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化”及“图书馆学本土化”之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土化论文,图书馆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土化”成为近年来涵盖了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史学、社会学、考古学、博物馆学、图书馆学等学科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极为热络的讨论内容之一。[1]人文社会科学界对“本土化”命题的讨论表现出的积极性及一致性为近二十多年来所仅见，并且参与讨论者之大多数均持一面倒的赞同态度。除了网上有一点极为弱小的不同声音外，在影响力最大、影响范围最广的传统印刷型文献中几乎难以见到不同意见者的踪影。这种声音单一的局面对学术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综观整个学术及社会发展史，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史，每一学科都走过了一条持续不断的否定之否定式的发展道路，最后才实现了学术规范与学术理论的相对成熟与完善。在这股“本土化”浪潮中图书馆学界亦不甘人后，展开了对图书馆学的“本土化”的探讨，与其他学科一样，参与者也持高度一致的赞同态度。本人不揣浅陋，就“本土化”和“图书馆学本土化”谈点不成熟的看法，就教于方家。
“本土化”是一个具有对偶性和内敛排他性、在比较意义上产生的词汇。其对偶性是指在其语意场内，至少存在着一个甚至多个与其内涵完全相反的词汇；其内敛排他性是指其定义域场的高度确指特点；其比较意义又指这一词汇必须依附于其对立面的存在而存在。[2]从现实看，由于“本土化”赖以立足的“本土”一词存在着极大的内涵模糊性和界限的不确定性，造成了理解与使用的混乱。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相对于某一国家，一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是一个“本土单位”；相对于一省（自治区或直辖市），一市一县是一个“本土单位”；相对于国内一个大区，一省（自治区或直辖市）是一个“本土单位”；相对于某个洲或全球而言，一国、数国或一洲又是一个“本土单位”；站在民族、宗教角度而言，某一民族、某一宗教派别信奉者居主体地位的区域是其所指的一个“本土单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而言，具有相近特质的文化（从微观的角度而言，任何两个可区分单位不会拥有完全一致的文化）所涵盖的地域又是一个“本土单位”；从政治理念的角度出发，信奉相同或相近政治信念的群体所居住的地域是一个“本土单位”。有时候民族、宗教、文化传承和政治信仰意义上的“本土单位”在许多时候是跨国界、甚至是跨越了洲际的概念。多年来，对“本土化”这一概念的领悟与运用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的局面。在不同时空、不同的个人和团体基于自身利益与信仰，对“本土化”做出了自己的概念解释与行为实践，成为某些政治团体和利益团体达到自身目标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和社会资源，导致了对这些解释与实践的价值向度的判断的复杂与多变。正面评价者认为“本土化运动”是一种追求国家、民族、宗教和文化独立与自觉的自由解放运动；负面评价者认为，这是一股在多领域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不健康思潮。冷战结束后，一些在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基础上产生的重要的稳定力量消失，有的地区在一些历史遗留的或基于政治、或基于民族和宗教诸因素的“本土问题”和新出现的“本土问题”的综合作用下，一些利益集团以此为思想理论资源调动社会力量，以各种形式和手段达到其目的，使这些地区陷入动荡和战乱之中。如在前南斯拉夫地区产生于追求国家的民族单一化和民族间的相互仇视基础上的战乱，就是民族概念上“本土化”运动极度发展的产物；出现于非洲地区大规模的部族冲突与杀戮大多与追求民族和部族的“独立”联系在一体；前苏联解体以后，许多原属于苏维埃联邦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以土耳其为基地的“泛突厥语联邦”势力及其他分离、分裂势力，以民族、宗教、政治多方面的类似于“本土化”的概念为蛊惑人心的手段，在中亚诸国及我国新疆地区开展分裂和恐怖活动，成为中亚和我国新疆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3]此外，出现在我国台湾省的“台独”问题，就是以李登辉、陈水扁等为代表的“台独势力”以台湾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界提出的政治、文化、学术的“本土化”和“去中国化”为手段，以达其“台独”之目的的产物。这也是当初台湾地区早期在学理层面探索学术在中国范围“本土化”问题的爱国学者始料不及的后果。[4]
“本土化”这一“民族独立与文化自觉的追求”，成了动荡与混乱的根源，也成为当地民众深陷苦难的祸根。其原因就在于其标准和界限的难以划定，使其呈现出一种十分复杂和难以梳理的局面，在导致了“本土化”命题的讨论难以深化的同时，也降低了这一命题的公信力。对此，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有着清醒而准确的认识：“本土化是什么概念？本土化就是你要用全人类通用的方法，人类共同积累的那些方法去研究自己本身的问题，然后走向世界。如果每一个民族都只讲狭隘的本土化，每个省、每个市、每个村都讲自己的本土化，那根本就不会有统一的中国文化了。”[5]也许每一个“本土化”论者都会给自己的“本土化”概念赋予一个自认为“恰当的”界定，问题的关键是不同时空和语境中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和需要，这正是“本土化”问题剪不断理还乱的根源。
