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分化的精英政党如何影响舆论的形成？_美国政党论文

极化精英政党如何影响公众意见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公众论文,精英论文,意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谢茨施耐德(E.E.Schattschneider)在其经典著作《半主权的人民》(The Semisovereign People)的结尾对民主进行了界定，他将民主定义为“一个竞争性的政治制度，在此制度中，彼此竞争的领导者和组织通过一种公民也能参与决策过程的方式来对公共政策作出选择”。本文将借用他对民主的这一界定，提出如下问题：作为民主的决定性元素之一的政治竞争如何影响公民决策?

       我们重点聚焦当下讨论得最多的当代美国政治的新发展之一：精英极化。在过去的25年中，主要政党的当选代表和活动家们在党派间的思想理念上分歧日益严重，而党内的思想理念却日益同质化。因此，沿袭以往的研究，我们将精英极化定义为党派间的思想理念高度分歧以及党内思想极度同质化。学界围绕精英极化的原因和后果展开了热烈讨论，公民是否极化也同样受到了极大的关注。虽然目前在公民极化的现状方面还远未达成共识，但我们仍可以研究精英极化如何影响公民决策这个更根本的问题。

       通过移民和能源两个试验，我们发现，精英极化极大地改变了公民形成意见的方式。之所以发生这种改变，是因为极化刺激了党派动机性推理(partisan motivated reasoning)，而这反过来又导致决策更多地依赖于党派认可(partisan endorsements)，更少地依赖于实质性论争。

       一、框架化和政党竞争

       我们的目的是评估精英极化对公民决策的影响。为此，我们运用了反拟法(counterfactual)：对比公民极化和非极化两种不同情境下所作出的决策。我们的核心问题是：精英极化与非极化条件下形成的意见是否确有不同?我们特别比较了公民进行政治决策最常用的两种信息，即具有明确问题框架的信息和具有党派暗示的信息。我们将依次讨论。

       (一)框架化

       为了具有可操作性，我们将“论据”限定为方向性的议题或重点框架。框架是指有关议题或事件的选择性的概念化。“在描述问题或事件的过程时，演讲者强调一些潜在的相关考虑事项，如果这些事项也是个体在形成意见时所关注的”，就会产生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

       过去25年的大量研究表明，框架效应对意见的塑造有实质性作用。这项工作分析出了能缓和某既定框架的各种因素。框架强度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是指个体关于怎么样成为具有说服力的论据的见解。学者通常采用如下方法来评估框架/论据强度，即向调查对象提供各种备选的框架/论据，然后要求他们对这些框架/论据的“有效性”或适用性进行评分。如果一个框架得到了相对较高的有效性或适用性评分，那么这个框架就被看作比另外的框架更有“强度”。

       如果两个对立的框架具有相同的强度，它们对意见的影响往往会相互抵消。更有趣的也许是，当框架强度并非势均力敌时会怎么样。越来越多的研究文献表明，强框架在单独使用时将影响舆论。更重要的是，强框架与弱框架对抗时，即使弱框架被不断重复，依旧是强框架胜出。由此得出我们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当面对相反但是皆强的框架时，个人的意见不会被任何框架影响。当面对一强(例如，赞成的)、一弱(例如，反对的)两个框架时，个人的意见——如果受影响的话——将仅被强框架影响。

       我们之所以在假设1中加入“如果受影响的话”这个前提，是因为如果个人对问题有很强的预设性看法，他们很可能不被任何框架所影响。

       现在的问题是，党派——特别是在极化的情境下——是否会影响公众所遵循的框架?如果会的话，又将影响何种类型的框架?当框架强度不一样时，政党认可是否有用?极化是否影响这一过程?

       (二)政党竞争

       尽管大多数框架通过政治行为者(例如，政党、利益团体)进入政治话语中，但大部分框架研究者提供给调查对象的要么是非属性化的框架(unattributed frames)，要么是新闻组织式的框架。只有少数研究探讨了政党框架如何影响公民。这些研究发现，政党资源确实发挥着作用。例如，斯劳瑟斯(Rune Slothuus)宣称，当党派更换框架时，党派支持者也会随之更换——当然，党派成员并非盲目跟风更换，因为他们会融入到自己原有的价值判断之中。斯劳瑟斯和弗雷瑟(Claes H.de Vreese)发现，党派支持的框架在各党派争论的议题上更有影响力。然而，这些研究并未探讨在竞争性的框架环境或不同框架强度的情形下会如何变化，也并未直接解释不同的党派环境(例如，极化与否)。

