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秋萍[1]2002年在《丁玲的主体心态和“文学命运”》文中指出本文是作者在研究中国现当代着名女作家丁玲的基础上撰写的一篇关于丁玲主体心态和“文学命运”的硕士学位论文。本文力图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对于丁玲这位矛盾个体的心态类型、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行分析与描述，以期进一步探讨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 文章共分为五个章节，其主要内容有： 1．早期朦胧追求个性解放、社会改造的碰壁，苦闷渲泄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 2．叁十年代参加“左联”经历被捕、被囚、被误解发出的痛苦呻吟。 3．革命战争年代的延安女杰的激昂与精神危机中的坚韧凄凉。 4．1957-1984风雪20载的人生苦旅。 5．重获新生后的痛定思痛。 丁玲的心态，既与社会现实相关，又与她具有一定隐秘性的个人生活和生理心理机制有关。文章以丁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心态为理论支撑，以她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创作为依据，选择最有代表性的主导心态进行剖析，在展示丁玲的复杂人生经历的同时，也展示出丁玲所处的各个时期的主体心态和性格特征。 文学作品，是作家自我个性生命的呈现，不论是情感倾向、意象选择、语言风格，还是艺术手段，都要受到某种特定心态的制约。丁玲的主体心态和“文学命运”连同她的名字和个性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现象、一个内涵丰富的历史符号、一个棘手的批评命题。
刘东玲[2]2004年在《文学体制化与作家创作转型》文中研究表明现代文学到了建国时期，面临着一次必然的体制化过程，这就是本文所论述的文学体制化问题。文学体制化的过程是多种因素综合运作的过程，意识形态氛围、文学生产、作家审美观念与人格构成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促成了文学体制化的形成。其中前两个因素为文学体制化形成的外部客体因素，后两个因素为文学体制化形成的内部主体因素。从文学生产的外部环境因素来说，政治意识形态权威机制的建立，文学生产环境的体制化，使整个文学生产过程纳入了体制化轨道，从创作主题的选择到文学作品的发表直至读者接受的过程都必须经过意识形态权威机制的筛选，因而在这种文学体制化的外部环境约束下，文学自身的审美机制被抑制，因而文学体制化环境从根本上限制了文学审美实现的社会化。从文学创作的主体因素来说，作家审美观念与作家人格构成，是决定作家审美风格的重要原因。作家对何种审美观念的认同、以及作家人格的构成形成了作家对文学价值追求的不同立场。作家的审美观念和人格构成，构成了文学创作的深层文本结构，随着作家审美观念和人格结构的改变，其文本结构也发生了改变。本论文的理论综述部分，从主客体因素着重就文学体制化与作家创作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个案研究部分，本论文通过对四位作家的个案研究，具体考察他们创作文本的深层结构与作家人格构成因素在文学体制化大背景下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孙犁集中于其文本结构中审美写作与政治写作的矛盾关系，随着作家人文知识的积累，文本结构呈现出从体制化背景下的审美抒情走向历史反思的过程；曹禺戏剧，早期戏剧结构中表现出文化批判与社会批判的双重结构，由于对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使结构由社会批判发展至政治抒情：沈从文的创作，早期形成湘西人性审美的抒情结构，由于抗战湘西经验的改变，湘西人性抒情转而寻求理性批判视角，由于作家个体理性认知的匮乏，及战后湘西经验的疏远，创作走向对抽象的抒情。这种抽象的抒情本身由于远离作家个体经验而使作家创作逐步走向停滞。体制化背景加剧了其文学命运的悲剧性。丁玲集中于其被压抑的潜在启蒙意识与意识形态权威认同之间的矛盾，揭示其文本构成的复杂状态。
