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否养活自己——对世界和中国粮食生产前景的不同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粮食生产论文,前景论文,观点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在该所出版的《1994年世界状况》与《1995年世界状况》以及去冬今春其他刊物和会议上发表文章、报告，认为食物安全是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特别是中国于2030年人口达到16亿时粮食将有巨额缺口，可能造成对有限的出口供应的激烈竞争，使世界粮食市场从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逆转粮价下降的历史趋势。他不同意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银行于1990年所作的预测，两者都认为由于世界粮食生产迅速增长，近二三十年不会发生深刻的粮食危机。布朗的观点引起国际上的普遍关注，中国有关专家纷纷发表不同的意见，认为中国能够自己养活自己，无须大量进口粮食；国外也有一些专家不同意布朗对中国粮食前景的悲观论点。现将布朗的观点和我国一些专家的论述摘译、摘录出来，以便于展开更为广泛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讨论。
（一）布朗对世界粮食前景的主要观点
1.1950～1984年，世界粮食年产量从6.31亿吨增加到16.49亿吨，平均年增长3%（即每年增产3000万吨），超过世界人口增长率，使世界人均粮食产量提高约40%。但从1984年到1993年，世界粮食产量年增长率不到1%（每年增产1200万吨），世界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了11%。如果世界人口按预期的速度增长，而世界粮食的增产每年不能超过1200万吨，则世界人均粮食产量将持续下降，从1984年的最高纪录346公斤下降为2030年的248公斤，后退到1950年的水平。
2.世界粮食产量年增长率下降，是由于主要粮食作物单产上升缓慢。玉米单产以美国为最高，1940年以前的70年基本不变，平均每公顷约1.6吨；1940～1985年，呈指数上升，达到每公顷7.4吨，扩大了4倍；1985年至今，上升缓慢，近于停滞。小麦单产，在主要小麦生产国中英国居首位，1884～1940年稳定不变；1940～1984年扩大了3倍多；在其后的9年中，徘徊于每公顷7.5吨上下，没有继续迅速上升的迹象。日本稻谷单产在连续上升近一百年之后于1984年止住了，其后实际上稍有下降。
3.本世纪中叶以来，粮食单产上升的主要动力是肥料的广泛使用，尤其是增施肥料与扩大灌溉面积和推广肥料报酬率高的作物品种三者的协同作用。1950～1984年，世界肥料用量从1400万吨增加到1.26亿吨，显示了这种协同作用的巨大威力。在这期间，多施1吨肥料就能增产9吨粮食。在随后的5年中，农民继续增加肥料用量，但多施1吨肥料增产的粮食不到2吨。于是从1989年到1993年，世界肥料用量下降了16%，即使把用量剧减的前苏联国家排除在外其他地区也下降了3%。1950～1978年世界灌溉面积的增加创造了历史纪录。但其后每年的增加难得达到1%。因此，除非能开发出对更多使用肥料有良好报酬率的小麦、玉米和稻谷新品种，恢复迅速而持久增加肥料用量（也就是粮食产量）的局面，是不大可能的。
环境的恶化也导致单产上升缓慢。早期肥料用量的高速增加，掩盖了水土流失、空气污染、水涝和盐碱化等的负面作用。一旦肥料用量不再增加，它们就会显露出来。
4.众多国家同时出现粮食增产减缓的趋势，似乎令人惊奇。但是，如果考虑到世界各地农民使用的都是同样的增产技术，那就不足为奇了。
在50年代开始之时，有大量的农业技术储备等待使用。李比希于1847年发现可以用矿物肥料补充土壤中被农作物吸收走的各种养分。孟德尔在19世纪60年代建立的遗传学基本原理为作物杂交奠定了基础。基本的灌溉技术则已经存在了数千年。至于杂交玉米的品种在本世纪中叶之前早已商品化，而适合于大量施用肥料的矮秆小麦和稻谷在日本也已有一百年的历史。
这些早已存在的技术在过去40年中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推广。今后粮食的增产主要得靠尚未使用的技术。技术进步，如大幅度降低海水淡化的成本，或者设计使太阳能更有效地转化为生物能的光合作用过程，能够显著增加粮食的产出。可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英国皇家学会等最主要的科学机构，对在可预见的将来获得如此影响深远的技术突破，都不抱多少希望。