       虽然学者们早就声称政党暗示(partycue)是意见形成的核心，但现有的研究很少探讨公民如何将实际信息与政党暗示关联起来。布洛克(John G.Bullock)解释说：“尽管有许多人阐明了党派精英的政策属性和立场的相对影响，但却鲜有直接证据，因为很少有研究直接比较这些变量的影响。”他继续指出：“在政治辩论中，暗示和框架几乎总是一起出现：党的精英们在表明立场时，绝大多数都会采用一种能获得公众支持的框架。”布洛克回顾了相关文献，并通过改变暗示和内容的可用性，对政党暗示与政策论据的作用进行了测试。他发现，政党暗示有效果，但并不能完全压过内容的效果。他总结说：“政党暗示是有影响的，但党派成员一般至少同样会——有时是更多地会——被接触到的大量政策信息所影响。”

       虽然这些成果很有价值，但还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引入布洛克没有提出的两个变量：论证类型(例如，框架强度)和党派极化。这样，我们就可以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党派暗示占主导地位——而不用考虑框架强度如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框架强度是更重要的因素。

       为解释党派极化如何作用于影响意见形成的政党暗示和实质性论据，我们借鉴了党派动机性推理理论。动机性推理指的是这样一种倾向，即寻求证实前的信条，即证实偏见(confirmation bias)的信息，并将与先前意见一致的证据视为更强或更有效，即先前态度效应(prior attitude effect)；同时不管是否客观准确，都花更多的时间论争和反驳与过往意见不一致的证据，即失验偏见(disconfirmation bias)。这些偏见影响新信息的接收，并可能导致个体“推理出”他们所需的结论。简而言之，党派动机性推理理论认为，党派成员会认为本党派的框架比其他党派或对立党派的框架更有效。这个理论也表明，不论框架强度如何，党派成员总是更容易被本党派的框架所影响。这就引出了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2：当党派成员同时收到本党派支持的框架和其他党派支持的相冲突的框架时，不论这两个框架孰强孰弱，他们都会认为本党派的框架更有效而其他党派的框架没那么有效。

       假设3：当党派成员同时收到本党派支持的框架和与此冲突的其他党派支持的框架时，不论这两个框架孰强孰弱，相比其他党派的框架，他们更倾向于按本党派的框架行事。

       许多因素调和了党派动机性推理，其中就包括动机本身。当个人受到强烈激励去形成明确的意见时，他们往往重点关注问题本身，而不考虑自己的党派和或过往的意见。但即便如此，迄今为止的大多数证据仍表明，在政治问题上，当需要解释新信息时，个人普遍缺乏这种动力，故而仍会依靠党派动机性推理来作出解释。泰伯(Charles Taber)与洛奇(Milton Lodge)指出：“尽管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调查对象)公平地对待政策争论，但还是发现与定向的党派偏见(directional partisan bias)一致的有力证据……调查对象可能试图做到公平，但他们发现要做到完全一视同仁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说，中和党派推理的因素之一就是党派认同度——那些拥有高度党派认同度的成员更倾向于完全基于本党派的先验观点对框架进行评估。相比之下，党派认同度较低的党派成员则较少受党派身份的影响，而更有可能做到实事求是。拉文(Howard Lavine)、约翰斯顿(Christopher Johnston)和斯滕贝格(Marco Steenbergen)提供了这种弱化效应的实际证据，并得出结论认为，党派的“矛盾心理削弱了公民通常从政党暗示中获得的作出判断的信心，所以他们对这些感性集合敬而远之，而更加注重具体信息”。

       拉文、约翰斯顿和斯滕贝格提出的证据表明，当有某种刺激加剧了党派矛盾时，动机性推理的作用会减弱，而对框架实质的关注则会加强。我们关注的刺激因素就是精英党派极化(如前所述，精英极化是一个有别于公民极化的测量概念)。按照惯例，我们认为精英极化是“由党派意识形态之间的距离和各党派内部的思想同质化两部分组成”。当党派精英出现极化时，这种极化会转而影响到公民，从而党派成员越来越肯定自己的党派身份。这是艾英格(Shanto Iyengar)、苏德(Gurav Sood)与雷克斯(Yphtach Lelkes)提出的动态过程模型，他们发现党派极化引起的负面竞争是“加强党派认同的一个尤为重要的背景因素”。同样，丹西(Logan Dancey)和戈伦(Paul Goren)解释说：“当新闻媒体报道党派精英辩论时，公民的党派倾向性被激活，进而约束他们的政策偏好的形成。”尼克尔森(Stephen P.Nicholson)指出：“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一个人的政治身份通常是指一个人的党派身份，在一个党派极化的时代更是如此……在群体间分歧极其显著的环境中，寻求与外部群体差异的欲望会非常强烈。”莱文达斯基(Matthew S.Levendusky)补充说：“在精英极化时，他们给选民传递了比对当前问题所持态度更明显的信号。”

       由于选民在多种问题上遵循这些党派的暗示，他们开始拥有更一致的态度。总之，在极化的条件下，党派认同变得更加强烈、矛盾更少，这将导致更多的动机性推理(以及更强的政党暗示效应)。因此，相比而言，在极化的环境下，我们会看到更强的动机性推理效应。

