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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7)10-0009-08
在文化的意义上，世界是人的世界，没有人就无所谓世界，人是世界的意义之源。但在创造世界意义的过程中，“人”却成了“男人”的简称，人类的历史也成了“他的故事”。在社会发展实践中，人绝不应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人应是“有性的人”。但事实上，也许性别的区分太普遍了，以致于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一种有效的区分。“对大多数人来说，谈论社会性别就像鱼儿谈论水一样。鱼儿每天生活在水里，但可能并未觉察到水的存在。社会性别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绝对基础，因此，对这种大家早已视为理所当然的假定和先决条件进行质疑，简直就像考虑太阳是否还会升起一样多余。”[1]在高等教育领域同样如此。自中世纪以后，几百年来大学以及大学里的学科一直都是男性的天下，但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并不认为有什么不妥，好像事情本来就该如此。从19世纪开始，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伴随着女性主义的蓬勃兴起，性别意识尤其是女性主义意识开始弥漫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包括大学与学科。以性别的区分为基础，女性主义者终于揭开了尘封的历史，“人是有性别的”开始成为一个基本的共识，由此一切“人造物”都开始被赋予性别的含义。毫无疑问，这其中既有女性主义基于性别视角的真知灼见，也有不适当（也许是无意识的）的矫枉过正。学科与大学都是“人造物”，是人类所创造的意义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性别因素之于学科和大学发展的影响，我们既要看到性别分析作为一种方法或方法论对于大学和学科发展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也要尽可能地避免基于对性别区分的主观认识而可能强加于大学和学科的性别之分或“性沟”。一句话，性别分析之于学科和大学的意义是通过去性别化来重建学科制度与大学制度来实现的，而绝非要以性别为标准将学科与大学分裂为男子大学、女子大学或者男性学科、女性学科。
一、什么是“性别”①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性别的含义并没有受到重视。除了通过生理特征的观察将人区分为男女之外，性别在人们生活中不具有更多的意义。与种族、阶级、国家等社会建构的范畴相比，性别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历史上，伴随着17世纪的工业革命、 18世纪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劳资斗争、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女性主义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气候。在女性主义发展的历史上，早期的研究侧重于“性”(Sex)，比如《性政治》等著作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对于“性”的传统认知。在对“性”的研究基础上，“女”(Woman)的地位逐渐开始显现并越发重要，性别的社会建构（性别不属于人类本质的自治范畴，它意味着历史而非自然）成为人们公认的事实，由此性／社会性别制度也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基石。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Gender这个在英语里原先并无特殊含义的词，成了当下性别研究中最为关键的关键词。与性(Sex)相比，“女” (Woman)的着眼点在于“性别”。性别(Gender)在承认人的两性的、自然的、生理的、差异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两性的社会建构、后天塑造的心理、角色、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差异。这些性别差异是社会文化的力量与生物学的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性别也是一种反映社会结构和文化规范的符号。简言之，早期女性主义研究侧重强调“性”(Sex)，并以此进行性别与权力意识的启蒙。今天女性主义的研究更加侧重于“性别”(Gender)，强调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造成的。