“本土化”命题的出现与扩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其形成、发展有着深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背景，在某种程度上是亨廷顿两种或多种“文明冲突论”的多学科、多版本的阐释，与一百年前那场“中西之辩”可谓是同质同源，是一种集政治观念、民族感情和宗教信仰多因素的极端原教旨主义情绪的学术形式的释放。[6]这一点从各个学科风起云涌地阐述其学术“本土化”的源流宗旨中可见其端倪。
社会学学者吴重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事实上存在着西方的话语霸权，这种话语霸权消解了中国问题本身的重要性，而凸现了西方社会关切的问题。所以说，‘社会科学本土化’的关键在于确立‘中国问题’的主位意识，而不是仅仅把精力花在寻找中国经验的独特性然后将之作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注脚上。”[7]吉林大学王岩惠教授认为，“‘本土化的政治学’要坚决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企图，正确应对国内理论界部分人士对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理论上提出的挑战，归根结底，就是要旗帜鲜明地维护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理论阵地。”[8]政治学是以社会及其政治活动为研究对象，全面探索社会运行和政治规律，促进与保障社会和谐与健康运行的科学，动不动用“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口号在学术领域压人，是一种非学术的行为。香港大学王绍光认为：“有些人（主要是西方人，但也包括非西方人）认为，西方文化就是世界的文化，西方民主自由主义代表了全人类普遍的和永恒的价值，非西方国家除了走西方的道路以外就别无选择。在这些人看来，西方的今天就是第三世界的明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一定会逐步趋同，从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上向西方看齐。由此推论，基于考察西方政治得出的‘规律’当然适用于所有国家，即使今天不适用，总有一天会适用。这种看法与早年西方传教士对基督教看法同出一辙，仅是一种信仰而已，却偏偏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学术油彩。”[9]这是一种具有“冷战”色彩和“阶级斗争”色彩的“本土化”表达，传统零博弈思维的产物，一种自卑情绪和仇恨心理学术化的表达。常识告诉我们，文化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都是世界的文化、全人类的文化，人类社会就是在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学习的过程中实现了整个人类本身的发展与进步。无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都是在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中成长起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全面进步。在社会制度设计方面，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真正的民主自由肯定具有普世价值；同时，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专制独裁都是应该抛弃的。至于走谁的道路，是社会演进的规律决定的，并不由拥有某种观点的宣示者所决定。当代部分新儒家宣布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将属于儒家文化，不知王绍光先生信不信？儒家文化在社会制度设计中抽去了蛮不讲理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和“失节事大，饿死事小”的统治术，不知还有何招数去统治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但凡有着宏大包容精神的民族与文化都走上了健康发展之途，在实现了本身强大的同时，也丰富了整个人类文化宝库；反之，那些持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民族和文化给自身和世界赋予的东西，是人类永远值得记取的。不难判断，王绍光先生发泄的仅仅是一种情绪，也只是在这种情绪上“涂上了一层厚厚的学术油彩”而已，这一工作百余年前持“国粹论”的老前辈们早已做过了。并且这种情绪将社会与学术导向何方也应深思。
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对于“经济学本土化”的理解颇具学术理性：“我个人一直主张经济学研究的本土化，即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本土问题。”[10]从张曙光先生的主张中可以推出以下三点：
（一）“经济学”引申或扩大内涵后称之为“现代经济学”，既非“西方经济学”，也非“东方经济学”，硬性区分无意于当年区分“社会主义的草”和“资本主义的苗”。经济学不是巫师的魔咒，一念就灵，而要付出大量的劳动方才有效。况且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理论，只能为社会实践提供一种参考，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西方社会存在的大量问题就说明，“发源于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无法包治西方社会之百病。同样，经中国社会科学家“改造”后的“本土化”人文社会科学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也无法包办中国社会的一切。
