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修养论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家论文,修养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416（2007）01 —0036—05
史家修养论在史学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刘知几首次提出“史才三长”之说，此后，几乎所有的史家都是对其作某些引申和发挥，而没有出其基本理论范畴。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添之以“史德”而发展成为“史家四长”。梁启超沿用了“史家四长”的说法，却赋予了它以近代的精神，“子玄虽标出三种长处，但未加以解释。如何才配称史才、史学、史识，他不曾讲到。实斋所著《文史通义》，虽有《史德》一篇，讲到史家心术的重要，但亦说得不圆满。今天所讲，就是用刘、章二人所说的话予以新意义，加以新解释”[1]。 这是梁启超继承和发扬传统史学理论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在学术规范被日益重视的今天，重温“史家四长”之说，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刘知几和章学诚对史家修养论的阐述
在中国史学史上，对史家自身修养的培育一直比较重视。孔子强调史家应“书法不隐”，也就是要直笔，并将它作为良史的标准。其后史家也一直以据事直书为史家必须坚持的原则，而反对曲笔隐讳、毁誉任情等不良作风。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对史家提出“素心”的要求，认为史家在分析评价历史时，应做到“析理居正”，从而使史家修养论略具理论色彩。《隋书·经籍志》对史家所具备的修养也有概括和总结，诸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等等。唐代刘知几《史通》虽未明文提出“史才三长”之说，但在其评论史书、史事时，在阐述他的史学观点时都贯彻了这种精神。刘知几是在答友人问中对“史才三长”论加以阐述的：“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刘子玄曰：‘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对曰：‘史才需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籯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至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时人以为知言。”[2]
在这里，刘知几首次提出“史才须有三长”的说法，这是他在史家修养论上的卓越贡献。但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论”，仅仅是提出了一个基本概念，用比喻的方式说明了“三长”在史家撰述过程中的作用及相互关系，并未对“三长”的具体内容加以理论上的阐述。所以，后来的史评家又逐渐地加以补充和发挥。如北宋曾巩对“良史”提出了“明”、“道”、“智”、“文”四条标准。元代揭傒斯，提出了史家的“心术”问题，在他看来：修史以用人为本，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心术”正与不正最为重要。明代胡应麟又在刘知几的“三长”之外加以补充。“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未也。……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闻。”[3](卷三) 但这些学者的论说不够系统和全面，所以很少引人注意，学术界也鲜有提及。但这些论说却极大地启发了章学诚。
章学诚在总结刘知几才、学、识三长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史德”论，并在《文史通义》中，专立《史德》一篇，加以阐发。章学诚对才、学、识、德四者都作了论述，特别是讲清了它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作为一个优秀史学家，“史才”、“史学”不可缺少。但是，“史识”比之才与学来，显得更为重要，单有好的文笔和丰富的历史知识，若无观察历史的识别能力，对历史事件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然而，在章学诚看来，刘知几的才、学、识三长“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史德”，即“著书者之心术”，也就是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史实，做到“善恶褒贬，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
章学诚的“史德”论，是在刘知几才、学、识三长之外，再增添一个要求，也就是对揭傒斯、胡应麟所言“心术”、“公心”和“直笔”论的概括总结和理论发挥。但又不是对前代学者们的简单重复，而是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和解释，“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也。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4]？ 他进一步阐明了史家主观与历史客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认为，所谓“著书者之心术”的“史德”，其内容不只是据事直书、书法不隐而已，更重要的还在于分清史家主观与历史客观，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要尽可能地如实反映客观史实，尊重历史真相，而不掺杂主观偏见。史家慎于心术，才谈得上史德。章学诚认识到史家在摇笔成文时，不能排除主体意识的作用，但要有一种自觉去尽量排除主体因素干扰的意识。这充分体现了章学诚的卓识。
章学诚论“史德”，是对前代学者们特别是刘知几的史家修养论的新发展，大大完善和丰富了古代史家修养的理论。
二、梁启超的史家修养论
对史家修养的重视是梁启超治学的一贯风格。从早年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到晚年《清代学术概论》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撰述，在这些学术史著作中，他评价了很多学者，都从史家修养上着眼。
