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同盟体系及其功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同盟论文,功效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同盟体系备受质疑，“同盟过时论”、“同盟无用论”等不绝于耳。2011年3月以来，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进展缓慢，“同盟无用论”再添新例。美国的同盟体系自建立以来到底发挥了什么功效？时至今日，美国同盟体系的作用是否下降？面临哪些问题？发生了哪些变化？本文拟从美国同盟体系的正反两方面作用及转型入手，对其功效做一系统评估。
一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流派对同盟的关注最多。对于同盟的作用与功效，现实主义内部存在不同认识。古典现实主义认为结盟是扩大国家权力的手段，旨在将其他国家权力添加到自己权力上，或阻止其他国家权力添加到对手权力上。新现实主义则认为结盟是对威胁的反应之一，目的是维护国家安全。① 双方在国家目标是权力还是安全上存在分歧，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权力与安全是理解结盟行为的关键。奥斯古德将同盟的功能分为增加对外权力、维护国家内部安全、约束盟国及维持国际秩序四方面。维护内部安全对弱国国内稳定来说更重要，其他几项都是同盟中比较常见的功能。② 这些观点为理解美国同盟体系的功效提供了有益视角。
二战后，美国建立了遍布全球的同盟体系，纠集盟国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抗衡。苏联解体、华约解散后，美国的同盟体系也受到强烈冲击。随着国际关系的对抗性下降，盟国对美安全需求下降，美海外军力部署大幅减少。1989－1995年，美国海外驻军从51万人下降到23.8万人。③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为打大规模战争做准备的军事同盟在应对全球性挑战上缺乏用武之地。由于适用对象和应用范围都已发生很大变化，同盟活动的空间大受压缩，作用下降。美国同盟体系面临重新定位，同盟关系处于“漂流”状态。然而，“9·11事件”后，反恐又为美国加强同盟合作注入了新动力。
美国同盟体系之所以基本原封不动地过渡到21世纪，根本原因在于同盟作为美国重要的权力资源，对维护其全球霸权仍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同盟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美认为其国家安全远超出本土安全范畴，提出“如果一个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统治了欧亚大陆，那么美国最基本的国家安全利益将处于危险中”④。冷战时期，美国通过与西欧和亚洲国家结盟，进行前沿军事部署，遏制苏联扩张势头。冷战后，防止任何一个敌对国家或国家集团统治欧亚大陆依然是美国的基本目标。美国仍依靠同盟进行前沿部署，维持其庞大的全球军事存在。2009年，美国海外军事基地仍遍及六大洲、四大洋，辐射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在美716处海外基地中，德国有235处，日本123处，韩国87处。⑤ 三国基地数量加在一起超过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总数的一半，这一分布格局与冷战时期相比并无改变。但美国军力部署的数量和功能在发生变化。面对恐怖主义等威胁上升，美国海外驻军极大减少，更加强调灵活性和机动性。1989年驻欧美军和驻亚太美军数量分别为34.1万和13.5万人，2008年分别下降到8.4万和7万多人。⑥ 美国从韩国撤走全部战术核武器，大量削减部署在欧洲的核武，这与美国核武总数急剧减少趋势一致。1989年，美国核弹数量共有22217枚，2009年下降到5113枚。⑦
冷战后，美国多次打着维护地区和全球安全的旗号发动战争，而每次战争都离不开盟国支持。在海湾战争中，盟国在多国部队中出钱出力最多。在波黑和科索沃，盟国的维和兵力分别占多国稳定部队人数的80％和85％。⑧“9·11事件”后，盟国积极配合美国反恐。北约首次援引第五条关于集体防御的条款，出动战机加入美国本土的空中巡逻。阿富汗战争中，盟国仍是国际联合中出力最多的，北约盟国派遣了地面部队、特种部队或海军，日本派海上自卫队到印度洋提供后勤与情报支持，韩国派遣运输机和两栖登陆舰等。2003年至今，北约盟国一直指挥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美国虽然可以甩开盟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在收拾战后残局上，仍离不开盟国。盟国在军事行动中只起辅助作用，但在战后维和与重建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尤其是北约作为一个整体、在防区之外对美国的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同时，盟国在美国争取合法性与国际支持方面的作用上升。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未获联合国授权，但北约盟国的支持减少了其非法性。
