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齐国兵学成就略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兵学论文,齐国论文,先秦论文,成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先秦兵书遗产之中，齐国的兵学成就最为突出。探讨先秦齐国兵学的成就及其历史文化渊源，对我们全面认识中国军事史以及思想文化史定会有所帮助。
一
先秦齐国的兵书，见于《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的，就有：
《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在谈到“孙氏之道”时，谓之“明之吴越，言之于齐。”可知《孙子兵法》为客居吴国的齐人孙武所著，今可见的有传本十三篇，据司马迁所说，又有银雀山汉墓出土木牍为证。见于银雀山汉简的还有逸篇《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刑》、《见吴王》，除此以外，见于古代各种文献的还有大量逸文。
《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孙膑尝与庞涓俱学兵法。”“（田）忌进孙子于威王。威王问兵法，遂以为师。”《史记·太史公自序》：“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以往有人认为传世的《孙子兵法》即为孙膑所著，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竹简兵书中发现失传一千多年的《孙膑兵法》之后，才使这一误解得到澄清。
《兵书略》以外，见于《汉书·艺文志》的还有：
《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七略》本列在兵权谋家。班氏出彼入此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晏婴以“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荐田穰苴于景公，景公“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将兵扦燕晋之师”，“遂取所亡封内故境而引兵归。”于是尊为大司马。其后田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若仔细考察，可以看到，司马穰苴与以上吴、齐两《孙子》的作者孙武、孙膑实有一定联系。据杨伯峻先生考证，在齐国，陈、田、孙三家属于同一始祖，可以认为是同族[1]。穰苴是陈国田完的后裔，田完的另一裔孙田书，也在齐景公时伐莒国有功，赐氏为孙，以后到吴国的孙武即为其后人，而孙膑又是孙武的裔孙，在齐威王时任职，战功显赫。作为威王时最重要的军事家孙膑，在《司马法》的编著中说不定起到了很大作用。《司马法》中有许多先秦军法制度的条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后世耀金为刃，割革为甲，器械甚备。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司马法》中大量有关军礼的内容，是先秦军礼的综合性总结，在进入以儒学为正统的汉代，这部兵书被班固归入“六艺略”的“礼”类。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沈钦韩《汉书疏证》：“《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书诸金版。《兵》者，即《太公兵法》。”《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武王已年高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吕尚曾经是周人灭商战争的实际指挥者，《太公》之书是为齐国兵学之先源。《太公兵法》从唐以来多被称为《太公六韬》，银雀山汉简和八角廊汉简也有与《太公》有关系的简文。前者有14组，包括见于传本《六韬》的内容，还有一部分见于《群书沿要》、《通典》、《太平御览》等书征引而不见诸传本的逸文，被正式定名为《六韬》。而八角廊汉简则有几个篇题和几篇文字见于传本《六韬》[2]。《六韬》自唐宋起就被怀疑为后人假托的伪书，银雀山汉简和八角廊汉简的出土，证实这部书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
《管子》八十六篇。《管子》中包括兵家言论，其中《兵法》、《七法》、《地图》、《参患》、《制分》、《九变》六篇为兵家言。《管子》一书的成书年代，聚讼纷纭，有人认为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论文集[3]，而稷下学者中当应包括兵家。
《子晚子》三十五篇。子晚子齐人，好议兵，此书与《司马法》相似。班固列此书于杂家，与此并列的《五子胥》八篇、《由余》三篇、《尉缭》二十九篇分别与兵技巧家《五子胥》十篇、兵形势家《繇叙》二篇、兵形势家《尉缭》三十一篇有关，似非偶然，而今本《尉缭子》又被学者公认为是《汉书·艺文志》杂家中的《尉缭》[4]。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孙德谦在《汉书艺文志举例》中提出的这样推想基本可信：“《子晚子》者以《子墨子》证之，盖兵家大师也，以其学术通博，而所长则在兵耳。”