彭江虹[3]2017年在《丁玲研究在美国》文中研究指明中国现代女作家丁玲的文学叙事和命运均可谓“跌宕起伏”,反差巨大,争议颇多,堪称传奇。丁玲的文学、命运与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互为镜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解读丁玲就是解读现代中国。在全球性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中,丁玲无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作家和研究对象。美国相关学者对丁玲有着持续的研究兴趣,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丁玲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总结、反思美国的丁玲研究因此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二战后美国社会状况、中美关系、美国文学理论以及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构成了丁玲研究在美国发生的文化历史语境。正是在这特定的语境中,丁玲与美国相关人士进行了接触与交流,美国学者对丁玲及其创作进行了译介和研究。丁玲在美国的传播与研究历史长达90余年,其研究者产生了代际变迁,不同代际中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的价值观、知识论、方法论,因此美国的丁玲知识和话语也产生了明显的历史变迁。美国的丁玲研究有叁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丁玲的女性情爱书写。最早的研究者夏志清表现出热嘲冷讽的批评态度,后来的研究者如夏济安、布乔治、梅仪慈、白露、刘禾、刘剑梅都盛赞丁玲的女性情爱书写,认为丁玲的女性情爱书写在20世纪中国具有强烈的先锋意义,充分体现了现代中国女性的主体性建构。这些学者将丁玲的女性情爱与中国现代革命进行了关联,指出丁玲的女性人物在恋爱中成功突围与超越,从恋爱走向革命,凸显了中国现代女性强烈的家国情怀、历史责任意识和巨大的革命潜力、创造力。第二个主题是丁玲与中国现代革命。这些研究者们普遍对丁玲的文学革命转向持批判态度,认为地缘政治严重损伤了作家和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颜海平是一个例外,她对这种主流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丁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写作具有延续性和同一性。同时所有的研究者都察觉了丁玲以及其笔下的革命女性与现代中国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异常错综复杂关系。第叁个主题是丁玲文学叙事政治性与艺术性的问题,美国研究者一直没有停止相关争论。夏志清认为1931年后丁玲开始的“无产阶级小说创作”沦为共产党的革命和政治宣传,其作品的文学艺术性因此受到严重伤害。布乔治和梅仪慈持相似观点。在白露、颜海平的丁玲解读中,政治性和艺术性(文学性)这种传统文学分析范畴消失了,她们都异常强烈地推崇丁玲命运与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政治和革命性。从知识论而言,美国丁玲研究的成果必然是洞见与偏见并存,真理与谬论同在。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审视美国丁玲研究非常有必要有意义。我们应该借鉴美国丁玲研究的诸多洞见和智慧,同时也应该警惕美国学界生产的丁玲知识和话语中或隐或现的优越感和某种程度上的文化、学术霸权,揭示其偏见以及其产生的意识形态根源。美国丁玲研究在当下历史文化语境中仍表现出明显的意识形态性,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中国存在显而易见的偏见。面对丁玲这样一个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女作家,丁玲的美国研究者在阐释的过程中必然出现种种误解和偏见。美国的丁玲研究最终还是表现了研究者对美国社会文化的深层次认同。
凌菁[4]2016年在《丁玲的多重身份与其文学活动》文中认为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典型人物。她一生的文学活动折射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与转折,丁玲的人生轨迹及其围绕她出现的“丁玲现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文学、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丁玲成为洞察中国知识分子在追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缩影。丁玲文学活动的复杂性源于丁玲身份的多样性和变动性。通过探讨丁玲的多重身份与其文学活动之间的关系,来考察丁玲在复杂的身份谱系中对自我主体身份的追寻与失落,丁玲一生的文学活动表现出浓厚的作者情怀和强烈的“五四”精神。丁玲一生经历作家、战士、文化官员以及右派等多种身份的转变。她每一次身份的转变都是自身主动认同与外部社会力量综合而成的结果。在各种社会身份的背后,丁玲内心一直坚守着对作家主体身份的认同,这种认同在不同时期通过她的书写或其他文学活动方式体现出来。20世纪20年代,丁玲作为一个“娜拉式”的新女性离开家庭寻求女性的主体身份。