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对群众路线治国理政价值的理性开拓
张雪梅
（上海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433）
[摘 要] 新中国70年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三者张力性成长中掌控国家政权、主导社会发展的70年，也是成功应对社会基础流失与党内腐败滋生这两大决定执政党生死存亡问题的70年，而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群众路线。正是依靠群众路线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独特政治优势，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新路的制度根基，并与军民融合、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策略进行融合设计运用，不仅较好地解决了马恩所说的国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问题，使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赢得民心，以自我革命获得的高质量发展引领社会革命，在新中国70年间风雨兼程作出独特历史性贡献，而且开拓了群众路线的治国理政新境界，把群众路线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殊性”理论成果升级还原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世界性普遍意义，为世界落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实现独立自主与强国富民的双赢提供了重要经验。
[关键词] 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治国理政；理性开拓
党的十九大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1]（p22），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制度底蕴和独特优势。从这一角度而言，新中国70年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现代社会三者张力性成长中掌控国家政权、主导社会发展的70年，也是成功应对社会基础流失与党内腐败滋生这两大决定执政党生死存亡问题的70年，而这些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群众路线。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开拓群众路线的治国理政价值，夯实执政合法性，并架构起中国特色的执政党与国家政权运作之间的融通机制，较好地解决了马恩所说的国家“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才能引领社会革命，在新中国70年风雨兼程中作出独特历史性贡献，并将这一中国经验通过高超的战略策略设计向世界传递。
一、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群众路线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独特政治优势
执政合法性，即执政符合宪法、法律等程序规范且政治系统与秩序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其实质是处理政党与群众的关系，因为赢得民心是执政合法性的最高境界。即使是资产阶级政党也试图以各种方式扮成全民代表，以扩大社会基础。这是现代政党政治先进于专制政治的必然取向，但无疑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以高度的人民政权意识揭示了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意义——“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2]（p40），“人民主权不是凭借君王产生的，君王倒是凭借人民主权产生的”[2]（p37）。然而，苏东剧变等事实表明，无产阶级政党也会流失社会基础，甚至因此丢失政权。这固然源于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3]（p187）这一与社会相分离的本性，但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政党是否具有化异化为同一的国家治理能力。这是一个重大考验，早在巴黎公社就已经开始，而中国共产党凭借群众路线的伟大创造，以人民主体地位的坚守扎下了不同于西方合法性“法”的逻辑的强大民意认同根基，赢得了新中国70年稳坐江山的独特政治优势。
“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新中国30年群众路线的丰富与深刻。众所周知，党的群众路线经由周恩来第一次提出概念（1929年），毛泽东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并予以哲学认识论提升（1943年《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到刘少奇第一次系统论述群众观点内涵（1945年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价值认识已经由方法层面上升到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高度。“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4]（p342），但真正进行完整理论形态表述并在党章中予以确认，却是在三十多年后。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将群众路线完整概括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5]（p209），并第一次将群众路线确立为毛泽东思想三大活的灵魂之一。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次在群众路线表述中加上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句话，这是新中国30年运用群众路线治理国家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对群众路线内容的重要丰富完善，标志着我们党对群众路线的人民主体性有了切肤的认识。
资料表明，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三十年时间里，“群众运动”从未间断且“运动”范围广泛，如思想文化领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爱国卫生运动”“群众性技术革新运动”，经济领域的“增产节约”“大跃进”“人民公社”等运动，政治领域的“反右倾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文化大革命”虽然冠之以“文化”二字，性质却是政治运动，而非单纯的文化运动，因其从文化领域的“批判”引发，所以叫“文化大革命”），还有横跨经济政治领域的“三反五反运动”等等。可以说，重大任务的实现基本都靠群众运动。这一方面是因为群众运动在战争年代积累了历史合法性、领袖魅力性和合法性价值，导致相当一部分同志形成了群众运动依赖，甚至将成功经验绝对化，把群众路线等同于群众运动，认为只有群众运动才可以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生政权内忧外患、百废待兴，而共产党全面执政经验少，必须极大调动和盘活群众路线合法性资源才能应对难关、共存共荣。应该说，群众运动对新生政权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恢复贡献很大，但大跃进、人民公社，特别是出现“文化大革命”这个“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5]（p195）的严重内乱表明，“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是正确坚守人民主体地位，处理好群众观点与群众方法、群众路线与群众运动、党的领导与群众主体关系的关键。它的提出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南海争端就一直存在，但长期以来并未成为国际热点议题。在2010年7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在越南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进行了所谓南海“航行自由与安全”问题的发言，其后，南海争端开始成为一个国际热点议题；这表明国际认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南海问题演进的主要动力，换而言之，各国官方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南海认知”才是真正影响南海争端演变的关键要素。
