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走向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委内瑞拉论文,探析论文,走向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7)02-0075-05
一、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含义
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探索主要是在总统查韦斯的推动下进行的。根据查韦斯的构想，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不是20世纪苏东模式的社会主义，也不像今天古巴所实行的社会主义，而是“21世纪社会主义”。他认为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要打破“老社会主义”的教条，具有新世纪的特点。在2005年1月份的世界社会论坛上，查韦斯在演讲中称：“它将是一种更为多元化的和较少国家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在2006年的另一个演讲中他说：“我们已经承担了把玻利瓦尔革命指引向社会主义的义务，同时致力于对社会主义道路做出贡献。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是21世纪社会主义，是建立于团结、兄弟般的情谊、友爱互助、正义、自由和公平基础上的社会主义。”[1]他认为20世纪的国家社会主义只是在一个有限的程度上完成了社会公平和形式平等的目标。因此，“21世纪社会主义”必须完全实现形式平等、自由以及社会团结与社会公平的理想。换句话说，“21世纪社会主义”要与20世纪的社会主义相区别，就不得不是一种自由的社会主义，它要确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具体说来，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设想有以下几点：一是政治上，实行多元政治体制，建立人民政权，以参与制民主代替代议制民主，鼓励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国家决策；二是经济上，促进个体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等所有制形式的发展，在努力使国有经济占据主体地位的同时，大力推动合作化运动，鼓励社会所有制，集体制和合作制的发展；三是在社会领域，强调平等、自由、友爱、互助，缩小贫富差距，建立一个公平的、包容的没有特权的社会。“21世纪社会主义”的核心任务是实现社会正义、公平和互助；其主体是包括农民、工人、家庭妇女、中小生产者和中产阶级等未能从国家石油资源中受益的所有“被排斥者”。
委内瑞拉强调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突出强调平等、社会公平，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解决沉重的债务负担，委内瑞拉采用以“华盛顿共识”十条政策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实行私有化、自由市场、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直接干预、放宽对外资限制、金融贸易自由化、改革养老金制度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模式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但是这一模式到90年代末也开始显示其带来严重的后果：私有化浪潮使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收入流向少数人和国际垄断资本家的手中，经济缺乏核心竞争力而导致增长乏力。同时，由于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日渐式微，以及特权裙带等背景下的自由放任，自由竞争，使得腐败盛行，社会严重分化、对立。查韦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反对腐败，追求社会公平和维护下层民众利益的口号下，成功当选总统。而查维斯政府推行激进的改革政策，保护下层民众的利益，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探索本国发展的“第三条道路”——即查韦斯所称的“21世纪社会主义”——可以说更多的是委内瑞拉国内民众的政治、经济诉求。当然，这也深深地打上了查韦斯个人的色彩。查韦斯具有浓厚的“玻利瓦尔”情节和强烈的平民主义倾向，而且军人出身的他非常崇拜卡斯特罗和毛泽东，这些都成为其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推动力。
