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体系构想
李桂荣，苏 泽
(河南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摘 要： 进行儿童发展监测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作为新兴的合作联盟，地域面积广、涉及国家多，且国别间差异明显，以这些国家为监测对象开展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能客观地反映沿线各国儿童权利保障的现实状况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情况。本研究以可持续发展指标模型和儿童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从与儿童相关的政策要求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现实角度出发，借鉴可持续发展监测惯用的PSR模型构建出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体现了以沿线各国的现实状况为立足点，以保护所有儿童的权利为着眼点，以指标自身特性的完善为关键点，以关注影响儿童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儿童参与的重要性为突破点等特点。
关键词： “一带一路”；儿童可持续发展；PSR模型；指标框架
2015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正式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下简称《2030议程》)[1]。该议程把弱势群体与边缘人群置于首要位置，尤其重视儿童问题，并将儿童的可持续发展作为衡量议程落实状况的重要指标。同年，世界教育论坛发布《仁川宣言》，不仅将迈向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和全民终身学习作为面向2030年教育的主旨，也明确宣称：“决心开发全面的国家监测和评价系统，为政策制定和教育体系管理提供依据，并落实责任。”[2]在《2030议程》和《仁川宣言》的指引下，儿童可持续发展及其监测评价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世界儿童发展监测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先后发布了《2015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3]《2016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4]《2017年世界儿童状况：数字时代的儿童》[5]等多份关于儿童发展与监测的报告。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主导下，我国也发布了《中国儿童发展报告2017》[6]。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2030议程》的缔约国，切实履行儿童发展目标，积极开展儿童发展监测，是其落实议程的重要内容。2018年3月，在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CIKD)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召开的“儿童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议程”专题研讨会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的监测问题被提了出来。但是，如何开展这些监测？指标设置的依据是什么？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应包含哪些内容？最终构建的指标体系应当体现哪些特点？这些都还是亟待讨论和构建的问题。本文正是针对这些问题，试图系统地提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体系的构想。
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的必要性
“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倡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跨欧、亚、非三大板块，主要包括东亚的中国，中亚的哈萨克斯坦等5个国家，蒙古与俄罗斯，东南亚的越南等11个国家，南亚的印度等8个国家，中东欧的波兰等19个国家和西亚中东的土耳其等19个国家[7]。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不仅是《儿童权利公约》的缔约国，而且是《2030议程》的缔约国，保障儿童权利，促进儿童的可持续发展是每个缔约国达成的共识以及对儿童的承诺。
(一)开展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是保障儿童权利的重要途径
儿童的幸福关乎人类未来命运，是构建可持续未来的基石。《儿童权利公约》虽然明确规定了儿童的权利，但公约本身只有指导意义，并不能全然呈现儿童发展的真实处境，亦或说不能体现儿童权利保护的现实状况。因此，对儿童发展进行系统监测具有重大意义，它不仅能让我们直观地看到当今儿童生活的现状，而且还打开了一扇直通人类未来的窗子，让我们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投资儿童便是投资未来，儿童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广泛支持与投入，而对于儿童发展的监测可以提高投资决策的精确度和有效性。因此，让所有儿童都能拥有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以及发展潜能都能得以充分发挥，是全人类的责任和义务。全面开展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既是保障儿童权利的重要途径，又是对《儿童权利公约》的确切落实。
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不同于对儿童体格检查和心理发展的临时性或当时性评价，而是贯穿于儿童成长的全过程。从保障儿童生存到激发儿童潜能，且兼顾儿童生存需求的可持续发展，坚持所有的儿童都应该享有充分发展的途径和机会，是世界各国开展儿童发展监测必须作出的观念转变。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区别于传统的儿童发展质量监测，其不仅关注对儿童发展状况的表述，更关注儿童持续性发展需求的满足，强调外部环境对于儿童持续性发展潜力的关键作用。健康不只是没有疾病，更要促进儿童发展潜力的充分发挥。因此，促进儿童可持续发展也必然成为了新时期儿童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而开展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则为维护儿童权利提供了重要保障。
(二)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开展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的关键
指标是复杂事件和系统的信号或标志，它们是指示系统特征或事件发生的信息集。指标通常用来表述某一特定事物、现象等的发生、发展状态，具有超出于参数值本身的意义。指标的选择取决于监测对象的复杂程度，单一或几个指标的采用多适用于反应简单的研究对象或复杂对象的某一和某几个方面的部分特征。而若要了解复杂研究对象的全然面貌或发展的全过程，往往需要构建由一系列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指标共同组成的指标体系来加以评价。