其次，同盟是维持美国全球霸权的重要支撑。没有同盟，美国将是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影响力难以深入全球各个角落。美国在欧、亚立足，导致两地区的安全被区域外国家所主导，也使美国从偏居一隅的地区大国一跃而为全球大国。布热津斯基称，“跨大西洋联盟在欧亚大陆直接确立了美国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若没有跨大西洋的紧密关系，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也就不复存在”。⑨ 同样，美国在亚太的双边同盟体系使其成为亚太“常驻大国”，并主导着该地区安全。
冷战结束至今，无一国脱离美国同盟体系。相反，美国先将统一后的德国纳入北约，防止其与俄罗斯结盟；接着主导北约东扩，先后将12个中东欧前共产党国家纳入麾下。北约28个成员国“来自全球两个生产率最高、技术最先进、社会最现代化、经济上最繁荣和政治上最民主的地区。其成员国9亿人民仅占世界人口的13％，但却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5％”⑩。北约发起的“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包括俄罗斯在内有22个成员国。北约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联系国”机制，与北非中东7国建立“北约地中海对话”，与海湾合作组织国家发起“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其影响力延伸至高加索、中亚、亚太、北非等地区。由于美国是北约的“领导”，北约影响扩大意味着美国影响力随之扩大。迄今为止，美国同盟体系成员国有60多个，其GDP总和占全球的近80％，军事开支总和占全球的80％多。(11)
再次，同盟服务于美国建立并主导的国际体系。美国及其西方盟国是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积极参加者和主要出资国，它们且经常制定对其有利的规则，共同维护西方利益。美国及盟国发起“西方七国首脑会议”，讨论议题从最初的经济扩大到政治安全领域，达成的共识常常为多边经贸组织决策起定调作用。它们在国际机构中协调发展援助政策，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它们还通过“核供应国集团”（NSG）、“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等军控机制加强出口管制，防止核与导弹技术扩散危及西方安全利益。
近年来，美国通过在世行和IMF适当减少盟国份额、增加新兴经济体投票权的策略，维护其支配地位。2010年4月，发展中国家在世行投票权增加了3％，从44％增加到47％。但美国15.85％的投票权未变，这意味着美国对重大事项仍有一票否决权。虽然日、德、英、法等国投票权有所减少，西方发达国家总投票权仍占半数以上。IMF中西方优势更明显。2010年美国拥有16.74％的投票权，与北约及亚太盟国投票权相加，共占IMF总投票权的57％以上。(12) 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影响迅速上升，但细看其成员，美国及其盟国占绝大多数。澳大利亚、韩国、土耳其等盟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扩大国际合作，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分担责任，实际上维护了美国的全球领导权。美国及其盟国继续是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主要出资国。2010年向联合国缴纳会费最多的前10个国家中，除中、俄外，其余为美国及其盟国。
最后，同盟是美国控制盟国的工具。冷战时期美国将西德纳入北约、与日本结盟，塑造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方向，排除其与苏联结盟的可能性，间接增强了自身权力。美国驻军发挥着“瓶盖”作用，防止盟国强大后挑战美国霸权。美国在盟国驻军、提供核保护，也约束着盟国安全政策选择，阻止其发展核武。此外，同盟是互惠的安全安排，但也给美国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长期以来，美国与盟国互为主要贸易伙伴和对外直接投资国。美国与盟国间民间交流活跃，反过来也促进了同盟关系的全方位发展。
二
