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文化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全球化对我们的文化意味着什么？
我想从两个文本开始探讨。一个是上海女作家殷惠芬的小说《吉庆里》，另一个是冯小刚的1999年贺岁电影《不见不散》。这两个文本显示了全球化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深刻的改变，它们喻示我们全球化已经是我们无可摆脱的命运。
殷惠芬的《吉庆里》中，租住在上海弄堂中的小雨和男友的关系出现危机之时，却在网上结识了美国人HART，她和HART的关系是非常有趣的：
“小雨从此和HART成了网上密友。他们总是在北京时间零点的时候在网上见面，小雨隔着茫茫重洋和HART说了很多心里话，她需要一个心灵的朋友。跨越空间的友谊弥补了她失去任言的虚空。有时候他们也会相约一起去参加某个网友的网上婚礼，或者在网上共同看一部最新的好莱坞电影，关于它的所有资料，比如某个演员的私人档案。有时候他们还忙着给对方传送自己最新的发现和最有趣的网址。她后来就十分理解那些通过某种信息，通过一篇新闻报道，一条征婚启事而产生心灵撞击彼此相爱的人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她和HART会发展任何网下的关系。网友就是网友，它是真实而虚幻的、任何显示的关系所无法替代的。”
在这里，网络提供了一种超越性的经验，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弄堂和网络中和生活毫无逻辑地拼贴在一起。小说精细地描写了上海弄堂生活的状况，但这个名为“吉庆里”的弄堂无疑已经卷入了“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它通过小雨和HART的虚拟关系与美国几乎拥有共同的时空，殷惠芬提供了有关全球化冲击的最为感性和最为明确的表达。它喻示我们，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时髦话题，而且是我们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的具体的经验。
另一个例子是冯小刚的《不见不散》，这部在1999年元旦期间的在北京流行的“贺岁片”的背景在洛杉机。但这里突出的并不是异国的奇观，而是一对中国青年的感情经历。这里已经没有1992年《北京人在纽约》时那种对美国无限的焦虑和无法把握之感了，我们可能都还记得《北京人在纽约》片头从空中展现纽约璀璨夜景的段落，那是一个神秘而迷人的所在，一切好像与中国完全不同。而在这部电影中，洛杉机则如同北京、上海、广州一样，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城市，是故事发生的背景，一切都非常平淡，它并不引起如《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奇观”效应。《不见不散》中没有《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强烈的认同危机。其中那对中国青年的悲欢离合仅仅是感情的波澜，而不是面对美国时的不知所措。王起明的个人奋斗包含被美国的丰裕生活所赋予的象征含义，而在刘元的身上，我们仅仅看到了作为普通的日常经验的“移民”生活。《北京人在纽约》给了我们关于美国的超越的想象，美国在那里是一个神话，而《不见不散》则试图给予我们一个具体而微的美国的形象，美国仅仅是一个地方。《不见不散》显示了中国大众文化对于美国的看法已经不再如同几年前那样神秘。全球化的剧烈冲击使得中国对于美国的理解有了前所未有的演化。美国在此被“解除神秘”了，空间的移动带来的文化震撼已经远远没有往日那样强烈和紧张了。这可以说是阿卡杜拉的“非领地化”（deterritorialization）的最佳例证。全球化使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有了根本的改变。
这两个例子说明“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时髦的话语，或者一种新的知识，而且是我们的文化经验本身。它们一是建构虚拟的网络空间，一是具体“再现”一个异国他乡的似真的空间。但它们显示了全球化对于我们的无可回避的冲击力。这种经验是信息和资本流动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状态”的表征。无论是我们在网上阅读斯塔尔的报告，还是观看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或者关心人民币的稳定，都与全球化有着不可分的联系。一方面信息的无限流通使得人们在文化方面的选择日益全球化，另一方面，资本的无限流通则改变了人们的经济生活，使得经济活动完全被全球化了。在这里，赛曼·杜林的表述非常准确：“与其说，金钱、传送和信息流是文化的基础，不如说它们是文化的媒介。因此，文化和经济及带有经济倾向的政治利益的关系是前所未有的清晰。”（《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1998年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版， 140页）但是在这样的“状态”面前，我们似乎尚未作好准备，在殷惠芬和冯小刚的想象已经到达之处，理论却失去了把握能力。我们发现中国文化研究在这一方面的深刻的困扰。这种困扰实际上是90年代以来我们面对的“阐释中国”的焦虑的延续和发展。