有人寄厚望于生物工程。但是，对于显著改善粮食前景，生物工程并非万应灵丹。迄今它的贡献只是集中在提高作物对病虫害的抗性。这固然可以减少对化学防治的依赖，但是只有其效果超过农药才有助于提高产量。不少世界第一流农业科学家认为：“在今后1/4世纪中，农作物和动物产品增产的主要源泉，仍然是传统技术的进步。”
提高粮食价格无疑会刺激对农业的投入。但是，只有在高价格能使增加基本投入（土地、水、肥料和高产品种）有利可图才可能出现大幅度的增产。可是，世界上根本没有多少肥沃的土地有待耕耘；大量增加灌溉面积则受到地下水位下降和缺乏建造灌溉坝的坝址的限制；而就肥料而言，即使全球农民增加一倍的用量，也只能使粮食产量略有增加。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修路建房必将侵占农田；工业和生活用水必将使农业用水受到抑制。世界三大粮食生产国美国、印度和中国都已经面临水资源不足的问题。
5.扭转粮食和人口平衡的恶化，其难度怎样估计也不会过份。但是，它是可以扭转的。突然的变化有可能出现。在历史的这一关键时刻，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动员起来，去扭转人均粮食产量继续下降的趋势？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把我们视为一味追求物质私利和无能控制家庭规模从而使文明陷入危机的一代，或许认为正是我们在90年代的首创精神才使得世界进入在环境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到底如何，只有我们自己能够作出回答。
（二）布朗对中国粮食前景的主要观点
1.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可能使对地球某些支持系统的需求超出可持续生产的界限。西欧、北美和日本在1950～1975年实现工业化并建立起现代消费经济基础的时候，他们的人口分别为3.4亿、1.9亿和1亿。可是，中国在进入相同发展阶段之时，却有12亿人口，而且经济发展的速度远高于其他的先行者。按照近期的经济发展速度，世界银行预计，到2002年大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实体。这对于地球的基本资源将带来何等后果，我们无法衡量，因为如此众多的人口如此迅速地提高消费水平，史无前例。不过，它对世界食物经济的影响却已露端倪。12亿人的收入以创纪录的速度提高并且每年增加1400万人，中国可能使世界粮食市场从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逆转粮价下降的历史趋势。
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由于农业的进步基本上做到了粮食自给。特别是随着1978年的农业改革，粮食产量从1977年的2亿吨增加到1984年3亿多吨，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并且使人均粮食产量从仅仅能够维持生存水平的200公斤左右提高到近300公斤。但是，展望未来，中国可能出现粮食的巨额短缺。
2.在需求方面，中国预计在1990到2030年之间，人口将增加4.9亿，达到16亿。同时，中国从1991到1994年，经济增长了40%，如此众多的人口在以空前的速度提高其收入。
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的食物结构从以淀粉类食物（如大米）为主转向食用更多的肉、奶和蛋。用作饲料的谷物所占的比例，从1978年的7%，上升到1990年的20%左右，其中大部分用于生产猪肉。目前，对牛肉和鸡的需求也在增加。更多的肉意味着更多的谷物——2公斤谷物换1公斤鸡肉或水产品，即2:1；猪肉是4:1；牛肉是7:1。中国的红肉（未煮前呈红色的肉类，主要指牛、猪、羊肉）消费总量，已经超过美国；1990年人均消费猪肉21公斤，也已接近美国28公斤的水平。在牛肉、鸡肉和牛奶方面，中国还远低于美国，但是也在开始上升。90年代以来，中国的鸡肉消费从很小的基数上，连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加。中国计划2000年的人均鸡蛋消费量要比1990年提高一倍达到200个。如果中国蛋鸡每年下蛋200个（美国平均为下蛋252个），13亿人将需要13亿只蛋鸡，每年耗费2400万吨粮食，相当于加拿大的粮食出口量。生活好了，人们还要喝啤酒，每个成年人多喝一瓶啤酒，就得多消耗37万吨谷物。如果继续最近的发展模式，今后16年，中国的粮食消费量将增加40%。