任何同盟都有利有弊，同盟也有制约盟国的“副作用”。同盟的制约作用与增力作用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同盟本身固有的问题。就同盟对美国的制约作用来说，它还与美国同盟体系的特性密不可分。美国同盟体系具有典型的“不对称”、“不对等”特性，美国实力在同盟中占压倒优势，由此造成一系列问题。归结起来，同盟对美国的“副作用”主要有三：一是军事上拉后腿，甚至帮倒忙。盟国难以改变“搭便车”倾向，对美国军事帮助有限；二是政策上“软制衡”，约束美国的行动自由。盟国不断在特定政策上挑战美国，试图改变不平等局面；三是政治安全上受“牵连”、背包袱。第一个副作用涉及同盟内部的负担分担问题，第二个副作用涉及同盟的领导权与凝聚力问题，第三个副作用则源于“抛弃”（Abandonment）与“牵连”的“同盟困境”，即担心被抛弃的国家不去约束冒进的盟国，结果受“牵连”，被拖进冲突或战争；不愿受“牵连”的国家则可能被盟国抛弃。
二战结束初期，美国GDP一度占全球的一半，在承担同盟负担上大包大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遭遇收支平衡困难，开始不断指责盟国“免费搭车”。越南战争升级后，美一再要求盟国加大军事投入，分担共同防务责任，包括分担驻军费用和增加军费开支、提升行动能力。卡特政府时期，日本开始承担部分驻日美军费用，此后逐年增加。1990年代初，日本每年向美方支付60亿美元，相当于驻日美军费用的70％。(13) 韩国从冷战结束后分担驻韩美军费用。2002年，北约盟国支付美驻军费用的28％，韩国支付美驻军费用的50％，日本支付美驻军费用的75％。(14)
盟国军事投入少、行动能力弱的状况始自冷战时期，冷战后愈演愈烈。尼克松政府至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力压盟国增加军事投入、承担更多责任。欧洲盟国承诺从1980年开始的5年内，防务开支每年增加3％。实际上，盟国防务开支总额始终在其GDP的2％左右徘徊。(15)“9·11”之后，美军费占GDP比例增加，北约盟国却逐年下降。2001年，美军费占GDP的3.31％，其余北约盟国军费总和占GDP总和的1.94％。2008年，美军费占GDP的4.88％，其余北约盟国军费总和占GDP总和的1.65％，日、韩军费占GDP的比例分别为0.93％和2.6％。(16) 美一直将军费占GDP比例作为衡量盟国军事投入的最主要指标，但盟国在此方面始终差强人意，令美国无可奈何。2011年，北约中只有美国、英国、法国、希腊和阿尔巴尼亚5国达到了军费占GDP2％的指标。冷战时期，美国承担的军事开支占北约总开支的50％左右。冷战后美国承担的比例上升到75％。“9·11事件”后，尽管北约盟国参加阿富汗战争，其军事开支10年来却下降了15％。(17) 美欧间的军事投入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
欧洲盟国军事投入不够，极大限制了其与美国协同行动的能力，成为“跨大西洋关系持续紧张的根源”之一(18)。军事投入的差距直接造成了美欧军力鸿沟。科索沃战争中，盟国在情报搜集、侦察、力量投送、精确制导武器等关键领域对美国助力有限，其庞大军队无法快速部署，只有一小部分飞机能精确轰炸。北约繁琐的决策程序反而限制了美国的行动自由和轰炸效率。阿富汗战争前，盟国主动提出以北约名义发动战争，被布什政府婉拒。北约盟国军队有200万人之多，在阿富汗维持2.5万到4万人的驻军却捉襟见肘。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空袭利比亚，却只有7国参加空袭行动，一些盟国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本不具备空袭的军事能力，参加空袭的国家则因弹药短缺而向美国求援。
除了军事能力低下外，派兵参战或参加维和的盟国经常想撤就撤，不与美国“共进退”，令美国大感头疼。英国、意大利、荷兰、波兰、西班牙等盟国虽派兵参加伊拉克战争，由于国内反对党上台等原因，却相继撤军。奥巴马政府上台后，苦心游说北约盟国增兵阿富汗。一些盟国不仅未增兵，反而出于国内原因减少了驻军。目前北约空袭利比亚尚未见分晓，一些参战国已开始打退堂鼓。
盟国对美国的“软制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要求消除与美双边关系中的“不平等”因素，捍卫主权和政策自主权。在日本要求下，美日安保条约删除了美军镇压日本内乱及禁止第三国驻军等干涉内政条款。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西德与苏东阵营和解的“新东方政策”都有维护自主权的考虑。近来日、韩修改美军地位协定的诉求成为盟国争取平等的最新努力。二是在对苏及之后的对俄政策上坚持己见。欧洲盟国在地理上毗邻苏联，不愿美苏对抗殃及自身，对苏政策相对缓和。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动用各种手段制裁苏联，欧洲盟国则继续对苏缓和，在贷款和技术出口等方面并未收紧。在北约东扩、解决前南地区冲突、部署反导系统等问题上，欧洲较多考虑俄罗斯反应。由于法、德反对，北约未能在吸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上达成一致。三是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与美国唱反调。盟国与美国在巴以冲突、反恐等问题上的分歧并未因冷战结束而弥合。