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霸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霸权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和新古典主义思潮的兴起
经济学是一门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科学。从小孩到老人，从穷人到富人，每位社会成员都参与了经济关系的网络和体制，经济学家创造的知识强有力地塑造着和组织着全球的日常生活状况。在过去很短时间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已经主导了当代社会理论，在学院和更广泛的与政府治理相关的制度领域里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今天我们对经济学的通常理解不同，这一学科最初被看作一门与道德相关的科学，当时人的本性被认为既包括自利性，也包括社会利他性。古典经济学家的传统力求把市场规则建立在所谓的处于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本性倾向的基础上。但是，新古典主义的视角不再对不文明的自然人的文化感兴趣，而认为它与当代的社会问题毫不相关。
也许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最基本的区别是，前者在根本上是对道德哲学的一种探究，而后者则以“价值中立”的功利主义科学的形式超出道德哲学之外。新古典主义发展出了边际分析概念，在方法论上极度转向了数学形式体系，这使得它通常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形成了对比。除此之外，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性特征有：(1)重视非社会的个体行为者，将之视为分析和行动的基本单位；(2)将市场交换中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视为经济现象发生的核心；(3)认为个体行为者的决策主要以理性自利为基础，因为他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4)坚持实证主义认识论。当然，古典经济学的大部分核心观念被继承了下来，包括对市场功能的认识——“看不见的手”。
“看不见的手”这一隐喻使市场运转良好自然化——市场能够有效地分配劳动力、资源和财富。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基本假设之一就是，财富和资源的公平分配是不可能通过强加的管制性权力来实现的。但是通过取消权力，即通过“看不见的手”则是可能实现的。
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化为一种权力技术
我们把新古典经济学界定为一种社会技术和权力技术，它在字面意义上和比喻意义上都是如此。将新古典经济学说成是一种技术牵涉到物质技术的外在形象和内在含义，强调市场理性具有类似机器的决定性性质，能为一个特定的目的收集和处理社会资源。在社会技术构建领域的研究已经令人信服地证明，社会和物质技术系统是并存的，它们不断地塑造对方、为对方创造条件、使对方的存在成为可能并且约束着对方。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生产特殊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的技术系统，组织和维持着与新古典经济学话语的逻辑、规则和价值一致的社会。
我们在一种非常基本的意义上使用权力这一概念：创造、维持和保护现有秩序的能力，包括区分正确或错误知识并加以整理的能力。在我们看来，被感知到的世界秩序是权力的伴生现象。社会控制得以维持是依靠提供一套特殊的概念和话语可能性而否定其他可能性实现的。通过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新古典经济学构造了我们所能思考和所能述说的一切。这对于那些掌握权力的精英以及统治阶级来说是同样真实的。新古典经济学话语是一种权力，因为它同时描述、解释了个人在与他人以及社会生活制度的相互作用中所处的生活环境，并使其合法化。作为一种权力技术，新古典经济学的论述为形成、维持和推行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获取提供了能赋予其合法性的论述和话语资源，这种社会资源不仅是物质财富，而且是与社会身份和权力本身相关的资源。
作为一种权力技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已经逐步统治了话语领域，使现存世界的“事实”合法化和自然化，以至于其他的选择成为了不可能。凯尔西称之为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即别无选择）症。可能领域通过一种经济透镜来建构，最好的证明也许就是对成本／收益的决策分析模式的依赖。这样一种透镜能有选择地封闭和显现，从而建构起可能与不可能、合意和不合意之间的界限。这种权力技术是全球性的，已经超出了单一国家主体的影响范围，取代了主权国家，要求控制全球的“空间整体”。
接下来的问题包括：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怎样达到这样一种地位的？这种地位的本质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提供了揭示这些被自然化的（但不必然是自然的）权力关系的方法。
霸权时刻
影响文化的能力就是影响“常识”的能力，或者说是影响构成人们的经验意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能力。这些“霸权时刻”建构了普通常识并绕过了其他可选择的话语，给专权政治集团及其在意识形态上联合起来的阶级联盟提供了带来更大成功和安全的意识形态基础和封闭循环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新古典经济学的话语成为了一种诱导式论述。