二
我以为，思考全球化的关键是破除对全球化的浪漫的、一厢情愿的理解，正是这种理解使我们尚未脱离一种“冷战”时代的思想封闭症。我们往往习惯于将全球化看成一个时髦的但和我们相距颇远的话题。我们有关“全球化”的看法往往是矛盾的：一方面全球化被浪漫化了，它成了最终解决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的终极幻想，在中国语境中，有些所谓信仰全球化的人不断地用所谓“世界潮流”、“普遍价值”之类的话语对全球化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异常简单地将西方或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为人类的终极价值，以所谓共有文明的浪漫表述掩盖“全球化”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又将全球化陌生化了，认为中国距现代化还十分遥远，中国还有巨大的封建因素，根本谈不上全球化，因此全球化的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简单认为在中国自身的社会问题仅仅在中国本地发生，甚至简单地否定“全球化”的存在，或者认为在中国本身的问题如此复杂之时，谈论全球化是一种“奢侈”，用一种刻板的所谓“民粹”关切抗拒全球化。浪漫化和陌生化的两种倾向实际上是一种思想的封闭症。它一方面营造幻想，将全球化变成一种神秘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却将中国变为与全球化无关的“自在之地”。它实际上遮蔽了全球化的局限和困扰，同时消解了全球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一方面将我们区隔在全球化之外，同时又为我们创造了有关它的无尽的幻想。对于全球化的“浪漫化”论者来说，全球资本主义仿佛是我们的唯一前途，福山式的资本主义胜利变成了一种公理，亚洲金融风暴在这种视角下，变成了美国和西方胜利和优越的标志。全球化被想象成为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的最好的解决方案，它似乎意味着一种“世界大同”梦想的实现，一种人类的普遍的自由，像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泰坦尼克》这样全球流行的电影仿佛都是这种“大同”的例证。而“陌生化”论者则简单否定“全球化”的存在，害怕全球化带来的影响对于自己生活的冲击，竭力试图对于全球化视而不见。只能用抽象的“大话”掩盖现实的挑战。我以为这两种看法都无法理解全球化的当下“状态”。“全球化”无疑带来了无限的发展可能和无限的未来的机遇。它显然促进了人类的经济和文化民主。它显示了人类生活的活力。但亚洲金融风暴和最近的俄国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及全球市场的持续混乱都说明“全球化”既不是浪漫的梦想，也不是遥远的天外事物，而是在我们身边的具体存在。它实际上意味着世界资源和财富的不断的再分配，也意味着在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国际性不平等，它既提供了巨大的期待和发展的可能，也存在巨大的危险。它带来的变化往往是我们无法把握的。
人们开始发现全球化的巨大危险是现实的。连全球资本主义的代表、金融大亨索罗斯在他的新著《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岌岌可危的开放社会》一书中，对于全球经济的发展也提出了极为悲观的看法。他指出亚洲诸国金融危机之后，俄罗斯经济恶化，巴西则濒临危机边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黔驴技穷，已无力挽救失控的局面。 他甚至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行将瓦解（《联合早报》1999年1月24日）。 索罗斯的见解无疑说明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安已经极其广泛。从90年代初以来，对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乐观情绪一直主导了舆论。冷战的结束似乎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提供了论据，不受干预的市场和不受制约的自由竞争成了新的信条，但今天在全球市场上出现的问题不得不使人再次面对资本主义的局限和困境。人们发现一种对于全球化的冷静的分析的必要性。正如殷惠芬所指出的：“全球化的神经中枢是在北美、欧洲、日本这些相互联系的经济体，可是风暴一来，受打击最大的却是经济结构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只有少数国家缩小了同‘北方’的差距，可是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这个差距是扩大了。全球化对一国内部的影响，根据一些社会调查似乎也是扩大了贫富差距。这显然不是一场公平的游戏。”（《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梦魇》，《中国时报》1998年9月10日）这对于文化方面的冲击也非常严重。
