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西方话语冲击下的中国史学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史论文,普遍性论文,特殊性论文,话语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与西方同道一样，中国古代历史学家从其历史写作实践中，发展出一套关于历史学性质的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有的历史意识和历史撰述原则。这一产生于中国特定传统的历史理论，在近代中国建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随着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而逐渐失去其合法性。从创建一种反传统的新史学，到唯物史观理论指导地位的确立，中国历史学家在运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撰写历史和研究历史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有时并不能纳入到西方理论的普遍性框架中。这种理论上的焦虑感，让中国历史学家在接受西方理论的同时，也急欲提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解释中国过去的模式。这一悖论的背后，是一种本土与西方二元对立的逻辑。然而，在全球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对思想、观念、知识甚至理论的研究都面临着所谓的“空间转向”(spatial turn)①。历史学家不仅要了解理论如何在特定的地点形成，而且要了解理论的交换如何在不同的地点之间发生，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理论所发生的变形。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既不必将中国当前的理论状况看作西方理论的延伸，也不必因为强调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而将西方理论搁置一旁，因为任何理论都不再是与其诞生地不可分割的单一实体，而是在不同的空间中被加以改造的混合物。 一、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对史学本质的探求 在中国传统史学中，理论似乎并不占据重要位置。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撰史理想，虽然包含着考察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之关系、探寻历史发展与变化之规律的历史哲学思想，但更多地是以一种讲述人物的生平故事间杂评议的形式，阐发自己对具体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理解与认识。与司马迁一样，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大多秉持“未尝离事而言理”的撰史传统②，很少去从特定的事例中抽象出一般的概念和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尽管怀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但对理论并不热衷，其对过去的理解和认识以及对过去知识的累积，大多带有明确的目的性，要么是讽喻现实以表达人文关怀，要么是针砭时政为君主提供统治良策。在西方学者看来，那种纯粹出于求知的兴趣，去考察历史之起源，理解历史之性质，进而为史学撰述这一独立存在提供洞见的“批判史学”(critical historiography)，很少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家笔下出现③。 在中国漫长的帝制时期，官修史学逐渐成为史学编纂的主流，其中虽不乏纪实、阙疑、求真、怀疑等原则④，但它所体现出的国家意志以及史家不得已而为之的曲笔，并不能保证历史叙述的真实性。同时，国家对史书编纂的严格审查，也对史家选择材料、提出观点和进行评判形成了巨大干扰。所幸的是，私人修史的持续和勃兴，不仅对官方史学作了有益的补充，也让史学家得以摆脱体制束缚，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意志和自由的个体。这一颇类似于安克斯密特所谓的“史学主体私化”的过程，使得史学可以不再是一项公共事业，而成为史家个体之撰述⑤。这便为史学家去深入思考史学本身所面对的问题，提出一些独具创见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了契机。值得注意的是，私人修史的兴盛恰恰出现在唐代官修史书作为一种制度正式确立之后，这无疑更能反映这一制度的流弊。担任史官长达二十年的刘知幾，就抨击了集体修史的五大弊端：效率低下，人浮于事；收集材料和查阅档案时的诸多限制；人情世故的干扰，让史官难以如实直书；监修的管理不善以及他所设定的不同的撰史标准，使史官无从下笔；监修的不作为，导致史官无心展开工作⑥。 刘知幾辞去史职后，开始撰写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意义上的著作《史通》(成书于公元710年)。《史通》梳理了唐以前的史学发展脉络，对历朝历代的史书体例、编纂方法、史料选择以及叙事技巧，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⑦。实际上，刘知幾所提出的这些形式上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历史书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一更为重要的问题上⑧。既然官修史学已经无法赓续中国古代史学如实直书和书法不隐的优良传统，那么，刘知幾的任务就是要在自己的历史世界中对之予以重建。刘知幾提出了成为“良史”的准则：“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所谓实录是要做到“苟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所谓直书则是“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⑨。“实录直书”表达了历史学家在撰写历史时的理想状态，即必须坚守客观主义立场。而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又必须持一种“疑古”的，即对古代历史和古代典籍提出质疑的批判精神。刘知幾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中国古代的三部经典《尚书》、《论语》和《春秋》。