其二，为实践中正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科学评判群众工作提供了重要价值标准，执政指向更加鲜明直观，标志着群众路线开始真正实现由战争年代的方法路线向执政时期的政治路线的历史性转变。自党的七大吹响进京赶考的号角，群众路线就面临转型考验，要从生发于筹粮筹款需要的群众路线方法转型为执政党合法性建设路线。这一任务在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任上得到实质推动，这源于他从党的性质、党的任务，特别是从执政党角度看待群众路线所具有的深刻的群众理论自觉和清醒的执政危机意识。早在党的八大修改党章时，邓小平就认为必须首先着重说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一是因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8]（p216）；二是“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在全党认真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8]（p221）。党的十二大党章之所以能够增加“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句话，其实也是反思新中国30年群众运动得失后，对党的八大党章相关内容浓缩凝练的结果。这为改革开放后正确处理群众路线与群众工作关系、科学指导党的群众工作确立了重要评价标准。上述提法一直延续至党的十八大党章，这使群众路线的执政合法性因有党内大法的规范与保障，而得以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大展身手。
其一，相信群众，是要相信群众自己能解放自己，但相信和依靠的是群众觉悟，而不是群众情绪。正如列宁所说：“我们不能从群众的情绪出发，因为群众情绪是善变的，无法估计”[6]（p386）。因此，十年文革后邓小平总结到，“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7]（p170），相信依靠群众必须与教育引导相结合，发动群众运动也必须坚持正确领导和组织，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7]（p341）。但同时，邓小平又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7]（p268），虽然不能因为党会犯错误就取消党的领导，但的确只有正确主张才能获得更广泛的群众认同，壮大社会基础，这成为后来改革开放40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全面依法从严治党，特别是习近平提出“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1]（p26）这一命题的理论先声。
群众路线全面深入治国理政一切活动，有力推动了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群众路线自其产生开始，就广泛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工作，显露出治国理政水平，但只有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真正涵盖渗透于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执政机制和执政方式之中，并依托现代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全面发挥其治国理政功能。
进入新世纪后，面对群众主体结构和利益要求多元化发展带来的群众路线离散挑战、一些党政机关与干部的精英主义思维和官僚主义作风带来的群众路线退化的挑战、以及社会阶层固化趋势带来的群众路线虚化的挑战，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提出了“三个为民”思想：“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12]（p84）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从我们党长期执政基本经验角度，再次高度肯定了“三个为民”对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重要作用。“三个为民”思想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党群关系思想以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拓宽了人民权力的主体内涵和外延，回答了党的权力来源的人民性和权威性，表明群众路线已经通过权力的来源与使用进入合法性的关键配置，更加清楚地道出我们党执政的价值指向，从根本上划清了为民执政的共产党人同与民争利的剥削阶级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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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民为中心：改革开放新时代人民主体地位的理性开拓。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之一。“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p21），要“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些论述综合起来表达了一个重要思想，即新时代我党将全面而理性地发挥群众路线的合法性建设价值，提升人民主体地位。
农村小学校虽然教师人数少，但也会涉及一些人情世故，所以校长要处理好这些关系，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中都要团结全体教师，要端正心态，为了学校整体的利益牺牲个人小的利益，少一些私心，多一些奉献，这是管理好一所学校的基础保障。