当然，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目前处于探索阶段，仅仅是根据查韦斯本人的构想而进行的，尚未形成完整和系统的理论，它尚处于初创阶段。
二、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探索实践分析
为了在委内瑞拉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查韦斯政府进行了多种探索。其探索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进行改革尝试，改变所有权和产权关系，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在政府管理中引进民主制等，使政府摆脱私人资本的影响，摆脱市场资本的逻辑，使社会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也即通过“改造资本的模式，转到社会主义，转变为一种必须每天都要建设的新社会主义。”[2]正如查韦斯在2005年世界社会论坛上的演讲“我日益坚信的是我们需要越来越少的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我毫不怀疑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性，但我必须补充一点，即资本主义不会从内部超越自己。资本主义需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超越。超越资本主义强权的道路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平等和正义。”[3]
1.在经济领域，委内瑞拉政府通过改变物质生产资料和知识财富的所有权，以政策影响或者改变生产资料所有权关系的方式来改造资本。
委内瑞拉大部分的生产力仍然由私人所拥有，政府的一项工作重点是通过合作制、国家经营或所有的形式以及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等扩展非私人的所有权和控制形式。政府通过信用、合作社的特惠购买和培训计划，一直积极支持在各个部门进行的合作社的创建。例如，在查韦斯任期内，合作社组织已经从1998年大约800家增加到2005年的100，000家，在7年里增长了100倍。超过150万的委内瑞拉人现在参加到合作社，这些人口大约占了国家成人人口的10%。[4]合作社是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主要特色之一，合作社里利润在工人之间分配，工人选举合作社的监督者，环境问题由工人代表来监督，合作社同时也是自我赢利和自助的组织。另外一个转变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控制权的战略是征收废弃的工厂。目前，至少四个生产纸、电子管以及农产品的工厂已经被征用，并转变为工人控制。在全国联邦工会(UNT)的协助下，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评估了700家另外闲置的生产工厂，它们也可以被征用，转交给以前在这些工厂工作的工人。
合作社、工人参与管理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等在本质上是反对资本主义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在的委内瑞拉在生产资料所有权方面是一个“后资本主义”的社会。这种形式的所有权是否能在委内瑞拉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真正的考验是如果当私人资本被迫在整个经济中边缘化的时候，政府愿意在何种程度以这种方式介入。这种直接的冲突是否会发生，以及将以什么形式发生，在现在是无法下结论的。然而，如果这样的所有权和控制遵循的原则跟私有所有权是一样的，都把利润的最大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非再投资型的利润流向精英消费，那么，创建一个非私人拥有或者控制生产资料的氛围本身并不是真正的变革。因此，为了确保合作制、工人参与企业管理、以及国营企业遵循一套新的原则，查韦斯政府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经济生产单位，被称作是社会生产企业(EPS)。社会生产企业是“专门生产商品和服务的经济实体，在这里工作有了自己的意义。在这个社会组织体系中，没有社会歧视也没有根据职位谋取特权，成员之间非常平等，计划编制是人人参与的，是在国家或者集体或者混合所有权的运作下进行的。”[5]为了取得EPS的资格并由此获得政府的低息贷款和政府合同等特惠待遇，公司必须满足一系列的要求，例如，“将团结、合作、互助、互惠、公平和可持续性的价值观优先于获取利润的价值观。”[6]如果这些价值观真正地实现，那么我们可以说在所有权和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上，委内瑞拉正在从资本主义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