布什上任初期，欧洲盟国不满美国在京都议定书、反地雷公约、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儿童权利公约等问题上的立场，带头投反对票导致美国首次落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9·11”后美欧在使用武力、预防性战争、恐怖主义根源、“黑狱”、虐囚等问题上分歧深刻，美国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用“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形容两者差距之大。四是要求在同盟军事决策上增大发言权。冷战时期，北约的“大规模地面作战”战略、“大规模报复”战略、“灵活反应”战略的内容和名称均沿用美国的军事战略。(19) 对美国一手操控北约军事战略，盟国深感不满。里根政府时期，盟国反对美国部署中程核武器，担心此举会引发一场欧洲没有参与决策、但将在欧洲领土开打的战争。对“星球大战计划”能否保卫欧洲安全，盟国普遍表示怀疑。“9·11事件”后，美国开始新一轮全球军事战略调整，盟国对其首先考虑本土安全、忽视盟国利益的做法表示担忧。
冷战后，盟国、尤其是“老欧洲”国家对美国的安全需求相对下降，更有底气对美说“不”，引发双方摩擦增多，给美国“添堵添乱”。尽管摩擦常态化，但由于双方实力差距悬殊，最后还是美国说了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尽管法、德、比利时等国反对，但美国争取到英国、西班牙、意大利以及“新欧洲”国家支持，坚持发动伊拉克战争；又如，尽管东欧国家表示担心，奥巴马政府仍宣布调整在波兰、捷克部署反导系统的计划。2010年4月美俄签署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后，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挪威联合提议削减欧洲战术核武，因美国反对而作罢。日本鸠山政权主张建立“紧密而对等”的日美同盟，以美国在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上让步作为检验对等关系的试金石，但是奥巴马政府坚持既定协议，普天间基地搬迁风波以日本妥协而收场。
美国容忍盟国搞“软制衡”，但绝不容许盟国采取危及其盟主地位的行动，最明显的是阻挠欧洲发展独立防务。美国将北约视为控制欧洲的工具，打压任何可能挑战北约地位的欧洲独立防务建设计划。冷战时期，美国迫使德国放弃以法德联盟为基础建立西欧防务，令法国加强欧洲军力的设想落空。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欧洲防务建设上松动立场，但附加了三“不”条件：不得脱离北约战略与决策，不得与北约搞重复建设，不得歧视不属于欧盟的北约成员国。这些限制加上欧洲内部分歧，使得人口和CDP都超过美国的欧盟无法改变“经济巨人、军事矮子”的地位。迄今为止，欧盟在军事方面的长处仍在培训警察、维和、战后重建等领域，军事行动能力与北约无法相提并论。由于美国同盟体系的不对称性，盟国在“同盟困境”中更多担心被“抛弃”，美国则更多受盟国“牵连”。政治上，美国对一些盟国网开一面，被指责搞双重标准。长期以来，美国对一些实行独裁专制统治的盟国侵犯人权的行为视而不见，令其人权外交大打折扣。2011年5月奥巴马总统新中东政策讲话中，大谈支持中东民主革命，对沙特的情况却只字未提。安全上，美国受盟国拖累事例屡见不鲜。在历次阿以冲突或战争中，无论以色列是否有理，美国均毫无例外提供军事政治支持，引发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紧张。美国在诸多问题上并无直接利害冲突，但其介入却几乎无处不在。波黑、科索沃冲突由当地民族宗教矛盾而起，无关美国安全利益，美国却为此打了一场战争；美国在南海领土争端中并非当事方，却替菲律宾等国撑腰，激化矛盾；美国在中东的安全利益集中于利比亚以东，却参与对利比亚空袭行动，至今骑虎难下。受盟国拖累除了美国内政治压力因素外，更多是出于维护盟主信誉的需要。美国借力盟国，也被盟国拖着介入地区冲突，为维护全球霸主地位付出代价。由于地区冲突增多，美国打不愿意打的战争的可能性也增多。
三
美国同盟体系发挥作用需面对同盟自身的生存及延续问题。由于国际格局及威胁来源与过去截然不同，针对过去威胁建立的同盟体系是否能应对当前挑战的问题提了出来。“9·11”后，美国一度冷落同盟，频频组建“志愿者联合”，动员了130多个国家支持阿富汗战争、30多个国家支持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接连发起“防扩散安全倡议”、“集装箱安全倡议”等一系列倡议。“志愿者联合”短期内有用，但如何持续是个问题，阿富汗和伊拉克局势尚未稳定，出兵的国家已纷纷撤军。对美国来说，传统的同盟有现成的合作框架，而临时组建“志愿者联合”需要花费相当多的精力，而且对应对未来的挑战助益不大。(20) 综观冷战后的发展脉络，同盟仍是美国应对形形色色新挑战的依靠，“志愿者联合”只能发挥补充作用。