他对《尚书》、《论语》中所言及的古代帝王和圣贤的高尚品行提出了十点疑问，并逐一进行辩驳。他还对《春秋》中孔子任凭主观好恶，违背事实的十二处记载表示了疑惑，同时指出了后世对《春秋》的五处不合实际的赞誉⑩。刘知幾疑古和批判精神的背后，并不是否认或推翻关于古代历史的一切记述，而在于重建可信的历史。他相信，如果历史学家能够真正做到中立和客观，对史料采取一种明辨真伪的态度，便可以探求到历史的真相。这种理想主义的史学实践原则最后被落实到理想的史学家身上。在刘知幾看来，一个理想的史学家应具备三种才能：史才、史学和史识，亦即研究能力、广博的知识和判断能力(11)。刘知幾的这种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兼具的史学观念，体现出一种少有的现代主义精神，这与一千多年后兰克所提出的历史学家应当“如其本来面目”撰述历史是完全一致的(12)。 在追求史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问题上，亦即在对史学本身作出理论思考方面，那些以私人身份撰史的历史学家总是走得更远。北宋吴缜撰有《新唐书纠谬》一书，对欧阳修主修的官方史书《新唐书》进行了全面纠错，共列出错误二十类，四百四十九条(13)。进而，吴缜提出了他心目中的“信史”标准：“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而对于如何撰写一部信史，吴缜提出： 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名，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14) 吴缜对《新唐书》的纠错虽然走的是考据学的路数，但他提出的撰写一部好的历史著作所必备的三个条件却涉及史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在这三个必备的条件中，事实对应的是客观性或真实性，褒贬对应的是价值判断，文采对应的是修辞。其中，客观性或真实性是撰史的根本，价值判断是目的，修辞是手段。在吴缜看来，一部好的历史著作首先要做到客观真实，其次要对过去的人和事作出应有的评判，这两点其实是对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致用”两大优良传统的沿承。而将文采或修辞列为优秀历史著作的标准，在以往并不常见，应当是吴缜的一种创见。 吴缜认为，文采或修辞的使用不仅构成了一部好的史书的内在特质，也有益于一部好的史书的最终完成和传世。一部理想的史书，必然有助于读者加深对过去的理解并感受所载之事的真实性。这样，修辞与真实之间便有了某种联系，也就是说，借助修辞，历史有了一种真实之美。但是在大多数史学家看来，修辞与历史事实总是对立的，过度的文饰往往会削弱了历史的真实性。吴缜没有进一步阐述修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关系，也没有提出“修辞所建构的历史事实”这一具有“后现代”意味的论断，但吴缜的这段文字却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在西方，经历了语言学转向的历史学家试图建立修辞与历史真实之间的联系。卡洛·金斯伯格就认为，证据——被认为是通向历史真实性的关键——其实是修辞的内在组成部分，只不过这一曾经明显的事实被人遗忘了(15)。海登·怀特则宣称，比喻性的描述与拘泥于字义的论断一样，能够指涉真实的和可能的事件、结构和过程，只是它们的指涉模式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16)。因此，怀特呼吁，历史学应保持一种诗性的理解模式，与其研究对象保持一种隐喻上的密切关系。当然，在诗性的洞见转变成理性的知识内容时，历史学家必须持一种批判的态度(17)。 如同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家一样，中国古代史学家尤其是那些以私人身份修史的史学家，都强调了史学家在历史书写中的主体性和主观意识。这种论点在清代章学诚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提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观点，即“六经皆史”(18)和“史德”。“六经皆史”把过去视为普遍真理的六部经书下降到史书的地位，从阐释学的角度看，这一观点一方面打破了对经典解释的单义性原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历史解释的多义性和多元性。这无疑大大提升了史学家的主观性在历史编纂中的地位。这种对史学家主观性的强调在“史德”这一概念中得到进一步阐释。在章学诚看来，“史德”要高于刘知幾所谓的“史才”、“史学”和“史识”，而“史德”被归结为一种抽象的、史学家应有的“心术”。心术有高下正邪之分，若达到一种理想的心术则需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19)。在这里，“天”可以被理解为史学家的天性或本性，“人”可以被理解为个人不能控制的非理性和褊狭等特点(20)。 章学诚将“史德”或史学家的“心术”视为撰写一部好的历史著作的关键，并不是要排除史学家的客观性原则，他其实是要借助史学家的主观性来表达对乾嘉考据学机械的客观主义的不满，这种死气沉沉的客观主义限制了史学家对过去的独到理解。同时，章学诚也向我们展示了史学家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和竞争关系：在创造一个更高层次的知识场域中，史学家的与日常体验保持紧密联系的感性精神而不是其僵硬的客观精神，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1)。当然，史学家的主观性是要受到约束的，它通过摒弃坏的心术和发扬好的心术得以完成，而如何做到这一点就成为一个史学家个人的道德问题。与之极为相似的是，在西方阐释学那里，历史客观性问题也转化为史学家的主观性问题和道德问题。正如保罗·利科所指出：“现在，客观性标志着历史学家的好的主观性和坏的主观性之间的差别。客观性的定义过去是‘逻辑上的’，现在则变成了‘伦理上的’。”(22) 二、引介西方理论拯救中国历史：新史学和新史观的出现 中国古代的史学家是在一个几千年来未曾间断、高度同质化的文明体系中构建他们对过去的书写和理解模式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这一坚固的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文明体系开始逐渐坍塌。在国际关系体系和全球贸易体系中的迅速边缘化，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所带来的严重的挫败感，让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从各个层面去反思中国失败的原因。对历史学家而言，创建一种新的史学或史学观念，是拯救中国未来的希望。