性别分析方法源于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性别研究则以妇女研究(Women's Studies)②为基础。传统的妇女研究以女性为对象，服务于女性。其方法论的旨趣主要是“批评”或“批判”。通过批判性的话语指出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从而确立女性的地位与价值。它的主要任务是揭示性别之间的不平等，目标是追求男女平等。作为这种努力的一个回报，目前性别平等的“政治正确性”在世界各国已经基本得到了公认。但是由于其过分强调鲜明的政治立场以及受政治正确性的影响，这种以批评为旨趣的方法论之于学术研究的积极影响比较有限。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于传统学术规范以及学科制度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进行批判和颠覆，为未来可能的学科重建进行必要的性别启蒙。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妇女研究向性别研究的过渡，女性主义的政治立场也逐渐向学术立场转变，政治正确性开始被真理的客观性所取代，在此背景下性别分析开始成为女性主义理论的基本共识。“她们的认识不断进步，从女权主义思想到女权主义理论再到女权主义认识论，以社会性别作为分析的一个类别标准，重新思考所有知识的基础体系。”[2]
与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批评旨趣相比，性别分析作为一种方法或方法论的旨趣则要求研究者超越单一的性别视角，兼顾两性自然差异和不尽相同的历史存在，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必要的比较。其核心之处在于对两性差异的敏感性。作为一种方法或方法论，性别分析以自然和历史中两性差异的客观存在为基础，不对任一性别抱有偏见；对于目前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普遍存在的男性中心主义现象，通过对两性差异的比较，进而重新审视和检讨整个人类的知识结构和学科制度。与女性主义方法论批评旨趣中的女性研究女性，为女性服务相比，性别分析则是包容两性的而不尽是女性的。性别研究中不但研究者中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加入，其研究的对象也不再只是女性，男性研究或男性学也开始成为性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性别研究的视角下，“女权主义运动必须有比消灭妇女压迫更多的梦想。……最能鼓舞人的梦想是建立一个雌雄一体、无社会性别的（但不是无性的）社会”[3]。
作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视角，以性别为出发点的性别研究，自出现以来，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学术旨趣、理论框架、研究视角及方法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有学者甚至认为，在今天性别研究或性别学已经可以称之为“显学”或“热学”。原因就在于，目前在各个学科中性别不但成为了研究的主题，性别分析在其他诸多学科的应用更是引发了一系列的学术方法论的讨论和知识结构的变革。作为对这种影响的一种概括，琼·斯高特(Joan Scott)曾于1988年提出了“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自此以后，性别分析开始成为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与种族、阶级、国家等并列的一个重要的分析范畴。
作为分析范畴的社会性别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方式，分析的层次既有微观的相互交往，又有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目前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1)强调性差异的社会性别观；(2)强调地位和角色的社会性别观；(3)强调人际关系的社会性别观；(4)强调过程的社会性别化观。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三种对社会性别理论化具有深远影响的、力图改变思维规范的尝试。第一种尝试是把社会性别看成多重的统治制度的一个方面。第二个尝试是把种族、阶级和社会性别理论并列，进而把“行动着的社会性别”扩展为“行动着的差异”。第三种尝试认为，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机制，而不是个人属性或人际关系。[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性别分析又开始同阶级、种族、年龄等分析范畴交叉互动，进一步深化了人们的认识，从而也标志着女性主义学术和理论开始走向成熟。
二、学科与性别