我们看到，流传到汉代的兵学遗著中，数量最为丰富、内容最为精辟，且影响最为深远者，当首推齐国兵学著作；在流传至今的古代兵书中，先秦齐国的兵学著作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
齐国兵学的突出成就，是以特殊的历史条件为背景的，主要表现在兵家传统与学术特色两个方面。太公望吕尚，作为齐国的开国之君，以其长期的军事实践为理论基础，成为齐国兵学的奠基人。《史记·齐太公世家》记：“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所谓“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迁九鼎，修周政，与天下更始，师尚父谋居多”。吕尚以其成功的军事谋略倾商兴周，于是使先秦兵学各流派中，齐国兵学初源最为久远。此后齐立国，“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候九伯，实得征之”，专有四面用兵的特权，“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齐人其有重视军事的传统，当肇始于此。
东周时代，齐国曾作为最著名的军事强国雄居东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722年至前479年的244年间，由齐人掌握主动权的发生于齐国境外的军事活动，包括征伐、远戍、筑城、示威以及军事会盟等等，共计173事。齐国军队曾经进攻的国家，有鲁、宋、卫、燕、厉、郑、楚、秦、晋、莒、吴、
、儿、徐、鄣、陈、英氏、北戎、蔡、戚、盟、向、遂、山戎、郯、莱、郈、纪、项、许等30余国。
齐桓公任用管仲推行新政，取得了经济、政治方面的成功，同时使齐国的军事面貌为之一新。通过“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改革，使行政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百姓同亲同仇，患难以共，“是故守则同固，战则同疆”。管仲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这种在当时比较适应实战需要的关于军事组织的思想与实践，也成为齐国兵学发展的基础。管仲还在齐国较早实行了以兵器赎罪的政策，即所谓“轻过则移诸甲兵”。按规定，“制重罪赎以犀甲一戟，轻罪赎以鞼盾一戟，小罪谪以金分，……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鉏、夷、金、
，试诸壤土。”于是解决了“齐国寡兵甲”之患，一时“甲兵大足”。罚令罪人缴纳武器或制作武器用的金属，这一制度大约创始于齐[5]，后来又为西方新兴的军事强国秦国所承袭[6]。管仲设计的有关制度，使齐国军事实力迅速强盛，为齐桓公首霸诸侯奠定了坚实基础。齐桓公在位43年，终春秋之世，虽号称五霸迭兴，然而后世霸主无论在霸权威慑范围之广和霸业维持年代之久两方面都始终无人能够超越齐桓公。齐国即使在丧失霸主地位的时代，也依然是一等大国而“常疆于诸侯”（《史记·管晏列传》）。齐国是战国七雄中唯一经历过政权更替的国家，这就是“田氏代齐”。贵族田氏势力增长，逐步取代了姜姓齐君，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承认田和国君地位，田齐取代了姜齐。尽管发生了如此重大的政治变动，齐国作为东方大国的威势却并未能衰歇。这可能与齐国下层政权组织和军事组织的牢固结合有关。齐国于列国之中，是唯一一个以西周初年至于战国晚期始终对于天下大势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的强国。这一事实，也是以齐国军力的雄厚为条件的。
战国中期，齐威王当政之时，魏国在中原地区一度称雄，于公元前355年与公元前342年先后攻赵、攻韩，齐威王两次均派田忌、孙膑率军救赵、救韩，从而爆发了战国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与“马陵之战”。孙膑运用的“围魏救赵”与逐日减灶诱使魏军追击之计大败魏军，使曾在中原地区称雄一时的魏国走向衰落。《孙膑兵法·陈忌问垒》中，具体说明了“马陵之战”中怎样将许多战车和武器作为障碍物，歼灭“窘处隘塞死地之中”的魏军，取得“取庞涓而擒太子申”这一战斗的经过。兵书中对有关战例的详尽记录，充分说明齐国兵学的发展是以战争实践的总结为基础的。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大举攻燕，50天即攻占了燕国。以后齐湣王即位，用薛公田文为相，伐楚九岁，攻秦三年，宾服韩、魏，结交赵国，形成当时天下齐、秦两大军事强国东西对峙的局面。公元前298年，齐国攻破函谷关，迫使秦求和。次年，秦昭王遣使往齐，约齐湣王与秦同时称帝，秦为西帝，齐为东帝。至此齐国力达到顶点，《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候东面朝齐。”《田敬仲完世家》也说当时诸侯“莫敢治兵于齐”，“楚人不敢为寇东取”，“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公元前286年，燕将乐毅率燕、秦、韩、赵、魏五国之兵伐齐，齐军大败，沦陷70余城。