从现实要求看，以人民为中心在强调全面坚持和发挥人民主体性的同时，也蕴含了更高的现代党性和法治要求，而不是泛民主化。一是人民性要用党性引领，党性要与人民性相统一。这实质是建党、建立新中国以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谈及党群关系时多次提出应注意的“老爷”与“尾巴”、“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尾巴主义”等矛盾关系在新时代的理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14]（p332），这是针对新闻工作提出的，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我们党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党，没有独立于人民利益的自身利益。所以我们强调的党性，包含深刻的人民性内涵并与之相统一。但党员队伍的整体先进性，人民利益代表的眼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综合性难度，以及群众个体受制于教育水平、觉悟程度、工作岗位、地域地理、年龄层次等因素而不可避免的认识有限性，又决定了人民性要用党性引领，才能更好实现二者统一，这也是党的十九大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1]（p20），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1]（p26）的重要原因。二是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不仅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还要依法治社会，“提高全民族法治素养和道德素质”[1]（pp22-23），只有“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1]（p22），人民主体性才能在弘扬主体与抵制落后的张力中得到最科学、最有力的制度保障与实现。这是群众路线合法性建设价值的重大进步和现代性体现。
二、从民主机制到国家治理创新：群众路线铺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新路的制度根基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与核心，只有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地维护人民根本利益，这是新中国70年中国共产党依托群众路线探索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新路。群众路线虽然天生缺乏具体制度手段，但其蕴含的民主基因，却使我们党得以不断激发其民主政治功能，铺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新路的制度根基。
群众路线与现代民主和法治机制耦合，建立巩固了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框架。群众路线最基本的支撑点是人民当家作主，但这种当家作主必须与构成现代民主政治生活核心的政党政治、法治政治相耦合，才能借助民主与制度的力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否则，人民当家作主就只能是一句空话。70年来，我们党从手段论、目的论、本质论、生命论，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p289），不断提升和拓展人民民主的重要地位与内涵，深刻揭示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人民群众与共产党生死相依的关系，用人民民主理论奠定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基础；我们不断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大抓特抓中高级领导干部“少数人”问题，以推进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从依法治国方略到全面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发展，我们不断实现群众路线与法治的契合，努力化解管理者总是少数人，而民主政治又是共同意志的管理之间的矛盾，终于建立并全面加强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中国特色民主制度框架，这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制度支撑和四个自信的制度底蕴。当然，“制度自信不是自视清高、自我满足，更不是裹足不前、固步自封”[14]（p289），我们将迎着中国梦伟大目标，以更加开放自信的态度不断推进中国特色制度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群众路线融入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创新，开拓了制度化的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制度。中共十七大首次将基层民主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之一，强调“必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15]（p29）。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所取得的三大成就，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也上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群众路线在基层民主制度中获得了比其他任何民主制度更加直接的现实性，人民群众在这一制度中享有了空前的权利。2014年，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16]（p21），以“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16]（p22）。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要“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1]（p37）。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坚持群众路线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求下，基层民主和群众自治制度创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浙江创造了“党建统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自治经验，上海宝山区建立了“智能化交流平台—社区通”，湖南常德、福建福州等地方政府则引入社会组织“活水”一起治理，四川成都探索形成了“网格化管理和专业司法调解紧密结合”的自治经验，而这些经验都是对20世纪60年代“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17]的“枫桥经验”的现代借鉴和创新。这生动地表明：“创新须有人民性”[18]，只有坚持群众路线与制度创新的结合，调动全国人民参与创造历史的积极性，执政党才能提高领导和执政方式，以高质量的制度创新去把握国家和世界历史进程。
本文提出了一种可应用于卫星导航接收机的多频点通用射频模块的设计，利用AD8347与SI4133芯片，搭建了射频模块电路。经过多次试验，该多频点通用射频前端模块与实验室现有数字基带板搭配，能供应准确的定位服务，达到预期的功能；并可以实现单个射频通道对L1，B1频点的同时定位处理，应用于RTK接收机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执政理念彰显。党的群众路线是贯穿党的一切活动的路线，而执政理念的融合是贯穿根本，这也是群众路线能否夯实执政合法性的标志性符号。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基于“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9]（p552）、“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5]（p572）的苏东剧变和国内八九政治风波所带来的深刻认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从执政党作风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高度，明确提出“我们党是立党为公的，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10]（p181），执政党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群众，全党干部尤其是高中级干部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并作出了《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对群众观点作了新6条概括：“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11]（p938），为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斗争建设奠定了重要思想共识。