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研究中的“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相对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对主义论文,性知识论文,史研究论文,科学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5-07-22
中图分类号：N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053(2006)01-0017-05
近年来，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已经成了各个学科发展的一个趋势，其中历史学与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互通十分引人注目。从目前科学史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在国际科学史界，一些学者也开始积极探索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并做出了若干实际的研究成果。而在科学编史学领域，对于“从人类学视角来研究科学技术史”这一新的编史学方向，还缺乏整体系统的研究。
在这种背景之下，对于“在科学史研究中，人类学观念、方法、理念等的借鉴和应用”作科学编史学的考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即站在编史学的角度，分析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在科学史研究中的应用，重点论述该思想的引入给科学史研究带来的变化以及对科学史研究的意义。
1 人类学与科学史
新史学理论的发展，使得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的对话，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重要趋势。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勒高夫曾经提到，历史学应“优先与人类学对话”[1]。对于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两门学科的密切关系，学者们有过若干论述，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n)曾清楚明确地陈述道：“历史学在变得更加人类学化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加历史学……人类学在变得更加历史学化时，可以变得更加人类学化。”[2] 在“新史学”的倡导下，历史学研究领域中出现了与人类学进行对话的积极局面，这种对话和互通既包括概念和思想的借鉴，也包括方法的引入。
具体到科学史的研究，已经有科学史家进行了一些实际的相关科学史研究。在这些科学史研究中，体现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人类学基本概念的引入，给科学史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例如，科学史研究中“结构”概念的引入。“结构”是人类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曾被认为是历史学中“过程”概念的对立面，这种二分，甚至成了人类学与历史学进行对话和沟通的障碍。印度学者恰托帕德亚亚(D.P.Chattopadhyaya)，曾针对这种状况提出在历史学研究中采取结构和过程的互补[3]。正如人类学家日益认识到“时间”的重要性一样，历史学家也开始意识到“文化”等概念的重要意义。因此可以说，人类学基本概念的引入，确实能够给科学史研究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和领域。
(2)人类学对于科学、技术概念以及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对传统的编史学观念提出了挑战。人类学视角和方法的引入，可以打破对科学技术的传统界定，扩展科学以及技术的概念，并进而使科学技术史的研究领域和范围得以扩展。
以技术史为例，在传统的标准技术观念的定义中，其“背后所隐含的，是一种以西方近代技术的发展为模本的对技术的认识”[4]。在技术人类学的研究中，人类学以多种不同的方式界定技术，突破了技术的“标准观念”，技术不仅仅是指用以使用的最终产品，还被理解为过程中的意义，除了实用功能外，人造物的符号和仪式性的功能得以强调，有一些仪式本身也进入了技术的研究范围[5]。传统观念中，对技术功能和形式之间所做的二分，只是对人造物的反语境和去历史化的产物[6]。
在科学史的研究中，同样涉及到如何定义“科学”的问题，对于科学史研究来说，什么样的“科学”定义才是恰当的，而“精确”(exact)的科学史应该研究什么？到底什么样的研究内容才属于科学史的真正研究范围？著名学者戴维·平格里(David Pingree)曾经对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古代以及中世纪的希腊、印度和中世纪的伊斯兰进行研究，他所研究的科学，有和星座相关的各种天文学，以及它们所采纳的不同的数学理论，还包括占星术、巫术、医学等[7]。他正是在这些研究中体现了人类学的独特关怀。