（二）“现代经济学研究”解决的是“中国的本土问题”。本来这一结论并没有问题，如果放在号召“学术本土化”的语境中就产生了问题。因为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这一工作，老一代的中国经济学家早已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并取得了大量成果。对此，另一位主张“经济学本土化”的学者林毅夫做了准确的梳理：(1)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如以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管子》为代表的大量古籍中包含了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古人经济活动中更加不乏成功范例。(2)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使现代经济学进入中国，一批中外学者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大量的“经济学的本土化”工作，产生了一批极具经典意义的学术成果之外，经济活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经济学术领域除了产生了像马寅初《经济学概论》、《财货新论》、董时进《农业经济学》、许璇《农业经济学》、何廉、李锐《财政学》、尹文敬《财政学》、赵兰坪《货币学》、潘序伦《会计学》和金国宝《统计学大纲》等著作，“进行一般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外，经济学界热切关注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关注本土经济之金融问题的著作有马寅初的《中国之新金融政策》、杨荫溥的《中国金融研究》、刘大钧的《我国币制研究》；研究本土“经济建设”与“工业化”的著作有张培刚的《农业与工业化》、马寅初的《中国经济改造》、吴景超的《中国经济建设之路》、刘大钧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计划论》等著作。[10]而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则是运用马克思《资本论》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开山之作。“解放前一大批中国学者在农村经济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堪称本土经济学的杰出代表。”[11](3)解放初期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孙冶方的《把计划和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以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产生的一大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论著都是“经济学本土化”的产物。[11]
（三）从林毅夫先生对“经济学本土化”所下的定义“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中国的本土问题”和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学成果的梳理与肯定来看，近现代及包括林毅夫先生在内的现在的经济学家一直在不懈地进行着“经济学本土化”工作。也由此可以推导出“经济学本土化”可能是一个伪问题。
此外，除政治学、经济学之外，法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考古学、人类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博物馆学、心理学诸多学科人文社会学家们在各自学术领域进行的“本土化”与“经济学本土化”一样，存在着定义与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面临被证伪的危险。版面所限，有关学科不再赘述，仅对图书馆学“本土化”谈点不成熟的看法。
“图书馆学本土化”最早是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吴慰慈先生于1998年提出，得到学界一部分专家的响应并积累了一定的文献基础。吴慰慈先生认为，“在发展中国图书馆学的过程中，我们无疑需要努力借鉴和吸收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立足于本土社会的实际，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学派，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界争得理应属于我们的一席之地。如果忽视了这个最根本的目标只是盲目地追随西方的学术传统和规范，我们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就无法实现真正的创新与突破。”吴先生认为“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学派，为中国人在国际学术界争得理应属于我们的一席之地。”[12]笔者认为，如果说我们引进的源自西方的图书馆学无法适应中国建设图书馆事业的实际，使之本土化以适应中国之需要，发展完善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为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贡献力量，进而为世界图书馆事业和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贡献力量，这才是引进现代图书馆学及其“本土化”应有之意义和最终目的。至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学派”的被认可和中国图书馆学在国际学术界的“一席之地”的获得，是基于多种因素的产物，决非能够“争得”。学术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探讨学问、追寻真理，从而达到提升个人与社会全面发展之目的。名分地位之争徒使人心浮气躁，远非探讨图书馆学理之“最终目的”。吴先生对今日“图书馆学本土化”价值意义的认识，与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先生对“中国图书馆学”价值意义的认识相比较，是一种退步。