       假设4：在一个极化的环境中，当某党派的支持者发现一个由自己党派支持的框架和其他党派支持的框架时，无论两者的强度如何，他们都会觉得自己党派的框架相对于其他党派的框架更有效——这会比在一个非极化的环境和/或无党派暗示的环境中更为明显。

       假设5：当某党派的支持者发现一个由自己党派支持的框架和其他党派支持的框架时，无论两者强度如何，他们更可能向自己党派框架的方向移动——至少会比在一个非极化的环境和/或无党派暗示的环境中更明显。

       我们的最终假设关注的是被调查者在接受某一框架后产生的新观点的重要性。当个人参与到动机性推理中时，他们的目标是确认某一自己已经持有的观点。他们因而也将新信息视为支持他们之前的观点，这些增加的证据增强了这些观点的重要性。相反，当现有信息与原有想法不一致时，人们便不知道该去思考些什么，因而也觉得个人意见不那么重要。我们对党派动机性推理的重要性的期望与社会心理工作一样，将社会认同视为决定态度重要性的前提之一。史密斯(Eric Smith)及其他人明确地认为，当个体意识到某一个与目前组织正考虑的问题高度相关时，他们便会认为自己的态度更重要。

       假设6：政党成员如果接受一个自己党派支持的框架，便会将自己的观点看得越来越重要(与之相反的是接受一个缺乏其党派支持的框架)，在极化的环境下，这种情况会更甚。

       二、党派极化和框架的试验性验证

       通过网络，我们做了两个试验来验证我们的假设，样本是在2011年春天对美国人群的抽样。两次试验都进行同样的调查。

       在涉及党派的这两次试验中，关注的重点是询问党派认同是否使被调查者基于认同而形成各自的态度。作为2010年夏天开始的小组调查的一部分，我们庆幸此次调查避免了这个问题。被调查者通过回答以下问题来表达他们对党派认同的看法：“一般来讲，下面哪种观点最能表达您对党派认同的看法?”选项的设置基于7分标度：从强烈支持民主党人到强烈支持共和党人。

       我们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党派人士上，即被调查者认同或隶属于某一党派。正如莱文达斯基对党派极化的试验一样，我们排除了纯粹的独立者。在排除了无党派人士之后，我们的样本包括53％的民主党人和47％的共和党人。

       我们接着来描述试验设计，讨论试验中所用的事件、采用的框架、极化处理方法、精确的试验条件及主要的依靠措施。

       (一)政策问题

       第一个试验是关于能源政策的建议——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第二个试验涉及移民政策，尤其是是否支持《梦想法案》(Dream Act)——即有关外来未成年人发展、救济和教育的法案。这两个问题有几个相同的特征，这使得它们能更好地检验我们的假设。首先，在我们研究之前，它们都在有关美国政策的讨论中获得了关注，因而它们是有意义是相关的。尽管海洋开采石油技术始于19世纪后期，20世纪中期开始广泛应用，但这一问题在2010年才引起了美国政界的广泛关注。2010年3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将允许在大西洋海岸及墨西哥湾东部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他认为这对维持经济增长很有必要。在随后的2010年4月20日，墨西哥湾发生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原油泄漏事件。随后，奥巴马政府改变政策决策，并决定至少7年之内不再开发墨西哥湾及大西洋海岸的石油。同样，最初在2001年美国参议院会议上提出的《梦想法案》，在过去10年里一直被美国国会和一些州立法局定期讨论。其核心内容是为居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提供一个获得公民身份的合法路径：即需要在16岁之前进入美国，从高中毕业，道德品质良好，完成至少两年的大学课程或者在美国军队服役至少两年。

       其次，尽管这些问题有一定的关联，但我们怀疑民众对它们的看法却不是铁板一块，更确切地说，是有些矛盾的。后面我们会详细讲到，这种矛盾源于在每个问题上都存在很多相互矛盾的考虑。与其他大部分工作一样，我们选择了这种冲突，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的试验还有进一步改善的空间。

       第三，我们选择的问题是各党派并非总是持截然不同立场的问题，这点十分重要。这使我们的试验能促进塑造党派分歧(例如，极化)对这些议题的感知水平间不同看法的认知。

       通常国会的共和党人倾向于支持石油勘探，而民主党人则反对石油勘探，但党派分歧通常都不是很明显，并且各党派的议员也有可能会站在该问题的另一立场上强烈支持海底钻探。与政界精英一样，公众对石油勘探的态度也是分裂的，而且并不会过多受到政党间争论的影响。《梦想法案》的各种版本此时已得到共和党人和民主共同的同时赞助和支持，尽管通常是作为精英层的民主党更多地支持它。

       即便如此，我们发现政党在这些问题上很容易先入为主，即使可能不是很明显的陈腔滥调。在最初的尝试中，我们选择不通过以下方式改变问题：与政党或者与特殊问题建立更强烈的联系，或者秉持更混乱的立场——但是我们认识到这种“问题—立场”的变化对未来的工作是一种富有成效的方法。