(3)对于非西方民族的科学、技术以及医学史的关注。人类学的独特视角和关怀，是对非西方民族文化的研究。科学史研究领域的扩展和变化，使得原来在正统科学史研究之外的非西方民族的科学、技术以及医学史研究，进入了科学史研究者的视野。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中，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等，对于非西方民族的科学技术以及医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科学史研究者可以充分借鉴人类学在这方面的成果，并在科学史研究中形成新的研究范式。形成一种对“他者”的关怀，突破一元的、普适的科学概念，使科学史研究形成一种丰富而又更加接近真实的局面。
2 科学史研究中“地方性知识”的引入
著名的阐释派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被称作是韦伯社会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中博厄斯(Franz Boas)的文化相对论传统的集大成者，其重要贡献之一，便是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
人类学中民族(ethno-)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就是“基于当地意识的基础构成的文化整体观”，吉尔兹将其精神实质总结为“地方性知识”[8]，人类学强调对地方性知识的承认和重视，“‘地方性知识’是指有意义之世界以及赋予有意义之世界以生命的当地人的观念”，而“地方性历史”则“意指按照历史的模式来研究地方性知识”[9]。采用人类学关于“地方性知识”观念，是对原来不属于知识主流的地方性知识予以重视，继而对地方性历史之合法性给予承认。唯此才可能以一种合理或者公正的态度去发现、研究地方性历史的多样性。科学史研究同样如此。
地方性知识所体现的是一种观念。“地方性知识的确认对于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和科学观具有潜在的解构和颠覆作用。过去可以不加思考不用证明的‘公理’，现在如果自上而下地强加在丰富多样的地方性现实之上，就难免有‘虚妄’的嫌疑了。这种知识观的改变自然要求每一个研究者和学生首先学会容忍他者和差异，学会从交叉文化的立场去看待事物的那样一种通达的心态”[10]。这就是说，在对待科学的问题上，我们更需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对于人类多元的科学给予承认并加以研究。
地方性知识这一观念的引入，及其给科学史研究带来的变化，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1)采用地方性知识的观念，可以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其实也只是地方性科学的一种。以医学来讲，如其它各种民族医学一样，现代意义上的生物医学也只是民族医学中的一种。“生物医学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客观的他者’(objective other)、‘科学的推理’(scientific reasoning)，它是受到文化和实践的推动，并且和传统的民族医学体系一样是变化和实践的产物”[11]。比如，在不同的民族中，对于身体，健康，生死等都有着不同的观念[12]，因此，在一些民族医学史的研究中，必须充分认识到当地人对于疾病、治疗等的不同观念，只有在意识到这些的前提下，才可能对地方性的医学史做出有效的研究。
(2)任何科学事件的发生，均是在特定的时间内，特定的空间之中，如此说来，没有任何科学史不是关于一个地方性的事件或者一系列事件，地方性观念的引入，可以避免哲学意味的简单推论，而尽量还科学史以真实的图景。
(3)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强调从当地人的视角来看问题。在吉尔兹的解释人类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就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界(native' s point of the view)”[13]，强调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光来看问题，而不是把研究者的观念强加到当地人的身上，不仅是从研究者的视角来对当地的文化现象做出解释和评判。在科学史研究中，对于非西方民族之科学、技术及医学史的关注，要求从当地人的自然观、信仰、关于身体的观念等出发来看待其自身的历史，突破以西方科学作为评判其他民族智力方式的标准，并决定科学史的研究范围的状况。这样的研究倾向，恰是“反辉格”式的科学史的一种体现。
3 科学史研究案例分析