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兴起以后，妇女研究对于大学里的学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以性别分析为基础框架的妇女学或女性学等新兴学科开始在大学里出现，直至建制化。另一方面，西方众多的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在不同学术领域以女人为对象进行专门的研究，在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领地上开辟了许多与女性有关的交叉学科，比如女性史、女性人类学等。“女权运动和妇女问题的研究正在影响着所有的全部关于社会的和人文的知识。这些新思想使现行的引为典范的科学知识出现了许多缺口。”[5]作为性别分析的前身，妇女研究有它独特的学术目标。它对人类有史以来的学术领域和学科制度，提出了一个道德挑战。它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要纠正高等教育这一特定体制内部的权力的不平衡，性别的不平等。正是基于对权力不平衡和性别不平等的深入分析，妇女研究揭示出了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以及整个人类知识结构中对女性的埋没。为了达到自己既定的学术目的，“女性主义者不能忽视方法，因为如果她们准备向现存在的权力结构挑战，但却仍用该结构内认定的同样方法进行挑战，她们可能会‘重建她们试图指出并破坏的那些不公正的权力结构’”[6]。
伴随着从政治论向方法论的转变，妇女研究开始逐渐让位于性别研究。基于性别分析的视角，女性主义学者们开始质疑：“本学科的单一性别结构在形成学科方向上起了什么作用？”“来自单一性别的资料和理解的角度，如何影响我所从事的领域？历史怎样被建构成它所被建构的方式——或者说，哲学、文学、人类学、甚至生物学和物理学——因为男人单独（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单独）建构了它们？如果妇女单独建构它们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由男人和女人共同建构它们又会是什么样子？”[7]女性主义学者相信，如果没有妇女研究所提供的性别分析的独特视角，我们不可能知道人类知识本应具有的模样。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妇女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性别研究开始对于大学里的学科重建产生强有力的冲击。相比妇女研究中对于妇女学发展中“自治”与“整合”的争论③，性别研究对于大学其他学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清理传统的学术遗产，校正单一性别偏差；二是全面渗透性别视角，重构人类知识体系”[8]。在性别分析的视野里，人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是男性中心主义的。性别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打破学科制度中男性中心主义的神话，恢复学科或人类知识结构的历史真相。比如在心理学方面，丹玛克就认为，“直到最近，心理学几乎只局限于由男子对男性或雄性动物进行研究。95%以上的早期研究未涉及性别差异。一般认为，从妇女被试得到的数据是不可靠的，因而总是不加重视。甚至为数甚少的早期妇女问题研究工作者，自己也对这种现象感到内疚”[9]。在道德心理学的研究方面，柯尔伯格利用他通过对男性研究建立起来的道德发展阶段理论来解释女性道德发展水平。柯尔伯格得出了女性的道德发展水平低的结论。他的学生女性主义学者吉利根通过对女性道德的研究，发现她的导师的研究工作带有明显的性别偏见。[10]在社会学方面，西方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们也认为：(1)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具有男性性别偏见的，即带有性别歧视的假设一开始就被构建在社会学理论之中，并一直是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基础；(2)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性别隔离使得社会学主要是一种男性的专业；(3)这个世界原本就是由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以独特的方法构建的，它也建构了人们对于两性差异的解释。[11]在经济学方面，情况同样如此。比如《美国经济评论》上所刊登的一篇论文就曾经指出，经济学运用的所谓“经济人”的人性假设，具有明显的男性倾向。其原型就是西方白种男性经营者。这个所谓的“经济人”就是这些男性经济学家按照自己的面貌和价值观塑造出来的。再比如在自然科学中物理学的重点在传统中都被视为男性的领域（机械、电、磁、物质）。某种意义上，所有自然科学都更多的是男性的“文化遗产”，而不属于女性。由于男女在认知、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那些以男性为中心所建构的学科，所编制的课程也不利于女生的学习。女性主义科学史家伊夫林·凯勒在考察了历史上关于科学和知识的种种描述时也发现，在“科学的”与“男性的”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对等关系，“科学的＝客观的＝男性的”被看成不证自明的对等关系。并断言，自培根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观念就是，科学事业即为男性的事业，科学思维即为男性思维。[12]