新史学的首创者梁启超痛陈中国传统史学的四大弊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进而发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的疾呼(23)。至于什么是新史学，梁启超认为，其要务在于研究人类社会的进化并找出其中的原因。显然，梁启超的新史学建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基础上。尽管梁启超对达尔文的进化观念有所误读，比如，他将进化与进步完全混为一谈(24)，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西方的线性进步历史观引入到亟须变革和追赶现代西方的中国。 与中国传统的循环史观相比，线性历史观明确了历史是进化的或进步的，它包含着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的经验，因而是一种真正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的缺失，正是“吾国进化迟缓之一原因也”(25)。其实，梁启超并不否认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但认为中国没有世界史，世界史是属于白种人尤其是条顿人的。这里的世界史既是扩张性的，同时也呈现出进步性，为那些尚未进入世界史的国家和民族起到了示范的作用，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境内……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26)。梁启超以一种萨义德所谓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的形式(27)，将中国的历史发展放在了一个进步的世界史框架中，尽管这种世界史是欧洲中心主义的，甚至是种族中心主义的。不过，我们并不能因此将梁启超视为西方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共谋。实际上，梁启超希望借助这种新的进化史观来重构中国的过去，目的在于使国人获得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和在世界史中求得一席之地所必需的民族认同，最终以一种独立和平等的意识步入现代。 与进化史观类似，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史观也迎合了当时中国人改造旧史学，建立新史学的愿望。唯物史观在中国的出现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中国人反抗帝国主义和创建民族国家的革命运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但是，对唯物史观的接受，并不仅仅因为它是一种革命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的延伸，更因为它对中国历史前所未有的解释力和为中国历史研究带来的范式变革。王汎森指出，梁启超所倡导的新史学旨在界定“什么是历史”，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心则在于“解释历史”(28)。首次对唯物史观作出系统阐释的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指出，史学的要义不应仅限于考证个别的事实，探索其相互联系和因果关系，更要从全部的历史事实中寻求“普遍的理法”，并作“一般的解释”(29)。在李大钊看来，唯物史观就是要探求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寻找社会演进的根本原因。不过，李大钊将唯物史观化约为一种经济史观，即以经济为中心来考察社会变革。这种对唯物史观的理解虽然有些片面，但从经济的角度来解释历史，较之中国的传统史观以及西方的宗教史观、政治史观和唯心史观，已经大为不同，因为它能够理解历史的“全部真实”，是一种对整个“社会”的“进化研究”(30)。 李大钊在这里展示了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创建一种整体史的可能性，这种历史涵盖了一切社会现象，它在本质上显然是进步的，以现实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历史观取代了具有落后或循环倾向的、神权的、精神的和个人的历史观(31)。不过，与进化史观相比，唯物史观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研究历史和解释历史的方法论问题，它试图将中国传统的历史撰述——被理解为只是对过去的记录，缺乏对历史解释的追求——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与已有的任何一种历史理论不同的是，唯物史观更加重视社会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并在逻辑上优先考虑那些与经济活动有着最直接联系的社会因素。唯物史观改变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表现出对于历史解释的复杂性的全新意识，因而是一种“新史观”。李大钊进一步指出，现代历史学家的责任就是要依据这种新史观并结合新史料，对旧历史进行全部改写(32)。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力很快就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中得到彰显。 这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发生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不久，目的是通过论证中国社会的性质，为未来的革命制定目标。正如何干之所指出的： 社会史，社会性质，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可说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探讨。为着彻底认清目下的中国社会，决定我们对未来社会的追求，迫着我们不得不生出清算过去社会的要求。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的论战，正是这种认识过去，现在，与追求未来的准备工夫。(33) 论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问题上：第一，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社会；第二，中国封建社会的起止时间和特征；第三，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历史上是否出现过。对于上述问题，参与这场论战的派别因政治立场不同而持截然对立的观点，但争论的焦点都是围绕马克思的人类社会发展模式是否能应用于中国历史而展开。