七年之后齐将田单复国，陆续收复失地，然齐国力已大损。此后齐国虽无力与强秦抗衡，但仍不失为东方强国。秦进行统一战争，相继攻灭六国，齐国是最后灭亡的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术流派的“百家争鸣”局面为军事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齐国的兵学理论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中发展起来的。当时天下的文化重心在于齐鲁，如果说鲁文化突出对西周文化的继承的话，那么齐文化则表现出面向现实，注重实用和创新的特色。《管子》一书中包含有早期气象学、植物生态学、土壤分类学、矿物学等方面知识的内容。《晋书·天文志》认为战国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甘德是齐国人。邹衍是阴阳家的代表人物，以对天文星象的丰富知识，而被称为“谈天衍”。邹衍的学说中还包含有早期地理学的知识。齐国医学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战国名医扁鹊和汉初名医仓公，都是齐人。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我国第一部总结手工业工艺制作经验的专著《考工记》，就是齐国人编写的。与其他地区往往更注重政治、哲学、伦理的学术风气比较，齐人实用之学的发展表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兵学更是实用之学，它必须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必须非常具体地观察、了解和分析种种现象，重视经验，而来不得半点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因为战争是流血的，是你死我活的，不容许搞空中楼阁的思辨遐想和空洞的议论，任何情感的干预，都可造成不可挽回的生死存亡的严重后果。所以，齐国兵学之进步是与齐国注重实用的学术传统分不开的。
齐国学术还体现出博采融汇的特色。著名的稷下学者荀子，就是在继承儒学的基础上，吸收了道家思想和黄老学派的积极影响，同时体现为由“礼”到“法”的学术流变的中心环节，成为集权主义的拥护者。齐国学者们还往往将儒家、道家、名家、阴阳家等等融汇兼取，形成崭新的学术风貌。儒学兴起于鲁，而汉初则独盛于齐，这正是和齐国学士博采百家，使儒学得以补充、修正、更新的努力分不开的。关于齐人的资性，司马迁说“其民阔达”（《史记·齐太公世家》），班固则称之为“舒缓”（《汉书·地理志》），学术生活中的宽容精神，正是这种国民心理的体现。齐学打破地域文化的拘界和不同学术流派的囿见，体现了文化统一的趋势，因而在战国晚期以至秦世及汉初，成为学术发展的一支主流。范文澜说：“鲁学主合古（复古），齐学主合时。”齐学能够超过鲁学，正是在于积极应变而常新的特点。齐国兵学也正是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得到不断发展而达到相当成熟的境界的。齐国学术的繁荣与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条件，这就是稷下学宫的传统与影响。齐国自桓公起，就在都城临淄的稷下设置学宫，“设大夫之号”（徐斡：《中论·亡国》），于是“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新序》），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到齐威王、齐宣王齐国力鼎盛时期，稷下人材经济，所谓稷下学士达1千多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流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洽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有的学者认为，孟子也曾列于稷下先生之中[7]。实现对诸子百家的总结的思想家荀子，也曾到稷下讲学。稷下学宫所拥有的第一流学者的数量，是战国时期任何一国所无可企及的，稷下成为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而且这一学术基地存在的时间长达150年之久，这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也是极其突出的记录。稷下学者向历史奉献了极其丰富的学术成果，其中也包括兵学的成就。《荀子》有《议兵》篇。有的学者指出，《子晚子》、《司马法》、《孙膑兵法》等兵学名著，可能都是稷下学者的著作[8]。
三