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除了要考虑理论依据和政策要求之外，还应充分考量“一带一路”国家的现实状况。依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2015年度人类发展报告》，从人类发展指标(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中的“预期寿命”“教育水准”以及“生活质量”三个维度来考量沿线国家的社会发展水平，得出的结果是：在65个沿线国家中，18个国家HDI属于极高人类发展水平，24个国家处于高等人类发展水平，18个国家处于中等人类发展水平，5个国家处于低等人类发展水平。此外，就沿线国家的地区分布而言，中东欧、西亚、东北亚大多数国家处于高等及极高人类发展水平，东南亚、南亚、中亚、北非国家多处于中等和低等人类发展水平[12]。当然，在考虑这些差异的同时，还应注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发展中国家仍然是多数，共性终究大于差异，这也正为以沿线国家为监测对象构建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提供了可能。因此，指标体系的构建要以沿线国家的实际状况为基准，既要凸显共性，亦要考虑差异因素。
指标设置的关键点是对指标设置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也即是指标设置的制约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设置的关键在于指标自身特性的完善。指标本身除了要遵循科学性的原则，客观真实地反映各国儿童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的状况，还应在形式上体现多维性与简洁性，在内容上体现动态性与稳定性，在指标数据上体现易得性与可比性。
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设置的依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设置的依据，是指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本质要求，以可持续发展指标模型和儿童发展的相关理论为指导，从与儿童相关的政策要求和“一带一路”国家的现实角度出发，按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的自身特点和规律办事。
教学目标是教学中的灵魂，它决定着教师在进行英语课堂活动时的方向。尤其是在面对小学生时，由于小学生的学习经验不足，在面对英语学习时，缺乏正确的方法和清晰的逻辑性，很难把握学习内容的重难点。因此，在小学英语的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备课，根据教材内容制定合适的教学目标，对于重难点内容要做到心中有数，根据教学目标来指导学生进行思考，进而实现课堂教学效果的优化。
总之，城市河道是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作，要采用科学、合理的措施对河道水环境的状况进行改善，并从中认识到河道景观的真正价值，把握好自然美与生态美之间的协调，设计出更加优美的城市河道景观。
(一)理论依据
为了应对这些老大难问题，长生桥镇桃花桥社区党委在全区探索实施的社区“三事分流”工作法和基层议事协商自治机制上，针对老旧散居民区治理总结提炼出了“131”老旧散小区自治模式。“131”的院落自治模式，成功解决了小区环境整治、车辆乱停乱放、楼道安全卫生、邻里矛盾纠纷等“小事”“私事”。通过完善社区协商制度，增强社区自治功能，小区从无人管到“人人参与、大家管”，没钱管到“人人出钱、社区共筹”，没有办法管到“人人出招、共同参与”，呈现出“和谐社区、共同家园”的面貌。2015年，“131”的院落自治模式也由此荣获了“全国创新社会治理最佳案例”。
“90后”和“00后”的大学生是伴随着信息化成长的一代人，对传统的教师填鸭式、粉笔加黑板的课堂教学兴致不高，都更喜欢生动直观有趣的学习方式，如对观看微课视频、情景剧进行学习、在问卷星上答题、扫码进行评价、发弹幕评论等参与式课堂学习方式积极性很高。因此信息化的课堂更符合现代学习者的学习特征，这无形助推教师进行信息化课堂教学，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观察组的总有效率（76.5%）高于对照组（41.2%），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05）。见表2。
图1 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PSR模型结构图
(二)政策依据
政策法规是构建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根本依据。1989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为儿童的保护及其福利制定了一套周密的国际法律准则[9]。该公约概括性地凝练了生存权、保护权等四种儿童最基本需求的权利，并具体体现在54项条款之中，成为国际社会开展儿童发展监测的主要政策依据。因此，在建构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时，应以之为依据；在实施监测过程中，应以之为准绳；在分析监测结果时，更应以之为参照。
本文借鉴PSR模型，并结合与儿童发展相关的理论，共同构建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其中，压力指标表征了影响儿童发展的外部环境的状况，该指标依据生态系统理论，将外部环境指标划分为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四方面内容。它回答了“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变化”的问题，即制约儿童可持续发展的原因，用来衡量外部环境对儿童发展造成的压力。状态指标表征了在压力指标的影响下儿童发展的现状，主要体现在儿童各项权利的落实情况。它回答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的问题，用来衡量儿童发展的质量或状态，特别是由于外部环境引起的变化以及因此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响应指标表征了各国对儿童发展所采取的对策，包括了社会层面以及国家层面所作出的反应。它回答了“做了什么以及该做什么”的问题，用来表明社会及国家为改善儿童发展状况而做出的努力。三者间的关系在于，压力指标所表征的外部环境制约了儿童的发展，即各项权利的落实情况，状态指标又客观反映了外部环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状态指标所表征的儿童发展的现实状况为响应指标提供了反馈信息，社会及政府针对儿童发展的现实状况作出相应的回应以保障儿童权利的落实；响应指标通过优化影响儿童发展的外部环境间接作用于状态指标，以改善儿童发展的现状，而压力指标不仅是理解儿童发展现状的前提，也是社会及政府做出反应的基础(见图1)。
除《儿童权利公约》外，作为指导全球发展工作目标框架的《2030议程》同样也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重要政策依据。该议程涵盖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169个子目标。这些子目标中，有95个目标与儿童相关，其中直接相关的目标有48个，间接相关的有47个[10]。此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结合2030议程构建了与儿童相关的最优先指标体系，涵盖了议程所倡导的17个目标中的11个，分别从消除贫穷、零饥饿、健康福祉、性别平等、优质教育等11个目标中提出了包含33个重要指标在内的62个衡量儿童可持续发展的优先指标[11]。这些指标对于世界各国和相关组织监测与儿童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均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三)现实依据
