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宏观调控的中性化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调控论文,我国目前论文,特征论文,中性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2X(2007)—01—0031(03)
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在经历了“适度从紧”、“扩大内需”及“冷热兼治”等几个阶段之后，有效地确保了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宏观调控的中性化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所谓宏观调控政策的中性化，是指在确立宏观调控重点时不会因为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在宏观调控政策和手段的选择时既包括扩张型又包括紧缩型，同时这些政策对经济的现实没有扩张和紧缩的影响。[1]
一、“中性化”特征是经济运行呈现阶段化特征的产物
我国的宏观调控首先是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在价值量上达到均衡。一般来说，经济“过热”，即当总供给在价值量上小于总需求时，就采用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政策，此时宏观调控显示出“紧缩性”的特征；而当经济“过冷”，即总需求在价值量上小于总供给时，就需要扩张型的宏观调控政策，此时的宏观调控显示出“扩张性”特征。这些观点在理论界是基本达成共识的，在实践过程中也被验证是适合的并已在一定基础上推动了经济发展。那么，如果当经济增长趋于平衡，即总供给和总需求在价值量上大体相当时，或者说两者的不平衡在合理的区间时，宏观调控还有没有必要呢？如果有必要，它和其他时期的宏观调控会有什么不同呢？这是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
宏观调控不仅以总供求在价值上的平衡为目标，它还需要在物质上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并使之达到平衡，即宏观调控也包括结构调整。虽然一些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物质平衡靠产业结构来保证，而产业结构是资源配置的结果，资源配置又是市场来调节的，如果把结构调整作为宏观调控的职能，就会有违市场经济体制。[2] 但是，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片面性，因为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并不意味着总需求和总供给在结构上必然平衡。市场存在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例如，市场对资源进行配置存在着功利性，即单靠市场的力量去配置资源时，其唯一的依据就是“收入-支出比”，于是，那些收入与支出无法形成对应的产业和行业，就失去了获取资源的资格；此外，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进行结构调整，这一过程是非常缓慢的，这期间将会发生多次周期震荡，这种代价是我们难以承受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肩负着总量调节和结构调整双重重任，宏观调控必然会不间断地存在，而且，这种不间断地存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经济运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见表1)。
上表中所显示的宏观调控，都是在“过热”或“过冷”的不平衡的状态下进行的，所以宏观调控显示出紧缩性或扩张性的特征。而当经济增长趋于合理，总供给、总需求的格局发生变化的时候，宏观调控就会显示出不一样的阶段性特征，即“中性化”特征。
二、我国宏观调控中性化特征的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对经济已进行了5次宏观调控(见表1)，其中4次体现出紧缩型特征，1次体现出扩张性特征。现阶段进行的第六次宏观调控与前5次表现出不一样的特点。
1.面临的经济背景特殊
前五次的宏观调控针对的都是经济波动中已经出现的超过11％的“大起”高峰或低于8％的“大落”低谷。例如，1978年经济增长率达11.7％，1984年达15.2％，1987、1988年达11.6％和11.3％，1992年达14.2％，而1998年经济增长率只有7.8％。现阶段所进行的第六次宏观调控，并不是针对经济的“大起”和“大落”，而是经济增长率保持在9％至10％之间进行的调控。
前5次调控中，物价水平的上涨或下跌都超出或低于正常水平，如全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1980年为6％，1985年为8.8％，1988年为18.5％，1993年为13.2％、1994年则达到21.7％，均超出正常水平；而1998年商品零售价格下降1.3％，与1997年物价涨幅相比，分别下降了1.6个百分点和1个百分点。经过了近6年的物价水平负增长，至2004年，我国商品零售价格上涨了2.8％，2005年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上涨近1％，2006年第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0.5％，第六次宏观调控正是在物价保持在正常水平的状态下进行的。①
2.调控的重点由总量调节转变为结构调整
在前5次调控中，4次紧缩性调控的任务都是治理通货膨胀，一次性扩张性调控的重点是扩大内需，使物价水平恢复到正常水平。这些调控都是为了从价值总量上抑制总需求或者是扩大总需求。
2003年末开始的新一轮调控的重心是：一方面抑制部分行业和部分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的势头；另一方面加强农业，特别是粮食的生产。这次宏观调控重点是要解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的行业，特别是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高耗能行业的盲目投资和低水平建设严重、资源消耗过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侵占土地严重、贷款投放过多、部分上游产品价格明显上涨等问题，以求维持总供求增量的平衡。[5]
3.宏观调控的时机由“事后调控”为主转变为“预防性调控”为主
前几次的宏观调控，每次都是到经济发展难以为继时，才不得不进行被动地调整，尤如一次次的“救火”行动。新一轮的调控是在局部问题有所显露、还没有演化为全局性问题时采取措施的，是在各方面仍在可控之中采取措施的，是一种事前的预防性调节。此次调控中，中央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主要在于“防火”，是要力争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避免使矛盾进一步蔓延和激化，避免局部性问题演化为全局性问题，避免调控对经济基本面造成伤害。
4.宏观调控的具体政策指向有所变化
第一次宏观调控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是大规模压缩基建投资，减少财政支出；
第二次宏观调控的内容包括了一系列紧缩性措施：加强中国人民银行对宏观经济的控制与调节职能，严格控制信贷总规模和现金投放，从严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坚决压缩行政开支，严格控制消费基金的盲目增长；
第三次调控中，先采取了提高居民存款利率，对部分产品征收消费税等抑制消费的间接调控政策。但由于政策的调控效果不明显，于是，又采取直接的调控手段，包括明确规定压缩幅度、停建缓建各种项目的指令性计划、向各地派出固定资产投资检查小组等；