       (二)议题框架

       我们的下一项任务是选择每一议题的框架。我们通过分析涉及这两个议题的媒体报道的内容以及之前的研究，确定公众讨论的相关争论/框架。对于每个问题，我们选择7个重要框架。接下来，我们给138名非在校生参与者简短的框架集问题描述，让他们判断每一个政治问题框架的方向与强度(同样是一个7分的量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从肯定无效到肯定有效)。

       最后，我们对每一个问题挑选了4个框架：一个强有力的支持框架、一个微弱的支持框架、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框架以及一个微弱的反对框架。我们将我们的选择呈现在了表1a和表1b中。针对海底钻探，我们的强效支持框架将重点放在钻探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主要包括海底钻探如何能增加石油供应量、导致油价下跌以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相比之下，我们的微弱支持框架则认为海底钻探将会导致新的技术发展(如声音迁移技术)，这些技术在钻探之外能有更普遍的应用。在反对方面，我们的强效反对框架主要强调深海钻探队工人及海事人员生命的危险，而微弱的反对框架是政府在深海钻探过程中的监管问题。

      

       对于《梦想法案》问题，如表1b所示，我们的强效支持框架强调年轻的受益人如何可能会带来更多的机会(如，成为医师、教师等)；而微弱的支持框架集中在法案的“公众支持”(如，梦想中包含的许多公众支持的内容)。在反对的方面，我们的强效反对框架强调的是《梦想法案》通过后非法移民激增(及政府服务需求增加)带来的体制负担过重；微弱的负担框架的重点是政治决策背后的政治活动。

       针对我们的每一个议题，试验参与者认为每个支持性框架比每个反对框架更有说服力。尽管这样，他们却不认为两个强效框架的强度相差很多(在微弱框架的无效性方面亦是如此)。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针对每一问题，我们的支持/反对框架只在强度方面(非方向上)有所不同；我们的强效/微弱框架只在方向上(非强度上)有所不同。由于在两个问题上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便没有在框架评估部分发现党派差别。

       如前所述，指定的参与者针对每个问题分别接受一个单向的(强效或微弱的)支持框架和反对框架。但是，在进一步描述条件之前，我们转向了研究中的主要因素：党派暗示和极化。

       (三)党派暗示和极化

       我们的假设为因党派暗示和极化程度决定的强、弱框架提供了明显不同的预测。当然，一个重要的基准是受试者如何回应一个无党派支持的框架。由于这一原因，与任何政党相关的一组条件被排除在外(即，无任何政党暗示)。这些条件允许我们验证假设1中对基本框架的反应，并且能作为一个评估其他条件下的政党暗示和极化信息影响的准线。

       这里有两点与我们的政党支持和极化的操作化相关。第一，我们与莱文达斯基一样，提出了所有案例下多个竞争政党的暗示——我们从不提出一个由某政党支持的框架来针对另一个无政党支持的框架。这个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因为考虑到每个政党会选择一个位置，并对大部分的问题都持一种观点/框架。第二，同样如莱文达斯基所得出的结果，我们试验中的政党在所有条件下均保持一种位置。即民主党总是反对深海钻探，支持《梦想法案》(尽管使用不同的框架)，共和党却总是相反。考虑到政党的“传统”立场，我们认为，“国会中的民主党倾向于支持，共和党倾向于反对”。我们也意识到党派处于非常规位置时的好处，但我们决定不改变政党的位置，因为这种方法会创造更多的可行性条件。更重要的是，维持一贯的政党认可不会限制我们评估有关政党支持和极化影响之主要假设的能力。总的来说，受试者在每个问题上都分别接受了一个或弱或强的支持框架或反对框架。这些框架既不存在党派支持，也不受到一贯性的党派支持或反对。

       我们试验的第二个方面随着精英极化水平的不同而有所改变。此时，我们又一次与莱文达斯基一样，告诉受试者政党精英都是温和的或态度尖锐的(如，政党同时是分裂的和同一的)。在非极化或温和的条件下，我们告诉受试者“政党分裂也不总是那么明显”及“每一政党中的党员的意见都会互相排斥”。相比之下，极化刺激则认为“党派分歧很严重”，并且“每一政党的大部分成员都与其他成员站在同一边”。

       我们所有的试验条件包括13种不同的情景，受试者均被随机地分配到某一场景中。首先是试验对照组(条件1)回答应对措施，紧接着在没有任何其他信息的情况下进行描述。我们在表2中展示了12种试验条件(表格中的N代表每个问题，第一个N代表深海钻探)。表格中列举了特定条件下受试者遇见的框架的集合——如前所述，这个集合总是包含一个不同强度的支持框架和一个不同强度的反对框架。每行呈现了党派支持的性质以及针对某一问题的特定的支持政党(在每行的第一列)。在第一行中标注的框架不涉及任何党派。第二行则提供了政党支持，但这些支持先于之前描述的无极化暗示。最后一行则包括极化情景下的支持。为了对某一具体条件有所了解，请看针对深海钻井问题的条件10(极化的政党支持：两个强效框架)：