认识到传统学科中男性中心主义以及性别差异的存在只是大学学科重建的第一步，以此为基础，第二步就是要在性别分析的视角下，通过“学科和个人交互作用的重建”来实现大学学科制度的重构。“学科和个人交互作用的重建”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阶段一可叫做无女性的历史，此阶段既不研究女性，也未注意到自己的这个欠缺。阶段二是历史中的女性，但仅仅是存在而已。阶段三是妇女问题，女性作为历史中的一个问题、一种异常、一个缺席或受害者 （历史叙述中也是如此）。阶段四涉及作为历史的妇女生活。阶段五是修正或重建历史以包括我们所有的人。[13]与之类似，玛丽·凯·坦特里尔特(Mary Kay Tetreault)也把女权主义关于改革课程和学科的观点的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1)男性学术阶段：这个阶段对于知识的片面性和排他性没有意识； (2)补偿性学术阶段：在这个阶段妇女的缺失被提了出来，但妇女在学术中的加入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触及和改变传统结构；(3)双焦点学术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的经验被认为具有二元性（男人和女人互补），但女人仍被视为与男人有关（而不是独立存在）且不如男人的存在；(4)女权主义学术阶段：这个阶段把女性放于中心位置，提出新的问题以阐释女性不同的和多样化的经历；(5)多元焦点的相互关联学术阶段：这个阶段全面地看待人类的经历，开始确定人性中不同组合和分离的因素。[14]
纵观以上两种阶段理论(Phase Theory)可以说大同小异，二者都为性别分析应用于大学学科改革提供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借鉴第一种阶段理论，以教育学的重建为例，阶段一可称为无女性的教育学。阶段二，教育活动中的著名女性。阶段三，女性作为教育学（或实际教育活动）的缺席者、异常问题或牺牲品。阶段四，作为教育历史的妇女生活。阶段五，教育的修正和重建以包括我们所有的人，重新认识和平衡许多教育的经验——内部的和外部的，家庭的和公共的，心理的和物质的。再比如经济学的重建，阶段一为无女性的经济学。阶段二为经济中的著名女性。阶段三为经济学中的女性。阶段四，经济学中的妇女生活。最后，我们能够想象出一种被重建的经济学，它包括我们所有人的利益，它要创立一种方法来研究（从时间、金钱、资源的角度）如何生产更为普遍的财富，同时保留个人努力的动力。[15]目前性别分析之于大学学科重建的影响还多停留在阶段二或阶段三，阶段四和阶段五还只是一种理想。不过尽管如此，人们已经认识到性别分析对于大学学科重建的重要性。“如果大学中各学科都能从妇女学对思想史的重大贡献中获得启示，整个学院的前景将会大为改观。”[16]
目前以性别分析为基础的女性主义视角的介入已经引起了大学里的知识革命。在大学里有意识地采用性别的视角，往往意味着可以看到从前没有看到的问题，意味着用不同的眼光去看熟悉的问题。在一个普遍存在父权制与男性中心主义倾向的制度环境下，奥德里·洛德曾经悲观地认为，“用主人的工具永远不可能拆除主人建立的房屋”。但在今天“女权主义学者们已经以足够娴熟的技巧来使用这些工具，并对高等教育机构产生重要的影响。虽然谈不上拆除，也谈不上全部重新装修，但重新布置家具的工具，已经在大张旗鼓地进行中了”[17]。在今天，一个对性别研究，对女性主义毫无了解的人，在西方大学里恐怕很难立足。在今天的西方大学里，性别已不仅仅只是一个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题目，性别或女性这个题目还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西方大学里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无论是把妇女学比作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或是比作哥白尼和达尔文，总之已有多位学者将妇女学产生的影响与几次对人类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知识转换过程进行了比较。”[18]“有关妇女的学术研究对学术界所有学科和我们的教学产生的影响……或许比电脑革命的影响更为深远重大，因为它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人生的体验，如何组织知识，以及我们如何去教学生。”[19]今天在西方大学里，女性的历史、性别的角色和女性的贡献已经成为任何一个学科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女性主义者关于性别研究的影响之下，目前大学里的各门学科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女性在哪里？”这个貌似简单的问题将人类历史主体的另一半提到了大学知识生产的日程上，从而引发了人类知识的革命，目前大学里有关“女性”这一半的知识正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女性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还与人文及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思潮结合逐渐发展成为当今大学的重要学术思潮之一。