1922年，梁启超在《治国学的两条大路》的演讲中，认为研究学问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是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5] 所谓德性学，实际上就是学者修养之学。关于德性学，梁启超特别强调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知行合一，学问与行为是一贯的，不是分离的。“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从不像西人之从知识方法而求知识……所以说这类学问，必须自证，必须躬行。”[6] 二是致力于学问，而不计较于名利得失。“人生在此不尽的宇宙当中，不过是蜉蝣朝露一般，向前做得一点，是一点，既不望其成功，苦乐遂不系于目的物，完全在我，真所谓‘无入而不自得’。有了这种精神生活，再来研究任何学问，还有什么不成？……我们现在无论是一寸半寸，只要往前跑，才是。”[7] 三是立达自己。“人格是个共同的，不是孤零的。想自己的人格向上，唯一的方法，是要社会的人格向上，然而社会的人格，本是各个自己化合而成。想社会的人格向上，唯一的办法，又是要自己的人格向上。……这绝不是用科学的方法可以研究得来的，要用内省的工夫，实行体验。体验而后，再为躬行实践，养成了这副美妙的仁的人生观，生趣盎然的向前进。无论研究什么学问，管许是兴致勃勃。”[8] 充分论述了学者修养在治学中的重要性。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梁启超的史家修养论。其中《史家的四长》一章对史家修养论作了独到的论述。
四长的排列顺序，刘知几是才、学、识；章学诚复益以史德；梁启超是以德、学、识、才为序。“至于这几种长处的排列法，各人主张不同。子玄以才为先，学次之，识又次之。实斋又添德于才学识之后。今将次第稍为变更一下，先史德，次史学、又次史识，最后才说到史才。”[9] 梁启超对“史家四长”顺序的变更，也与他的治学风格互相发明，体现了他的创新和时代特色。梁启超认为，“达德”与“为学”相较，应是先“达德”。“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10] 所以在论史家修养时，他以德为先。
章学诚讲的史德，是指史家应心术端正。梁启超认为：“实斋所谓史德，乃是对于过去毫不偏私，善恶褒贬，务求公正……但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11]。他强调，完美史德的养成，第一不要夸大，好坏都不可说得过分。因为治史者对于本人研究的对象总有特别的关系或爱好，尤其对于人物，往往出于本人所信仰，容易把他拔高、夸大。第二不要附会，“自己有一种思想，或引古人以为重，或引过去事实以为重，皆是附会。”这种方法，很带宣传意味，全不是事实性质。第三不要武断，对于没有把握的事取存疑的态度。研究者“对于一件事的说明，到了材料不够时，不得不用推想。偶然得到片辞孤证，便很高兴，勉强凑合起来，作为事实。因为材料困难，所以未加审择，专凭主观判断，随便了之，其结果便流为武断了”[12]。
梁启超提倡应以纯客观态度述事，不丝毫参以自己的意见。“画一个人要绝对像那个人，假使把穷下婢画成美人，画虽然美，可惜不是本人的面目。又如做一个地方游记，记的要确是那个地方，假使写颜子的陋巷，说他陈设美丽，景致清雅，便成了建筑师的计划，不是实地的事物了。”[13] 他告诫学生：“我们若信仰一主义，任用何手段去宣传都可以，但最不可借史事做宣传工具，非惟无益，而又害之。”[14] 当然，以梁启超之睿智， 他不会不知道这只是一种愿望：“忠实一语说起来似容易，做起来实难。因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观，这种主观蟠踞意识中甚深，不知不觉便发动起来。虽打主意力求忠实，但是心之所趋，笔之所动，很容易把信仰丧失了”[15]。他所强调的是一种追求和努力而已。
他自己曾这样身体力行，在他所著《李鸿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书的序言中，他说：“合肥之负谤于中国甚矣。著者与彼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非有心为之作冤词也。顾事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俗论异同者，盖作史者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不然何取乎？祸梨枣也。英名相格林威尔尝呵某画工曰：“Paint me as I am”．言勿失我真相也。吾著此书， 自信不至为格林威尔所呵。合肥有知，必当含笑于地下曰：‘孺子知我’。”[16]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他声明：“‘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梁启超批三十年来史料上之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亦如对于史料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17]
总之，梁启超所阐释的“史家道德”，应是“鉴空衡平，是什么，照出来就是什么，有多重，称出来就有多重，把自己主观意见铲除净尽，把自己性格养成像镜子和天平一样”[18]。
梁启超解释“史学”为：丰富的史学知识，浓厚的资料积累。他认为，要想充实史学，史家应从专下手，然后才能触类旁通。他还专门介绍了搜求资料的三个方法：即勤于抄录、练习注意、逐类搜求。
梁启超所理解的史识是指史家的敏锐观察力，能看出史实间联系，从中悟出道理。培养观察力的方法，一是不要为因袭传统的思想所蔽。对前人的说法，要充分尊重其价值，又不盲从，对则从之，不对则加以补充。二是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蔽。“大凡一个人立了一个假定，用归纳法研究，费很多功夫，对于已成的工作，异常爱惜，后来再四观察，虽觉颇有错误，亦舍不得取消前说。用心在做学问的人，常感此种痛苦，但忠实的学者，对于此种痛苦只得忍受；发现自己错误时，更应当一刀了断的即刻割舍；万不可回护从前的工作，或隐藏事实，或修改事实，或假造事实，来迁就他回护从前的工作。这种毛病，愈好学，愈易犯。”[19]
梁启超认为“史才”是指史家“作史的技术”，第一是材料的组织，包括剪裁、排列；第二是文采，要做到简洁、飞动。他总结了前人的成就，并且用现代学识加以诠释和发展。要达这两项要求，必须下笨功夫，“多读，少作，多改”。
可以说，梁启超的史家修养论在继承了前代学者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既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又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遂为当时学界所推崇，如金毓黻曾说：“阅梁任公‘历史研究法’续编，论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四者，极惬于余心。盖余治史之方法，凡稍有所得，无不与任公之说合，则立说之精当，不待论矣。”[20](卷六十六)
三、加强史家主体修养与当代史学的发展