引用葛兰西的话，霸权代表着社会权力、“整体社会权威”特别强大的时刻，在这种情况下，某个阶级联盟或集团通过说服和强制手段的结合，赢得了经济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控制力。这些领域的统治是相互结合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在这个意义上，把权力简化为一种经济决定论框架将是错误的。权力不仅是对于物质的控制，而且也是对文化、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紧接着，权力不仅是对生产方式的占有，对生产要素（土地、劳动、资本）的控制，对人民的剥削。而且，权力也和对资源的控制如何在霸权框架里得到理解和辩护有关。在这种情况下，霸权框架是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框架。霸权包含的远远不只是一种物质方案，因为它本质上也扎根于意识形态和文化中。
这种对话语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是通过一种正在进行的说服和强制过程获得的。在一定程度上，那些服从霸权集团的人是同意这种统治的。依据这种说法，我们引用罗莎·卢森堡的论断，即霸权必须动员大众支持它的统治，目标是把它的利益变成被统治者的利益。两厢情愿的统治确保了权力的占有更加彻底和有效，通过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的确立而把这些安排粉饰为自然的。
权力作为社会的组织和维持力量无所不在，因此它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是最显而易见的。社会化是将社会秩序所具有的那些特殊的和任意的特征转变成世俗的、理所当然的、诱导式的、自然的，因此也是毋庸置疑的事物秩序的过程。社会化过程提供给我们一套意识形态系统，把我们改造成现存社会系统中的主体。这些过程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它们形成了我们逐步理解彼此间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方式。简而言之，意识形态随着霸权集团的不断建立和重建而受到影响，它不仅告诉我们怎么样思考和行动，而且告诉我们自己是谁。
新古典市场意识形态(neoclassical market ideology)作为各种社会机构以及维持这些机构的个人的价值和运转的模式表面看起来是自然如此的，辩证地看，这种自然性可以通过20世纪末期工业社会中权力向大公司集中得到解释，因为它正是由这种权力集中所引起的。大部分公司已经形成了超国家的结构，这使它们摆脱了国家政府的有效控制，这样也就摆脱了传统的政治制度。
因此，消费者带到市场上来的价值和偏好不是外生特质，因为它包含在了新古典主义话语中。以一种非常直接的方式，被新古典市场意识形态和合理性主导的社会化进程已经教育了消费者。这就是说，他们反映了现存的权力结构并服务于它的永存。消费者通过由外力推动的偏好的作用来形成市场，而面向市场的公司和精英的利益外在地形成和创造了消费者的偏好。“看不见的手”是权力。
新古典经济学话语的解释力量在当代的表现就是为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进行辩护。这些不平等不仅是物质财富基础上的，而且也表现在有意义地参与公民话语的不平等能力上。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界定了这种话语的概念和词汇，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强有力地制约和决定了谁可能是有效的参与者，他们怎么样参与，以及什么行为与思想被认为是合理的。
工会提供了愿意服从统治的另一个更加具体的例子。工会向利益集团提出了挑战，但整体上看，它们是在由利益集团建构的比赛场上提出其挑战的。虽然工人可能不同意被彻底地统治，但为了在游戏中占有一席之地，工人必须屈从于某种程度的统治。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在2001年所做的民意测验的结果显示，大约一半受访者（其收入处于美国联邦政府规定的贫困线之下）认为人们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没有作出充分的努力来使自己摆脱贫困。他们对自己贫穷处境的认识是通过新古典主义话语产生的，就像福柯认为的那样，新古典主义话语提供了事物的“应然”秩序。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今天非常强大，但霸权集团不是控制整体社会的静态结构。霸权进程是强大和有影响的，但它们从未包围社会结构整体，不能囊括所有的社会关系。霸权统治的实现是能动的、有条件的和历史性的。
在《巨变》中，博兰尼追溯了兴起于19世纪欧洲的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他表明物物交换把个人置入一种建立在经济自利的基础上的关系中。不是社会关系是经济行为的原因，而是经济行为成为社会关系的原因。在这一历史时刻，经济战胜了社会，使社会服从于经济利益。社会与经济利益的这种新关系是向自我调节的市场经济转变的直接结果，市场经济要求以前社会秩序中的非商品化元素，即土地、劳动和金钱必须商品化。社会因此有史以来第一次暴露在市场的绝对力量之下。
就其本质来说，博兰尼的主张是，自由和自我调节的市场是而且已经成为一种由意识形态所衍生和推动的神话。证据是：在经济自由主义和通常是“无约束的”市场的引入和扩展中，我们也看到某些机构和制度的引入和扩展，它们被设计出来明显是为了防止和矫正自由市场的反常问题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悖论是，正是这些社会保护主义的干涉使得市场成为可能并维持它的正常运作。因此，社会的“巨变”本质上不是工业革命，而是社会关系的逻辑的转变，从血缘的、公社的和地缘的逻辑转变为市场的逻辑。从这一刻开始，与工业资本主义和全球市场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转变，已经为新古典主义话语的阴谋转变为合法性话语搭建起了舞台。