建筑劳务企业作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理所当然应当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为了推动建筑劳务企业的发展，国家应当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完善建筑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规范建筑劳务企业可能出现的种种不良行为，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发展方向。建筑劳务企业也应当在满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定符合自身发展需要的内部规章制度，从而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建筑劳务企业可以建立内部激励机制、质量保障机制以及实名制管理等，这些制度的建立都能够有效提高工作效率以及工作质量，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响应指标分为社会响应和政府响应2个一级指标，意在了解各国在改善儿童发展状况中所做出的回应。其中，社会响应指标旨在考察各国的社会组织为改善儿童发展状况所采取的行动，如开展的研究、提出的方案或采取的行为等；政府响应指标旨在从政府的政策投入和资金投入状况来考量各国为保障儿童权利，优化儿童发展的外部环境所制定的政策法规及经费的支出。
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
国际上衡量儿童可持续发展的指标目前还没有统一标准，本文综合参考了《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2030议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结合《2030议程》提出的儿童可持续发展的优先指标等资料，萃取与儿童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压力、状态和响应的指标，编制了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体系(见表1)。
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最早是由加拿大统计学(David J.Rapport和Tony Friend)提出，后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发展起来以研究环境问题的框架体系[8]。在该模型中，P解释为压力，表征人类活动给环境造成的负荷；S解释为状态，反映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系统状态；R解释为响应，体现了人类面临环境问题所应采取的行动与对策。该模型遵循了“压力-效应-响应”的思维逻辑，系统阐述了“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和“如何对待”这三个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推许，并被广泛地用于区域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水资源、土地资源指标体系等领域的研究。除在环境领域的运用外，近年来，还有学者将这一模型运用到人才集聚(唐朝永，牛冲槐，2018)、老年人服务供给评价(江燕娟，李放，2017)、医疗持续发展(王洪春，张占平，2014)等众多领域。
表1 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体系
(续表1)
本监测指标体系包括了压力指标、状态指标与响应指标三种指标类型，共计7个一级指标。具体包括了17个二级指标，61个三级指标。其中，压力指标依据生态系统理论，将儿童发展的影响源概括为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4个二级指标。家庭环境指标主要在于探查家庭的基本情况，如经济状况、抚养方式等；学校环境指标则旨在了解社会所能为儿童发展提供的教育资源状况，如早期保育和教育指导机构的数量、学前教育规模、小学教育规模等。社会环境指标意在明了各国的发展状况及社会救助、医疗保障水平等，具体涵盖了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极端贫困人口数量及贫困儿童人口比例、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率等三级指标；自然环境指标使用了国际社会惯常的两项考量环境优劣的指标，即空气和水质量。
状态指标依据《儿童权利公约》及需要理论，将对儿童发展现状的描述归纳为4个一级指标，分别为生存指标、保护指标、发展指标与参与指标。其中，生存指标主要是从生命、健康以及医疗保健三个方面来了解儿童的生存状况[13]。如在生命指标中包括了新生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等三级指标；保护指标意在掌握的受保护情况，包括5-17岁童工人数和占此年龄段儿童的比例、侵害儿童的犯罪发生率、获得救济的极端贫困儿童人口比例等5个三级指标；发展指标包括教育、环境卫生和自然资源3个二级指标。教育指标主要是以各级各类学校的入学率或受教育人口比例为基准来考量儿童的受教育状况，环境卫生指标和自然资源指标则是从安全饮水、基本卫生设施以及清洁能源的使用情况来了解儿童所享有的卫生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参与指标描述的是儿童在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中的参与情况，家庭参与指标中包含了亲子沟通、做家务的频率、家庭财务参与等4个三级指标，学校参与中包括参加校内社团的数量和课内外与教师交流的频率2个三级指标。社会参与指标主要考察的是儿童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如看电视新闻，阅读报纸新闻，志愿者活动，捐款等[14]。
另有数据显示，与使用前比较，使用智能药柜后各病区的基数药品种类数由65.8增至157.7，调剂临时医嘱药品的平均时间由24.5分钟降至5.8分钟，护士药师频繁往返于药房-病区之间取药的时间大幅减少，护士和药师都有了更多的时间专注于患者的护理和药学服务。与此同时，各个病区临时医嘱平均退药次数也由200次下降到20次，呈大幅下降趋势。
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设置的特点
(一)指标设置的立足点：正视国别间共性与差异并存的现实
指标设置的立足点是指标设置的基础和起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首要考虑的应是沿线各国的实际状况，也即是要正视沿线各国之间共性与差异并存的现实。“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各异，各国应根据自身情况来做出相应调整，既要追求契合性，避免盲目性，又要尊重特殊性，考虑现实性。同时，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在关于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设置的研究中所做出的探索和制定的原则、标准等，对于各个国家的研究都有一定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总的来说，对于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研究，目前仍处于探渊索珠的阶段，国际社会尚未形成一个成熟且规范的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一味追求统一的、绝对的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做法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可行的。合理的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是在监测实践中动态生成的，需要通过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长时期在该领域的不断合作及统计实践，才能得以形成与完善。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设置，既要坚持共同原则的指导，充分考虑指标的普适性问题，又要注意国家间的适应性，尊重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对于监测指标的优先选择权。