在上海,丁玲选择了作家身份以性别叙事来建构女性的主体性,但女性的现实境遇及动荡的社会现实使其陷入性别迷茫的叙事焦虑之中,丁玲在这个阶段不断地在寻求新的突破。20世纪30年代,丁玲以战士的身份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力图实现对女性主体的自我救赎。战士身份虽然导致了丁玲创作的转型,但丁玲在书写革命时没有放弃对个体命运的关注,她的革命叙事呈现出复调话语的特点。她通过民族话语与个体话语的交叉、碰撞来思考个体与民族之间的关系。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丁玲尽管被不断地改造并进行了“自我改造”,但内心对主体身份的追求没有改变,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仍带有鲜明的启蒙色彩,小说关注的焦点依然集中在对国民性的批判上。新中国成立后,丁玲因拥有丰富的革命文学资源,而被体制规训成为一名文化官员。在体制的规约下丁玲实践着文化官员的身份,成为文学新体制的营造者和文艺导向的制定者。但丁玲内心强烈的创作情结和对文学理想的追求,又使其溢出主流话语之外,提出了诸如“一本主义”、尊重历史、独立思考等观点来体现自己对“五四”文学传统的韧性坚守。丁玲的“五四”情怀使其在20世纪5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首当其冲,被扣上“右派”帽子清理出文学队伍,开始了长达20年的风雪人生。丁玲以隐忍、检讨等方式来寻求政治上的认同与接纳,一度丧失了知识分子独立的个性。但丁玲在与命运抗争的同时,让人看见了一颗倔强的灵魂和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守护以及对写作理想的坚守。20世纪70年代后期丁玲回归体制后,她以迎合主流的姿态跻身文艺界,并为了消弥身上的污名而作出了一些不被常人理解的举动和行为,一度造成人格上的缺失。1984年,丁玲恢复合法身份后开始积极创办《中国》杂志试图承袭“五四”文学衣钵,以续写自己对主体身份的追寻,实现自己对文学理想的追求。《中国》以开放自由的姿态引导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方向,为知识分子建构了一个自由言说的公共领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现代事件”。丁玲一生在各种身份的纠葛中追寻自我主体。革命、战争、政治、人事等因素的影响虽一度使丁玲的主体性丧失,但她内心对“五四”精神的坚守使她没有一味沉沦于时局话语中,从而使得其文学活动呈现复杂的态势。丁玲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关心个体命运,在集体主义话语中坚守理性思考,启蒙色彩始终贯穿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从身份认同角度考察丁玲整个一生的文学活动,可以还原一个丰富、真实、立体的丁玲形象,进而可以揭示中国现代化革命进程中政治与文学、个人与群体、传统与现代等之间复杂的关系,求解其中隐含的深邃问题。
饶秋晔[5]2015年在《周扬：在政治与文艺之间》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作为中国现代文艺发展史上极具复杂性和悲剧性的人物,其身后隐藏着数不清的政治与文艺纠葛。从文艺理论批评的视角上看,周扬不可不谓为一名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展历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的周扬颇有建树的提出了“典型理论”、“国防文学”、文艺活动的“自由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理论观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建设成果。以文艺领域的政坛领袖之身份来看,周扬自领导文艺界工作以来,在历次政治文艺活动中有过挣扎,有过摇摆,经历了思想上的一次次洗礼。从最初在理论上开展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活动发展到后期席卷整个文艺界的政治清洗运动,周扬的立场从未坚定过,政坛驰骋的周扬自始至终都在人格的摇摆中疲于应对,甚至最终也没能自保,沦陷于“文化大革命”的巨浪中。通过对文学家周扬和政治家周扬的具体分析,可以触摸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的脉搏。最后,本文站在文艺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心理分析的方法分析周扬的人格特征,性格心态和信念信仰等,尤其是其坚定的信仰心态对其政治生命和文学命运的发展变化所起到的影响及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借以走进周扬的内心,继而从心理分析的视角关照周扬的政治文艺生命。肯定其对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建构所作的贡献,同时批判其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在个案的分析中,透视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
