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户的平均消费趋向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户论文,平均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0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889(2001)03-0063-05
一、农户消费趋向是否低于城镇
农户的消费趋向有平均消费趋向APC及边际消费趋向MPC。在本文中我们只考察APC。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最近两年已有一些代表性的文章。刘建国在《我国农户消费趋向偏低的原因分析》（《经济研究》1999年第3期）一文中借鉴西方经济学从理论上分析了农户可能出现消费趋向偏低的情况，并对我国的实际情况作出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是我国农户消费趋向低于城镇居民，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原因。庄贵军在《收入的增长趋势与不稳定性对中国农户消费趋向的影响》（《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年第1期）一文中运用30个省、市、自治区1997年的横截面数据对影响消费趋向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收入的增长速度与农户的APC及MPC成反比，收入的不稳定性与农村居民的APC及MPC成正比，这一结论与凯恩斯的绝对收入说及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说均有吻合之处。作者继续对农村和城镇的APC、MPC、收入的增长速度、收入的不稳定性几方面的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农村的APC、MPC、收入的增长速度均明显小于城镇，但收入的不稳定性的差异不明显。上述两处结论存在明显矛盾：按前一结论加上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稳定性与城镇没有明显差异及农户收入增长速度小于城镇居民，必然得出农户的消费趋向大于城镇的结论。作者对这一现象作了一些解释，但笔者认为这些解释并不具有说服力。作者认为上述的不稳定性只包括年度波动而没有包括年内波动，但我们真正考察年内波动得出的结论恐怕恰恰相反：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及各项其他改革的深入，城镇职工无论是年与年之间还是年内，其收入的不稳定性都大于农村居民。弗里德曼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商品农业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农户有极其易变的收入和较低的当前收入的边际消费趋向。但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农业商品化程度不高，农户经营规模超小型化，农户的市场风险相对来说并不明显，农户收入的不稳定性不会大于城镇居民。作者还用心理感受不一样对此作了解释，但这些解释的说服力也较小。
首先，这里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农户的APC低于城镇在我国是不是一个普遍的结论？庄贵军的文章中用的是1997年的横截面数据分析问题，1997年农户的APC低于城镇，但能否认为所有时期这一结论均成立？
不加任何限制就说我国农户APC低于城镇居民是不对的。从表1可以看出农户的APC在20世纪80年代低于城镇，而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1997年之前农户的APC普遍高于城镇，1997年后农户的APC又低于城镇。按照凯恩斯边际消费趋向递减规律：农户收入增长速度低于城镇，农户的消费趋向应该高于城镇，这一点也反映在庄贵军的实证研究中出现的矛盾（当然作者也给了解释）。
笔者认为我国农户生产经营商品化程度不高，农户储蓄中有实物储蓄因素，其中主要是粮食，因此考察我国农户的消费趋向的变异，农户消费趋向与城镇的差距不能纯从西方理论来解释，而应该结合我国农户的显著特点。本文在充分考虑农户的这一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
1.我国农户APC的变异主要受以粮食为主的实物储蓄的影响，实际上1997年后出现的我国农户消费趋向低于城镇主要是由于实物储蓄过大引起的。
2.我国农户的APC在实物储蓄为0的情况下是十分稳定的。
二、消费趋向与收入增长：时序资料分析
庄贵军在文中的研究方法是运用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是消费趋向与收入增长速度、收入的不稳定性成反比。但他只是论证了1997年我国农户的消费趋向低于城镇，从横截面的数据回归得到的结论对时间序列的数据来看未必有同样的结论。下面我们运用时序资料对农户、城镇居民的APC进行实证分析：
表1 农户、城镇居民收入消费表（按当年价）