当然，目前由于性别研究的历史尚短，其作为一种方法或方法论也不是十分成熟，因此其对大学里学科重建的最终影响还很难下最后的定论。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把新的妇女学学术成果加入到现存的知识体系中去，就必须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构成知识领域的种种假设、解释和结构。必须提出新的问题，确定新的资源，设计新的分析类别和新的方法去从事研究和解释证据。这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附加过程”[20]。其过程必然是漫长的。除此之外，性别分析也不是万能的，也有自己的“盲点”，因为它本身可能就存在忽视社会文化的合理成分而夸大其不合理性的倾向。“社会性别结构分析方法尽管填补了传统学术中性别批评话语的缺失，但现行的研究有一种将社会性别理论作用夸大化的倾向，研究中必称社会性别，以为任何一种社会关系都是性别视角缺失造成的，这可能会导致妇女学研究与学科化的僵化。”[21]基于此，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华勒斯坦就认为，“我们还未充分看清‘性别’这个概念对社会科学中学科划分的影响”[22]。“因为称之为性别的‘变量’就像一个铁路棚车：人人都知道这叫什么、干什么用的，但谁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23]而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女性主义科学批判大多集中于生物学、医学等生命科学领域，而对数学、物理学等最具典范意义的学科领域未能提出有说服力的性别分析；关于女性主义科学的不同构想和重建方案上存在众多分歧和矛盾，且均建立在‘女性经验的优势’这一模糊而有歧义的概念和假设的基础上，未能提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标准和一整套系统而规范的建设性纲领，因此女性主义科学研究至今仍处于学术边缘地带而未能进入学院派主流”[24]。
鉴于上述情况，对性别分析之于今天大学学科重建的影响，一方面我们应清楚看到人类知识史、制度史中父权制的倾向，尤其是19世纪以来学科制度化过程中男性中心主义传统对于人类知识进步的消极影响，以及加强对现有知识及学科制度进行性别分析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现有的性别分析的局限性及其不足，性别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其本身也要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改进，“只是把社会性别概念化是不够的；把社会性别理论化才是至关重要的”[25]。除此之外，在大学学科重建过程中，性别分析还必须与其他视角比如制度分析、历史分析、阶级分析、种族分析、年龄分析等结合起来，共同整合人类知识，重构大学知识结构与学科制度。
三、性别与大学
作为当今社会最为重要的组织机构之一，今天的大学无论从中世纪算起，还是追溯到更古老的机构，男性中心主义和父权制都是其极为明显的特征。历史上，在大学产生之前，欧洲的女性主要通过诸如修道院、教会学校这样的组织积极参加学术活动。大学出现以后，女性受到了排斥，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学都是男子大学，大学是女性的禁区。直到19世纪中期，女性才开始通过长期而艰巨的斗争让现代大学接受她们。1833年美国奥伯林学院(Oblin)首次正式招收四名女生入学。而在欧洲，“瑞士要到 1860年才接纳女性，英国在1870年代，法国在1880年代，德国在1900年代”[26]。女性进入大学，男女同校只是迈出了性别平等的第一步，距离女性主义者最终在组织制度层面上修正大学的男性中心主义和父权制倾向，彻底废除性别不平等的目标还非常遥远。以美国为例，虽然早在1833年就已经有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但直至1969年，代表美国最高学术权威的常春藤大学才开始招收大学部的女生。自建校以来，像耶鲁、哈佛、普林斯顿等世界一流大学在美国一直象征着父权制的根深蒂固的权威，大学始终是男性的一统天下。某种意义上，正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女权主义思想的不断高涨，美国常春藤大学的“男性特权”才得以改观。而今回首，在这些常春藤大学里，女性首先成为学生，后来成为教授，近年来还有不少女性做了系主任和校长④。