3.耕地转为非农业用途。日本、韩国和台湾的经历，可供作预测的参考。这三个国家和地区，在大规模进行工业化之前都是人口相当密集，过去几十年中由于转作他用而减少的粮田，日本为52%，韩国为42%，台湾为35%。随着耕地的减少，他们开始忽视粮食的土地生产率，从而产量下降。同时，富裕起来的人却使粮食的总需求量不断上升。结果1993年进口的粮食，日本达77%，韩国达64%，台湾达67%。目前，中国在高速地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面临着同样的变化。建设工业化所必需的大量工厂、仓库和支线道路，要占用耕地。交通现代化也要占用耕地，以便用公路和铁路取代土路与小道。中国希望小汽车和卡车的年销售量从1992年的130万辆增加到本世纪末的300万辆，为此需要占用耕地以建造道路和停车场。
4.水资源从灌溉转为非农业用途。这对于一半耕地依赖灌溉的国家，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北部，目前已经大范围缺水，现有的需求靠日益减少的地下水来满足。正如中国水利部长纽茂生于1993年底所指出：“农村有8000多万人缺水。城市的缺水情况则更为严重，有300个城市缺水，其中100个严重缺水。”满足未来的城市和工业用水，就得挪用灌溉用水。
5.在耕地大量减少的情况下，中国的粮食自给目前完全靠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中国的稻谷单产已经接近日本并开始持平发展，即使在本世纪交替之际能用上国际水稻研究所开发的新品种，产量也只能提高20～25%。中国的小麦单产也上升缓慢。在80年代初期，中国的小麦单产超过美国，稳定于每公顷3吨左右的水平。大幅度的提高是伴随着1978年的经济改革，从1975～1977到1984年，产量增加了83%。但是，其后的9年中，产量只增加了16%。
6.有待判断的是：耕地将减少多少，减少得多快。迅速的工业化已在付出代价，粮田已经从1990年的13.62亿亩降到1994年的13.11亿亩（估计数）。这样的每年减少1275万亩，即接近1%（与日本、韩国、台湾高速工业化时期非常类似），看来将在整个高速工业化时期持续出现。
7.综合以上各个因素可以看出，中国的粮食产量可能在1990到2030年期间至少下降1/5（一年下降0.5%）。与此相对照的是，日本从1960年高峰期以后下降33%（一年下降约1%），韩国从1977年高峰期以后下降31%（一年下降1.9%），台湾从1977年高峰期以后下降19%（一年下降1.2%）。对比这些数据，估计到2030年中国将减少1/5的粮食产量，可能还是偏低了。
这样，中国粮食的缺口将数倍于日本——目前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每年进口2800万吨。在1990年，中国粮食产量3.29亿吨，消费3.35亿吨，净进口600万吨。仅仅考虑到预期的人口增加，中国在2030年的粮食需求将增加到4.79亿吨。换句话说，即使中国的经济繁荣没有扩大对肉、蛋和啤酒的需求，粮食的产量下降20%到2.63亿吨，也将出现2.16亿吨的缺口，超过1993年全世界2亿吨的出口量。但是，这仍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众多新富裕起来的人不会放弃食用更多的畜禽产品。如果人均粮食消费量上升到400公斤（目前的台湾水平，相当于美国水平的一半），总消费量将达到6.41亿吨，从而使进口的净量达到3.78亿吨。（这一段中，关于1990年的数字，疑有误。此外，布朗的预测数字在几篇文章中有少许差别，有一种是：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3亿，粮食总需求量为7.65亿吨，而粮食产量将比目前下降20%，自给率仅有41%，将出现缺口3.84亿吨。）
8.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外汇进口它所需要的粮食呢？中国单是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在1993年就有230亿美元，用以购买美国的全部出口粮食还绰绰有余。假定中国的出口继续增长，而中国的领导人也愿意把一部分出口盈余用于进口粮食，那么按现行价格进口2亿吨甚至3亿吨粮食都可以做到。当然，这会减少生产资料的进口，从而可能减少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所必需的技术输入。
9.更难的问题是：谁能供应如此巨额的粮食？答案：谁也不能。1980年以来，平均每年的世界粮食出口量约为2亿吨，其中近一半来自美国。但是，美国预期在今后40年中将增加9500万人口，同样面临着粮食需求增长和转为他用而减少耕地与灌溉用水的局面。因此，美国可供出口的余粮，即使有所增加，也不会太多。与此同时，世界其他地区也预计有巨额的缺口，突出的是非洲，到2030年可能每年需要进口2.5亿吨粮食，为目前进口量的10倍。印度次大陆的缺额很可能扩大几倍。许多人口迅速增长的国家，如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墨西哥，在今后会感到巨额的粮食短缺。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预期巨额缺口将造成对有限的出口供应的激烈竞争，驱使世界粮价远高于人们习惯的水平。