美国同盟体系根据冷战结束后及“9·11”后的形势变化不断调整。一方面，美国同盟体系仍保留着军事同盟的特性。《北大西洋公约》、《美日安保条约》、《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中的基本条款没有改变，仍肩负着保卫成员国免遭侵略的重任。在集体防御方面，美国及其盟国积极推进反导计划。继里根政府“星球大战计划”之后，克林顿政府推出战区导弹防御和国家导弹防御计划。布什政府退出《反导条约》后，走上了不受约束的导弹防御之路。美国与英国、加拿大、丹麦、波兰、捷克、日本、澳大利亚在试验或部署反导系统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另一方面，美国同盟体系转变职能，在遭受多重冲击之下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在转型期内，同盟既承担旧任务，又不断拓展新功能，新旧功能交织。在服务于美国及盟国需要方面，同盟作用出现两大变化：一是任务多样化。同盟功能从集体防御转向维护地区稳定、危机管理、人道主义干预及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制衡地区化。世界大战可能性降低，但地区层面仍存在冲突风险。同盟不再出于全球反苏反共需要统一部署，更多是维护欧、亚地区均势以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由于亚太安全环境的变化，地区制衡重点从欧洲向亚太转移，美国双边同盟合作强化，呈现以美日同盟为核心带动三边安全合作的态势。
在任务多样化方面，北约带头转变。从1991年至今，北约共通过三份战略新概念文件，预防地区冲突、危机管理、人道主义干预、非传统安全和全球性挑战的内容越来越多，分量越来越重。2010年北约战略新概念文件首次将核扩散、恐怖主义、地区冲突、网络攻击、国际贸易通道安全、能源安全、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等明确界定为主要威胁，称上述威胁对北约当前和未来安全构成了最大挑战。实际上，北约自冷战结束以来即转向应对上述威胁，先后在前南地区的波黑、马其顿、科索沃以及阿富汗、伊拉克、达尔富尔等地执行任务，活动范围先是超出成员国领土边界，接着又超出欧洲范围。北约任务转向与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相一致。“9·11”后，北约将反恐列为优先任务，组建了快速反应部队。在美国成立网络司令部后，北约将网络安全列为重点内容。美日同盟在解决核扩散、难民、反毒、反海盗、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应付突发事件等问题上加强了合作。美韩决定在朝鲜半岛、亚太和全球层面构建“全面战略同盟”，同样将应对上述威胁和挑战列为主要内容。
制衡地区化指同盟在维持地区均势上发挥更大作用。由于地理原因，大部分国家最担心邻国威胁，美国既足够强大，又远在天边，不会像邻国一样对盟国构成威胁。(21) 这使面临地区“安全困境”的盟国持续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与欧洲相比，制衡地区化在亚洲表现得更突出。在欧洲，北约与俄罗斯安全关系取得很大进展。1997年双方签署《基本文件》，确定“不视对方为敌人”，建立了“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理事会”机制，就广泛的安全事务展开磋商与合作。“9·11”后，双方设立“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新机制进一步减少了排俄色彩，给予俄罗斯更高待遇。在反恐、核扩散、军备控制、危机处理等领域，俄罗斯与其他北约成员国享有同等参与权与决策权，这种“平等伙伴”关系使得双方关系发生了“实质变化”。(22) 考虑到俄罗斯反对，北约没有在新成员国部署核武，无限期搁置乌克兰、格鲁吉亚加入北约问题。由于地理和历史原因，“新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威胁的担忧挥之不去，更关注同盟的制衡作用。但“老欧洲”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注意力转向新挑战。
亚洲的安全形势相对严峻。一是冷战并未在亚洲真正结束。朝鲜半岛对峙格局依旧，朝鲜出于安全自保需要开发核武，引发日本和韩国担忧，对美国核保护的依赖较之冷战时期更甚。二是地区面临“安全困境”。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之相适应，中国开展军事现代化建设，保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与中国有历史纠葛及领土争端的邻国对此担忧，转向美国寻求安全保护，这反过来加剧地区安全紧张。俄罗斯与北约对话早已建立，但中国尚未与美国的双边同盟建立对话，不利于缓解“安全困境”。三是权力之争初显。美国打压任何可能挑战其全球霸主地位的对手，冷战结束初期敲打日本，现在将中国视为潜在对手。中国一再重申走和平发展道路，无意挑战美国地位，美国仍两手准备，一方面对华接触，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另一方面通过强化双边同盟加强对华防范与牵制。盟国的安全需要、美国防止任何一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本能、历史恩怨、领土纠纷等因素综合在一起，使亚洲成了美国双边同盟体系军事合作强化最明显的地区。