继吴慰慈先生“图书馆学本土化”倡议之后，又有多位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丁国顺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以其‘玄思’的特色，而有别于西方的实证思维而更多地关注事物的整体性及与外部环境的关联，这一特点就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提供了方法论导引。……这种方法论只有融合于图书馆这个载体，才能显现其无穷的生命力。”[13]丁国顺先生在此段推论中明显存在着两个错误：(1)与西方哲学相比中国哲学（应为中国传统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实证思维而更多地关注事物的整体性及与外部环境的关联。”众所周知，中国哲学的两大支柱分别为道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儒家学派的“中庸之道”及宋儒提出明人发展了的“明心见性”之论。“阴阳五行学说”中的“阴阳同构”、“阴阳互动”、“阴阳平衡”和“五行生克”构成了事物整体性与外部环境关联变化的主要内容，这一认识在当时的时空条件下极具“认识论”和“方法论”价值。也应该认识到基于当时对物质与精神构成的整个世界本质的认知有限，使之流传了数千年而较少进步，内向自省、缺乏精准而导致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其重要特色。无论如何，难以从这一认识的所有内容中得到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多地关注了事物的整体性与外部环境的关联”的结论。而儒家学派的“中庸之道”和道家“阴阳平衡”则近乎是“辨证平衡”与“对立统一”命题用不同语言的表述。“明心见性”则是一种脱离了社会实际的个人道德修为，“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就是晚明知识分子群体的人生哲学观，明朝晚期国家与社会的命运就是当时社会精英阶层普遍奉行“明心见性论”的产物。不知这些内容是否属于丁国顺先生所指称具有“玄思”特点的中国传统哲学的范畴。[14]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在康德、费尔巴哈和黑格尔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以现代实证科学为认知背景与工具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揭示“事物的整体性和外部环境的关联”上与中国古代“玄思”哲学的优劣高下，更是一目了然。在整个科学体系中，能否进行实证研究正是判定学科发展、完善水平的标志，也是决定科学与文化走向的关键因素。中国社会及科学技术在近代的落伍，与缺乏实证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2)具有“玄思”特点的中国传统哲学“只有融入图书馆学这个载体，才能显示其无穷的生命力”更是一个荒唐不经的论断。中国哲学（中国古代哲学）是中华先民活动于物质世界和进行精神思考的记录，它将永存于中华民族的记忆和血液中。千百年来众多的学者在不同的领域进行了研究和利用中国传统哲学的工作，今后这一工作也会持续不断地进行下去，其“无穷的生命力”产生与持续的土壤决不止图书馆学一个领域。
王子舟先生从“本土化产生的学术背景”、“图书馆学界对本土化的认识过程”、“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理论依据”、“图书馆学本土化的途径”四个方面，对“本土化”问题的源流和“图书馆学本土化”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15]王子舟先生认为：学术“本土化”发端于巴西学者拉莫斯领衔的“抛弃从发达国家舶来的‘罐装社会学’”和“建立适合于解决拉美问题的社会学派”的探索，发展于台湾香港社会科学界社会科学本土化运动，兴盛于大陆社会科学界几乎所有学科参与的“本土化”思潮。王子舟先生认为，大陆地区“本土化”问题的探讨与研究除续接港台“本土化”之外，在大陆亦有所源。1926年1月上海《自然界》在创刊号呼唤“科学的中国化”、翻译科学书籍、考订名词术语、改变西方教科书等大量的工作“虽然还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反映出中国科学界的高度自觉意识。费孝通用英文发表的《江村经济》是本土化运动产生的一个典型的成功范例。”在图书馆学领域杜定友、梁启超、刘国钧、沈祖荣等先生都为创建“中国图书馆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本土化”的理论依据和实现策略方面，王子舟先生认为非本土化的先进学术思想要经过不同的语言转换；人文科学具有地区（或国家）差别和研究者个体之间的差别，自然科学则具有普适性；人文科学较自然科学在生成发展上更加复杂多变。在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建设中首先要实现“哲学的突破”即认可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处理好“旧学”与“新知”的关系，图书馆学的本土化和国际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理论构建和实证研究方面，“要改变忽视传统理论的态度，积极挖掘、整理传统图书馆学思想，抽象出其合理的理念，梳理、描述其轮廓与框架，使其能为现实所用、为发展所用。其次是在借鉴西方图书馆学范式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和努力吸收其他国家的长处。再其次是要广泛采取其他学科的方法解决图书馆学的问题。”[15]王子舟先生关于“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代表了图书馆学“本土化”的基本内容，其他学者专家的相关研究只是不同的表述而已，鉴于篇幅，不再赘述。[16][17]下面笔者对学术“本土化”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敬请指正。
