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双重外交论”来解开近代中日外交关系之谜——评俞辛焞教授新作《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中日论文,外交史论文,之谜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历史。近百年的中日两国关系却错综复杂，日本既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启蒙者，又是军事侵略者，两国之间的恩怨情仇，一言实不足以尽之。鉴往知来，是史学工作者的良知和重要使命，不忘历史是面向未来中日关系的基石。
近百年的中日关系史是史学领域中一个备受重视的园地。数十年来，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资深教授俞辛焞先生，一直在近代中日外交关系这一园地辛勤耕耘，硕果累累，先后以中文和日文出版了《九一八事变时期的中日外交史研究》、《孙文的革命运动与日本》、《孙中山与中日关系研究》、《近代日本研究论集》等专著，对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颇有建树。作为南开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学术交流的产物，最近俞教授推出其中日关系研究的新成果——《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煌煌60万字，既是作者新近在日本研究的新进展，又是作者对以前在中国和日本的相关研究成果的集大成，是目前国内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关系史领域中份量最重、资料最翔实、立论最新颖的一部专著，值得向学术界推介。
《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是一部精细化的个案研究，选取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细小的时段——辛亥革命时期（1912-1916年）来剖析中日两国的外交关系。
学术界一般将辛亥革命界定为1911年10月爆发的武昌起义为起点的革命，其时间一般也断限为从武昌起义到1913年二次革命。俞先生对此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认为象辛亥革命这样的重大事件，其爆发的历史背景与事件本身对社会的直接影响无疑要持续一个较长时期，作者将其称为辛亥革命时期。作者指出辛亥革命与辛亥革命时期这两个概念存在着时期差；并认为从政治史而言，作为历史事件的辛亥革命，虽然至1913年暂告终结，但从中日外交史和国际关系史来看，由二次革命引发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的各种问题并未结束，且持续到1916年袁世凯死去。因此作者将该书以1911年10月的武昌起义到1916年夏袁猝死、黎元洪继任总统的时期定义为辛亥革命时期。
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转型时期，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深远，也因此备受史家重视。在中国近代史学界，经过几代前辈学者的努力，辛亥革命这一领域学术成果丰富，成绩大、起点高，被专家誉为是一块“学术高原”，要想取得新的突破，就必须付出更大的心血、更为艰辛的努力。俞先生选取辛亥革命领域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中日外交关系入手，十年磨一剑，终于取得了新的突破。
辛亥革命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六年，但国际国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这一时期中日外交关系充满许多历史谜团，诸如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各方对华政策的举棋不定矛盾重重原因何在？1913年2月，孙中山唯一的一次正式出访选择日本，访问期间的亲善言论让人迷惑，其真正的动机是什么？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之际，孙中山与日本之间的中日密约到底是真是假？……中外学者根据或同或异的史料，各执一端，见仁见智……这一切均是留给后人的历史之谜，俞教授的新作对这些历史迷团的来龙去脉、争论焦点、事实真相，据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均作了一一解答。
俞教授新著中用来解开中日外交关系历史谜团的一把钥匙就是——“双重外交论”的理论系。“双重外交论”是作者早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南开学报》1982年第4期）中率先提出的，最初只是用来说明日本对北洋军阀两派同时进行外交的一种谋略，其后在一系列的论文如《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册，1983年6月）、《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的关系》（《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孙中山对日态度再认识》（《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孙日关系与矛盾论》（《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日本决定对孙中山政策诸因素探析》（《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孙中山的中日同盟问题辨析》（《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等中，对“双重外交”的理论应用范围扩大，并对其内涵外延加以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了作者对近代中日外交关系的一套完整理论体系。具体对近代中国而言，所谓“双重外交论”，系指日本、欧美与中国之间三角外交关系，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双重双向互动关系：（一）日本和欧美列强为维护在华既得利益，采取协同一致的外交政策；而对于扩大新利益，则采取相互争夺、相互牵制的双重关系；（二）中国与列强虽然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但由于日本和欧美列强之间在中国的争夺中产生矛盾和对立，中国则有时利用欧美抵制日本，有时又利用日本牵制欧美列强；（三）日本有时乘中国与欧美之间对立激化的机会，利用中国牵制欧美列强；欧美列强也乘中国与日本对立激化之机，利用中国牵制日本。由此可见，日本、欧美与中国三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构成“双重外交论”的基本内容。作者就是以此来建构近代中日外交关系史。