经过20世纪90年代后期重新确认同盟关系、2005年发表共同战略目标及签署驻军重组协议，美日同盟的防卫范围从保卫日本本土扩大到周边地区，谋求在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美日军事一体化加速，两国决定共用基地，加强各军种间的协同作战。美日同盟由美国单向保卫日本的体制逐渐转向双向的军事合作体制，日本的作用正从“盾”转变为协助美国打赢局部战争的“矛”，其在战时支援美军的行动有了依据。美日同盟的主要针对对象从苏联转向中国，近年来对中国的关注力度加大。日本2010年新《防卫计划大纲》对中国增强军备动向感到担忧，为此要增强西南诸岛防御；美国2011年《国家军事战略》报告暗指中国为最大威胁，战略重点转向亚太。美韩同盟方面，双方在加强对朝制裁和军事威慑上立场趋向一致；朝鲜二次核试后，美国明文承诺对韩国提供核保护在内的“延伸威慑”，并为此开展磋商；韩国加入“防扩散安全倡议”（PSI），并主办了PSI联合演习；双方就推迟移交战时作战指挥权达成协议。
亚太双边同盟的网络化趋势日益显著。美日韩方面，李明博政府重启三边对朝协调机制。围绕应对朝鲜紧急事态、朝鲜发射“卫星”、二次核试，美日韩频繁磋商，并首次举行了三边防长会议。“天安舰事件”后，三方军事交流出现新动向。日本首次派员观摩美韩黄海军演，韩国也首次派员观摩日美联合军演。李明博政府上台以来，日韩关系升温。双方在领土和历史问题上较为克制，高层互访增多，在对朝政策和应对全球性挑战问题上加强了协调。美日澳方面，三方在朝核问题、亚太和平与稳定、导弹防御等问题上立场接近。继2006年启动三边外长级战略对话后，美日澳2007年“香格里拉对话”间隙举行了首次三边防长会议。美日、美澳双边安保合作向来密切，日澳横向安保联系也逐渐加强，2007年3月两国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决定就共同战略利益加强磋商；在反恐、人道主义救援、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情报等领域加强合作；日本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联合开展救灾与维和训练。2007年6月，日澳举行外长与防长级的“2+2”会议。2009年两国签订了相互提供燃料和食物补给的《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军事合作再向前推进一步。美日印方面，三方互动朝机制化方向发展。2006年6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印度工业联合会（CII）以及日本国际事务学会（JIIA）启动三边“二轨”战略对话，议题涵盖国际安全挑战、亚太安全结构、气候变化、能源、经济危机等领域。三方有意于2011年末举办官方战略对话。近年来，美印、日印双边关系均发展迅速。美印签署核协议后，美国实际上默认了印度的有核国身份，使其在拥核道路上取得重大突破。奥巴马上任以来，美印关系再度升级，确立了“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启动了首次部长级战略对话，美国还首次公开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印关系方面，双方启动了部长级战略对话，印度成为日本官方发展援助的最大受援国。2008年10月，日印发表《安全合作联合宣言》，这是继与美国、澳大利亚之后日本签署的第三份安全合作文件。
尽管“同盟无用”的论调不时响起，但同盟对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依然重要。同盟对美国的制约作用大小与美国同盟体系的不对称性密切相关。尽管盟国与美国时常有分歧，这些分歧到目前为止都还是可控的，没有到动摇同盟根基的地步。盟国安全上“搭便车”的行为难有改变，美国将继续承担保护义务，并受盟国“牵连”，这是其维持盟主地位的必要代价。在可见的将来，美国同盟体系不会解体。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同盟体系也在转型。既要看到任务多样化有利于冲淡同盟的军事性，也要关注亚太地区军事同盟强化的一面。
注释：
① 参见于铁军：“国际政治中的同盟理论：进展与争论”，《欧洲》，1999年，第5期，第17－20页。
② Robert E.Osgood,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Baltimore,John Hopkins Press,1968,pp.21-22.
③ Christopher Sandars,America's Overseas Garrisons:The Leasehold Empi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9.
④ 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70－71页。
⑤ Department of Defense,Base Structure Report:Fiscal Year 2009Baseline,p.7,http://www.acq.osd.mil/ie/download/bsr/BSR2009Baseline.pdf.（上网时间：2010年8月8日）