在商品、服务和生产资料的分配方面，查韦斯政府逐渐放弃市场调节的方式，并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在政府这个非市场的机制上。在土地方面，依据新的《土地与农村发展法》，政府将对全国可耕用土地进行统计，如在规定时间内庄园主不如实申报自己的土地，或部分大庄园主拥有过多闲置的土地，政府有权将上述土地收回或低价收购，然后分给无地可种的农民。土地改革结束了2%的大土地私有者拥有60%土地的状况。[7]政府还以石油税收为基金支持免费医疗、教育、补贴粮食市场或者对关键部门提供补贴和其他支持。当然，尽管政府的再分配机制与资本主义基本原则背道而驰，但是只要大多数的交换仍然是在自由市场环境中进行，就无法打破资本的逻辑。其实，这些更多地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实践，而非社会主义的。
委内瑞拉在国际贸易中正逐步放弃以市场为基础的商品流通原则。委内瑞拉政府不仅强烈反对美国政府提倡的自由贸易协议，而且也签定了大量的以互助而非竞争为原则的贸易协议。例如，在石油运输管的协议中，委内瑞拉为古巴提供低价的石油资助，同时允许古巴政府用以货代款的形式偿还。古巴提供给委内瑞拉20000名医生和医疗助手，作为交换，委内瑞拉提供古巴廉价石油。在委内瑞拉与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等国之间也达成类似的协议。但是，这种不以市场为基础，强调合作、互补、互助高于竞争的贸易，与传统的市场交换相比，仍然只占很小一部分。查韦斯政府能否找到增加非市场的交换机制和办法，合作互助的交换能否在大规模的范围内实行仍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2.在政府管理体制方面，委内瑞拉取得的成就最大，私人利益集团对政府管理的控制和操纵已大为减弱。在过去的三年里，查韦斯政府至少以以下三种方式进行了这方面的努力。第一，利用巨额的石油收入，委内瑞拉政府抓住机会摆脱私人资本的控制；第二，委内瑞拉已经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直接民主，增加了公民的政治参与；第三，通过平民——军队联盟，大大降低了军队被用于镇压平民的可能性。
第一个方面的努力是最为重要的，它使查韦斯政府其它的反资本主义措施得以可行。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从1998年的人均226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人均728美元。充裕的石油收入使委内瑞拉政府能够有充分的自由，免于私人资本以投资的冲击相威胁。2003年初期的资本控制机制进一步增强了政府相对于私人资本的独立性。而许多左翼的政府如巴西的鲁拉总统，经常面临着采取进步改良主义政策，疏远资本，增加福利，或者放弃改革政策，鼓励私人资本投资的两难困境。查韦斯政府大体上摆脱了这种困境。大量的石油收入使政府能够进行投资，去实行累进税制的政策和管制，政府可以自由开支，不用担心资本外逃或者资本撤回投资。
第二种方式是通过在政府领域广泛地引进参与制民主使政府摆脱私人资本的影响。通过地方计划议会、公民对社会计划的参与，以及许多其他的制度化的机制的方式，如全民公决，选举高层政府官员，以及公民对国家机构的旁听等，公民参与到政府决策和管理中来。公民参与的最重要的形式是地方计划议会，2001年开始在委内瑞拉实行。但是，由于对地方计划议会法设置了许多障碍，如议会过于庞大而不能进行有效地管理和公民的参与，在起初该形式就遭遇到了失败。2006年初期，委内瑞拉重新制定公共议会法案，使议会建立在200到400个家庭单元上，这样就能在他们的社区内实行直接民主，分配财政资源以及创建地方条例。
在委内瑞拉，参与制民主也表现在1999年以来创建的公民参与的项目上，它能提供教育、公共医疗、食物补贴、社会服务、土地改革和环境保护。这些项目不是从上面强制管理的，大部分都是由公民以健康委内瑞拉委员会、土地委内瑞拉委员会和义务教育机构等形式直接管理的，由众多的志愿者参与。这些项目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有140多万民众学会读写，300万先前由于贫穷而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民众开始接受免费教育；有75%的委内瑞拉民众接受免费医疗；45%的委内瑞拉民众从项目、特别食物项目和政府分配中心收到食物补贴，而在查韦斯政府之前，58%的委内瑞拉民众每月生活费低于200美元，同时委内瑞拉政府还提供各种厨房设备。[8]
最后，委内瑞拉用宪法权利来保证参与制民主，公民拥有以下宪法权利：公民创议权，公民对国家机构的旁听权，以及公民组织共同提名最高法院、全国选举委员会和道德共和国委员会（由律师长、审计长和人权护卫者组成）候选人的权利。这样各个层面的公民参与增强了公民和政府的责任感，减弱了强大的私人利益团体的影响。也许公民可能仍然屈服于私人资本撤回投资的威胁，但是他们至少在政策制定上比以前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以前选举出的议员在做决定时主要受制于强大的私人集团，现在他们必须考虑到选举他们的公民的利益了。