余夏云[6]2012年在《作为“方法”的海外汉学》文中认为本文从“现代文学”作为开放、未完的建制这一基本认识入手，探讨了“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它的增益和建设作用。我有意打破内外之别的界限，尝试引入“文学场域”的理念，把世界范围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各种研究活动和成果视为一个有机的“现代文学研究场”。我特别就其中的英语世界的情况做出了说明和探讨。通过综合性地应用和修正布迪厄、奚密等人有关文学场域及游戏颠覆者的理念，我把海外世界的主要研究成果视为一种类似于蝴蝶效应式的有益探索和尝试，而非一锤定音式的转变或颠覆。这种观念有力地避开了过分夸大或贬义海外汉学的研究思路，提出了要历史性地、长时段地观察海外汉学价值的理念。我从四个方面总结了这些价值。它们依次是“去冷战”、“去殖民”、“去帝国”和“去典范”。“去”字的本意，在这里，不是根除、清空，而是保持距离，以一种更为审慎态度来面对其所要“去”的对象。这些对象或者同具体的历史经验有关，或者同新的时代语境有涉，还或者源于学科内部的某些定式、定见。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限制了我们对现代文学和文化做出更为深入、透彻的省思，干扰着我们的理解。为此，它们需要不断地被凝视和检讨。我用“去冷战”来反省研究中的“二元对抗思路”，并就“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做出了具体的梳理和探讨。应当看到，无论过去海外学界对两者关系的讨论如何深透，其基本的思路依然不脱在两者之间做出辩证，从而忽略了从外部引入新的参量来重新思考其关系的可能。而这种理解在新近关于性别的研讨中已经开始有力凸显。我探讨了作为社会文本和批评立场的两种女性观，并指出其对二元关系所带来的新的挑战，其中包括全面改写和修订整个文化和社会阐释机制的问题。“去殖民”的讨论，着力就殖民历史与殖民遗留的问题做出分析。我举证了史书美、周蕾、石静远等叁位女性学者的思考，看其如何就“半殖民”的理念做出拆解，或者由“后殖民”的理论捕获洞见，甚至直接从“被殖民”的经历之中发掘出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力量。她们的讨论，揭橥了埋藏于“殖民”话语之中的等级观念，在分析其巨大危害的同时，也指明这种等级观念有可能被反转、利用的一面。“去帝国”则把目光聚焦于一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不断渗入，特别是到了全球化的语境下，我们该如何有效地营建新的身份意识和文学认同的问题。通过分析，我们将看到研究者们立定主体性的立场，强化能动观念，发出了基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叁个不同时间面相的诉求和思考。他们或者通过重返历史，探索帝国话语机制的生成；或者借由直面现实语境，召唤抵御帝国思维侵扰的法门；还或者通过设计其可能走向的办法，积极谋求一个超帝国的文化空间与学术构造体系。从外部的语境往回转，我试图重新梳理学术史和文学史上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象或概念。我以“去典范”的理念来统摄这方面的考察。我将指明包括鲁迅、“五四”、现实主义等在内的观念，经历了“经典化”的塑造，已经有了一种排他的特性或者自我净化的表现，所以它们需要被历史性地重审，或者通过引入外部参照系统的方式来加以还原和恢复。在经过了以上四个主题的分章讨论之后，我将在最后的结论中，总体性地检讨这些不同的方面所带出的共通性的问题，其中包括一种被不同利益所驱动的知识生产形态、一种以普世主义为核心的一元论式的帝国审美，甚至还有一种以偏概全、反复利用，直至其对象透支的学术研究方式。
参考文献：
[1]. 丁玲的主体心态和“文学命运”[D]. 徐秋萍. 华中师范大学. 2002
[2]. 文学体制化与作家创作转型[D]. 刘东玲. 复旦大学. 2004
[3]. 丁玲研究在美国[D]. 彭江虹. 湘潭大学. 2017
[4]. 丁玲的多重身份与其文学活动[D]. 凌菁.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5]. 周扬：在政治与文艺之间[D]. 饶秋晔. 暨南大学. 2015
[6]. 作为“方法”的海外汉学[D]. 余夏云. 苏州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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