10.尖锐的食物短缺和伴随而来的政治不稳定，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奇迹中途夭折。至少，这种对中国食物短缺的预测，将迫使其他国家的政府过细地 重新评估他们国家的人口承载能力以及与人口和消费政策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
一旦中国在不断扩展的基础转向世界市场，中国的食物短缺将成为世界上每一个人的短缺。中国的耕地和水的短缺将成为世界的短缺。中国如果失去对人口的控制将立即影响全球。
可能不是在贫穷不堪的索马里或海地，而是在中国迅速发展的经济中，我们将看到人类对食物需求的扩大与一些最基本的地球自然系统的极限之间难免的碰撞。来自这种碰撞的冲击波，将振撼世界经济，其后果我们只能开始有所预见。
11.在布朗主编的《1995年世界状况》第七章《正视中国的有限资源》（作者之一是该所的副所长）中，最终写道：“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将不可能沿着迄今所走的任何发展道路长久走下去。众多的人口，匮乏的资源，以及21世纪技术和政治哲学的冲突，都将迫使中国走一条新的道路。”“虽然这是个很大的难题，但中国已经做好了应付这一难题的充分准备。中国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处于世界科学和工业发展的领先位置，目前也制定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个发明了造纸和火药的国家如今有可能在建立持续发展的经济方面再次领先于西方。如果成功，中国有可能成为世界其他国家羡慕和仿效的榜样；如果失败，整个世界都将为之付出代价。”
（三）中国粮食生产面临的制约因素
在我国报刊和近几年出版的专著中，这方面的论述甚多。下面是一些摘录。由于出处不同，有些数据不尽一致。
1.粮食生产又出现新的徘徊。我国粮食的总产量，1984年为4.073亿吨，1990年为4.462亿吨，1993年创历史最高纪录4.564亿吨，1994年为4.445亿吨，比1993年减少了2.5%（其中谷物3.9397亿吨，比上年减少2.8%）。有的说：我国粮食总产近十年基本处于停滞和缓慢增长状态，平均增长1.18%，已低于人口年均递增率。有的说：1984年以来，我国粮食总产年均增长速度为1.34%，低于1.51%的年均人口增长率，其中1990年以来，粮食年均增长率只有0.4%。（据统计数据，1994年粮食总产比1984年增加3720万吨，十年中年均增长不到1%；1994年比1990年减少170万吨，则是负增长。——摘者注）1994年12个沿海地区中有9个地区粮食减产，共减少695万吨，约占全国粮食减产总量的60%。稻谷产量，与产量最高的1990年相比，近4年连续减产量累计达3000万吨，而且稻谷的总产量已经连续两年不仅低于1990年，而且低于1984年。在历史上，直到70年代末，中国的粮食结构都是“南粮北调”，现在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北粮南运”的格局。对于粮食总产十年徘徊的原因，许多分析认为是由于政策调整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2.耕地面积正在逐年减少。人均耕地已从1949年的2.71亩降到1993年的1.22亩，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我国现有耕地14.355亿亩，主要分布在东部，全国耕地中高产的一二等地占22%左右（其中高产、稳产田不足1.4亿亩），中产的三四等地占41%，其余为低产田。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口将突破13.5亿，届时人均耕地只有1亩，接近联合国所规定的人均耕地危险点——“0.795亩／人”（实际上，目前已有1/3的省人均耕地不到1亩，有的省则已经下降到0.7亩）。我国耕地于1957年最多达到16.77亿亩，其后逐年减少，1957～1990年平均每年减少耕地1950万亩，平均每年净减少耕地735万亩。到1990年全国累计减少耕地约6.4095亿亩，相当于1957年耕地面积的38%；扣除历年开荒新增面积3.9795亿亩，则耕地净减少量为2.43亿亩，相当于1957年耕地面积的14%。进入90年代，由于开发区和房地产热占用大量农田，一些地方又乱占耕地栽果树、挖鱼塘，耕地非农化趋势又有所加剧。1994年减少耕地1071.7万亩（其中建设占用206.8万亩，农村结构调整占用679.8万亩，毁田取沙、烧砖瓦占用近200万亩），与近5年内减少耕地最多的1992年不相上下。粮田的减少则更为严重，1991年减少粮田近1700万亩，1992年减少2400万亩，1993年减少3000万亩。粮食的播种面积1992年为16.5亿亩*