“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成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内容。江泽民还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作为判定标准，把“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这六个新生社会阶层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起纳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10]（p286）群体。这不仅是“人民”概念内涵的新突破，而且极大提高了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地位，使其优秀分子入党成为可能，标志着继20世纪80年代广大知识分子、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被纳入群众范畴后，党的阶级和群众基础的又一次突破，群众路线塑造执政合法性的又一次彰显。
一是以群众的政治参与理性推动依法科学决策、正风反腐，促进政治民主。2010年底，全国村委会达到59.5万个，村委会成员230多万人，95%以上的村委会依法实行了直接选举。2011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有了重要法制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2013年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产生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呈现出基层代表数量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数量下降、农民工代表倍增等诸多特色和亮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北京“朝阳群众”“西城大妈”已经成为全国闻名的正风反腐力量，甚至被网民戏称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更多的诸如“石景山大爷”“海淀小哥”“东城妹子”等群众组织也成为正风反腐的铜墙铁壁。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全国检察机关查办的案件中，80%以上是由群众举报的；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的纪检监察机构查处的大要案中，90%以上是由群众检举的[19]。
二是以群众路线的利益实现功能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经济民主。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应该是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而不是牺牲人民来保证经济发展。特别是当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果时，更要把“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超高速增长所引发的“唯GDP论”反思后，2004年我们党第一次鲜明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并在次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经历多年改革探索后，党的十九大强调指出，要“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要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1]（p39），并于2018年启动改革开放以来第8次国务院政府机构改革，为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科学化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加高效民主的服务型政府掀开了一场新革命。三是以群众路线的矛盾化解功能推进社会管理科学化，促进社会民主。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能力和水平，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2004年，针对中央企业的改革发展稳定问题，我们党提出，“要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维护企业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性，认真分析新形势下各类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和演变过程，努力提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能力和水平”[20]（p484）。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不断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我们还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力争做到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就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加强对社会组织和在华境外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引导它们依法开展活动。许多地区都积极探索法治、德治、自治“三位一体”社会治理新模式，浙江省“乡贤参事会协商文化村治模式”“村规民约促和谐，社区公约保治理”在2016、2017年先后荣获“中国十大社会治理创新”奖。全省11市、90个县（市、区）都已建立起社会组织服务平台，积极引导“武林大妈”、“西湖群众”、“乌镇管家”等各类社会组织参与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会治安巡防等工作，在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方面有了新突破[21]。这些探索正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增强群众工作本领，创新群众工作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的现实反映。不仅党的基层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都要勇立潮头，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积极提升新时代党群工作专业精神与专业能力，才能确保新时代新征程能在党的引领下顺利开拓。