当前资本主义和全球市场的危机的交织处于围绕着国际发展形式和方法而展开的争论的中心，它能很好地说明新古典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是如何维持自身存在的。社会福利一度占据中心位置，但是在明确以国际发展为目标的各种计划得以实施的约50年的历史中，进行国际投资和生产的经济能力快速发展。现在，人们所理解的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所谓的“全球化计划”。随着资本流动和廉价交通的快速发展，海外生产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减少保护健康、劳动和环境所产生的成本的一个方便办法。发展中国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它们再度调整它们的目标，从完成国家的社会计划转变成确保为国际资本的种子提供肥沃的土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加的结构调整计划(SAP)力图通过重构债务国的经济来稳定这些国家的货币。结构调整计划的目的是通过实行国家经济紧缩计划（主要意味着社会计划的削减）来加速投资和稳定货币。强调债务清偿、货币稳定和外来投资驱动的经济能力，这些做法的结果是，许多国家不得不削减社会服务并将一些关键性的国家职能私营化，全部目标在于加速相关国家经济的金融自由化。
就像在其他生活领域中一样，在关于国际发展的问题上，新古典主义模式作为一种解释和辩护的框架具有重大意义。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各国削减对公民的补贴时，这种要求是由植根于意识形态的利益发起的，而此种意识形态主要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基础。得到新古典主义学说推波助澜的物质剥削经常导致普遍的动荡和苦难，所有这些剥削都以经济“稳定”为名义。1985年在实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结构调整计划后，玻利维亚经历了食物和燃气价格的急剧飙升，结果导致了全国性的罢工。在许多国家，包括牙买加、约旦、厄瓜多尔、苏丹和尼日利亚，人民走上街头抗议对教育和社会计划的强制削减，以及由结构调整计划带来的燃油和食品价格的急剧上涨。
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由自由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政策（通常被称为华盛顿共识）所支配的结构调整计划的目标与社会福利和人民福祉的目标是不一致的。在一个又一个例子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结构调整计划是在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为不民主的而且经常是有害的管理债务的方式进行辩护。
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和传播：一种历史的和制度的观点
从跨国行动团体到慈善组织，各种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已经日益采纳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话语。当前的一个例子就是世界卫生组织，以前它的目标是《渥太华健康促进宣言》提出的“为了所有人的健康”，在其前总干事哈莱姆·布伦特兰的影响下，现在转为强调发展“公共—私人伙伴关系”。这种共同的话语已经通过经济学的语言稳步地与以前本来很不相同的学术群体交织在一起，其结果是新古典经济学的话语已经逐步统治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简单地说，经济学已经突破了它自己的专业界限，强硬地渗透进了其他学科并以此来再生产新古典主义话语，并使其多样化。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经济学协会(AEA)在国会图书馆、斯密森学会和国际交流服务会的要求下，向欧洲、日本和中国的大部分重要的大学图书馆赠送它的期刊。“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学协会不仅恢复了它向欧洲和亚洲的学术图书馆赠送期刊和文献的捐献计划，而且积极介入到重点国立大学的课程发展和院系重建中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合作者被指认出来并从各院系中清除出去，他们的职位被政治记录良好的人取而代之。
不仅战争的结束为新古典主义意识形态向交战国主要机构的扩展创造了条件，而且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对美国的经济理论和实践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战争中的一个重要战略性问题就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如何决策和有效地配置资源。许多学院派经济学家被政府吸纳进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特别是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配置问题。
在“二战”后的冷战时期，博弈论（即在不确定和竞争条件下的决策研究）在学院派经济学与战略政策、计划的制定中都有明显的运用。经济分析方法在理论和认识方面所特有的中心地位以及经济学家在战争期间和战后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进一步使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地位和权力提升到了一个相对于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而言是至高无上的水平。这一点通过杜鲁门在任期内在行政分支机构中创立经济顾问委员会(CEA)而得到加强和正式化。经济顾问委员会和相关的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许多成员成为其他试图按照美国的模式改革其经济的国家的顾问。