比1978年减少1.5亿亩，为1952～1978年平均年递减数的5.7倍。1990～1993年全国净减少耕地共1500万亩，1994年净减少耕地600万亩。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今后6年全国将有5400万亩耕地被占用，年均900万亩。
3.水资源短缺十分突出。人均径流量从1949年的4800立方米，降到1993年的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值的1/4，居世界第88位，已被列入世界12个贫水国家的名单之中。80年代以来农业灌溉面积一直徘徊不前，每年缺水达300亿立方米，年均受旱面积达3.6亿亩、损失粮食产量2500万吨。我国81%的水资源集中在仅占全国耕地36%的南方地区，而占总耕地面积64%的北方地区只占有19%的水资源。工业用水紧张，城市供水矛盾日益尖锐。在全国617个城市中，有300多个缺水（日缺水量达1600万立方米），其中100多个严重缺水。32个百万以上人口特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缺水的困扰。我国有1/4的农田灌溉和1/3的城市用水来自地下水。地下水长期超采，水位下降，造成隐患。由于水利设施不足，调控能力差，加之湖泊面积日趋缩小，水资源危机是继耕地危机之后自然资源的第二危机。
4.化肥的增产作用正在变小，其用量正在趋近报酬递减点。以速效养分计算，1977年使用化肥700万吨，产粮2亿吨左右；到了1993年，使用化肥2900万吨，增长了3倍多，而粮食产量达到4.5亿吨，只增长1.25倍。化肥的投入产出比，也由原来增施1公斤化肥增产8～10公斤粮食下降到80年代的4公斤，再降到90年代的3公斤左右。化肥，已经不像人们包括农民想的那样灵验了。
5.水旱灾害十分频繁。1994年全国农作物累计受灾面积达到8.67亿亩，成灾4.46亿亩，绝收1亿亩，超过建国以来最严重的1991年的3倍多。其中洪水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达1500多亿元，受灾面积26亿多亩。1995年截至4月26日全国受旱严重，受旱面积2.12亿亩，其中作物受旱面积5000多万亩；白地缺墒达1.35亿亩，水田缺水2700多万亩，因受旱有近1000万人、500多万头大牲畜吃水困难。
6.水土流失严重。据最新遥感普查资料，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高达367万平方公里，比40年前增加了225万平方公里。全国每年流失的表土达50亿吨，相当于把全国耕地从表层刮去1厘米厚的肥沃土壤，为此损失的氮、磷、钾养分约4000多万吨，相当于100个年产40万吨的化肥厂的产量。预计到2000年，我国表土流失量将比目前增加20～25%，土地生产力将大大下降。草原退化、沙化和盐碱化呈发展趋势，严重退化面积达13.5亿多亩，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3以上，平均产草量下降了30～50%。
7.环境污染相当普遍。全国有监测的1200条河流中，已经有850条受到污染。全国已有1/4的河流不符合农灌标准。全国有1.5亿亩耕地深受工业“三废”的危害，农田中铬、砷、铅、锌等重金属离子含量大大超标。全国20个省市出现酸雨，污染农田达450万亩。全国农药污染耕地1.9～2.4亿亩。我国铁路一年使用近4亿只塑料泡沫餐盒，其中有2亿多只被扔在铁路沿线，形成“白色污染带”。近年来残留在全国农田的废盒、碗和薄膜已达几十万吨。据专家测算，每亩耕地残留这些塑料制品3.9公斤，可减产玉米11～23%，小麦9～16%，大豆5.5～9%，蔬菜14.5～59.2%。从长远看，专家预测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将有重大影响：由于海平面上升，到2050年沿海海拔4米以下的平原地区将受到海水淹没的危害并导致6700万人搬迁；由于蒸发量增加，可用水减少，将导致作物减产；由于降水量增加和土壤湿度降低，土壤侵蚀的威胁将加剧。
8.农业生产资料（包括种子、化肥、农药等）涨价范围之广、涨幅之高令人吃惊。当前国产的尿素每吨卖到1800～2100元，比1994年同期上涨二成以上。尿素综合价每吨由1988年的715元上升到1994年的1380元，7年几乎翻了一番。1994年与1993年比，农资价格上涨20%，农民去年化肥要多支出120亿元，柴油要多支出100亿元。只此两项，就与去年农民从合同定购的粮棉提价得到的240亿相差无几了。“限价限不住，补贴补不起。”政府规定进口化肥最高售价1600元，可是实际得卖到2200元，如果每吨补贴600元，进口2000万吨就得补贴120亿元。国产化肥限价每吨1400元，以石油为原料的石化系统可以承受，但以煤为原料的化工部系统绝对承受不了。主要农资的价格今后是个上涨的趋势，要控制住有很大难度。粮食价格从1990年到1993年连续4年没涨，去年大涨了32%。但从总水平来看，去年整个粮食价格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正好持平。市场粮食的价格从1989年到去年增加42%，同期农资也是上涨了42%。从这一点看，不能说粮食价格上涨过多，而是一个正常现象。现实的问题是，农产品提价终归有限，现在已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市场价格，调整余地不大了。