从历史进程看，以人民为中心是唯物史观主体维度时代拓展的必然，也是人类解放的时代主题彰显。群众路线的认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谈到：“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13]（p295）马克思、恩格斯着重指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13]（p502）。但是，“以人民为中心”不可能确立在阶级对立和革命的时代，也不可能确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全面开始了直接为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基础的新时期，以人民为中心才能得以确立。从这一点而言，“以人民为中心”的确立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开拓，也是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主题的又一次提升。它历史性地突显了人作为“类”的存在和整体的主体性。当然，以人民为中心不可能一夜确立，它离不开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领导人在执政时期对群众范围、人民内涵的认识与实践突破。正是新中国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带来的社会结构前所未有的变化，人民群众才能全方位地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作用，才能实实在在地成为构建新的和谐社会共同体的主体、出发点、着眼点和归宿，才能完成从阶级对立社会的群众路线到现代5.0社会群众路线的历史性转换。任何阶级、群体、组织都不能以任何名义取代人民和超越人民，它的必然取向就是：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属于人民。也因此，才能展开马克思提出的人的解放的新进程。
三、从党群和谐、军民融合到一带一路：群众路线从特殊走向普遍，全面发挥治国理政功能的新境界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一句“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使“党群和谐”这个经典群众路线内存的现代国家治理基本变量得到了突显和规范，那么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则进一步提升拓展了现代群众路线的治国理政价值和边界。从这一角度审视，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提升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其实是新中国70年进入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主题词后，群众路线全面发挥治国理政功能的边界拓展，他们与“党群和谐”这一变量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实质是在用不同方式展现着同一命题——人民群众是社会文明和进步成果的共同建设者和共同享有者。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一开始就能够直接地把社会发展的成果同人民群众的享有联系起来。这需要与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进程相匹配，才能逐步实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遵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从根本上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以社会改造为重心，通过打碎旧的社会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来奠定人民幸福的制度基础；第二阶段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改变落后的经济和丰富物质财富为重心，尽管还不能够大幅度地把社会发展的成就用来造福于人民群众，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第三阶段以直接促进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为重心，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发展成果将如雨露阳光，前所未有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充分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民为中心的提出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40年，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历史性成就奠定了这一阶段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而党的十九大对新征程的蓝图规划则是这一阶段的未来展开，它必将推动群众路线实现新的伟大飞跃。应该指出的是，党群和谐作为群众路线治国理政功能发挥的核心变量和评价指标，将贯穿始终，推动三个阶段目标的实现，而军民融合、一带一路则是新时代我们党以群众路线精髓要义和方法为指导进行的重大战略和策略设计，是以融合发展、跨界发展的新视野对群众路线治国理政价值功能的新突破，彰显了群众路线的普遍性、世界性价值。
电桥检测法方式的合理化应用指的是电缆中利用双臂电桥测量出流经新线的电流值，对电缆的长度进行测量，在整个阶段需要了解电阻值以及电缆长度的关系，此外故障点比较多，提前进行计算。在电桥检测法故障检测的过程中，从多角度进行分析，尤其是短路接触点的诊断，对于小于1Ω的电缆线进行计算，将故障的误差保持在3m下。必须注意的是，对于超过一欧姆的故障处理时，采用高电压烧穿技术，对标准值进预测，采用电桥检测方式测量，从本质上而言，利用电桥检测方式进行诊断和判断，能提升精确测量值，减少连接异常的现象。
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必然结果。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现代国家治理必须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这是世界国家治理的基本规律，也是新中国70年国家治理的基本经验总结。融合得好，军民转换才能快、准、高，军队战斗力才能更加强大。特别对中国这样一个民族关系、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日益复杂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融合的关键，是军民主体从思想到行为的融合，这里无论是“军”，还是“民”，更多指的是复合主体，既包括自然人主体，也包括政府、企业等组织主体，相比于传统群众路线，主体更加多元化，关系更复杂，不仅包括党群关系、党政关系、党军关系，还包括军企与民企交叉往来的群群关系，但其交往逻辑和行为方式仍然遵循着党的群众路线的运作基本价值规律。新中国70年来，从“军民两用”、“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我国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思路与步伐越来越清晰合拍，但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仍然存在，制约其深入融合发展。为此，2015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军民融合发展提升为国家战略，目的就是打通军地分离的资源配置体系，实现军地一体、军民一体化发展，进而实现强军梦强国梦。历史已经证明：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真正力量源泉。现实也必将证明：只有深入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精髓，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设，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把握和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相互关系，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去谋划军民融合发展道路，经济与国防才能真正互动发展、共建共享，以强大合力实现中国梦强军梦。