第四次调控的主要内容包括：提高存贷款利率、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独立地位等金融政策，削减行政管理费等财政政策，重新审查地方批准建设的开发区、压缩基建投资规模、增加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投资等投资计划措施以及其他措施；[4]
第五次调控是一次扩张性调控，在这次调控中政府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内容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连续发行国债和扩张政府投资，鼓励民间投资，提高收入以及提高出口退税率。
可以看出，在前几次宏观调控中，无论是紧缩性调控还是扩张性调控，其调控政策的取向和调控方向是一致的，即所有的政策措施或者是紧缩性的或者都是扩张性的。而第六次调控政策则以微调为主，坚持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稳健”原则，着重解决结构优化问题。
微调，就是用多次幅度小、时间短的小调整代替一次性大调整，避免强烈震荡；“双稳健”不是指“不作为”，在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总体取向既不放松也不收紧的基础上，当经济运行中出现紧缩压力时就放松一点点，当经济运行中出现扩张压力时就收紧一点点；而解决结构优化问题，就是在维持总量的增量平衡的基础上，在对总需求和总供给没有扩张或紧缩影响的前提下，优化投资结构、优化信贷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等。所以，这次调控并不是只有一个方向，政策取向不完全一致，而是在维持经济基本面良好的基础上，不断抑制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因素，促进经济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回归，真正落实“稳中求进”的目标。[5]
5.总结
通过第六次宏观调控与前5次宏观调控的比较，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总结：宏观调控的中性化特征，表现为在经济适度增长的背景下，实行预防性的微调政策，在坚持“双稳健”的原则下，将调控重点放到结构调整上来。
三、呈现出“中性化”特征的宏观调控需要注意的问题
“中性化”特征是客观存在的，是宏观调控适应经济运行状况的表现，“中性化”的调控政策也是我国宏观调控在现阶段的正确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性化”可以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也不意味着做好了“中性化”就一定可以维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因此，特别需要注意以下问题。
1.“中性化”特征只是一种阶段性特征
前面已经多次提到，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出现“中性化”特征，是在总供求的增量大体平衡或总供求格局在合理区间的背景下出现的阶段性特征，是经济增长率在正常水平前提下的宏观调控的阶段性特征，这并不代表这种特征会伴随所有时期的宏观调控。
我国人口众多，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艰巨，地方利益争夺存在示范效应及攀比行为。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和刚性就业制度，还有消费结构的不合理，等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长有一种内在的高速扩张的压力，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中的扩张力量很容易全面迸发，这时，仍然依靠微调和“中性化”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无法按时、按质的完成调控目标的。实践告诉我们，“中性”政策解决了一时的问题，不能解决一世的问题。我们选择宏观调控政策时，一定要跳出政策选择的“路径依赖”，不能因为什么政策好用，就舍不得丢弃；相反，也不能因为某些非“中性”的调控曾造成过一些负面影响就想尽一切办法去避免。审时度势，相机抉择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2.结构调整的同时也要兼顾扩大就业的目标
“中性化”的宏观调控政策的着力点在于结构调整。我们知道，结构调整会使得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急剧减弱。所以，在进行结构调整时，既要防止局部的过热或过冷导致经济总量不平衡，还要充分考虑就业目标。
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就业压力巨大，就业矛盾突出，目前已进入高失业阶段。现阶段非熟练、低技能人员基数过大、比例过高、供给过多，就业困难群体在扩大；而在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往往最受影响的就是这一群体，多数情况下他们是被“调整出去”的对象。这个问题对经济的长期发展和社会的安定都是一个挑战。所以，宏观调控在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控制资源流向“过热”的部门和行业的同时，在利用产业政策优化和提升产业结构的同时，必须兼顾控制失业、增加就业以及缩短结构性失业周期的目标。
3.要把握时机，积极推进各项改革
现阶段正处于经济由适度增长区间的上限区域向适度增长区间的中线回归的良好时机，经济平稳增长，总供给和总需求基本达到增量平衡，这样的形势允许我们将眼光放远一些，做一些对经济长期发展有好处，但短期可能见效不明显的事。所以，我们要借此良机，为提高宏观调控的质量做一些工作。
(1)要进一步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提升经济及法律手段运用的比例。过去，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时，政府往往因为急于取得调控效果，使经济尽快恢复正常状态，而习惯于动用行政手段。然而，行政手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也有破坏市场、形成垄断的弊端。当宏观调控呈现“中性化”特征时，由于以微调为主的预防性调控要求尽量采用经济办法，运用市场参数，少用或避免行政调控，同时由于这一阶段的调控可以分步调整，不必一步到位，这为我们转变调控手段创造了有利时机，从而也为创立公平的竞争环境奠定了基础。
(2)要着手解决一些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例如，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建立在高能耗、高物耗的基础上，这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现阶段正值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宏观调控从时间上、力量上都对优化结构有所偏重，所以，这一时期我们要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大力促进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大力促进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核心的产业和产品的结构调整。[6]
注释：
①数据来源：相关各年《中国经济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