“二战”后，在新古典经济学在政府机构和学术圈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同时，商业团体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来为西方国家中由公司主导的经济发展议程进行辩护，并将这一范式作为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防御工事。大型的公司集团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等同于现代化和自由民主。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由市场和消费者推动原则被公司和政府的宣传机器夸大，被用作意识形态武器来反对苏联和东方集团国家的“压制性和限制性的”经济制度。苏联解体和亚洲金融危机为其他国家和文化中的学术和政府机构的进一步殖民化创造了新的机遇，这些国家中的许多国家在历史上曾经是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相敌对的。
结论
一整套获得广泛认同的规范是所有主宰性的、霸权性的话语的基础。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主导性话语也不例外。未受到任何阻碍，新古典经济学的叙事为了能用增长率、资本集中度和商品化程度来衡量进步，把所有东西都转变为私有财产。我们一定程度上必须接受市场的存在及其重要效用，因为我们每天都被市场包围并参与其中。这种效用与交换直接相关，而明显地，这种交换在本质上完全是经济性质的，即特意为了市场交换而生产的私人物品和服务的买卖。
当市场和经济理性的范围没有被明确地限制在经济关系中，而是延伸和应用到那些生产出来本质上不是为了买卖的物品和服务时，新古典经济学引起的问题和负效应就出现了。其中首要的问题是将新古典经济学不恰当地应用于土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公共资源、公共物品和社会关系等领域。经由新古典经济学的霸权性话语的论述，土地和劳动力的商品化在许多人看来似乎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给不能比较的物品的定价不是自然合理的，由不受限制的市场引起的对社会的破坏也不是自然合理的。许多物品和服务应该被明确和毫不含糊地区分出来并受到保护，以免受到市场和市场理性的损害。最近揭发出来的安然公司、环球通讯公司和其他跨国公司的丑闻强有力地证明了商品化带来的破坏作用。那些承诺服务于整个国家的最大利益的机构大部分只是服务于那些企业集团、富人和有权势的人的利益，这些人将大部分捐款都“捐赠”给了竞选运动和参选的政党。
政府必须与市场区分开来并不受它的影响，这样它才可能完全地实现它对公众和市场自身所作出的道德上和职能上的承诺。政府具有一种有意思的双重（但不必然是冲突的）功能，它既要保障市场和私人财产，同时它又要保护社会，使其避开不受限制的市场导致的破坏作用。完全被市场力量控制的政府既不能实现它对公众负有的责任，也不能实现它对市场负有的职责。其结果将是合法性的丧失和制度与社会秩序的崩溃，而这些是公民社会和市场存在的基础。
虽然新古典经济学已经成功地统治了世界文化的话语，但它并不是天衣无缝的。这种以话语为基础的社会技术不能解决工业和后工业社会带来的许多环境问题，也不能给全球化世界中显现出来的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带来希望，它看起来尤其不能给人们提供一种平等、普遍的卫生保健。自然资源的耗绝、不平等的持续存在、生存所必需的资源（土壤、水和空气）的退化和长期存在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与变化，这些问题都被新古典经济学的主导性叙事所掩盖和忽略了。因为自然（包括人类）是一个独特的演化过程，它是不能被商品化和估价的。
新古典主义叙事在处理社会和生态问题时产生的负效应根源于它的目的论本质。理性行为者被说成总是在尽力为了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作出选择。实际上，这是一个以经验为基础的歪曲的和伪造的假设。人们不是作为一种脱离了肉体的理性的灵魂而活着，他处理的信息不是完整无缺的，他也不是在清晰的选择对象中作出选择。恰恰相反，我们是活生生的、具体的、有困惑的人，生活在一个无限复杂和不断变化的网络中，它由各种关系、经验、感情、行为、需要和欲望交织而成。不仅我们的选择对象对我们来说很少是清晰的，我们也很少在它们当中作出清晰和有意识的选择。每种选择和行为都不是在追求某种先在的、被清晰认知的和脱离肉体的目标，而是针对经验到的环境作出具体的反应性调整，这种反应的意识程度是多少不一的。
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社会分裂和恐怖主义所带来的制度上的反应是民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丧失。但是，库恩和博兰尼已经证明，范式方面的挑战和社会变化所具有的潜力在任何时刻任何地方都是非常明显的。新古典经济学能长盛不衰在于它能够将所有这些挑战吸收进自己有组织的霸权之中。这将一直延续到新古典主义话语不再能对环境和社会的衰落提供一种可以接受的解释时为止。到那个时候，主导性叙事将让位于一种能够提供更具竞争力的论述的新范式。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之下，权力被自由市场、自利和个体行为这些花言巧语所掩饰。我们的立场是权力必须直接面对集体社会。只有通过这种变化，它才能找到解决社会和环境威胁的平等而有力的方法。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问：“什么能起作用？”与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有效率的交易这一标准答案不同，我们提倡一种能平等适用于整个社会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新古典经济学把焦点放在商品和价格上，我们则更注重过程和联系。我们通过强调社会和环境的美好而提倡一种平等和效率之间的新平衡，而不是只关注满足个人的自我利益。
权力是形成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普遍和必需的发动机，权力正好能界定市场的本性、价值、参与规则和结果。我们认为关系应该颠倒过来，市场应该被重新理解为只是一种实现更大社会利益和价值的辅助手段。
本文的目的是揭开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的权力，使通常是隐晦的新古典经济学叙事的诡计变得清晰起来。我们希望，它是转向具有社会、自然合法性叙事的开始，能够使新古典主义话语的逻辑和效率目的让位于以社会平等和环境完整为主要原则的新的社会、自然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