9.农民收入增长不快。1990年农民收入的增长为1.8%，1991年是2%，1993年是3.2%（城里增长10.2%），1994年是5%（城里增长7.6%）。城乡、工农、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这对调动农业大省农民种粮积极性非常不利。农民收入增长不快，要想让粮食增长很快，是不可能的。
10.种粮比较利益低，农民不愿增加农业投入。近年来沿海地区甚至已经出现粮田撂荒现象。广东省1993年撂荒耕地50万亩；浙江省1992年冬季撂荒200多万亩，1993年冬季撂荒比上年又有所增加。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逐年下降，1991年占总投资的4%，1992年占3.7%，1993年占2.8%，1994年占2.6%。要增加农业投入，首先要解决发展战略、增长方式、国民经济盘子的全局安排问题。否则，天天讲农业要摆在首位，也始终摆不到首位。“产粮大省，财政穷省”，致使粮食生产区的政府行为不利于粮食增产。农民种田积极性不高，加之农业投入减少，致使我国农业生产非常脆弱。“口号、口头、口粮”的农业状况亟待大力扭转。
（四）中国专家对粮食前景的观点
布朗于1995年2月8日在奥斯陆可持续生产与消费部长级圆桌会议上，发表题为《谁能养活中国》的报告，断言到21世纪中叶没有人能养活中国。我国环境保护局局长解振华当即针锋相对地提出“中国人能够养活自己”。随后我国许多专家发表谈话、文章，针对布朗的“未来中国粮食观”，提出不同程度的乐观看法。
1.中国农科院宏观农业研究室主任梅方权教授在他主持的《21世纪前期中国粮食发展报告》中，作出如下分析；
人口持续增长，2010年达14.3亿，2020年达15.4亿，2030年达到高峰期为16.3亿。（《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预测：中国2000年人口为12.94亿，但实现零增长时的峰值将达到18.90亿。这将超过中国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人口”近3亿。——摘者注）
耕地继续减少，每年减少200万亩，2030年减到13.5亿亩，人均耕地从1994年的1.19亩下降到0.83亩。如按实际普查面积，2030年耕地将减到18.83亿亩，人均1.16亩。（国家统计局等部门预测，下世纪40年代前后全国耕地可稳定在17亿亩左右。——摘者注）
国民经济持续增长，2030年人均收入10800元，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达5040元，其中食物支出约1915元，人均粮食消费量将基本稳定在450公斤。这样，粮食需求总量2020年为6.93亿吨，2030年为7.34亿吨，其中饲料粮占43%和50%。
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仍可维持在16亿亩，运用现有常规先进技术，粮食总产量可先后达到6.6亿吨和7.734亿吨以上。中国耕地承载能力分析表明，到2030年我国可以生产8.3亿吨以上的粮食。
2.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科研优先序》课题组组长林毅夫教授指出，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末20年左右的时间内，我国的稻谷、小麦和玉米的单产都实现了翻番，并且单产水平已高居世界前列。该课题组从1991年开始，用了3年多时间对全国的383个地市进行了全面普查，有这些地方的农业局、400余所省级以上农业科研机构、2000多位有丰富经验的专家参加了调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稻谷、小麦和玉米等单产潜力相当于现有实际单产水平的2～3倍，如果把这些单产潜力挖掘出来，将可满足我国今后50年粮食需求增长的需要。
