西方社会中那样正式组织起来，但它们同样具有各自的利益，存在着多元的群体竞争，并能对国家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致力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对政策制定过程产生影响的方式和途径等。“群体主义”范式主要流行于70年代和80年代初。80年代后期以来，“新制度主义”开始成为“社会主义”研究中的主流范式。“新制度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公民“原子化”的观点，赞同“群体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竞争和冲突的看法，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新制度主义”认为比现实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更需要加以注意的是社会的制度。社会制度不仅塑造人的行为，而且也形成社会结构的本身。因此，“新制度主义”不再专注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及其行为本身，而是关注于精英与民众行为的制度背景与结构背景，从这个角度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社会制度是怎样形塑社会行为、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社会结构与过程的独特特征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制度环境是如何制约着制度与社会结构持进一步变迁的？等等。（注：上述三个范式中的“群体主义”范式也被某些学者如大卫·斯达克和维克多·倪等称之为“现代化”理论范式，但实际上它与我们这里所说的“现代化”研究取向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前者的兴趣仍然是放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方面，而不是“现代化”方向。它对社会主义国家中“现代化”过程进行讨论，是为了更好说明“社会主义”体制的演变，是为“社会主义”研究这个目的服务的。因此，我们仍把它看成是从属于“社会主义”研究取向的一种范式或观点。）
在国内学术界，从“社会主义”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角度来考察和分析我国当代社会变迁更是一种传统取向，或者如罗荣渠所言，一向是我国学术界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研究中心或主题。在国内社会学界，虽然大多数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都是以“现代化”研究为取向，但近年来，随着上述“新制度主义”范式的传入，也出现了一批侧重于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方面进行探讨的研究文献，如近几年来有关我国“单位”制的研究等等，此不赘述。
三、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的新取向
毋庸置疑，无论是以“现代化”研究为取向来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学者，还是以“社会主义”研究为取向来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学者，他们的工作都是有价值的。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所做的描述和分析，都为我们增添了许多宝贵的知识，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做出了有益的贡献。然而，他们各自的局限性也同样是无可否认的。无论是采用何种取向的学者，其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过程所做的描述和理解，都存在着某些缺陷，都不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相对完整的认知图景。
首先，他们各自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所做的描述在内容上相对说来多数是有局限的或不完整的。在许多以“现代化”研究为取向来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文献中，我们看到的主要是有关当代中国在产业工业化、职业分化或复杂化、社区城市化、组织科层化、关系契约化、行政一体化、政治民主化、法制形式化和行为理性化等方面的发展进程，以及对其进退僵活之原因、过程和结果的具体描述与分析。而对“社会主义”体制与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过程（如“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成及其变革过程，建立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的独特社会分层结构如“身份制”和独特组织结构如“单位制”等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以“政社合一”、“党政合一”等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独特政治结构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各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演变过程等）却述之不详，论之不深。对与后者密切相关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如土地改革、反右运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等的原因与过程也缺乏详尽的描写和分析。只是当后一过程中的内容与事件影响到了前一过程的进行因而成为理解前一过程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时，才会进入到他们的描述和分析当中去。同样，在许多以“社会主义”研究为取向来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文献中，我们看到的则主要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和结构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而对当代中国在工业化、职业分化、城市化、科层化、契约化、民主化、法制化等“现代化”方面的发展进程却语焉不详，所涉甚少。通过这些文献，我们分别只能看到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一个侧面。
其次，他们各自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所做的理解或解释许多也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片面的。阅读有关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文献，可以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许多单从“现代化”角度或“社会主义”角度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学者，无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都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以他们所侧重研究的那个过程（“现代化”或“社会主义”）为理由或根据来理解或解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各种历史事件或现象。例如，许多以“现代化”为取向来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人，往往用“现代化”的“需要”来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的诸多事件与现象。如《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就把当代中国早期实行的“权威过度集中、忽视法律、容不得来自下层的尖锐批评、反对实事求是、把生活水平的提高放在次要的地位、不充分发挥物质刺激对大多数人所起的作用、实行清教徒式的社会政策”等，“集权办法”都看成是在“现代化”初级阶段为实现“现代化”而采用的一些手段；[1]（P457 ）对于共产党在彻底改造、重建社会组织方面所做的工作，也只是从其对实现“现代化”所具有的作用或功能方面来加以理解，仅仅满足于提出“中国人……是怎样把个人和家庭组成集体并带领这些集体去追求现代化的？”“这些组织适合于现代化的需要吗？”之类的问题。 [ 1] （P494、500）相反， 许多以“社会主义”为取向来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人，则往往用建设、巩固或最终达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来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的各种事件和现象。无须做过多的讨论就应该可以明白，对当代中国的各种历史事件和社会现象所做的这两种理解和解释，都是不恰当的。无论是“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单用其中的一个都不可能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各种事件与现象作出充分的理解或解释。像“反右”斗争、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些历史事件和“政社合一”、“党政合一”、“政治挂帅”、“臭老九”、“单位制”、“身份制”之类的社会现象，单从“现代化”的角度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吗？而像城市化、科层化、职业分化、知识分化、行政一体化、法制化之类的现象与过程又能单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来获得充分的解释吗？