为了更具体、形象地说明在科学史中引入“地方性知识”的研究，我们可以举两个实例。
对于阿拉伯科学，传统的科学史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阿拉伯科学在整个西方科学史发展中的有用部分，而忽视了其本土文化中的具体科学史。这里的第一个研究案例，就是A·I萨巴拉(A.I Sabra)对于阿拉伯科学的研究。这一研究把阿拉伯科学放到了两个语境中：(1)阿拉伯科学传统在整个科学史中的地位；(2)阿拉伯科学传统在产生和发展了这一传统的文明即阿拉伯文明中的位置。
萨巴拉主张把地方性作为编史学的一个焦点，他提出，“相信没有人会对所有历史都是地方性历史这一观点进行争论，不论这种地方性是属于一个短事件或是一个长故事，所有的历史都是地方性的，科学史也不例外”，科学史家“探究的现象，不仅是存在于空间以及时间中，而且还存在于事件中，同时与我们称之为‘文化场境’中活动的个人相关，事实上，事件也是由他们来创造的”[14]。
该项工作主要是研究了在9世纪的巴格达，伊斯兰、阿拉伯以及希腊文化的交叉汇合的复杂状况，以及阿拉伯的地方性科学(研究者特别提到，如果我们可以用“science”以及“history of science”来代表阿拉伯过去的智力行为的话，事实上，这些东西不过是西方用于表述其自身概念的术语罢了)。阿拉伯的科学史并不是简单的如人们所想当然的那样，事实上，在当时的伊斯兰文明中，科学行为存在于三个地方，包括法庭(court)、大学(college)和清真寺(mosque)。作者分别详细的论述了在这三个不同的地点中，来自希腊传统的科学与伊斯兰宗教以及阿拉伯的本土科学，希腊科学在不同地方中的不同遭遇，大学中的学者、法庭中的人员与清真寺中的星相学家等的不同观念和行为，以及他们在阿拉伯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例如，在当时的大学中，科学或“哲学”，都是世俗的行为，不依赖于任何宗教的权威，当然宗教亦不阻碍这种自我合法化(self-legitimizing)的思想形式的独立存在。与同时期中世纪的欧洲不同，伊斯兰哲学家或哲学-科学家们，通常不是神学者或宗教秩序的成员。清真寺里的星相学家们，则发展了与西方体系不同的星相、宇宙知识。
这样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采用地方性观念的有用性，以及通过把阿拉伯科学传统放置到两个语境中进行研究的优势，一方面研究了阿拉伯科学传统、在特定的时间中阿拉伯科学发展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和其它科学传统相联系，比较伊斯兰文明和欧洲的不同，对那种很少注意科学知识的跨文化传递的编史学进行修正。
另一个相关的案例，是安东尼奥·拉富恩特(Antonio Lafuente)对于“十八世纪晚期西班牙世界中的地方科学”所作的研究。这项研究通过对西班牙的两个殖民地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考察，来评定在18世纪西班牙帝国中，地方的和宗主国的科学实践和理论的形成。针对宗主国的科学和殖民地的科学，安东尼奥·拉富恩特通过具体的考察提出，“殖民地科学”并不是一个从宗主国到殖民地的简单的扩张过程，从传播者的角度来看，接收过程只是对于所传播内容的完全或者简单的拷贝，但对于接收方来讲，却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墨西哥，在对植物学的研究中，当地的和宗主国的科学家在欧洲知识同化当地知识的问题上达成了协商，但在哥伦比亚，皇家植物学远征(royal botanical expedition)(1783-1816)则遇到了阻碍，在关于植物的分类系统以及科学和政治利益的关系上，激起了总督和当地知识分子之间的争论。
站在殖民地的立场和视角来看，科学中心不止是有一个而是有很多个。这表明了统治精英们想要建立一个位于金字塔顶端的负责科学和技术事务之决定的学术团体的失败，也同时表明了科学家们试图在一个自主的自治的学术氛围中获得合法性的无能。“宗主国科学的可信性不是唯一的问题。还有对于把价值和当地流行的价值相对立的批评。”[15]
这项研究从科学接收者的视角，对这一时段中西班牙的两个殖民的实际科学状况进行了研究，展现了植物分类学、天文学等领域中，当地科学自身的特点及对宗主国科学传播的对抗。地方性观念的采用和对殖民地科学史的研究也是紧密联系的。
4 “地方性知识”与文化相对主义
从人类学的立场来看，获得地方性知识的第一前提是传统心态与价值观的转变，在人类学中对此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即“文化相对主义”。因此，文化相对主义是承认并进而研究地方性知识的基本条件，在对地方性知识进行讨论的同时，相对主义是一个与此密切相关且不能回避的话题。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斯科维奇指出[16]，“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就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文化相吻合的东西”。由于文化相对主义强调多种文化价值的存在，突破了西方中心论的模式，因此常被划归到后现代的话语体系中，成为“理性主义”、客观性的对立面。