作者强调“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不单纯是中日两国的外交，而是与国际关系密切相关的。”（该书“前言”第4页。）放宽历史研究视域，尤其是将外交关系的研究纳入世界体系论中，成为该课题的研究指导思想。“双重外交论”的提出，使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外交关系研究，跳出狭隘就中日而论中日关系的就事论事框框。将这一时期中日外交关系纳入与世界体系中进行考察，就将诸多中日外交关系史中许多错综复杂的较量背后第三者引入，诸多问题遂可迎刃而解，如书中讨论辛亥革命爆发之初，将袁世凯上台时对日本的交涉与对英国的交涉进行比较研究，并把日本朝野的多方反应进行对比，揭示革命之初中日外交的脆弱性与连带性。又如日本推行其满蒙政策时，作者细致地分析第三次日俄协约，以及欧美列强对此所采取的对策，展示出中日外交关系从属于20世纪初列强对远东国际格局的安排。
具体到中日关系上，也充满了许多矛盾的对立面，二者呈现出辩证的关系。辛亥时期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作者将其具体分解为与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关系，二者之间是一个博弈的、动态的关系。作者又把日本内部的朝野进行细化，朝廷中的外务省、陆军部、海军部又是各心怀小算盘，因此，中日关系中充满了许多不确定的变数，日本对华政策的出台无疑是各方较量妥协折中的结果，正是如此多的变数才让一般读者对此一头雾水，“双重外交论”的提出，把中日关系分解为多重矛盾对立统一体，无疑是拔开云雾的一把利器。
书中虽然是以实证研究为主，但其中充满了辨证思想。对中国方面而言，中日外交的重点就是围绕辛亥革命是中国从传统到现代国家政治体制重大转型——帝制与共和——来做文章。作者抓住孙中山与袁世凯这对核心矛盾，以政体问题为焦点，来透析中日各方各派之间的外交角逐。但也不仅局限于此，同时将革命派内部的分化，北洋集团内派系的分裂，与日本外交方面的交易，和日本的分化利用都充分地揭示出来，把复杂的历史图景尽量还原，展示外交风云变幻的多幅画卷。
日本对华外交始终是围绕所谓“大陆政策”做文章。自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就将满蒙政策视为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就是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首要问题。作者在书中第三章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考察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对满政策从静观待变发展到阴谋出兵，独立，租借，和通过第三次日俄协议，将对满政策扩大为对大陆政策的动态变化过程。日本、俄国与中国三者之间的双重外交成为讨论的中心，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国内政治三方——以山县有朋、寺内正毅、桂太郎为中心的军部，以益田孝为中心的三井财阀，以西园寺公望、内田康哉为中心的政府、外务省，虽然政见不同，对华政策安排的重点和先后有别，但对满蒙的独占问题上却空前一致。作者挖掘当时日本方面的外交原始档案，把日本在此时期侵略中国的企图和计划充分地暴露出来，日本当时自诩的对华亲善的伪善面纱不攻自破。
当然历史学家也十分清楚外交关系始终是围绕着国家利益来做文章的，但历史学家还注意到历史中存在着另一个十分重要却又常遭人忽视的问题，即谁来代表国家利益？当一个政权不稳定的时候，这一问题越发显得重要。争夺政治的合法性，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政治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对袁世凯而言，其外交的重点就是如何取得列强的承认和贷款，并且不惜以牺牲国家利益来换取列强的支持；袁世凯个人权欲的肿胀，帝制自为都离不开列强的支持。对孙中山而言，其重点是推行其三民主义政策的实施，孙中山维护共和反对帝制的一系列斗争，也在不断地争取外援。二者政治上的尖锐对立是辛亥革命时期中国政治的焦点，书中也始终围绕这一焦点展开中日外交角逐的论述。从这方面而言，日本充分利用中国政治的内部纷争，借中国内部的政治对手一方给另一方施压，自己坐收渔翁之利。中国经常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因此这种外交上的不对等是十分明显的。书中揭示更多的是日本对中国政治的全方位的影响力，却很少看到中国对日本外交、对日本政坛的影响，从而再次说明实力是外交的基础这一硬道理。
此外，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续，这一西方政治箴言用在中日外交关系史上也再合适不过。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对华政策举棋不定，左右摇摆，实质上正如研究者所指出，是日本国内政坛激烈争斗的表现。中国国内政治严重分裂，不仅是袁世凯与孙中山的二极之争所能涵盖得了的，北洋集团内部的派系争夺，革命派内部的分裂内讧，均给日本人提供了以“以华制华”的可能性，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出台就是利用中国内部政治的分裂。
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历史学的研究对资料的要求一向甚高。一般人将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视为畏途，主要就是语言、资料的工夫要求更高。中外关系的研究不仅要求充分搜集中外原始文献，而且要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理出头绪，把外交政策表象背后的曲折复杂过程描绘出来，把其中不为一般人所知的高层内幕决策揭示出来。作为一名中国读者，对书中披露的诸多日本方面外交档案文书极感兴趣，这也是俞教授新著让人称道的另一个方面，书中充分利用日本方面的报刊，尤其是日本方面的档案资料，如日本防卫研究所和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大量原始外交档案，这一切均为一般中国读者所少有接触。作者条分缕析，娓娓道来，给人以阅读的满足感。但本书对中国方面资料的挖掘则相对薄弱，对中国方面的外交决策过程亦仍有不明之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未能达到理想的均衡”，有待于新资料的挖掘。
书中把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关系的复杂性、不对等性、矛盾性用“双重外交论”来进行概括，显示作者老到的驾驭复杂历史现象的功夫、清晰敏锐的思维、高度抽象的概括能力，这一切都是值得后辈学人好好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