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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8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8148(2009)04-0029-03
刘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思想家。但是，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史载过于简略。本文拟就他的世居地、少年成长以及从政的实践与政论著作等方面予以考证，请方家识者指正。
1 世居京口
刘勰(约465-约532年)[1]，字彦和，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鸿篇巨制——《文心雕龙》的作者。关于刘勰的籍贯，在《梁书》及《南史》本传中有着相同的记载：即刘勰“东莞莒人”[2]。而近代《中国人民大辞典》亦称刘勰“莒人”[3]。东莞为郡，莒为县。《晋书·地理志》载，“西晋太康十年(289年)置东莞郡，莒县在属。”地望为今山东莒县。可是，上引关于刘勰籍贯的表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以为今山东莒县即是刘勰出生、生长的地方。其实，本传中所载的“东莞莒人”只是指原籍，而刘勰家族在江南的世居地则完全被忽略了。
当西晋末年，江淮以北战火连绵，先后有数十万的百姓大举南迁，并且在江南侨置了一批与本土同名的州、郡、县，其中即包括徐州及其所属的东莞郡及莒县。而东莞郡及莒县的侨寄治所被安置在今江苏常州市区以南。《读史方舆纪要》有：“于晋陵(今常州市)南境，侨置莒县为治。又侨置姑幕等县属焉。此其旧址也。……无实土，宋、齐因之”[4]。有学者又循此误将常州南境当成刘勰的出生处所。其中，持这一观点的如《刘勰传》作者，他在书中写道：“东莞郡莒县设在江苏省武进县(今改属常州市)南廿里处。在侨置莒县境内有一村名长贵里，这里是刘勰家族的聚居地，到刘勰辈上已是传到七世或八世了。宋明帝泰始三年(467年)刘勰就诞生在这里”[5]。而持这一观点者主要是混淆了侨县治所与侨民住址的地望区别，缺乏对于侨置莒县性质的了解。《南齐书·州郡志》有着明确的记载，“南东莞郡”(侨置江南的郡名前加南)等“散居无实土”[6]，也就是说，只有寄治的县署，并不拥有实际土地，而所属侨民皆散居各地。
那么，刘勰先世南下后的定居地究竟在何处？而《梁书》本传中有关刘勰的家世交待得十分简略，只知道祖父名灵真，南朝宋司空刘秀之之弟；父名尚，曾任越骑校尉。至于刘勰的世居地未见有所披露。这一谜团终于被一次考古发现揭开了面纱——在1969年江苏句容出土了一方刘勰的堂叔刘岱墓志石刻(现藏镇江博物馆)，其中详细地记述了刘勰前五代的家世：即第一代刘抚，任彭城内史，于永嘉(307-313年)之乱后率家族南迁；第二代刘爽，任山阴令；第三代刘仲道，任余姚令；第四代刘灵真，还有刘岱的父亲刘粹之以及司空刘秀之等同为兄弟；第五代刘尚(刘勰之父)，与刘岱为堂兄弟。刘岱墓志提供了一份刘勰先辈迁居江南的五代谱系。
翻检史志，发现刘勰先辈定居之地多有记载：其中，如第二代刘爽(刘勰高祖)，宋《嘉定镇江志》称“居京口”[7]；第三代刘穆之，南朝《宋书》本传载“世居京口”；第四代刘秀之(刘勰从祖父)，在《宋书》本传中亦记载“世居京口”[8]。上述史料皆言之凿凿，可以确证刘勰家族五世皆定居京口。
现在看来，《梁书》、《南史》所记载刘勰籍贯“东莞莒人”，是不完整、有局限的。因为，依照南朝对侨民户籍的规定，只需登记南下前的原籍，并不标明乡贯(居住地)的资料。因此，如果完整地表述刘勰的籍贯，他的原籍是东莞郡莒县，乡贯为京口。
2 学业摇篮
六朝时期，京口是侨置南徐州的治所，此处及其附近曾安置有数以十万计的南迁侨民，成为江南最大的侨民聚居地。而北方侨民带来诸多中原文化因素，京口亦成为南北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
刘勰出生于南朝刘宋后期，从祖刘秀之任司空，权倾朝野，这对刘勰父辈多有庇护。父亲刘尚任越骑校尉，为皇室侍卫。可是，刘勰7岁时，父亲在一次平叛的战斗中丧生。不幸立即降临到这个家庭，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家境日趋贫穷。但是，少年刘勰“笃志好学”，勤奋读书。而刘氏家族更是有着读书好学的传统门风。《宋书》本传记载，从曾祖刘穆之便是“裁有闲暇，手自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另有族兄刘祥，在刘勰17岁时就已完成《宋书》书稿的编撰。可以想见，刘勰从小便受到读书治学的家风影响。
当时，居住于京口的侨民中出有两位著名学者，一位名臧荣绪，亦是莒县人，一位名关康之，河东人。《宋书》记载两人家族皆是“世居京口”。他们都不肯做官，却热衷于教育，开办私人学馆，广为传授学习，时称“京口二隐”。臧荣绪不仅开馆讲学，而且还著书立说，撰有《晋书》百一十卷。刘勰从小生活在京口浓厚的学业氛围之中，并且，由于他与臧荣绪都是世居京口的莒县同乡，其间当会受到臧、关等学者的教诲和影响。