具体到科学上，相对主义更是遭致强烈的反对，而且反对者们是通常以“真理的化身、科学的代言人”出现，他们认为自己“掌握着划界的尺度”，“掌握着科学的解释权”，“能够判定何为科学何为非科学”，并且宣称“凡是与自己的观念相左就是与真理背道而驰，反对自己就是反对科学”[17]。
因而，与那些以正面的方式肯定文化相对主义的人类学者不同，在反对者那里，相对主义成了对科学客观性、真理性的消解和否定，成了一个“贬义词”。但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人类学中，在后现代、SSK、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的话语体系之内，对于相对主义又有着另一番的理解和辩护。比如，一些SSK的研究者就承认自己具有相对主义立场。在当今的学术界，相对主义引发了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众多不同领域的学者就各种问题加入了进来。此处仅结合地方性知识和科学史研究来进行一些分析和探讨。
一方面，从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出发对地方性知识的认识和关注，在很多学科领域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科学史领域中，地方性知识的引入，产生了新的编史传统，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科学史研究成果，包括对非西方传统科学史之合法性的承认以及关注等。另一方面，由于涉及到“科学”这个神圣的字眼，甚至危及到“科学”的客观、真理性问题，在科学研究领域如科学史、科学哲学中，文化相对主义遭致一些人强烈的反对和批判。在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文化相对主义持反对态度，文化相对主义成了他们对这种新的编史学观念进行批判的一个名目，更有甚者，有人把对地方性知识的承认和强调说成了“反科学”的一种形式，而这些观念立场的拥护者、实践者则成了“反科学文化人”，以至于上升到了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
事实上，从文化人类学对于相对主义的解读来看，提倡地方性知识恰恰是对不同民族之文化及智力方式的承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现代的西方主流科学本来也只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然而在今天却成了评价、判断一切的标准，成了真理的代名词，人们经常不自觉地以它来作为划界的标准，认为一切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便是非科学的，甚至是反科学的。与之相反，在另一种立场上看，地方性知识的引入，则是在某种语境中对文化相对主义的承认，这不仅不是“反科学”、“反客观”，和那些自以为掌握着真理的绝对主义以及自以为是的一元主义相比，反而是对真实世界和历史的更加客观的承认和尊重。
吉尔兹在《地方性知识》的绪言中写道，“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则是一种最起码的态度。但是，在别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地方性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这将会是一个十分难能可贵的成就。”[18] 在看待科学的问题上，对这种态度的实践无疑面临着更大的困难，然而采用这样一个态度却带来了一种可能性，即让科学史的研究从西方中心主义中走出来。对地方性知识，以及地方性历史继而是地方性科学史的关注，将会使科学史研究的领域更加广阔，科学史的研究也会更加的丰富和真实。
5 结语
本文从编史学的意义上，结合具体的案例研究，分析了地方性观念的引入给科学史研究带来的变化及这种转变的意义。科学史研究正在形成一种新的科学编史方法，这种新的编史学观念，不仅给科学史研究本身带来了新的变化和研究内容，其对于“科学”、“技术”如何界定的关注，也提出了非西方或非主流科学史研究的合法性问题，比如，传统的观念认为存在某些人类社会，这些社会中是没有科学的，自然也就不存在科学史，更谈不上科学史的研究了。由于这也是一个在传统编史学体系中一直没有真正解决的问题，因而用人类学中的地方性知识观念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对这种新的编史学观念的提倡，以及基于这种新的编史学观念的科学史研究，也会对相关的学科和问题——如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科学的定义等——带来变化和启发。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无疑也是对普适的、一元的科学观念及科学中心主义、唯科学主义等思想的反驳。在科学史研究中，与科学的绝对真理观相比，文化相对主义是对多元的历史的承认和尊重，是对其他民族和智力方式之合法性的认同，也更加有益于科学史研究的未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