      

       针对是否应该在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进行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已经有很多的争论。共和党人倾向于支持深海钻探，民主党人则反对钻探。此外，政党内部的分歧同党派间分歧同样明显。不仅如此，而且每个政党的大部分成员的意见都比较一致。

       支持深海钻探的主要观点是钻探能增加石油供应量、降低油价，并能创造就业机会。那些反对钻井者的主要理由是钻井工人需要学习新的技能以保护自己免受钻井带来的危险。在面对工人的现场施工和钻井时，海洋生物也必须能够适应这一环境并求得生存。

       为了弄清楚极化和框架强度的变化，在同一问题上将这些变化与条件7进行比较。

       是否允许在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东部进行石油和天然气钻井开采，最近已经有很多关于它的讨论了。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倾向于赞成钻井，而国会中民主党人则不然，他们更倾向于反对钻井。然而，党派成员之间的分歧并不明显。而且，在共和党人倾向于赞成而民主党人倾向于反对的同时，我们发现既赞成又反对的两党成员也是存在的。

       那些支持钻井者的主要理由是，钻井可以增加石油供应，从而降低天然气价格。而且它也能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促进发展。

       而那些反对钻井者的主要理由是，政府管理部门应监督钻井工作的进行。但最近这些监管机构已经表示，监管工作正使他们应接不暇。

       条件2～5中的刺激因素并没有提及政党，而是为政党认同留下了相应的阐述段落。通过阻断政党暗示与实质性理由的联系，我们刻意避免了过多直接的政党暗示。因此，为了阐明人们作出选择时使用什么样的信息，我们把政党暗示和框架作为潜在的互相竞争的信息。同时，我们还提供了一些政党框架内的实质性信息，而不是明确的政党认同。

       我们把所有参与者置于这两项议题涉及的所有条件之下，他们总是最先接受有关钻井的信息；同时也把所有参与者置于每个议题的同一条件之下，因为我们担心极化程度的变化会让人不知所措，而且可能也会增加试验性溢出效应。

       (四)措施

       为了检验前文中提出的每个假设以及处理影响能源和移民态度的变量，我们采取了一些适当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并不讨论这些变量引起的结果，因为它们并不影响我们主要的研究结果；无须多说那些结果能够回应前文中有关能源和移民态度的假设。

       我们主要的因变量涉及对钻井和《梦想法案》的支持，在有关这两项议题的全国性调查中，我们运用了疑问词。有关钻井部分的问题，这样问道：“鉴于此信息，你在多大程度上反对或支持在大西洋海岸和墨西哥湾东部开采石油和天然气?”给出的备选答案清楚地标记着从1到7的7个数字，代表着程度从强烈反对到强烈支持。同样，有关《梦想法案》的支持变量的问题(以一个类似的7分的数值范围)，这样问道：“鉴于此信息，你在多大程度上反对或支持《梦想法案》?”正是有了这些措施，才使我们可以检验假设1、假设3和假设5，这些假设涉及有关议题框架、政党暗示和极化对总体意见的相对影响。

       检验假设2和假设4需要这样一种方法，即要求受访者评估将其置于其中之框架的有效性。我们借鉴其他人的做法，对每一个议题都这样询问：“你反对钻井(《梦想法案》)的主要论据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或无效的?”并提供一个从1到7的数值范围(分别代表完全无效到完全有效)的选择。然后我们继续询问：“你认为支持钻井(《梦想法案》)的主要论据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或无效的?”

       最后，为了检验关于意见重要性的假设6，在受访者被告知了对每个问题的总体支持意见之后，我们又这样询问：“相对于《梦想法案》来说，你对钻井所持的意见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三、调查结果

       首先，通过制定公众意见比例变化的图表，可以呈现对钻井和《梦想法案》(假设1、假设3、假设5)总体支持的调查结果，在相应的条件下，这些结果与参照条件组相关。为了评估特定的假设，我们也通过比较处理条件的变化来达到这一目的。最后，因为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的研究结果极其相似，所以我们同时提出了这些结果，即我们基于议题检验每一个假设，而不是根据不同的议题相继得出不同的结果。

       总之，在所有具有不同强度的反对框架的8个实例中，这样的框架使意见明显地向被期望的方向移动(被较强的框架支持的方向)。然而，所有框架都没有对公众意见形成显著的影响，包括同等强度的反对框架。而且，当反对框架推动公众意见向相反方向移动的时候，其作用是巨大的，在赞成与反对框架之间，意见差异明显地在25个百分点或者更大的范围内波动。这有力地支持了假设1，而且，这一结果对于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来说都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尽管其党派成员倾向于不同的方向。这些结果为调查实质性信息的影响如何改变之前的政策争论以及为政党暗示如何清晰地揭示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提供了基础。