(二)指标设置的着眼点：保护所有儿童的权利
指标设置的着眼点是指标设置的目标和归宿。无论是《儿童权利公约》，还是联合国《2030议程》中儿童发展的相关目标，都是面向所有儿童，旨在保障所有儿童的权利，促进所有儿童的可持续发展。与之相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保护所有儿童的权利，关注贫困、残疾等处于特殊状态下的儿童，使所有儿童都能享有良好的生存环境、持续性发展的资源，接受更好的教育，健康成长。因此，在指标体系中，除了所有指标均平等面向特殊群体儿童外，在状态指标类型中的保护指标和教育指标中还增加了针对贫困、残疾等特殊群体儿童的特殊指标，如获得救济的极端贫困儿童人口比例，获得救助的残疾儿童人口比例(社会保障、医疗救助等)，以及学龄残疾儿童入学人口比例等。
(三)指标设置的关键点：指标自身特性的完善
为服务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发展的科学决策，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以现实的可操作化形式呈现，必须要了解沿线国家儿童目前所处的状态以及与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距离，这就需要寻找或建立一个定量分析的度量标尺，也即是监测指标，通过监测指标去衡量相关国家儿童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而度量或监测儿童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到多方面影响因素的动态连续过程，单个或几个指标的设置并不足以窥其全貌，需要借助于涵盖多个相关指标的指标体系才能得以实现。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能从不同角度、层面、环节全面反映儿童可持续发展特征的指标系统。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的关键就在于建立合理的度量标准，也即是构建相宜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1.指标形式的多维性与简洁性
指标是对事物或现象的量化描述和研究。为了尽可能详实地表征所监测对象的样貌，指标在形式上要体现多维性，即从多个维度分析事物，以求尽可能全面地了解事物的特征。然而并非所有事物或事物中的所有方面都可量化。过分追求指标的精细性，硬性要求呈现监测对象的全然面貌同样也是不可取的，最终构建的指标体系不应是一众指标的堆积，而应是在适当的维度内有选择地设置指标。因此，指标在形式上还应体现简洁性，即以最少、最具代表性且界定明确的信息为指标，避免繁琐、相互重叠及模棱两可的现象发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设置严格按照理论模型划分指标维度，依据政策文本萃取出界定明确且最具代表性的指标，不刻意追求指标本身的精细性，避免了指标设置的盲目性，增加了指标自身的简洁性。
DeviceManager.GetInstance().DeviceAtIndex(EnumDevice.AI16AO2).ReadData(ref data,1); //设备调用，获得经过滤波处理的数据
2.指标内容的动态性与稳定性
指标内容的动态性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监测指标要体现监测内容动态变化的过程，即指标所涉及的相关内容要体现时间上的变化情况；二是伴随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和监测对象的不同发展水平而对已有指标进行修改、增删、补充、完善的过程。稳定性与动态性并不冲突，监测指标的稳定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在一定时期内保证指标的相对稳定，变动不过于频繁。指标的稳定性是确保监测信度的基本前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的设置同时使用了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指标内容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不仅满足了对儿童发展现状的监测，更可以真实地比较和分析各国儿童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动态变化并预测其发展的趋势。此外，监测指标的设置并非一成不变。在保证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可根据监测环境的不断变化、儿童发展的不同阶段和水平、各国发展状况的变动对已有指标作进一步完善。
3.指标数据的易得性与可比性
指标的设置最终都要服务于数据的获取。指标数据的易得性是指数据资料可以实时且适时获取，数据收集的过程较为便利。指标数据的可比性是指应用指标所获取的数据信息可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进行对比分析，这也是赋予指标超越其本身的意义所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数据的易得性具体体现在：(1)指标形式上具有简洁性，不存在冗长且模棱两可的指标，方便了指标的落实和操作，便于数据的收集；(2)指标本身与多数不同类型的社会指标具有交叉关系，避免了指标操作的重复性，便利了数据的获取。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指标数据还应具有国际可比性，即可用于世界各国及地区间的比较。因此，指标的萃取借鉴了世界各国广泛认可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指标、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指标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依据《2030议程》提出的与儿童相关的优先指标等。
(四)指标设置的突破点：关注影响儿童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儿童参与的重要性