⑥ Department of Defense,Active Duty Military Personnel Strengths by Regional Area and by Country,Sept.30,1989,http://siadapp.dmde.osd.mil/personnel/MILITARY/history/Hst0989,pdf; Department of Defense,Active Duty Military Personnel Strengths by Regional Area and by Country,March 31,2008,http://siadapp.dmdc.osd.rail/personnel/MILITARY/history/hst0803.pdf.（上网时间：2010年12月30日）
⑦ “DOD Background Briefing with Senior Defense Official from the Pentagon”,May 3,2010,http://www.defense.gov/transcripts/transcript.aspx? transcriptid=4619.（上网时间：2010年11月21日）
⑧ Secretary of Defense,Report on Allied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on Defense,March 2000,p.3,http://www.defense.gov/pubs/allied_contrib2000/allied2000.pdf.（上网时间：2010年8月8日）
⑨ 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New York,Basic Books,1997,p.59.
⑩ Zbigniew Brzezinski,“An Agenda for NATO:Toward a Global Security Web”,Foreign Affairs,Sept./Oct.2009,pp.9-10.
(11) Michael O'Hanlon,“Defense Budgets and American Power”,Policy Paper,No.24,Dec.2010,p.6.
(12) “IMF Members' Quotas and Voting Power,and IMF Board of Governors”,Dec.22,2010,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memdir/members.htm.（上网时间：2011年3月25日）
(13) Christopher Sandars,America's Overseas Garrisons:the Leasehold Empir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72.
(14) Rajan Menon,The End of Allianc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184.
(15) Stanley R.Sloan,“Managing the NATO Alliance:Congress and Burden Sharing”,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No.3,1985,p.403.
(16)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The Military Balance 2010,Routledge,2010,pp.22,110,463-465.
(17) “The Security and Defense Agenda (Future of NATO)”,Delivered by Secretary of Defense Robert M.Gates,Brussels,June 10,2011,http://www.defense.gov/Speeches/Speech.aspx? SpeechID=1581.（上网时间：2011年6月14日）
(18) ［美］罗伯特·卡根著，肖蓉、魏红霞译：《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新华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19) 陈效卫著：《美国联盟战略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88页。
(20) CSIS Commission on Smart Power,A Smart,More Secure America,2007,p.27,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71106_csissmartpowerreport.pdf.（上网时间：2008年5月5日）
(21) Stephen M.Walt,“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World Politics,Jan.2009,pp.111-114.
(22) 邢骅、苏惠民、王毅主编：《新世纪北约的走向》，时事出版社，2004年，第136、149－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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