全球化对于我们文化的影响的深刻性已经显露出来。我们不能仅仅认同于全球化，而是应该看到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主导者不是我们，全球化的规则也不是我们制定的。加入这个进程是我们别无选择的选择，但我们的加入必须冷静而清醒，保持一种批判突兀是非常必要的。无论对于跨国资本或者跨国媒介的批判性会使得我们不再陶醉于幻想之中。不能简单地将普遍性作为绝对的价值，因为那种所谓的普遍性无非是“西方中心主义”的遁词而已。其次，我们也不能再对抗全球化的过程，以批判全球化中的问题来掩盖我们自身文化和社会的问题。这些问题也不是由于全球化而简单地被一推了之。一句话，我们必须建立一种对“全球化”的“问题意识”，将“全球化”、“问题化”，在多重批判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三
全球化的文化后果在目前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全球化”加快了个人与世界的联系。个人开始不需要任何中间群体就可以进入全球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中。跨国资本在世界各个地方寻找人力资源，在无限扩张中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许多人依靠全球市场的种种机会迅速暴富。知识经济及高科技更给了知识生产者更多的机会进入全球市场，获得无限的选择性。这样，文化的差异性和弱势群体的文化选择受到冲击和忽视。国际性的“白领”阶层开始在跨国经济之中沉醉。这些处于全球化“前端”的人们脱离了自己的社群，变成了全球化冲击下的无根的浮萍，飘荡在网络和洲际旅行之中。正如一部名为《谈情说爱》的电影的编剧张献异常直截了当地指出的：他们制作这部电影的愿望是“跨越华语或称为母语文化的局限，而成为一种国际的、世界背景的共同文化的主人”（《电影新作》1996年第2期第39页）。 这个“主人”的说法显示了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权力结构。这种跨国公民可以超越自身的认同，同时在本地经济困难时不受影响，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分配中获得利益。他们成了全球化创造的新的“精英”。他们从全球化之中得到了想象的东西。往日的“私”的方面目前已经由于全球化而发展了自身，变成了所谓“国际接轨”的新的可能性，传统的公共性面临瓦解。在北京、上海这样的超级城市中，国际化的想象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冲击了传统的区域文化和经济。中国目前面对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社会分层剧烈、下岗问题严重、腐败现象较多等等都体现了这一问题。传统的社群面临严重的挑战，我们的邻里关系、社会结构、单位体制都受到冲击。特别是经济面临转型，亚洲金融风暴和全球经济状况的影响，持续2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已无法保持其势头。我们20年来以经济成长及日常生活改善为基础创造的社会共识受到了冲击。这使得我们难以承受复杂的社会和文化矛盾，不同的利益和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也会产生许多问题。全球化也冲击了社会，将一些人抛到了历史之外，生活直接面临困难。这深刻地损害了社群的活力，也使得公共生活面对着严重的威胁。赛曼·杜林指出：“全球化意味着文化形成越来越失去固定空间的限制，并很难集合为整体和传统。”（《全球化与后殖民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140 页）这种状况已经在中国出现了。社群的“共同文化”已经越来越难于保持其形态了。我们面对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群：一些人在向全球化的“前端”冲刺，而另外一些人则被抛弃在全球化之外，社会的平等和公正可能被全球化所加剧。这可能带来严重的文化挑战。
如何勇敢地回应全球化带来的文化方面的挑战，是当下我们面临的关键的问题。中国“后新时期”文学提供的想象提供了有趣的解决方案。
池莉的小说《致无尽岁月》是一个有关全球化的空间想象的小说，是一部重新画出当下地图的小说。叙事者“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大毛是一个放弃了认同的人。他不断地漂泊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似乎是阿卜杜拉的“非领地化”的典型，而叙事者“我”则依然生活在故乡武汉。他们的差异正是全球化冲击的结果。“我医院的通信地址十几年如一日地没有变化。大毛的明信片从人类居住的这个辽阔地球的四面八方越过万水千山地朝着这固定的一点飞来，就像候鸟。一般说来，明信片的正面是当地典型的风景，背面是夜景简单的问候。明信片来自云南、西藏、上海、新加坡、德国、泰国、美国，还有一张是非洲的喀麦隆。……大毛去的地方都是人们想去旅行的地方，都是好地方。我不知道他是去旅行还是去工作，可是无论他去干什么，我都毫不怀疑那是出于他生命的需要。”但“我”的选择完全不同，“我”尽管有外国的学位，却坚持认为自己生活的武汉是自己的认同所在。这篇小说关于武汉这座中国内地城市的描写是小说中最迷人的段落：