现存的齐国兵书，大致可分为两个流派，一派以《吴孙子》与《齐孙子》为代表，《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列为“兵权谋”类，此以谈兵略为主；一派以《司马法》为代表，《汉志》列入“六艺略”之“礼”类，此以记录古代军法为特点。这两个流派可以说代表了先秦齐国兵学的最高成就。第一派别，包括《吴孙子兵法》、《齐孙子》、《太公》（含后世《六韬》）、《管子》中的兵家言若干篇。这些原本在刘歆的《七略》中均列入“兵书略”，而班固却将《太公》与《管子》改入“诸子略”的道家类，只留《吴孙子兵法》与《齐孙子》在“兵书略”的权谋类。其兵权谋之小序曰：“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可见这类兵书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行军用兵之法，它所强调的是“兵者，诡道也”（《孙子兵法·计》）、“兵以诈立”（《孙子兵法·军争》）等后世人叫做“谋略”的思想，以《孙子兵法》最为典型。与西方人相比，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更为注重谋略的运用，《孙子兵法》通篇贯穿着谋略思想。兵者诡道，是孙子对战争本质特征的深刻理解，也是孙子对克敌制胜谋略的高度概括。古代的早期战争，讲求阵法，必“成列而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进退整齐统一，行动循规蹈矩，做到“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才算符合所谓的“正道”。到了春秋时代，虽然也发生过宋楚泓之战宋襄公恪守旧法而兵败丧生为天下所笑（《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的事例，然这时的战争早已冲破了所谓“正道”的羁绊，成为斗力、斗勇、斗智的较量，用智用谋的传统在战争中得到长足的发展。《孙子兵法》正是对这种战争经验的高度总结。对具体的作战谋略，孙子强调战争的策略和手段的最显著特征即诡诈性。在战场上，敌对双方都会将自己的真实意图掩盖起来，所谓“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兵法·计》）。这种不拘常法，不守常规的诡诈之术，是孙子谋略思想的主要内容。它不是将帅个人的喜好，而是战争的规律使然。在战场上，只有采用种种诡诈之术，才能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从而最终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要运用种种谋略，则必须倾入最高的智慧。《孙子兵法》还通篇贯穿了一种尚智思想。这种尚智思想与谋略思想相符相成，智慧体现在战争指导者将帅身上，孙子为将帅确定了智、信、仁、勇、严“五德”（《孙子兵法·计》），智被列为首位，强调在血与火的战场上智慧是将帅最重要的品质。智慧投入于如何卓有成效地打击敌人、夺取胜利之上便是用诡，用诡是用智的表现形式。后世的历代军事家之所以推崇《孙子兵法》，也正是在于从孙子高超的用兵艺术中汲取智慧和谋略，用以指导自己的军事实践活动，从而达到战胜攻取之现实目的。所以，讲兵法，用谋略，没有哪一部兵书能够超越《孙子兵法》，直到今天，它仍然对现代战争的指挥起着借鉴与指导作用，其原因也正在于此。与《孙子兵法》相比，《太公》、《管子》之兵家言于论述用兵之术的同时，更强调治国之术，这大约正是班固列它们于道家的原因。古代的道家比较复杂，一般情况下人们对道家的印象只限于讲清静无为的处世哲学与养生之道。实际上道家也有非常实用的一面。《汉书·艺文志》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可见它是在记录、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之后而论述君人南面之术的。有学者认为，《老子》即是“由兵家的现实经验加上对历史的观察、领悟概括而为政治——哲学理论的”[9]。从唐代的王真起，宋代的苏辙、明代的王夫之、近代的章太炎，乃至于现代的毛泽东，均把道家的代表之作《老子》看作一部兵书，认为其在用智方面，与管仲、孙武无异，可见道家与兵家之密切关系。其实《孙子兵法》的内容也不仅仅限于军事，它也涉及了。银雀山竹简《孙子兵法·吴问》即是论政之作。此外在许多方面，它看似讲军事，实际早已超越了军事，明确地指出了政治对军事的统帅关系。从《孙膑兵法》的内容看，其中也多引述儒家所推崇的“五帝”、“三王”故事来说明自己的战争理论，所谓“战胜，则所以在（存）亡国而继绝世也”，与孔子“兴灭国，继绝世”用语一致。
齐国兵书的第二个流派以《司马法》为代表，列于《汉书·艺文志》杂家类的《子晚子》可能与此相同，然书已不存，无从了解，仅能从现存的《司马法》对这一流派进行了解和评价。从书名看，《司马法》与《孙子》、《吴子》等以人名命名的兵法书不同，它以古代掌管军政事宜的司马之官为书名，可见它所记录的并非一般的个人对战争规律、经验的认识和总结，而是以司马之职的官守及军中制度、法规为内容的。今本《司马法》仅五篇，大量的记录军法（或称军礼）的内容则在《司马法》逸文之中。逸文主要为清代人张澍、黄以周和钱熙祚所辑[10]。全部大约60余条，大致反映出古代军法有以下内容：(1)军队编制。即对兵员及战车进行自下而上的编制，设置官职，明确职掌。(2)军赋制度。即根据户籍制度、畿服制度征发士卒、车马等出军定赋。(3)出师。包括出师时令、事由、目的、出师之前的宜社、造庙等祭祀活动。(4)指挥联络。包括旌旗、金鼓、徽章等。(5)誓师。(6)军容与军中礼仪。(7)校阅搜狩。(8)凯旋、献捷、献俘。(9)军中禁令。(10)军威。(11)赏罚。(12)刑罚。(13)止语。