论战的各方也根据他们所理解的当下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不同的革命方案。比如，国民党左派的历史学家认为，当前的要务是进行一场社会革命，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政治的统一；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则主张发动一场阶级斗争，消灭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这种对于革命的不同理解，最终造成了中国革命在后来的分野。 论战因1937年抗战的爆发而终止，对于所争论的问题也未形成定论。从史学的角度看，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开启了以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的新局面，它推动了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并为其后来在历史研究中正统地位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理论模式，唯物史观虽然开创了研究中国历史的新视角，但也面临着在实践中能否适用于中国历史的问题。由于将这种源于欧洲经验的历史理论当作一种普遍真理直接应用于中国历史，其后果要么是掩盖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以适应这种理论，要么是将唯物史观加以曲解来牵强地解释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更为重要的是，对理论固执的坚守，执着于用一套因果关系揭示历史的进程，反而限制了历史学家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发现。翦伯赞在1938年就批评了理论凌驾于历史之上的弊端：“争辩的双方，都只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不以事实去说明历史，而以公式去推论历史，从而，这一为了解决现实的革命问题而引发的历史研讨，反而离开现实，变成经院派的空谈”(34)。 不论是进化史观还是唯物史观，都是西方在现代性进程中产生的现代史学理论。现代性史学开创了一种新的时间概念，它摆脱了时间与过去的固有关系而使之与未来联系在一起。莱因哈特·柯塞勒克指出，在现代的历史时间中，过去连续性的“经验的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发生了断裂，并由此产生出一种新的世俗化的“期待的视阈”(horizon of expectation)，未来与过去因而发生了对立与分离，这便是新时代(neuzeit)或现代的特征(35)。现代的历史观因而也是一种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观，它赋予历史发展一种明确的目的，使之得以摆脱过去的束缚，迈向一个更为美好的未来；同时，历史研究的意义不再是从过去汲取服务于当下的经验，而成为一种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在中国，对历史的理解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梁启超强调：“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36)李大钊也认为：“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社会……是一直向前进的……我们既认定世界是进步的，历史是进步的……即不应该悲观，不应该拜古……前途有我们的光明，将来有我们的黄金世界。”(37)这种以未来为导向的历史观，必然导致对过去的否认。受进化史观影响，以“疑古派”著称的顾颉刚提出了一个有名的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38)。顾颉刚不再将战国、秦、汉以来古书中记述的历史视为一个有意义的实体，而认为它们是由不同时代的神话和传说一层一层积累起来造成的，这些神话和传说发生的先后次序与古代史书中所记载的次序恰恰相反。顾颉刚的观点对于建立一种新的科学的史学有其重要价值，但他忽视了神话或集体记忆在赋予历史以意义中的积极作用(39)，也没有很好地利用新发现的考古材料。而对那些持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来说，无论其政治立场如何(如代表国民党的陶希圣、代表共产党的郭沫若)，他们都以生产方式的普遍性取代了以其他概念，比如文化，来分析中国历史的可能性。这种新的解释中国历史的模式在给中国史学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对中国的过去予以激进的否定，并以生产方式的递进否定了以儒家传统为代表的“一乱一治”的循环历史观。阿里夫·德里克指出，到马克思主义所引发的社会史论战时，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开始真正面临致命的挑战(40)。 一方面力图建立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史学和新史观，另一方面又竭力否认象征着落后和前现代的过去，这让原本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中国历史面临着一种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所谓的“叙事的断裂”(41)，即以西方的历史经验将非西方的历史纳入到前者的普遍主义框架中，从而抹杀了非西方历史特有的内容和意义。不过，这种断裂的叙事很快就被那种指向一个美好未来的新的叙事所弥合，它使得中国人可以忘记历史的重负而向前行进。与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同道一样，20世纪初中国历史学家引入建立在西方经验之上的新史学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中国的旧传统，建构一个有资格进入现代社会的民族国家。但是，中国历史学家很快就陷入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的紧张关系之中，这种紧张关系以及由之所产生的焦虑感，伴随着直到今天的大多数中国历史学家，并深刻影响着他们对历史的理论思考和写作实践。 三、中国史学理论的困境及可能的出路 新中国成立后，唯物史观或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指导理论，甚至唯一的理论。