“我不是一个人在武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在我的周围，我还有一层层的基础。它们是我的工作，多年的出色的工作，以及外界对我的信任和赞赏。那是我在某次会诊会上有力的发言，那是遇到紧急抢救的时候院长在广播里对我急切的呼叫。……我治疗过许多病人，他们经常在大街上认出我并感激地与我打招呼。在有香花的日子里，在我上班的途中，总有熟人把最新鲜的白兰花、茉莉花和栀子花塞进我手包。还有黄凯旋这样一群朋友。他们和我谈不了多少话，但是他们在困难的时候喜欢找你，你碰上了困难也可以找他。如果他正在吃饭，他放下饭碗就会跟你走。黄凯旋死了，在不该死去的壮年。在这样一个城市里，实在让你不忍轻易离他而去。一旦有朋友长眠在哪块土地上，你对这块土地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
大毛将全球化视为他唯一的追求，而叙事者“我”则将它视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这里，池莉珍重的是在全球化的冲击之下，对于社群的认同和对于自身生活价值的感情。她无疑认为，无论全球化产生了多么巨大的离心力，一种来自社群的依恋仍然存在。武汉仍然是空间的中心。池莉表达的是一种期望和感情。这种感情是在全球化时代处于它的“前端”，获得种种机会的人应该具有的价值观和认同感。池莉的叙事者“我”显然不属于社会的底层，也有无数机会，但社群的价值仍然凸现了出来。只有在社群之中，个人才有价值。池莉没有简单否定全球化，但她希望其成果为社群中的人民共享，大毛的空虚和“我”的充实之间的对照无疑显示了一种可能性在本地生成，也凸现了全球化乃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神话。池莉显示了一种关切和投入。它要求个人不能彻底脱离社群，而社群生活是全球化时代人们面对挑战的新的可能性。《致无尽岁月》提供的不是简单肯定全球化，而寻求它与本土生活的联系的途径。她写出了来自得到全球化益处的人们的新的选择。这种选择不是随波逐流，完全认同于全球资本主义，而是将全球化置于与本土人民的选择一致的方向上。
与此同时，从1996年开始，出现了一股“社群文学”的潮流，它以谈歌的《大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等文本为代表，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社群文学”从“基层”回应了全球化和市场化的挑战，提供了对于“发展”的不同方面的深入反思。它以在中国基层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及其后果为探索的对象。诸如下岗、腐败、跨国资本的投机行为、贫富分化等等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在面对种种矛盾和问题时，它并不悲观和失望，而是提供了来自社群认同的选择。在这里过去的生产单位已经被一种社群的纽带所替代，人们开始发现在昔日的共同性之中的新的可能性，在这里，变革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而是一种同舟一命、分享艰难的共同参与和共同认知。这些文本并不迎合“全球化”，以献媚的态度面对资本主义；也不是消极对抗，拒绝“全球化”；而是在批判中期待“发展”和“全球化”为全体人民所分享和参与。它拒绝对于全球化的“浪漫化”和“陌生化”，它以前所未有的感性力量表现了“全球化”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特殊意义。但它却是以社会公证和社群利益为基础去提供见证。它试图在当下建构一种新的“公共性”。它拒绝那种“个人”力争上游的丛林价值，而是坚持社群的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共同价值，可以说，我们的确看到了在全球化过程中来自中国“基层”的声音，我们看到一种民间的社会主义的特殊的活力。
我想，在面对“全球化”这样一股潮流时，池莉和社群文学殊途同归，他们将“全球化”“问题化”了。他们提供的解决方案是有启发性的。我们为了民族和社群的未来不能拒绝全球化，但我们同时要避免那种一厢情愿的幻想。在这里，无论是池莉的来自中国已经进入全球化，并从中受益的人们的选择，还是来自“基层”的“社群文学”，都提供了一种新的辩证的智慧和一种承担的伦理。全球化不应该是不公正和不平等，而恰恰应该是为自己的社群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全球化”不是一个普世的福音，它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全球化也不是“历史的终结”的乌托邦，而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问题”。我们既不能简单地抗拒，也不能简单地认同。在批判和反思中探索应该是我们的目标。虽然这种反思和批判面对着巨大的困难。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前途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明智和敏锐。
我的问题是：全球化会把我们带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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