林毅夫还指出，如果今后每年保证育种科研的资金，对根据他们实证研究归纳出来的限制这三大粮食作物单产潜力发挥的五大类42项技术性因素进行攻关，20年后由于品种改良可能使三种作物单产水平提高70～170%，足以使我国粮食总产在目前水平上实现翻番。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刘志仁研究员认为，布朗的观点立足点还是比较高的，对2030年需求的预测也比较客观，对粮食生产现状的分析也比较符合现实，为我们敲起了警钟。但是，由于对中国国情、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中国人消费习惯的了解不很够，布朗的预测也存在严重缺陷。主要缺陷是对我国粮食生产能力估计不足。首先他对粮食这个概念的界定就与我国不同，他利用的1990年产量基数有误，也没有包括大豆和薯类。因此少算了几千万吨的生产能力。再就是对中国饮食习惯的特殊性缺乏认识，国际上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与食物需求的关系曲线对中国并不很适用。而他最大的缺陷是对我国粮食供给潜力估计不足，只强调了随着我国工业化将出现日本以及“四小龙”那样的耕地锐减和粮食自给能力的下降，而没有看到与上述国家和地区存在相似性的只是我国沿海发达地区，日、韩出现的一些情况在未来可能发生在我国部分沿海地区而不是全国，何况我们对沿海地区粮食生产滑坡问题已引起高度重视并正在采取有效对策。
布朗的观点对我们有所启发。他为我们提出了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认识粮食这一问题，现在我们的好多认识还停留在传统观念上，需要转变。他还为我们指出中国粮食问题正处在十字路口，如果全方位重视农业，重视粮食，粮食就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如果搞不好，虽然不会像布朗预言的那么可怕，但谁也不能保证中国粮食不出问题。
对于中国的粮食前景，首先一点是我们的自给能力不会低于80%，因为农民的口粮完全可以自给。我带领的课题组研究初步结果表明，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中国粮食将求大于供，但经努力可以达到基本平衡，少量进口仍然会有，但只是作为品种调剂，不会对世界粮食市场形成巨大冲击。对粮食问题，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但也不必盲目悲观。
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发展研究部部长陈锡文认为，布朗的观点在国际上引起轰动。所以，中国的农业问题能否搞好，不仅对中国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世界的影响非常之大。我国当前农业生产还存在许多非常尖锐、突出的问题；有些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控制不住，本世纪粮食不能上台阶，不能保证粮食的需求带，这个问题就太大了。（他关于粮食产量徘徊、农业收入增长缓慢、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等观点，已摘录在第三部分。——摘者注）
5.王宏广、王晓方、王志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生产尚有0.3～1倍的潜力，人口达到16亿左右时，仍能达到粮食自给。
按1978～1994年中国耕地年均减少430万亩的速度，到2030年耕地将再减少1.55亿亩，人均耕地降至0.8亩。要保持人均400公斤粮食，单产要增加80%以上，这一速度高于前45年平均速度，但低于1979～1994年平均速度，是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目标。但要充分看到单产增加的艰巨性，据史料记载，宋代单产为61公斤，1949年为68.5公斤，近1000年的时间内，我国粮食单产增长很少。
中国农业资源与技术的潜力很大。首先，我国尚有37亿亩可利用草原、南方7亿亩草山草坡、2亿亩宜农荒地、0.5亿亩沿海滩涂及0.3亿亩内陆水面有待进一步开发。充分开发国土资源，据保守估计，可生产6600万吨粮食及饲料粮。我国拥有7亿亩中低产田，实际可利用耕地高于统计数字，改造中低产田，充分利用现有耕地，可增产1.155亿吨以上。我国复种指数理论值可达198%，还有43%潜力可挖。复种指数提高15%，可增加播种面积2.1亿亩，可生产5780～8250万吨的粮食，完全可以弥补耕地减少造成5200～8250万吨粮食的损失。总之，我国资源拥有生产6.95亿吨粮食的潜力，16亿人口人均435公斤。其次，目前我国近半数农区仍靠传统技术维系，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在30%左右，化肥表观利用率只有30～40%，灌溉水利用率仅40%左右。我们选用671个县为样本，对九大因素的作物生产力的计算结果表明，光、温、水、土等资源蕴藏着1.8倍的潜力，近期可挖潜22～34%，远期潜力可达0.8～1倍。我国已有全年亩产2吨、一季玉米亩产1098公斤的小面积高产典型，湖南省900多万亩农田亩产达“吨粮”。这些都表明，单产提高0.8～1倍是技术上可以达到的。为此，要提高复种指数10%，改造5～7亿亩中低产田，建设2～3亿亩吨粮田，发展超高产田（亩产1.5吨左右），以超高产田为龙头，带动粮食单产的全面提高。