尽管在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已经中国化了，但在历史研究领域，这种源自西方的代表了普遍性的历史理论，却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1957年，范文澜针对尚钺在其主编的《中国历史纲要》中将中国古代历史比附西欧古代历史的做法提出了质疑： 中国和西欧到底是两个地方，各有自己很大的特殊性。把西欧历史的特殊性当作普遍性，把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一概报废，只剩下抽象的普遍性，这样，中国历史固然遗留着大量的材料，拿中国历史去凑西欧历史，事情却容易办了。说起办法来，我看，不外乎下列四种：(一)摘引一些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词句作为“理论”的根据；(二)录取一些合用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根据，不合用的材料罢免不用；(三)给材料以片面的凭空的解释；(四)改造材料。(42) 范文澜对历史研究服务于理论现象的不满，在史学界并非个例，吴晗、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批判了“以论带史”的教条主义，主张“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43)。尽管史学家试图建立一种符合历史研究规律的史论关系，但在1949年到1966年这十七年中，理论的指导地位始终高于具体的史学实践。当时重要的史学成就，即所谓的“五朵金花”(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基本都是理论凌驾于历史研究实践的产物(44)。1966年至1976年，中国进入十年“文革”时期，史学完全沦为“斗争史学”和“影射史学”，那种立足于唯物史观范围之内的对理论的探讨也不复存在。 改革开放之后，史学界开始反思过往历史研究的种种弊病，力图消除史学被政治严重扭曲的状况。那种简单地将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之间的矛盾归咎于苏联教条主义影响的做法，并不能真正缓解理论与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人们希望重新认识唯物史观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使之更能适应中国历史研究的实际。一些学者在强调唯物史观指导地位的同时，也指出不能用唯物史观来代替具体的史学理论，鉴于历史学的独立性和科学性，历史学应当有自己的专门理论(45)。另一些学者则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新的历史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判断加以丰富和发展，进而建立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新形态(46)。还有一些学者看到，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正在下降，史学理论的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唯物史观有着严重的理论缺陷。比如，忽视了作为社会主体的人，错误地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夸大了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决定作用，等等(47)。 上述种种理论反思表明，历史学家正在逐渐淡化意识形态的影响，避免对唯物史观作出单一的理解，同时探讨了将其他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于对之前历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史和经济史领域的厌倦和不满，历史学家试图扩大他们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其结果是80年代文化史研究热潮的出现和90年代社会史的兴起。直到今天，社会文化史和经济社会史依然是史学研究的两个重点(48)。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人类学、社会学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及微观史、历史人类学、环境史、记忆研究等西方史学研究方法的大量引入直接相关。这些多样化的理论和方法对唯物史观同样造成了巨大冲击。 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的引介，与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借助西方理论创建新史学的情形十分类似，都是为了解决历史研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总的说来，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年鉴学派、现代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和全球史对中国的史学实践和历史学家的观念产生了持久而重要的影响。 早在1978年，张芝联教授就撰文对年鉴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发展及演变作出了较为细致的介绍，这大概是“文革”结束后中国史学界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最早的引入(49)。年鉴学派对长时段和总体史的强调，与唯物史观注重结构和将整个社会纳入历史研究中的主张不谋而合(50)。而年鉴学派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也有助于中国史学家拓展他们的研究领域。因此，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一经引入，很快就被中国史学界接受和认同。 与之类似，现代化理论介入史学领域，同样存在一个与唯物史观相适应的问题，罗荣渠教授在这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将现代化视作一个全球性的历史变革过程，并将之纳入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中(51)。在此基础上，罗荣渠教授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一元”肯定了生产力而非生产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意义，从而消除了“五种生产方式”为代表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给史学家带来的困惑。