梁启超之后，史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史家修养论的探讨。“史家主体修养，就是主体意识结构的培育问题。……如果新时期的史学还要充当当代社会活动的向导，还想和整个社会历史时代保持同步发展的水平，那么，历史学家就必须高度重视改变自身的主体条件，以适应学科发展的新趋势、新要求。”[21] 史家修养论的内涵演变到今天，就变成了“求真”、“博学”、“批评创新”等等一系列与当今史学发展息息相关的命题。一些学者已经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章开沅先生在《论史魂》一文中说：“这些年，我在海内外各地，经常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史学寻找自己。史学之所以需要寻找自己，是因为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而首先是因为许多历史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22] 寻找什么呢？章先生认为需要寻找史魂。史魂包括史学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和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的学者的品格。章开沅以后在对他的访谈中多次强调治史的品格。他说，史魂即史德，历史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最重要，以史学为业者必须对历史负责，对现实负责，以学者的识见，恪守学术规范，将史学参与与保持学者独立人格结合起来。自古至今，独立的学者人格一直受到挑战。过去是受政治干扰太多，80年代以来，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著远航的人，已经愈来愈少。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辨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重提史魂，重建史德，正当其时。他以“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来提醒史学研究者们，必须明确治史为的是求真，为的是保存民族文化，历史学者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瞿林东先生甚感忧虑的是史学队伍的学风建设荒废。他认为，学风建设要特别注意讲求史德。讲求史德，一是要尊重历史事实，恪守信史原则，一是要尊重他人研究所得；再次是讲求创新，提倡进行开拓性、创造性研究。所有学风上的问题，都直接同提高史学工作者队伍的素质有关，都同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方向、发展水平有关，应当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他对21世纪新型的史学家的修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应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中国学问的根底，应对世界历史和外国史学有相当的了解，应在专精的基础上努力向通识发展，应具有较高的古代汉语的修养、现代汉语的表达水平和外国语水平，既善于同外国同行合作而又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3] 瞿林东先生的论述旨在说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史家四长”在今日不仅有大力提倡的必要，而且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王桧林先生指出，每年登载的文章数以万计，但大多数属于低水平重复，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实在是太少了。甚至还有一些人为追逐名利而出现学术腐败，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他认为史家修养中，史德最关键，学者道德水平低下，不但会影响学术环境，而且会影响学术研究本身，如果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得不到提高，是不可能有认真、客观的态度的，是不可能写出有利于世道人心的文章的。史德的培养，从两方面来做，一是净化心灵，摆脱名利的引诱；二是坚持真理，坚持客观、科学、严谨的研究态度。[24]
李振宏先生认为21世纪史学要真正有所发展，必须加强健康的史学批评。“史学的进步、发展，或隐或显，总伴随着史学批评。”[25] 高水平的史学批评需要评论者本人有很高的识见和史德，能够持论公正，不挟私情。现在史学研究这么多成果，但几乎看不到有价值的史学评论。大部分是写成吹捧性的文章，是软广告性质的评论。还有一部分是挑刺，把别人的文章说得一无是处等等。[26] 他认为，史学评论的价值很高，它并不是仅仅给研究成果下判断，是要评论作者挖掘这个选题的意义。有的作者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的选题价值有多大，通过评论把价值挖掘出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通过评论促使更多的人对该问题产生兴趣，投入到问题的研究中来，就会把研究大大推进一步。
敏锐的学者们道出了当今学术界的弊病。确曾如他们所言，中国史学研究专业性规范严重滞后于国际史学，存在着史学选题老化，研究领域狭窄，研究成果表述中对自己的研究缺乏学术史定位，不了解国内外同行或前贤的研究成果，提不出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以致出现辗转抄袭、内容重复等学术泡沫现象。学者们的忧虑和呼吁对当前的学术界不啻注射了一针清凉剂，但史学界存在的学术失范现象短时间是不会消失的。作为青年学人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更清醒的认识呢？21世纪史学要有大的发展，必须走创新之路。尽管创新并无定法，但它是通过学术史的继承和开拓实现的。在学术创新的过程中，实证的态度，史料的发掘，理论的自觉综合发挥作用，由专而博、由浅入深、厚积薄发，才能真正有创新价值的史学成果问世。所以说，在新时期，我们要在对传统优秀史家治史精神的继承与运用中磨炼我们的史德、史识、史才和史学。重建学术规范，整饬学术道德，是每一位严肃的学者从事任何一项学术研究的前提。真正的学者，既是学问的传播者与创造者，也是人类美好品德的承载者。这种认识根源于传统史家，但也必将光大于未来的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
收稿日期：2006—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