6.我国农业宏观研究专家们认为，中国的农业专家最了解中国农业情况和中国国情。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卢良恕、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朱德蔚、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缪建平、中国农学会农业现代化分会副主任蒋建平、中国农业高新技术研究会主任沈桂芳、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刘志澄、中国农科院宏观研究室主任梅方权、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刘巽洁、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所原所长牛若峰、国际贸易研究所研究员徐圣权、北京农业大学博士后高旺盛等专家对布朗的预测进行了分析。专家们认为，只要采取正确措施，2030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至少可达7亿吨，自给率达95%以上，仅需进口粮食1000～3000万吨。这一数目仅占目前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3～10%。
专家们认为，布朗对粮食递增率的依据是《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字，而那是1973年的情况。缪建平说，1978年至1993年，我国粮食产量从3.047亿吨增长到4.56亿吨，平均每年增产达1010万吨，这15年的增长是前26年的1.86倍。蒋建平说，近15年我国单产平均每年提高7.13公斤，国内外实践表明，在目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下，平均每年增长7至9公斤是完全可能的，到2030年即使按最坏设想耕地减少1/3，也能基本满足16亿人粮食的需求。梅方权说，我国目前单产平均仅275公斤，如果通过先进技术推广、集约化生产等，单产达到发达国家现在的500公斤是可能的，仅此一项届时总产就可达到7亿吨。
专家们还一致认为，虽然布朗总的预测是不正确的，但他所说的制约中国及世界粮食发展的工业化造成耕地减少及水资源不足、环境因素影响等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对中国粮食问题一定要有紧迫感、危机感，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朱德蔚、沈桂芳说，人口增加、人民消费水平提高、水资源缺乏及耕地减少是三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也是对中国粮食生产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刘巽洁、高旺盛说我国农业基础地位低、科技教育滞后、农技推广手段差，不下大力气难以改变现状。专家们认为，只要真正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首位，中国是完全能够继续保持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占世界22%人口这一奇迹的。
7.黄淮海平原中低产田改造项目主持人石元春教授说，我国有2/3中低产田，近五年来已改造1亿多亩，这是一条潜力巨大的增产途径。吨粮田创始人之一的王树安教授从他的研究课题中得出结论，只要在全国1/3高产田普遍采用吨粮技术，本世纪末再增5000万吨粮食也有可能实现。
农田灌溉专家分析了我国节水灌溉对增产粮食的作用。占播种面积18%的4亿亩受旱田，灌溉水的利用率之所以不高，主要是浪费。采用低压输水灌溉和渠道防渗技术、喷灌技术，都可提高水的利用率30%以上，增产粮食10～30%。农水专家贾大林说，我国每年灌溉用水4500亿立方米，假如每立方米水能提高粮食产量0.1公斤，一年就可增产4500万吨粮食。
科学施肥的潜力也不可低估。通过配方施肥和合理施肥技术一般可提高肥效10%，相当每年多投入2000多万吨化肥，按目前化肥肥效每公斤纯养分增产10公斤粮食计算，每增加一吨化肥投入，相当于扩大20～40亩耕地。
植保专家李光博研究员指出，我国每年粮食因病、虫、草、鼠害损失达10～15%。充分利用现有综合防治技术，增产将十分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