就在刘勰20岁左右的时候，不幸又一次降临到他的头上，母亲去世，撇下他一个人孤独地面对人生。可是，贫穷和丧母没有能夺去刘勰的志向，他始终牢记孟子的名言，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来要求和鞭策自己。并且，他还为自己的人生设计两大目标：一是“穷则独善以垂文”，著书立说，“树德建言”；二是“达则奉时以骋绩”，有机会入仕一定报效社会，建功立业[9]。
刘勰为母守丧3年，即从21岁至23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三年应是他搜集资料、博览群书、剖析文章、积累心得，为后来撰写《文心雕龙》做好各项准备的过程。几乎与此同时，刘勰大家族却先后发生了两次政治事件：《宋书》记载，一是族兄刘祥，时为临川王骠骑从事中郎官，因写了《连珠》十五首，文中表示出对朝廷的不满，经告发交付廷尉处置，被发配广州，不久死去；另一件是从叔刘岱，时任山阴令，因草菅人命，事发后本当办重罪，后被从轻发落，撤职降为“白衣监余杭县”，不久亦去世。这样看来，原来有权有势的亲戚族人已经自顾不暇，刘勰要想通过他们的举荐步入仕途已是难以实现。
大约在南齐永明八年(490年)前后，也就是刘勰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他为了寻找发展的机遇，告别家乡京口，来到首都建康(今南京)，踏上人生新的征途。在建康北郊的钟山上，建有一座香火鼎盛的皇家寺院——定林寺，这就是刘勰投奔的栖身之所。此处吸引他的有学问高深的大师僧祐，还有浩瀚丰富的卷帙藏书。他在定林寺受到僧祐的关心和倚重，一方面协助僧祐校经编目，“定林寺经藏，勰所定也”；一方面利用时间构思和写作《文心雕龙》，大约在梁天监初年书稿终于完成。
3 政治抱负
我们熟知刘勰是一位文学理论家，他的《文心雕龙》一书堪称我国文学理论史上重要里程碑。但刘勰的抱负还不止于此，他在实现“穷则独善以垂文”之后，又在为“达则奉时以骋绩”而努力。他的理想要为“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问世以后，他希望能得到当时文坛领袖、身居高官的沈约的评价，便背负书稿，拦车献书。之后，沈约对刘勰大为赞赏，认为他“深得文理”。不久，经沈约的推荐，刘勰被任命为奉朝请(为闲散官职，可以参加朝会)，后又兼为临川王萧宏军府记室(类似今秘书)。这标志着刘勰开始正式步入仕途。
几年后，刘勰改任车骑将军王茂的“仓曹参军”，掌管军中后勤。天监九年(510年)又被调任太末县(今浙江衢县境内)令。通过一系列仕途及社会的实践，刘勰在政治上当更加练达，对民情有了更多了解，也更加通晓安邦治国之道。
天监十一年(512年)，刘勰离开太末，出任仁威南康王记室，兼东宫通事舍人。南康王萧绩，为梁武帝第四子。天监十年他年仅7岁时，被任命为南徐州刺史，进号仁威将军，驻镇京口，直至天监十六年调离。在此五、六年中，刘勰成为萧绩的主要助手之一，参与了南徐州及京口的各项政治活动。天监十六年，萧绩调离京口，刘勰转而去东宫专任通事舍人的职务。东宫是太子宫，其时萧统立为太子。萧统酷爱文学，对刘勰亦十分敬重，他们相互引为知音。无论是在文学上还是在政治上，刘勰对太子都寄予很大的期望。
刘勰在从政的后期，曾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实践经验总结成书，题名《刘子》。他在书中“泛论治国修身之要”，内容包括“明阴阳，通道德，合名法，苞纵横，纳农植，触类取与，不拘一绪”[10]。此书在《旧唐书》“经籍”[11]及《新唐书》“艺文”[12]中都载有“《刘子》十卷刘勰撰”的目录。可证，刘勰为《刘子》一书的作者是史传有序的。
但是，古来对《刘子》作者亦存有争议，另一说如唐袁孝政《刘子注序》，全文已失，今仅见宋陈振孙的引文：“(刘)昼伤已不遇，……故作此书”[13]。认为是北朝刘昼所作。刘昼，北朝人，《北齐书》有传[14]。“少孤贫爱学”，“缉缀辞藻言甚古拙”。“入京考策不第”，因其“举动不伦”，由是“竟无仕进，天统中卒于家，年五十二。”推知刘昼生卒年为513-565年。而对照他的本传，有诸种因素如终身未仕、为文言甚古拙，举动不伦，反映出与《刘子》撰写的条件相违。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刘昼的年龄与《刘子》的成书时段不合。据当代学者林其锬、陈凤金考证：梁普通四年(523年)阮孝绪成书的《上录》中已收录《刘子》一书，而其时刘昼年方10岁，怎么可能去撰写政论巨篇[15]。因此，可以肯定《刘子》当为刘勰撰写，它与《文心雕龙》并列，成为刘勰人生著作中的双子星座，这对于探讨刘勰的生平及思想成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刘勰终生未娶。早年，可能因为家贫而耽误，但到从政以后也一直没有成家，当是以事业为重之故吧。他将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文学和社会。昭明太子萧统突然去世，这对七十余岁的刘勰的身心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对从政失去了信心，正式向朝廷申请皈依佛门。不久，即圆寂于建康定林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