作为对大学父权制与男性中心主义传统的一种反抗，女子学院⑤或女子大学的兴起是探讨性别与大学之间关系的另一个维度。女子大学的出现，使大学开始公开走向“性别化”。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女子大学，韩国梨花女子大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1886年，创立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性别隔离制度禁止妇女离开她们的家去接受教育。历史上，女子学院或女子大学的出现有其积极意义，一方面它扩大了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促进了大学教育中的两性平等；另一方面它的出现也彻底击碎了大学作为一种制度性别中立的谎言，第一次使大学按照人的生理意义上的性别一分为二。不过，历史上的女子学院或女子大学同样有着非常明显的局限性。女子学院或女子大学表面上是女权主义的产物，是服务于女性的，但事实上它仍然没有脱离社会性别制度的束缚，基本上仍然是在按照男性中心主义或父权制的逻辑在运转。例如阿博特女子学院，1829年创立于安多威，它的目标就是为了使年轻的女性能够成为教师。根据A·C·科尔(A·C·Cole)的观点，当玛丽·莱昂提供资金创立霍利奥山女子学院的时候，她的初衷就是为那些西部大峡谷地区需要接受教育的人提供教师，对女性来说，教师不仅仅是一门合适的职业，而且她也能够结婚，抚养小孩，给社会提供支持。弗洛伦斯·豪曾经以美国为例，把性别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按照她的划分：在第一阶段，即18世纪美国高等教育中没有院校愿意接收女学生。第二阶段，从建国初期开始，妇女们开始寻找途径进入神学院和大学，在那里学习一些专门为“女士”设置的课程。19世纪后期，她们又要求拥有参加“男子课程”的权利。继新建立的女子学院提出这一强烈要求后，许多院校开始试行“男女合校”，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接受女学生。在第三个阶段，她们要求在课程和课程大纲中有根本性的变革，这些课程和大纲通过维持对妇女史、妇女生活和女性视角的传统看法，或完全忽视这些内容，来强化对妇女的刻板印象，支持对妇女的歧视。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填补空白，她们创办了妇女学。[27]
今天专门创建女子学院或女子大学已不再是谋求高等教育中性别平等的主要手段，也不会再有哪个世俗的大学会拒绝招收女生。在今天的大学里，男女生的比例已基本持平（部分国家、部分大学甚至女生多于男生），大学的性别问题好像已不成为问题。但事实上，大学入学人数性别比例上的接近只是两性平等的一个表层现象，在深层次上今天的大学并不是性别中立的，更不是无性别的；相反，今天的大学在某种意义上依然是一个父权制主导下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大学。“高等教育很多学科普遍对妇女一无所知，而高等教育‘获取学位的条件，很少要求把女性的状况作为人类整个状况的一部分进行认真的考察。’”[28]具体而言，一方面，现有大学的学科、专业设置依然是男性中心主义的。虽然今天的大学里学科对于性别的公开歧视已经不多见，也很少有哪个学科或专业标明只招男生或女生。但实际上在社会性别制度的规训下，大学里男性学科与女性学科的区分仍然很明显。“正如神话强化了父权制，社会科学也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29]目前与男性多集中在以自然科学为主体的“硬”科学领域相比，女性多集中在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体的“软”科学领域。除男性学科与女性学科的区分外，大学里学科、专业设置中的男性中心主义还体现在知识运作的逻辑上。今日大学里的学科几乎都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产物。这种男性思维主导下的学科制度根深蒂固，绝不会因为有了女性学生或女性教师的介入，就会彻底改变。更多的时候是女性在不断适应自己所选择的学科与专业，而不是学科或专业因为有了女性的介入而改变自己。另一方面，今天的大学制度继承中世纪大学的传统，依然是男性中心主义的父权制的化身。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大学制度表面上没有性别之分，好像是中立的。但事实上，大学制度同样有着性别之分。和人类的其他制度一样，大学制度同样是父权制的产物。正是按照父权制的逻辑，大学长期以来是排斥女性的。即便后来的大学逐步接纳了女性，女性在这种制度架构中也一直处在比较边缘的位置。比如哈佛大学建立了几百年，但直到2007年才选出第一任女校长⑥。当然，还有更多的大学，可能从来就没有过女校长。事实上，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女性即便进入了大学的领导层甚至最高领导层，仍然不可避免地要按照历史已经形成的男性化的游戏规则在生存。因为任何单个人的力量都不足以改变既有制度安排，而只有遵守既有游戏规则。