在今本《尉缭子》的后半部分，如《重刑令》、《伍制令》、《束伍令》、《勒卒令》、《兵令》等篇章中亦可看到属于军制、金鼓旆旗、徽章、赏罚和军中礼仪的内容。出土资料中以1978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所出竹简最为宝贵，它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军法、军令的实物证据[11]。而《司马法》所反映的古代军法内容最为全面。古代的所谓礼，不仅是社会生活中的规定和仪式，更多是国家政治、军事等制度和法规，礼与法并无明确的界限。按《周礼》，礼制的管理属于大宗伯，其记载将礼分作吉、凶、军、兵、嘉五类，称五礼。《司马法》在许多方面与《周礼》相表里，正好记录的是军礼的内容。班固认为《司马法》是对商周两代以礼治军之总结，他说：“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并并作”，这才发现了大量的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方面的兵书，所以他把《司马法》另列入礼类，并称之为《军礼司马法》。清人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Ο说：“是《司马法》实古军礼之遗文，故足与礼经相证。”秦蕙田的《五礼通考》，黄以周的《军礼司马法考证》、《礼书通故》也都是把《司马法》当作礼书来研究，力求恢复古代军礼之本来面目的。例如《司马法》中明确记载有以下古军礼内容：
关于出军赋的：“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谷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率七十二人，戈楯具，谓之乘马。”
关于出师时令的：“春不东征，秋不西伐，月食班食，所以省战。”
关于军中礼仪的：“兵车不式，遭丧不服。”“介者不拜，城上不趋，危事不齿。”“其有陨命，以行礼如会，所用仪也。若陨命则左结旗，司马授饮，右持苞壶，左承饮以进。”
关于军中禁令的：“阃外之事，将军裁之。”“进退唯时，无曰寡人。”
当然，也不乏有在今天看来近乎荒诞的“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不加丧，不因凶”等在早期战争中的确实行过的军礼。《司马法》中所记录的关于我国最早的军法内容，对后世影响极大，西汉初年的“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实际上就是对《司马法》的因袭和补充。沈家本辑有《汉律摭遗》，其中即有《汉军法》（见《沈寄簃先生遗书》），以其新辑内容以及今人吴忠匡的《〈汉军法〉辑补》[12]来看，《汉军法》的内容大部分与《司马法》的内容相似，基本未出《司马法》的范围，可见汉代军法是本之以《司马法》的。
由以上我们可知，齐国兵书中的两个流派的确代表了先秦兵学的最高成就，不仅对汉代的兵学发展有主导性的影响，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兵学传统与流传至今的兵书之中，齐国的兵书始终是独树一帜，长盛不衰的。
注释：
[1]杨伯俊：《孙膑和〈孙膑兵法〉杂考》，《文物》1975年第2期。
[2]前者见《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后者见《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3]朱长春：《管子榷序》：“故其书杂者，半为稷下大夫坐议泛谈，而半乃韩非、李斯辈袭商君以党管氏，遂以借名行者也。”顾颉刚在《“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中说：“我很怀疑《管子》一书竟是一部（稷下丛书）。”（《文史》第6辑）胡家聪《〈管子〉原本考》认为，“刘向改编本《管子》，可视为战国时齐稷下学宫各派著作的汇编。”（《文史》第13辑）
[4]《隋书·经籍志》中，仅见于杂家类有《尉缭子》，兵家类则无。《隋书》主编魏征在所编《群书治要》中收录《尉缭子》的《天官》、《兵谈》、《制谈》、《兵令》四篇，正与今本《尉缭子》中四篇大体相同。显然魏征所谓杂家《尉缭子》，就是流传至今的兵书《尉缭子》。
[5]除《国语·齐语》外，又见《管子·小匡》。《周礼·秋官司寇·职金》：“入其金锡于为兵器之府”，“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于司兵。”
[6]《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秦昭王曰：“訾之人二甲。”云梦睡虎地秦简也多有罚令犯罪者缴纳络组、盾、甲等军用物资的条文。
[7]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中国思想诵史》第1卷，第47页，并参看孙以楷《稷下学宫考述》，《文史》第23辑。
[8]孙以楷：《稷下学宫考述》，《文史》第23辑。
[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孙老韩合说》，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张澎：《二酉堂丛书》，黄以周：《军礼司马法考证》、钱熙祚：《指海》。
[11]《大通上孙家寨汉简释文》，《文物》1981年第2期。
[12]见《中华文史论丛书》198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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