一带一路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引领下群众路线治国理政价值的世界性运用，它把群众路线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的“特殊性”理论成果升级还原为世界的普遍性，从而展现惠及于世界的强大理论生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世界命运握在各国人民手中，人类前途系于各国人民的抉择。中国人民愿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1]一带一路作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其建设理念、原则与路径都与群众路线高度契合。一带一路倡议遵循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既传承以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古丝绸之路精神，又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21世纪时代潮流，将“中国梦”与“世界梦”有机衔接，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这正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去认识世界、改变世界这一人民主体性理论内核的实践运用。我们以高层引领形成合作共识、政策沟通推进务实合作、平等协商化解矛盾分歧的诚心颠覆国强必霸的老路，追求和平共处的互尊互信之路，我们以“既要让自己过得好，也要让别人过得好”[14]（p315）的摒弃零和博弈思维实现共同发展的合作共赢之路，互联互通、各施所长，不刻意追求一致性，不单方提供时间表和路线图，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拉近各国从地理到制度、文明的空间距离，为地区与全球发展打通经络、舒筋活血。这正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引申至世界范围内的运用。我们尊重沿线各国文明的多样性，运用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等多种方式深化沿线各国文明的大交流、大融合，就是要证明“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22]（p7）。否定文明冲突谬论，倡导兼容并蓄的文明互鉴之路，这正是群众路线秉承的为民理想、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共同富裕目标在世界时空的当代演绎，彰显的是世界性的人的解放主题。也正因为如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来，中国已经和88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103份相关的倡议合作指导性合作文件，与200多个国家和地区，600多个主要港口，建立了密切联系，与“一带一路”62个国家签订政府间双边航空运输协定，与45个国家实现直航。我国主要电力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密切合作，总金额投资912亿美元。五年间的货物贸易额累计超过5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超700亿美元。协助建设75个经贸合作区，创造就业岗位21万个。仅2017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40%。2018年7月，亚投行成员增至87个，成员中超过六成为“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国。中国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2017年再次增资1000亿元人民币，支持项目涉及总金额达800亿美元。人民币加入IMF 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覆盖“一带一路”国家165家银行，已有50多个国家开通银联卡受理业务。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参与国之间游客往来3400万人次，其中为参与国贡献了2400万人次的出境游；2017年中国赴参与国的留学人数为6.61万，与20多个沿线国家实现公民面签或落地签，而在华学习的有64个沿线国家的20多万人。我国还积极承诺并践行各种技能型人才培训方案，做到互惠发展……[23]
术后随访,28例患者依据RDQ诊断分为反流组(n=4)及无反流组(n=24)，两组一般资料及手术资料无统计学意义。术后14例患者行胃镜检查，5例有食道炎，其中2例有反流症状，3例无反流症状。4例患者术后行食道24 h pH值监测，1例有反流症状且有病理性酸反流，余3例无反流症状的患者中，1例有病理性酸反流。
群众路线作为现代化进程中联结现代政党-现代国家-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生命线，见证了新中国70年的风雨兼程、辉煌壮丽，也成就了自身的华丽转型。其人民主体的精髓要义、与国家政权融通发展的制度创新、与世界人民共建共享的梦想联通，一定会在充满智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自强不息、创新包容的中国人民努力下再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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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浙江再获全国奖项！这些社会治理创新你都知道吗[OL].浙江在线，http://society.zjol.com.cn/201712/t20171222_6110423.shtml,2017-12-22.
[22]习近平.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演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23]“一带一路”五年来的成就（上）[OL].搜狐网，http://www.sohu.com/a/260083847_748987,2018-10-17.
[中图分类号] D2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479（2019）06-0013-09
[收稿日期] 2019-08-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坚持群众路线研究”（13BKS049），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系列课题“新时代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研究（A）”（2018XAA026）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张雪梅（1971- ），女，江西鹰潭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责任编辑：杜亦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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