道德探究是我们探讨性别分析或妇女学之于大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维度。美国学者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tyre)曾经以“道德探究”作为线索将大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按照他的分析，现代大学开始时，是一种“前自由化”的机构，致力于理性的探索以及培养和教育（男性）民众，它要求将“在信仰方面的高度一致性作为先决条件”。通过有意识地排除潜在的异己分子，大学才能追求理性的探索，而这种探索是得到道德（和宗教）意义上的共识所认可的。在第二阶段，前自由化阶段“带有限制性协约”的大学让位给了自由化大学。在此阶段，由于缺乏对道德哲学的共识，而且无法“对人类才能究竟该如何排列，以及在这种排列顺序中探索的位置而求助于某种特别的理性认识，”大学陷入了“混乱状态”。在麦金太尔的公式中，现在该是第三类大学出现的时候了。这类大学将成为“一个允许有限制性分歧存在的场所，在这里，人们被迫加入争论，在这里高等教育的责任就是鼓励学生投入到争论之中”。每位大学教师不再是进行中立的、客观的、不偏不倚的讲授，而是“作为一种观点的主角”参与其中。麦金太尔认为，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初学生反叛、呼吁和要求教育必须有社会实用性，已经“反映了（自由化）大学的贫瘠和枯燥，这种状况早在19世纪就已经被尼采等人视为有问题，因为它剥夺了大学自身基本的道德探索”[30]。麦金太尔对大学发展阶段的分析抓住了今天大学问题的要害，而且也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所谓道德危机给出了一个全新的解答。
今天高等教育中的道德危机依旧，如何有效地应对道德危机将成为影响大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性别分析和妇女学的兴起为今天的大学应对道德危机，从第二个阶段的自由化大学走向第三阶段的道德探究式大学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妇女学坚决主张高等教育中的道德回归。这一道德目标的回归，要求重新组织学院课程，重建机构体制。”[31]有学者甚至认为，今天“妇女学已经恢复了一种大学的道德探究形式”[32]。“妇女学倡导的教育之所以能够吸引公众的参与，是因为大家希望巩固——或者说恢复——大学在使人生更有意义方面的作用，同时还给社会指出了道德方向。对性别平等的争论不仅合法和有实用价值，而且是合乎道德的。”[33]
综上所述，无论历史的还是现实的，大学是有性别的已是一个铁的事实。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指出这一事实的意义何在呢？性别分析的价值并不在于给任何事物都贴上男性或女性的标签，更不是要处处为女性争取特别的好处。“提出妇女问题并不是要求做出对妇女有利的决定，而是要求决策者寻找性别偏见，基于该偏见进行辩争而做出决定。”[34]作为一个有用的分析范畴，性别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要解决问题。“一个批评家暗示亚洲的大学正在失去社会的信任和对危机失去反应。……妇女学具有改变大学的潜能。”[35]妇女学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对父权制文化和父权制家庭体系包括教育体系的批判性的审视。[36]那么，既然今天已经很清楚大学依然是父权制下男性中心主义的制度架构，那么性别分析又能够给这个历时千年的超稳定机构带来什么新的东西呢？性别分析对于消解大学的性别化又会有什么帮助吗？如果能够有所帮助，那么性别分析与大学或大学制度去性别化的契合点又在哪里呢？
首先，性别分析可能导致人们对于大学学科的重构，学科的重构则可能导致大学的重构。学科是大学的细胞。学科制度与大学制度紧密相关。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对于现实的理解方式很明显是男性的。“如果说意识是由物质生活构成的，那就应看到妇女以相互关系来界定的存在、向界限挑战的身体体验、及转化物质和人类的活动必定会产生不同于二元论的世界观。在哈特索克看来，女性的体验产生了一种关系和延续过程的本体论，她认为这种本体论比建立在生理构造上的形而上学要优越。”[37]今天在女性主义学术思潮的影响下，性别分析已经深入到了大学的各个学科之中，通过性别分析，消除学科制度化过程中的男性中心主义，恢复知识的本来面目已经成为今日大学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各学科中的女性主义以不同的速度、方式和力量，改变了本学科的知识图像。”[38]随着性别分析在大学学科重建中不断取得成功，大学去性别化的重建并非没有成功的可能。
其次，女性主义不但唤醒了女性的性别意识，而且唤醒了男性的性别意识。而随着性别意识的普遍觉醒，男性中心主义的制度架构终将失去合法性。“新的大学要探索的是新的课题：如何在各学科领域中重新审视各时空中的男、女及两性关系，并且在这种审视过程中重构这些学科的规范。”[39]历史上，女性进入大学的时间要比女性主义的历史悠久得多。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社会性别制度的直接规训下，女性和男性一样认为，这种制度是当然的。大学里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也多是女性跟着男性在走，男性研究什么，女性也研究什么。在早期，女性即便进入大学，也很少研究她自己，更不认为自己生活的制度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即便认识到也觉得理所当然。事实上，“只有女性发现自己在现代大学作为学生和教授的地位后，她们才能批判性地对待这个在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知识模式，并对已逐渐主导大学学科的教条主义的认识论提出一种男女平等主义的主张”[40]。