指标设置的突破点是指标选择在政策文本基础上的拓展与尝试。影响儿童可持续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及儿童的参与状况在政策文本中虽都有涉及，但具体指标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一方面，儿童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从外部环境中汲取发展所必需的“养料”，外部环境的变化直接制约着儿童发展的持续性；对于外部环境因素的监测不仅是分析儿童可持续发展状况的前提，也是儿童相关政策制定和项目实施的基础。另一方面，儿童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其广泛而深入的主动参与，儿童的参与状况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儿童持续性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准。因此，在指标体系的建构中，压力指标所表征的外部环境被设定为一级指标，具体包含了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以及自然环境4个二级指标。这些指标的设置有助于结合外部环境状况分析和理解儿童可持续发展的现状和问题，也有助于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促进家庭幸福、社会公平和减少贫困等。同时，状态指标中还专门设置了儿童参与指标，分别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角度来监测沿线国家儿童参与的实际状况。此类指标的设置方便了“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了解儿童发展的薄弱环节，发掘改善儿童发展现状的方法与途径，为儿童可持续发展注入鲜活动力。
当然，构念还需通过实践来检验，指标体系仍需在沿线各国长期的监测实践中得以完善。“一带一路”是由中国倡导、多国共同参与组建而成的新兴发展联盟，开展儿童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一方面需要得到沿线各国的广泛参与，各国监测指标数据的贡献度直接影响了最终数据资料的代表性，尤其是对指标中所涉及的社会指标等惯常监测之外的指标数据的贡献；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联盟的倡导国，应当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构建沿线各国儿童可持续发展监测数据共享平台，以方便沿线各国了解本国儿童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的现状，在广泛吸收他国优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扬长避短、查漏补缺，因地制宜地选择更具针对性的发展策略，以实现沿线各国由监测参与国向监测受益国的转变。总体而言，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的大背景下，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维护儿童的权利，保障儿童发展的可持续性已成为开展儿童发展监测的必然趋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儿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与OECD国家及部分发达地区国家所开展的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儿童发展监测遥相呼应，共同践行于联合国《2030议程》的落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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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rmulation of the Nat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nitoring Index System for Children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LI Gui-rong，SU Ze
(School of Educa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Henan，475004，China)
Abstract： The realization of childre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the UN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an effective measure to protect children’s rights. As being an emerging alliance, “The Belt and Road” covers wide geographical areas, and in which exists distinctive differences among various countries. The monitor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in these countries can objectively ref lect the reality of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Based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model and the related theory of children development, this study complied with the child-related policies and the realities of the countries that locate on the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to construct the childre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dex framework by employing the PSR mode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nitoring as the reference. The new established index framework obtains distinctive features as it stands on the realities of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route, highlights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se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dices characteristics as the key point, and concerns 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childre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importance of children’s involvement and engagement.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PSR Model；Index Framework
中图分类号： G510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5-2232.2019.03.001
收稿日期： 2018-12-26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我国教育2030年发展目标及推进战略研究》(VGA170001)阶段性成果。
通讯作者： 苏泽，E-mail：763117179@qq.com
(责任编辑：张国霖，李 想)
(责任校对：刘金松，胡 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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