第三个方面的努力是改造镇压公民民主参与和不满分子的传统手段之一的军队，这样才能使直接民主成为可能。历史上，拉丁美洲的军队被用来镇压平民，使公民不能反抗政府强制推行的政策。对查韦斯和大多数委内瑞拉穷人来说，1989年反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抗议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全国暴乱是人们对当时相对不民主的政府不满的表现。这种不满情绪的突然爆发立即被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镇压，在委内瑞拉各地杀害了300到3000多名贫穷的委内瑞拉人。委内瑞拉和拉丁美洲的军队能够这样频繁、轻易地镇压平民，原因在于军队一直脱离于平民大众以外。军队缺乏与平民的沟通与接触，他们与民众的隔离，使其能够在付诸军事行动时没有任何的同情心，也不会为他们的行动而感到忏悔。相反，查韦斯推崇毛泽东关于军民关系的理论，“军队之于人民应该像鱼之于水”这一原则的运用就是“平民—军队联盟”，在实践中的表现就是军队尽可能地与平民大众一体化，军队与平民保持持续的接触，甚至承担平民的任务。这样，军队深深卷入各种项目中，常常提供诸如食物分发、建设援助、运输服务等。而且，平民大众常常应募，报名从军，作为委内瑞拉军队的后备役部队，他们学习一旦外部武力如美国入侵如何打游击战。查韦斯说，这将进一步加强平民和军队的联合。
大量的石油收入，公民广泛参与的民主制度，以及军民关系的改善，使查韦斯政府能够独立于强大的私人利益集团（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利益集团常常影响和塑造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自由进行决策。同时，查韦斯政府上台以来的各种改革措施，也赢得了民众的信任和支持。这种自由以及民众的信任和支持使查韦斯政府能追求一种完全摆脱私人所有权和私人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远离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和交换、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和管理形式。很明显，这不是20世纪在苏东国家现在仍在古巴实践的国家社会主义。相反，这可以说是一种更为自由主义化的社会主义，因为它追求公民的参与甚至各种形式的直接民主。
三、委内瑞拉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障碍分析
委内瑞拉走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主要阻力来自于外部和内部。外部因素主要是外在于“玻利瓦尔计划”的诸种敌对因素，如国内反对派不断地在政治进程之外的暗中破坏，美国政府的蓄意孤立，国内和国际的资本力量的消极影响等。内部的障碍因素主要是根深蒂固的反民主的保举官职制和个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
1.外部障碍分析
第一个外部障碍是反对派的破坏行为。反对派几乎包括所有过去对委内瑞拉社会起到决定性角色的部门，如前统治政府的党派，旧的联盟组织，教堂的等级秩序，大的企业，以及几乎所有的私人的大众媒体。这些反对派对查韦斯政府来说，最为关键的是问题不是它们曾经的权力——因为这些权力很大部分是由于组织的瓦解和失败而逐渐失去的，而是他们不愿意进行民主政治的游戏，如他们在2002年4月发动政变，2003年12月的石油停工，2005年12月对国民议会选举的联合抵制，并宣布抵制2006年的大选。然而，查韦斯的再次当选证明了反对派的抵制行为也已经不是很大的障碍了。在查韦斯当政的时期内，这些反对派几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如何治理委内瑞拉的建议，不能以实际政策和国家治理的方案来赢取民众支持，所以实际上无法对查韦斯政府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第二个外部障碍来自于美国政府。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天生的敌视。古巴就已经让美国头疼不已，而如今委内瑞拉打算搞社会主义，这必然招致美国的反对。而委内瑞拉与古巴由于意识形态甚至因反美而亲密接近，这更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就美国现实的考虑，任何不唯美国马首是瞻的、“不听话”的国家都是对美国霸权的威胁，更何况是美国后院的国家。而且委内瑞拉丰富的石油资源，使得美国不可能任由委内瑞拉自行发展。因而，自从查韦斯打出社会主义的旗号以来，就遭到美政府的敌视和反对。如从过去几年所能看到的文件资料来看，很清楚，布什预先知道2002年的政变阴谋。但是，布什政府没有提前或在政变策划之时进行阻止，反而通过拒绝承认这是一个政变来给予支持，并谴责查韦斯应为政权的垮台而负责。