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赋予女性以自信心，女性有权质疑所有男性中心主义的制度安排，并争取通过制度重构以保障自己的权益。与此同时，作为女性主义学术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性别分析范畴的提出，为男性加入到女性主义主导的学术运动中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切入点。没有男性的有意识的介入，没有男性研究的兴起，单靠女性自己来改变男性中心主义的制度安排是十分困难的，甚至是没有希望的。“要认识一种不平等制度，我们必须审查占统治地位的一方——研究男性对于研究社会性别，就如同研究统治阶级对于阶级分析一样至关重要。”[41]目前在大学学科与制度的重建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投入到了女性主义学术的阵营中，作为妇女学的一个分支，男性研究也正在兴起，可以说今天男性与女性正在一起为恢复知识与学术的本来面目而努力，为改变大学制度的男性中心主义状况而努力。
第三，话语会改变对象的性质。“大学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作为一种女性主义的话语，最终会改变大学的性质。福柯认为，“任何知识（无论科学的、法律的还是宗教的知识）的真实性都是在话语中构成的，也就是说，它只有在一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才是真实的。社会性别不是添加在生物之上的意识形态，它是话语的一种效果，即组织着我们对世界和自己的知识与经验的各种社会体制和惯例所造成的一种效果”[42]。历史上，大学无所谓是男性的还是女性的，人们往往认为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女性主义兴起以后，“大学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大学是父权制的产物”等逐渐开始成为主流的话语。这些话语的不断提出，使得大学的男性中心主义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问题，其结果无论是基于政治的正确性还是学术的客观性，重塑大学的制度性质将成为必然的选择。“我们不是要在现行的制度下‘达到我们的目的’(make it)；相反，我们憧憬一个全新的制度。”[43]作为一种具有学术／政治双重性的话语，女性主义关于“大学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判断将再一次证实，“事实本身不起作用，起作用的是对事实的理解”。[44]在对于大学制度的重塑方面，作为一种话语，人们对于性别区分的认识与阐述可能远比性别区分本身更重要。
注释：
①这里的“性别”是指Gender，也有人将其译为“社会性别”，对应的可将Sex译成“生理性别”。本文选择将 Gender译为“性别”，而将Sex译为“性”。今天的性别研究是以妇女研究为基础发展起来，因此本文部分内容也会涉及以性别分析为框架的妇女学。
②Women's Studies早期曾被译为“妇女研究”，后来随着大学里妇女学系的建立，Women's Studies开始被译为“妇女学”。除此之外，还有学者区分了“妇女研究” (Women's Studies)和“妇女研究"(Women Studies)，认为前者强调了一种女权主义者姿态（参见玛丽莲J.波克塞著《当妇女提问时：美国妇女学的创建之路》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本文中对于妇女研究与妇女学没有刻意区分，根据语境选择使用。
③自治(Autonomy)与整合(Integration)是妇女研究学科化论争多年的老问题。自治，意味着要建立具有独立的教职、学生、学位的妇女研究系；整合，则是要在所有学科中引进女权主义和社会性别的观点。
④据2001年9月4日《纽约时报》报道，现今美国大学女校长的比例是19%，总人数是400多人，高于1986年的9.5%；其中有3位是常青藤联盟大学校长，而八年前一位也没有。转引自许美德著《大学与文明间的对话》一文，刊载于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104页。
⑤女子学院有两类，一类是独立设置的女子学院，另一类是附属于传统大学的女子学院。前者如美国东部的瓦萨学院，后者如哈佛大学的赖德克里夫附属女子学院。在女子高等教育方面，最先兴起的一般是独立设置的女子学院，而后大学迫于压力开始同意接纳女性，但又不愿意实行男女同校的政策，作为一种妥协和过渡，开始设置附属的女子学院，为女性提供相应的高等教育，但女性尚无获得学位的权利。比如在剑桥大学，1921年女性才可获得名义上的学位，1947年女性才获得了完整的大学成员身份。
⑥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朱尔·福斯特(D.Faust)于2007年2月11日上任。她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任女性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