（一）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着力讨论的“学术本土化”所表达的内涵不符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状况。从包括图书馆学界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界以往对各自学科“学术本土化”讨论来看，该讨论基于这样—个假设：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及图书馆学是“非本土化”的。这就使“本土化”论者呼吁进行各自学科“本土化”建设的同时，不得不尴尬地面对往昔前辈们留下的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的学术遗产。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严谨的科学训练和报效中华的高尚情怀造就了这些学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和他们所创造成果的辉煌与硕大，他们从一开始就注重于国外的科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状况相结合，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成果无一不在追求学术紧随时代的同时，表现出强烈的本土色彩。由于老一辈学人具有超过今日大多数学者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功底和非个人的功利目的，他们的成果较今人的成果更加贴近于中国学术和社会现实的土地。对他们的成果所采取的态度既是一个学术规范问题（对以往研究成果及其文献的梳理与继承），也是—个学风问题（不能漠视或故意隐匿他人的研究成果）。这就造成了学术“本土化”讨论理由困境：承认前辈们学术研究过程及其成果具有“本土化”内涵，无异于宣布今日号召学术研究“本土化”乃空穴来风，是人文社会科学界与图书馆学界在新阶段的又一次缺乏学术独立与学术自觉的跟风行为，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史上诡异的一笔；不承认前辈们科学研究及学术成果的“本土化”特点则难度更大，学术规范也告诉我们，今日本土化论者所规定的“学术本土化”要素无一不体现在前辈们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成果之中。界定前辈们的劳动及其成果是否具有“本土化”特质，无论是“取”，还是“舍”，都会使今日的“本土化”论者在逆悖的困境中难以自拔。
（二）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工具与方法的困难。从十九世纪末直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今日，包括文化学术界在内的中华民族一直在努力地进行着从人文社会科学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建设，以消弭严重滞后于先进国家的差距。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不乏严重的失败与教训，包括民众与国家遭受的巨大磨难，不可否认的是整个中国从物质到精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本完成了国家从上层建筑到经济基础各个领域的整体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知识界始终走在追求与创制现代化的最前列，在完成了他们各自从事与研究专业现代化的同时，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学术文化的现代化，已取得的成就充分地证明了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由于中国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势位差异，撇开具有物质工具特点的自然科学不谈，仅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个学科从其理论内核到学科体系的构建材料与构建方式已经完成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基于引进科学理论及方法的先进与合理基础上产生的，这也符合最省力、最有效的经济学原则。如果说整个科学体系和某个学科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话，构建了这个有机整体的材料与方法不可逆转的变化所产生的特性就是决定其生命特征的基因密码，现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已呈现出自身学术本原与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杂交”所成新生命的特质，也就是说现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这个有机体既有“西方学术”的特点，也有“中国本土”的特点。截止十九世纪末中国文化的严重滞后和其后百年时段的生长，已决定了我们今天无法完成自己现有文化有机体中“非本土因素”的剥离。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本土化”可能包含两种类型：一是彻底剥离“西化因素”后再去建立自己的“本土化”，这无异于痴人说梦。如果剥离了现今学术文化中的“西化因素”，我们连说话和思维都会发生困难，遑论其他；一是用现有的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去实现“学术本土化”则又陷入了判定标准难以确立的宿命怪圈。