“多线”强调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因而能够兼顾中国历史的特殊性。通过对唯物史观的修正，“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非西方历史发展模式提供了可能。不仅如此，现代化理论也引发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书写从革命史范式向现代化范式的转换，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性质的理解随之发生了根本改观(52)。 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始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1985年在北京大学宣讲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53)。但史学界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明显滞后于哲学、文学、艺术等领域。1999年，罗志田教授就何伟亚(James Hevia)的《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ishing Men from A far: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发表长篇书评，对该书的后现代史学取向和方法作出了评论，并基本持肯定态度(54)。2000年，王晴佳和古伟瀛从中西史学比较的视角，对后现代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它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可能影响，进行了更为详实细致的分析(55)。之后，随着海登·怀特、弗兰克·安克斯密特等后现代史学理论家著作的翻译，后现代主义对于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日益加深。后现代主义由于反对历史规律和历史研究的科学性与客观性，对中国传统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造成了巨大冲击，史学界围绕后现代主义的争论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与上述三种历史研究取向在西方出现多年后才进入中国不同的是，全球史在中国的兴起几乎与西方同步，并没有一种霍米·巴巴(Homi K.BhaBha)所谓的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时间滞差”(time lag)(56)。2004年底，首都师范大学便成立了全球史研究中心。2008年，该中心的刊物《全球史评论》(刘新成主编)创刊，与2006年创刊《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仅相隔两年(57)。全球史对于中国史学的重要性在于，它改变了中国世界史研究中偏重国别史的局面，并对世界史研究中的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挑战(58)。另一方面，它所主张的文明互动的视角，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整体史观(59)。此外，从现实层面来看，全球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在全球化时代日渐崛起的大国意识(60)。 无论是年鉴学派早期的整体史观及后来所侧重的历史人类学和心态史的研究方法，还是现代化理论所引起的关于史学范式转移的讨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研究中宏大叙事的解构，以及全球史所带来的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与方法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当代史学的面貌，而且成为中国历史学家重新审视历史学的性质、寻找史学研究新的理论增长点，进而构建新的史学理论的重要基础(61)。不可否认，中国的历史学家在重构过去和形成自己对历史的理论反思中，曾极大地受益于这些西方理论。但是，西方理论的适用性和选择的多样化并没有减轻中国史学家面对西方理论时的焦虑感。引入和接受西方理论的结果，似乎让后者以一种反客为主的姿态，主导了中国历史学家认知过去的模式。正如柯文所指出：“中国史家，不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在重建他们自己的历史时，很大程度上一直依靠从西方借用来的词汇、概念和分析框架。”(62)马克垚先生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我们史学的概念、模式、术语、规律，都是从西方输入的。我们是按西方人的眼光看世界的。我们没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学理论，我们认识我们自己的历史，也是按照西方的模式来认识的。”(63)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种经过西方理论编码的历史思维中，中国的历史学家很难再提出像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和王国维的将考古发现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考证古史的“二重证据法”这样独具特色的历史研究理论。而理论创造性的缺失，以及面对西方理论的暧昧态度，也让中国历史学家不像南亚和拉美的历史学家那样，能够用西方理论来有效地反击西方理论(64)。如何在西方理论所营造的话语体系中，探索一条结合中国历史经验的理论之路，是中国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一项艰巨任务。 面对这一困境，究竟是对西方理论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将其价值和意义归结为对具体问题的解决，还是从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中发掘某些理论因素，使之与西方理论达致一种有效的平衡，抑或回归中国传统的治史理路，彻底抛弃西方理论？对理论的实用主义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将理论视作一种无涉价值的具有科学特性的普遍规律，但却忽视了理论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所暗含的种族和文化限度。