资料来源：农户人均纯收入，农户人均消费，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均来自各年《统计年鉴》的住房调查资料，由于资料收集的原因，城镇只收集到1985年后的数据，1984年以前的农户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的《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第22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11月。
人均生活消费支出 人均消费支出
农户APC=─────────
城镇居民APC=───────
人均纯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
我们对农户和城镇居民的APC数据分别对相应的收入增长速度作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果（注：由于统计资料的收集因素，城镇居民只有1985以后的数据，但这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
APC见表1，收入增长速度（NI表示农户，CI表示城镇）用名义增长扣除物价因素的实际值（见经济蓝皮书《200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354页，1999年的数据运用），表1的数据减相应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资料期间：农户1980-1999年；城镇1985-1999年
运用时序资料得出的结果表明：农户收入增长速度的t检验值不显著，F检验也不显著，R[2]的调整值仅为-0.026，模型的拟合效果十分差。说明农户的纯收入增长速度对农户APC的变动几乎没有解释能力。
城镇的回归结果表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的t检验值基本是显著的（α=0.05临界值为2.16），F检验接近临界值（α=0.05临界值为4.67），对应的系数是-0.49，说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要影响APC：随着收入增长速度的提高，APC要下降，符合凯恩斯的绝对收入说。但同时该模型的拟合效果不强，R[2]的调整值为0.19，这说明要解释城镇居民APC的变化，仅有收入的增长是不够的，其他很多因素，如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居民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均有影响（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
因此我国农户消费趋向的变异与城镇居民有不同的规律，城镇居民消费趋向从改革开放以来逐渐下降，是因为凯恩斯的绝对收入说，边际消费趋向有下降趋势规律和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说在起作用引起的。城镇居民从1980年到1999年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消费趋向呈下降趋势，原因有两方面：一是随收入水平的提高，一些基本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呈现出凯恩斯所说的边际消费趋向递减的态势；二是随着各项改革制度的深入，原有的一些福利制度被打破，城镇职工对收入不稳定的预期增强，增强了储蓄趋向，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后尤其明显。但改革开放以来农户APC的变化则难以解释，从表1的数据看出：农户APC的变动并没有像城镇那样表现出明显的趋势特征。下面我们将分析这一问题。
三、我国农户APC变异的实证分析
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非常明显，城乡差距十分大，农户经营与国外的农户有一显著不同：我国农户大部分经营规模“超小型”，农户生产的商品化程度不高，农户的储蓄除了货币储蓄外可能还有实物储蓄，其中实物储蓄以粮食为主，在本文的分析中笔者叫它“粮食储蓄”，这一点在粮食产量较高农民出现“卖粮难”时特别明显。我国对农民纯收入的统计中不仅包括货币收入，而且还包括实物收入，纯收入是农村常住居民家庭总收入中扣除从事生产和非生产经营费用支出，缴纳税款和上交承包集体任务金额以后剩余的部分。显然：粮食储蓄＝农民纯收入－农民消费－货币储蓄
货币储蓄的数据可用统计年鉴农村住户调查资料中的“现金支出”中的“储蓄借贷”项的数据，因此我们可以将粮食储蓄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见表1（表中为0的值是忽略了误差后的值）。
从上面的测算结果可以看出，粮食储蓄在大部分年份是正值，1993年后全是正值，而且粮食储蓄无论从绝对额还是相对值均呈逐年上升的态势，这与实际情况是一致的。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府加强了对粮食安全的重视，农民粮食产量逐年上升，出现“卖粮难”，因此粮食储蓄就会增加。那么怎样理解粮食的负储蓄呢？从表面上看农民似乎不会出现粮食的负储蓄，但若当年农民的粮食价格上涨程度大，农民将当年生产的许多粮食卖掉，以致于剩下的粮食不足以维持当年，消费需要动用以前的粮食储蓄。例如1987、1988、1989三年是粮食负储蓄，这三年也是我国粮食生产滑坡，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几年，见表2；测算结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粮食储蓄为0，表明该年不存在粮食储蓄。