       当受访者收到政党认同信息时，意见就会发生动态变化；如何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极化的程度。图2表示的结果是以受访者被告知政党极化不严重为前提条件的。所以，对钻井来说，当带着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作出判断时，共和党人就支持赞成框架，而民主党人则反对；对《梦想法案》来说，民主党人赞成，共和党人则相反。我们发现，对于假设3，存在一种混合支持的情况。特别是当与弱论点结合在一起时，强论点就超过政党支持(条件7和条件8)。例如，民主党的受访者对钻井就更具支持性，显著水平达到了15％，他们不但接受了共和党人认同的强烈赞成经济利益的理由，而且也接受了本党认可的很少反对监管的框架。换句话说，政党认可没有达到任何预期效果，而实质性的信息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对共和党人来说亦是如此，其显著水平也只接近11％。对《梦想法案》，我们也可以看出相似的动态变化。当作为理由的框架强度发生变化时，实质性信息就起了重要作用，而非政党认可。这部分上反驳了假设3所提的建议，该假设认为，在不同程度的极化条件下，党派的动机性推理总是会出现。

       然而，在同等框架强度的条件下，假设3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党派成员被置于同等强度的框架之时(条件6和条件9)，他们就转而向政党认同寻求指导。例如，对钻井来说，共和党参与者同时面临来自本党认同的强烈赞成经济利益的框架以及来自民主党认可的钻井危害工人和海洋生物的框架(条件6)，此时他们就遵循共和党人的认可，更支持钻井，这一显著水平超过了10％。当处在有关钻井的框架都弱的条件下，同样的动态变化就出现了，尽管这些变化并不总是达到一般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程度。

       从非极化条件中得出的结果表明，当实质性信息不具有决定性作用时，选择哪种政策就使政党暗示变得更加重要。当框架不在同一强度时，公民就顺从于更具说明力的框架的方向。只有当框架同样强大的时候，公民才可能倾向于政党暗示，从而做出判断。个人似乎遵循一种字典序列的推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如果第一条信息不是决定性的，他们就转向第二条信息寻求帮助。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极化程度低的条件下，第一条相关信息就是据以做出判断的理由，而非政党暗示。这就回应了布洛克和尼克尔森的判断，原因在于实质性信息的影响可以超过政党暗示。

       然而，在极化的条件下，情况并非如此。在极化条件下，党派成员忽略了框架的实质性信息，以致盲从于其政党。让我们再仔细考虑钻井的情况。强烈赞成经济利益框架的民主党人受到共和党派的支持，而民主党派支持的弱反对框架获得钻井支持的13％。也就是说，民主党人忽视了更具说服力的实质性信息的影响而顺从于政党暗示。这就与类似的民主党人在非极化的条件下面对同一组论点时所具有的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情况下，尽管接受共和党人的支持，民主党人却选择了更具说服力的框架，更支持钻井，显著水平超过了15％。比较这两种情形可以发现，由于政党极化的原因，民主党受访者的意见显示出了28％的波动。但在针对这两项议题的所有条件下，这种趋势仍然有效：在一个极化的党派环境中，党派成员的动机性推理的影响超出了实质性信息。这些结果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假设5；然而，它们并不完全支持假设5，因为假设5预测党派的影响在极化时比在非极化条件下的影响更大，而且我们发现，当所有论点具有同等说服力时，党派的影响有时在所有条件下是相似的。

      

       总的来说，我们的研究结果可以概括如下：

       ●当面对同等强度的反对框架时(无政党认同)，个人的意见不受影响。

       ●当面对不同强度的反对框架时(无政党认同)，个人的意见只向强框架方向移动。

       ●在极化程度低的条件下：

       当面对不同强度的被不同政党认可的反对框架时(例如，一强一弱)，不管有无政党认可，党派成员的意见只向强框架方向移动。在这种情况下，实质性信息的影响就超过了政党暗示。

       当面对相似强度的被不同政党支持的反对框架时(例如，两者都强或两者都弱)，党派成员的意见只向被他们所属的政党认可的方向移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党认可就驾驭了公众意见，而不顾强度的不同。

       ●在极化程度高的条件下，当面对反对框架时，无论强度大小，党派成员的意见只向被他们所属的政党认可的框架方向移动。在这种情况下，政党认可驾驭了公众意见，而不顾论点强度大小——也就是说，即使其他政党的论点更强大也不起作用。

       总之，在极化程度低的条件下，当双方政党面对同等强度的论点时，政党认可能发挥重要影响，反之，实质性信息能发挥重要影响。因此，政党并不总是支配着公众意见。然而，当精英极化时，政党暗示就会发挥重要影响，而实质性信息则变得无关紧要了。极化在决定公众意见框架的形成中发挥着明显的作用：它促进了更大的动机性推理。这一发现也表明，当一个既定的议题出现精英极化时，公众也会盲从，以致出现极化。