而在中国传统的史学思想与西方理论之间寻找平衡的尝试，则预设了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和观念上潜在对立。至于无视西方理论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更像是一种偏执的非理性行为。这里，将“混杂性”概念引入中西史学理论关系的分析中，有可能会解决一些让人困惑的问题，为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史学理论提供一个新的思路。理论的“混杂性”强调了理论的跨文化维度，它既看到了西方理论在进入中国语境时发生的适应性变化，也突出了中国的文化资源在接受西方理论时对其作出的改造。因此，当源自西方的史学理论进入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后，必然会成为一种中西文化场域共同作用下兼具双方因素的新的理论形态。事实上，从梁启超开创新史学到唯物史观在中国的确立，及至当下中国史学家对西方新理论的吸收和采纳，中国史学在一百多年来与西方理论接触、融合、碰撞甚至冲突的过程中，已经与后者形成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而西方理论的某些因素也完全内在于中国人的历史意识之中。法国人类学家莫里斯·戈蒂埃在谈及人类学与西方的关系时说，人类学是西方的产物，但却在从根本上摆脱了西方的思路后才成为一门科学(65)。与之类似，西方理论也不必然与其诞生地保持不可分离的联系。实际上，包括理论在内的一切思想和观念从来都被认为是独立于它们的起源地的(66)。理论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它与生俱来的旅行特征，以及它在穿越不同语境时所表现出的可变性和适应性(67)。中国的历史学家完全可以从理论的这种混杂性中获得一种借鉴和超越西方理论的策略，而不是迷失在西方的权力话语之中(68)。长期以来，中国的历史学家从西方理论中获益良多，今后也仍将从中继续受益，但当下应该是中国历史学家对史学发展作出自己理论贡献的时候了，他们应当为此行动起来。 ①关于“空间转向”.参见Charles W.J.Withers,"Place and the ‘Spatial Turn’ in Geography and in History",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70,2009(4).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册，叶瑛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l页。 ③英国史学家普朗布指出：“中国人追求博学，但从未发展出标志着过去两百年西方历史学家之成就的批判史学。他们也从未视历史为客观的理解，更不用说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参见J.H.Plumb,The Death of the Past,Houndmills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pp.13-14. ④参见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一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0页。 ⑤Frank Ankersmit,"The Postmodernist ‘Privatization’ of the Past",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54. ⑥刘知幾：《史通通释》下册，浦起龙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90～592页。 ⑦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76～501页。 ⑧伍安祖、王晴佳：《世鉴：中国传统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6页。 ⑨刘知幾：《史通通释》下册，第409、402、529页。 ⑩参见刘知幾《史通通释》下册《疑古》、《惑经》两篇，第379～415页。 (11)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一三二《刘子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522页。 (12)参见Leopold von Ranke,"Preface:Histories of the Latin and Germanic Nations from 1494-1514",in Fritz Stern,The Varieties of History:From Voltaire to the Present,New York:Vintage Books,1973.p.57. (13)蔡崇榜：《吴缜与〈新唐书纠谬〉》，《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4期。 (14)吴缜：《〈新唐书纠谬〉原序》，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本，第4～5页。 (15)Carlo Ginzburg,History,Rhetoric,and Proof,"Introduction",Han over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1999,p.1. (16)Hayden White,Figural Realism:Studies in the Mimesis Effect,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pp.51-52. (17)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 & 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p.92. (18)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册，第1页。 (19)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上册，第219～220页。 (20)参见章益国《章学诚史德新说》，《史学月刊》2007年第12期；Achim Mittag,"What Makes a Good Historian:Zhang Xuecheng's Postulate of ‘Moral Integrity’(Shi De)",in Helwig Schmidt-Glintzer,Achim Mittag,and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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