表2 粮食产量及价格指数表
资料来源：粮食产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人均粮食产量来自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9》，1999年的数据据1999年平均人口计算得到。
因此农村消费趋向则没有像城镇那样有明显的下滑趋势，我们可以作这样的设想：农村消费趋向的波动主要是由于粮食储蓄引起的。1993年后农民粮食产量的逐年增加，“卖粮难”日益突出，农民被迫储蓄大量的粮食，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农民的储蓄趋向；反之1987、1988、1989这几年，农民不但没有粮食储蓄，相反还消费了一部分上年的粮食储蓄，这在一定程度加大了消费趋向，但若去除粮食储蓄，实质上农户的消费趋向是十分稳定的。从表1看出，1986、1990、1992三年没有粮食储蓄，消费趋向稳定在85%左右，也就是说影响我国农户消费趋向波动最主要的因素是粮食储蓄的多少，下面给出这一问题的实证分析：
从上述回归结果看，t检验、F检验均非常显著，拟合系数也较好，说明我国农户在扣除粮食储蓄后的消费趋向是十分稳定的，若没有粮食储蓄，农户的消费趋向为一持久消费趋向：
APC[*]=0.845
储蓄趋向的波动主要可以用粮食储蓄的波动来解释。当粮食产量相对较多时实际APC高于持久APC，反之，当粮食产量相对不足时，实际APC低于持久APC。
这一点还可以被我国粮食产量情况所证实。见表2：
从1980年-1984年由于粮食产量逐年大幅度上升，农民有较多的粮食，农民的APC从1980年的84.8逐年下降，在1984年降到最低点，APC为77.1%。
1985年后由于粮食生产的停滞和徘徊，APC开始上升，在1986年达到APC[*]，1987、1988、1989三年粮食继续徘徊，农民这三年不但没有粮食储蓄，相反是粮食的负储蓄，说明这三年农民反而消费了以前的存粮，农民在粮食价格上涨（这几年是粮食价格指数最高的几年）的情况下卖出大量的粮食，从而当年的粮食产量中剩余部分已经不够消费了，必须借助于以前的存粮。这种情况下使得农民的APC在APC[*]的基础上有所增大，因此APC逐年上升，1989年达到89.5%。
由于粮食价格的上涨，政府加强了对粮食生产的重视，1990年粮食大幅度增产，人均粮食产量达到1984年的最高水平，因而1990年农户的APC开始下降，达到APC[*]。1991年粮食有少量减产，农民出现一次粮食的负储蓄，APC又略有上升。
1992年农户的APC再次回到APC[*]。之后，政府继续加强粮食生产，粮食产量稳步上升，农民的粮食储蓄不断增加，这大大地减小了农户的APC，1999年为71.4%。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户的APC的大幅度降低，绝不是凯恩斯所描述的收入水平提高后造成的，而是农户的粮食储蓄大幅度增加的结果。与此同时城镇居民的APC在不断下降，1992年——1996年农户的APC竟大于城镇。1997年后粮食已严重过剩，价格指数的大幅度下降导致农户的APC迅速下滑，出现低于城镇的情况，所以1997年后农户的APC低于城镇主要是由于农户粮食储蓄过大引起的。
四、结论
从前面的分析看出，我国农户的APC的变化规律与城镇有着不同的机理。从农村来看，若没有粮食储蓄，农户的APC是非常稳定的，一般在85%左右，这一消费趋向是相当高了。我国农户的收入水平较低，与这一消费趋向对应的储蓄趋向是农户预防风险（如生病、子女上学等）所必须。而城镇居民在20世纪80年代由于大部分享受了国家的社会保障，生活风险较小，表现出十分高的消费趋向。从这个意义上看农户的消费趋向低于城镇是可以解释的，但农户的低消费趋向绝不是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说可以解释的，因为我国农户生产经营规模“超小型”，商品化程度不高，其收入不是不稳定，相反是稳定的。农户在20世纪80年代消费趋向低于城镇，主要是由于农户极低的绝对收入水平和缺乏社会保障。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深化，下岗分流增多，传统的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被打破，居民收入的不稳定性反而是城镇储蓄大大增加，因此城镇居民的APC大大下降，符合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说。从表1可以看出，1997年以前农户的消费趋向是高于城镇的，1997年后农户的APC低于城镇主要是由于过高的粮食储蓄引起的，这实质上是我国农业经济中的深层次矛盾的反映：农民种植结构单一，缺乏开拓市场的能力，粮食产量超过实际需要量，被迫通过粮食来增加储蓄。从数据上看农户的储蓄趋向大大提高，例如1999年达到28.6%，但这决不是说农民手中有相当多的钱，等待消费。因此那种认为启动农村市场主要是增加农民的消费趋向的说法值得商榷，农村现在最重要的是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
收稿日期：2001-04-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