（三）确立人文社会科学（包括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新标准处于困境。实现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主张“本土化”的学者向整个学术界提出的号召。这就要求必须有一系列被整个学术界公认的判定“本土化”是否确立（实现）的标准。“精致证伪主义”（也有人译做“精致否证主义”）的创始人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在其《科学研究纲领》中指出：库恩关于理论科学“突变革命的范式”(Discontinuous Revolutions Paradigms)与理论科学的发展史并不相符(Kuhn's discontinuous revolutions in science don't fit in a rational science history)，尽管理论科学的发展并不呈直线形态，但理论科学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库恩的确是一个理论（理性的）科学家，但他的“突变范式”的错误在于它是一个非理性观念的产物(His discontinuous paradigms stumbled on the irrationalism)，抹煞了科学理论连续演进的事实。[18]从中国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可以看出，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运动的轨迹与拉卡托斯理论高度相符，“学术的本土化”也是在这一渐进过程中自觉地得到了体现。拉卡托斯指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必须包含“作为这个理论体系共同基础的理论硬核”、有一个由一系列假设构成的理论硬核保护带以及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这些内容的具体化与合理化就是判定该理论能够成立的标准。只有建立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具体而合理的标准，“本土化”才会得到学界的公认与共识。[18]这又产生了以下问题，(1)由于所用的思维材料与工具的“非本土化”而导致所确立的标准必然“非本土化”；(2)“本土化”实现程度的判断是—个定性判断，不同的人对“本土化标准”有不同的体认，导致“本土化”实现程度判定的混乱；(3)何人制定的“本土化”标准才会得到学术界的共识，何况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从未出现过高度公认的标准。
（四）由人文社会科学及图书馆学“本土化”讨论所想到的题外话。(1)学术研究的规范化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图书馆学研究应该首先注重的问题。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是中西学界应该共同尊奉的学术底线，在此层面我们仍有很大的差距。撇开恶意的抄袭剽窃、大量不具备科研能力者的研究“成果”不谈，许多论文论著连基本的文献梳理都不愿、甚至不会进行，对他人的科研成果置之不见，从十数年前直至今日数十万字的“科研成果”不见一篇参考文献、不见一条注释者并不罕见，有的论文论著仅在文后虚列了所谓的“参考文献”，但与实际使用的情况完全不符；区区三五篇文献就可以为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打下文献基础；大量数据、事实、他人观点没有出处等问题不一而足。人人处处应该遵循的源于西方的学术规范还处在襁褓状态，这应是当目前学术界要解决的当务之急。(2)学习前辈学人既重现代中西科学方法和理论思维的训练、又重传统文化素养的精神，做一个具有立体知识体系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本土化”的责难与其说是研究方向的不足，不如说是研究能力与方法的不足。今日大多数图书馆学人距自己专业的土地——五千年文明所累积的文献疏离得太久，图书馆学和图书馆学人成了被举到空中的安泰，脱离了自己母亲之地，没有力量也就不足为奇。学者专家知识体系立体化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向这一方向迈进，才能建设一支强大的图书馆学专业队伍。(3)实现图书馆学专家学者队伍和图书馆学科研成果的多元化。解放后一大批中西文化功底深厚、科研能力强、科研范围广的专家学者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以较快的速度淡出了专业教育和科研领域，其后继者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完成科研与教育任务时与前辈相比显现出学术功力与学术方法的差距，表现在其科研成果的内容单一、范围狭窄、整体质量不高，在与其他学科在进行学术能量交换时处于严重的不对等状态，学科和事业的社会影响力和学术影响力严重下降；所培养的学生因传统知识链断裂和知识网狭小，走向社会后难以在较大的范围有所作为。(4)图书馆学专家学者要走出在书斋短、平、快地构建狭窄理论的单一局面，投身于博大而深厚的图书馆学及事业的建设中去，以多样化、高质量的专业学术和成果产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行文至此，突然想起了已经离我们远去的学术、思想大师胡适先生“多研究问题，少谈点主义”的忠告。[19]学术文化领域遵循这种“多”与“少”的原理，不仅适用于过去，也适用于今日，甚至也适用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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