       (一)框架强度评估

       接下来我们检验假设2和假设4，它们假设政党支持影响框架本身的评价。这种可能性主要来自党派动机性推理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论点是评价其有效性的感应屏。我们用前文使用过的方法检验这两个假设。

       正如预期的那样，没有政党认可，两类政党成员都认为强框架比弱框架明显更有效，而不管他们是赞成抑或反对。(一个例外就是在条件3下对《梦想法案》框架的评价，然而民主党人认为赞成框架比反对框架明显更有效，对共和党人来说，两者之间的差别从零开始在统计上是没有意义的。)当这些框架旗鼓相当时，受访者在它们之间并没有发现显著差异。这就回应了预测结果，表明两个党派团体在哪个框架强与哪个框架弱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当面对不同强度的框架时，党派成员忽视了支持方面的因素，认为较高强度的框架更有作用。(唯一例外的是，在条件7中，共和党成员认为《梦想法案》不重要。)这些发现再一次指向了非极化条件下实质性信息暗示的强度。不过，我们仍能看到存有党派偏见的人在评价具有同样强度的框架时的一些倾向。在同样强度的非极化条件下(条件6和条件9)，共和党人认为其党派的框架更有效，这就揭示了一种动机性推理。同样，在《梦想法案》中，当面临两个强度较弱的框架时(条件9)，民主党人发现来自其党派的框架更有说服力。总体看，无论如何，即使当非极化党派的暗示存在，互相冲突的框架同样强有力，以及动机性推理偶尔发生时，框架的实质内容仍然倾向于决定其评估。

       我们观察到，在党派极化的条件下会出现非常不同的诸多结果。我们发现，不管政策议题是什么，党派成员总是认为其党派所认可的框架是相当强势的，因此，极化似乎引发了动机性推理，人们在极化情形下对框架评价将会有明显的不同。在钻井这个话题上，对照条件3、条件7和条件11，所有条件都包括了强支持和弱反对的框架时，对民主党人而言最为明显。在非党派和非极化暗示的条件下，民主党人看到支持框架是相当强势的。不过，在极化条件下，这种情形将会完全翻转。对共和党人而言，在条件4、条件8和条件12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动力机制。在前两项条件下，共和党人总是认为反对框架较为强大(即使其党派坚持这个问题的对立面)，但是当党派出现极化现象时，他们马上转而认为支持框架极其强大。这就意味着动机性推理影响到支持、反对两个框架。同样，类似的动力也发生在《梦想法案》中。

       总之，这些框架评估表明，党派极化影响到公民在形成政策观点时对大量信息与党派暗示的依赖程度，以及公民如何处理实质性争论。来自双方党派的参与者均认为，在没有党派支持的前提下，较强框架较有说服力。党派极化改变了论点评估的过程，不过，在极化条件下，如果他们没有接收到其所属党派的支持，强框架也被认为是无效的。在同样的极化条件下，如果框架接收到一个个体所属党派的支持，对弱框架心不在焉的评估也会变得富有热情。这些发现都进一步强调，党派极化是公民如何应对政策论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同时也是党派人士进行动机性推理的证据。由此，一个猵狭的党派人士会给论点评估加上自己的偏好。特别是在极化条件下，党派的支持并非作为人们跟从的暗示。相反，暗示似乎为公众如何看待不同方塑造了论点。

       (二)观点重要性

       我们最后的假设6假定，尤其在出现党派极化时，随着党派支持者的增加，观念的重要性也应该随之增长。这或许是有点讽刺意味的预测，从一定程度上讲，人们正从观点中获得更多自信，而观点则更少建立在论点的实质性信息的基础上。我们通过让许多人做一个7分值测试项目来验证这个假设，即在每一个问题上，看看他们的态度有多么重要。

       为验证这个假设，我们使用对照组作为基准线，期待在极化条件下，增加党派性支持者将会导致在态度的重要性方面有所增长。与表4中每一个条件和每一个党派组的对照组相关联，我们以百分比变化的方式呈现出对照。这些结果凸显出党派极化的戏剧性影响。在没有极化的环境下，我们发现态度的重要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共和党人在同等强度条件(6和9)下对钻井问题以及民主党人在条件8下对《梦想法案》微小的变化。然而，在每一种极化条件下，在两个问题上，人们突然对自己的观点变得更为自信(从12％上升至18％)。相对于非极化条件，在几乎每个实例中，极化都对态度的重要性有更大的影响。因此，假设6就得到了支持。

      

       简言之，极化环境不仅增加了党派动机性推理，降低了对实质性信息的依赖，同时导致人们把自己的观点看得更重要。态度的重要性已经证明能够影响人们的行为，例如，乐意去说服其他人，或者为了某个话题采取行动。从长远看，更多的自信一般会有利政党的稳定性，而这或许是一种很值得关注的话题：极化政党会导致观点上更多的自信，也就是说，人们认为自己更重要，即使这些意见很少有实质性根据。这是一个党派极化所忽略的结果。