由此看来，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中的上述两种取向似乎并不只是一种研究兴趣和关注焦点上的差别。虽然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包括了“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两方面的内容，但在具体的学术研究过程当中，由于学者们的学术兴趣不同，各自的时间、精力也都有限，不同的人选择其中的一个侧面来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简单。上述情况表明，对于许多以“现代化”为取向或以“社会主义”为取向来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人来说，他们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别，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二者相互关系问题上的一种更为深刻的观点分歧。
固然，如前所述，没有人会否认“现代化”过程和“社会主义”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然而，无论是在实践工作中，还是在理论研究中，都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需要人们作出回答，这就是“现代化”与“社会主义”这两个方面的关系问题。对这个问题，传统上有两种不同的回答。一种回答就是认为“现代化”是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质或目的，“社会主义”只是近几十年来中国在特定的国内外环境下进行“现代化”的一种形式或手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在中国更迅速地实现“现代化”而选择的一条发展道路。这种回答实际上就是用“现代化”过程的需要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形成和演变过程，把“社会主义”体制的形成或演变看成是“现代化”的功能性先决条件之一，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与此相反，对“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另一种回答则认为“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实质或目的，“现代化”则只是用来实现或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方式或手段，它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提供其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这种回答则是用实现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需要来解释“现代化”过程，把“现代化”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巩固的功能性先决条件之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各种基本目标所必需的。正是对“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的这两种不同回答，构成了许多以“现代化”研究为取向或以“社会主义”研究为取向来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学者在选择研究取向时的基本理论依据。上述两种不同取向的学者在理解和解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时所产生的差别正是这种观点分歧的反映。
实际上，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所包含的“现代化”过程与“社会主义”演变过程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由于篇幅所限，在本文中我们无法对此做较细致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只想简单地指出，无论是单纯采用“现代化本质论”还是单纯采用“社会主义本质论”，都不能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包含的“现代化”过程与“社会主义”演变过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作出恰当的回答。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客观上说来，既不是一个前后一贯地单纯指向“现代化”目标的社会变动过程，也不是一个前后一贯地单纯指向“社会主义”目标的社会变动过程。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既存在着以“现代化”为目标指向的动力和趋势，也存在着以“社会主义”为目标指向的动力和趋势。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是这两种动力和趋势相互作用、相互冲突、交互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是复杂的又是多变的。任何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化、固定化、前后一贯化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可能将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理解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可见，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研究领域中，无论是“现代化”的研究取向，还是“社会主义”的研究取向，都是一种有局限的研究取向。这两种取向我们都应该加以放弃，而代之以一种相对说来更为适当的、新的研究取向。这种更为适当的、新的研究取向应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它既不单从“现代化”的视角也不单从“社会主义”的视角来观察、分析和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而是要采用一种更为综合的视角来作为自己观察、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理论基点；
第二，这种更为综合的理论视角，并不是对上述“现代化”取向和“社会主义”取向这两种视角的简单汇总，不是将它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所做的描述与解释进行一种简单的拼凑，而是要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两方面的关系进行实事求是地深入、具体分析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过程建立起一种更为全面、细致的描述和理解；
第三，与上述“现代化”取向和“社会主义”取向两种视角相比，这种更为综合的理论视角应该为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的认识和理解提供更多一点的知识信息与理论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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