同时，通过国家民主捐赠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机构，布什政府暗中每年为委内瑞拉的反对派提供几百万美元，力图创建一个以自己的设想为目标的反对派。在公开反对查韦斯政府的措施方面，布什政府已经对委内瑞拉实施了多种小规模的经济制裁，布什也在国际范围内发起了孤立委内瑞拉的行动，不过，相对来说，这些措施都没有取得成功。反对派尽管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资金和建议，仍然遭遇很多失败，并没有取得什么太大的成果。尽管委内瑞拉的外币收入几乎全靠石油，但是美国也无法切断石油贸易，经济制裁的影响微乎其微。最后，要在国际上孤立委内瑞拉的努力也很少得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支持。
最后，第三个外部障碍是国内和国际资本拥有一定的发动投资打击的能力。委内瑞拉近年石油收入飙长，尽管政府不时有反资本主义的论调以及时常加大石油工业的税收，它仍然是资本投资的有利场所。通过较为严格的外汇汇率政策，资本的逃逸已经被抑制。国内的和国际的资本与查韦斯执政初期相比，已经不是一个很大障碍了。
2.内部障碍分析
委内瑞拉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为严重的因素还是国内的阻力。正如查韦斯在接受Diario Panorama日报采访时说，“对委内瑞拉革命最为严重的威胁是内部的，官僚体制有一种永久性的反变革倾向。我不断地督促和鞭策，是因为在我的周围到处都是那些反对变革的新旧官僚机构。”[9]
第一个最为严重的内部障碍就是顽固存在的庇护主义文化——保举官职制。尽管查韦斯谴责前政府充斥了庇护主义体系，然而新的保举官职制体系已经产生了。先前的体系中，非统治政党的成员是无法得到政府的工作或者服务的。查韦斯政府的官员一样排斥查韦斯主义的反对者，阻止他们获得政府的工作和类似的服务，这跟查韦斯的反对派所为人熟知的做法一样。保举官职制只把政府工作和服务主要给予查韦斯的追随者，这不仅违反查韦斯的竞选承诺——创建一个不排斥任何人的政府，而且破坏法治原则，因而为政府腐败和合法化危机打开了一个缺口，也破坏了形式平等的原则。除此之外，保举官职制体系鼓励范围有限的团结，这种团结只是伸展到自己的集团，从根本上与创建一个包容所有人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第二个内部障碍是潜在的围绕着查韦斯的个人崇拜，有可能发展成为个人统治主义政治。一方面，查韦斯用“玻利瓦尔”运动进行激进的改革，把人们团结在一起，他的这种能力在最近委内瑞拉的历史上几乎是空前的。另外一方面，这种能力也导致了在运动中对查韦斯的极端的依赖。这样，如果某天查韦斯突然消失，整个运动就可能崩溃，因为没有了查韦斯整个运动就丢失了统一的黏合剂。这种对查韦斯的极端依赖也意味着查韦斯的支持者很难去批评查韦斯，因为每一种批评都威胁着整个计划，因为这等于给反对派提供了言辞上的弹药。更为深层次的后果是缺乏批评使查韦斯孤立起来，使他难于在外部世界试验他的思想和政策。来自于内部的批评难以呈现出来，而来自外部的批评则很容易被压制下去，其结果是极有可能推行固执性的错误政策。
第三个内部障碍是政府管理中有一种强烈的、倾向于自上而下的官僚化倾向。不仅查韦斯，而且政府管理机构中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这种倾向。尽管各级地方政府在真正追求参与制民主，政府官僚机构大体上仍然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领导体制，在这种体制中，查韦斯的军事本能得到了加强，参与式民主也将受到损害，这与社会主义方向是相背离的。同时，政府管理中这样的领导体制进一步加强了人治主义的政治文化，结果使对自己的上层领导的质疑变得异常困难，也使改正政府政策中的错误变得极其艰难，容易使政府政策变得僵化而无法变通或者改革。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委内瑞拉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是有很多有利条件的，是很有可能取得进一步进展的。然而，由于目前的社会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以油价上涨时期大量的石油收入为坚强的后盾，一旦油价下跌，或者遇到外部干涉或者政局变化，其激进改革和社会主义措施能否进行下去，将是很大的疑问。再加上其内部的庇护制和人治主义的文化障碍，更有可能使其社会主义的计划尝试偏离方向。要创建一个有效的、不依赖于查韦斯的政治运作体制，就需要弄清楚如何克服上述这些障碍，克服庇护主义的结构、克服人治主义。克服这些障碍可能需要其国家的重建，这可能是委内瑞拉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大挑战。
收稿日期：2006-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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