       四、结论

       我们发现，缺乏党派支持时，框架强度引导着观念。此外，框架强度会继续在非极化条件下发挥这个作用，使政党暗示对态度发挥着势不可挡的影响力。当党派提供同样较强的论点时，党派暗示仅在非极化的竞争性环境中开始发挥影响力，个人则转向寻求非实质性信息的指导。

       一个极化的环境导致优先性顺序有了明显的变化，比如，被强化的党派身份就会导致党派支持占据优势。这与没有暗示和非极化的条件不同，在极化环境中，党员们不顾党派所持论点的类型或强烈程度，义无反顾地跟随他们的政党。此外，当个人参与到强势党派动机性推理中时，他们在观点中会不断增加自信。这就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去考虑立场的改变，而是更有可能依照自己的观点去采取行动。简言之，精英极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公民做决定的方式。

       我们的成果提出了一些规范性问题。以前在动机性推理上的研究工作已经强调了公共偏好的负面暗示。顺着这个思路，我们对极化环境中动机性推理表明，在这些条件下会有低质量意见的产生。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有关动机性推理的合乎规范的不良结果，极化最终承担了引发积极推理的责任。在极化的条件下，公民转向党派的偏见，忽略了他们或许较强的论点。

       到目前为止，动机性推理导致了公民对实质性信息的忽视，我们也赞同这个观点。不过，这个认同并不排除对极化与意见质量之间关系的替代性解释。特别是，在极化条件下获取合乎规范的低质量意见的实例，要求建立在较强论点更需要规范的假设之上。确切地讲，是否较强的论点就是更具规范性的论点还不是很明了。事实上，在尝试分析使公民相信论点是较强还是较弱的工作中，已显示了这些概念中存在的一些固有偏见。

       认为极化会导致低质量的意见，这一结论会与这方面以前的工作形成对比。莱文达斯基尽管明确承认极化有一些不足之处，但还是对极化如何影响意见的质量描绘出一张较为乐观的图景。不同之处在于，莱文达斯基关注的焦点，如极化如何促进思想体系中连贯观点的产生，暗示的使用，正确投票的可能性。

       最后，以前的工作也支持了暗示所具有的积极的规范性结果。实际上，尼克尔森和黑特(Evan Heit)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证明政党究竟代表什么，结果是，依靠党派暗示，公民能够做出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决定。这与暗示怎样有利于做高质量的决定等一系列论点是相互关联的。这项研究工作表明，正如我们的研究在极化条件下所观察到的那样，即使不断增加的暗示是以真实性信息为代价的，暗示在意见形成中的作用也在逐渐提高。

       在总结极化导致形成了更好的意见还是更坏的意见的过程中，如下问题更为突出：我们想要的高质量的意见到底是什么?尽管学者和理论家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克服种种困难试图探求什么有利于寻找到“好”的民意见，但他们依然在努力推进存在广泛差异、而且相互矛盾的标准。这些分歧远非是卖弄学问的暗示，如果政治科学家希望在推动国内竞争和投票选举行为中发挥作用的话，就需要在什么是竞争这个话题上做更多的深入讨论。这就需要在有经验的学者和规范的理论家之间展开对话。

       除了讨论意见的质量之外，我们的结论也对研究政党在民主中的作用具有一定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有人会发现我们的结论令人不安，因为激烈的政党竞争降低了意见的质量，因此他们也就开始质疑或者至少是推动了近60年来对美国需要强大的政党的讨论。

       无论极化是否在大众层面发生，我们的研究结果都显示，答案可能会比普遍认同的要复杂一些。简言之，我们怀疑公民的极化逐次发生的，这依赖于特定事件上的精英极化以及公民自身寻求信息的模式。这些因素如何导致意识形态化的公民的极化，将依赖于不同问题的重要性。

       最后的评论涉及民主竞争的一般含义。竞争是最简单的民主概念的决定性因素。然而，当涉及竞争对民意形成的影响时，以及涉及意见形成机制时，可能会有很多问题。洪(Dennis Chong)和德鲁克曼(James N.Druckman)认为，竞争导致最后的结论出现极化，论点的顺序意味着竞争者不在平等的地位上。德鲁克曼等人指出，次序依赖于人们是否寻求信息；当他们寻求信息时，排在第一位的论点是较为有影响力的。无论如何，由于政治是渐次发生的，竞争也是如此，因而我们不应该假设竞争如何才能很好地影响意见。通过指出适当的紧张竞争能够改变做出决定的方式，我们的证据又增加了不同的结果。很明显，开展竞争的时间、竞争的本质、竞争的紧张程度等都影响到偏好的形成，未来的研究工作如若无法结合政治现实，也将难以抓住意见形成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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