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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版事业作为文学场域的重要机构
文学是社会的综合组成部分。如果以此作为文学研究的前提，那么文学作品的制作和文学作品的接受也可以被看成是社会形成过程的组成部分，因为作品本身总是跟社会现实有着密切联系的。文学社会学的早期研究，在1960年代深受法国的文学研究专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的影响，他分析了整个文学制作和分布的领域，率先依据图书的定量调查来揭示图书印刷新技术、文学物质性的表现（文学的字体、袖珍本等等）、出版体系或图书市场的功能对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影响等等（注：见Robert Escarpit:Das Buch und der Leser.Entwurf einer Litera-tursoziologie.Opladen:Westdeutscher Verlag,1961.）。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研究给80年代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引起了新的视野。布尔迪厄把文学制作和文学接受划在一个所谓的“文学场域”(literary field)之中。个体（作者、文学代理人、评论家等等）和其他机构（出版社、书店、文学界等等）是“文学场域”的主要活动者。作品的制作是以参加创造和出版过程为主，他们主要负责物质性制作。书店、图书馆等其他机构体现制作品的分布。文学的接受是由文学批评、教育和一般的读者实现的。他们专门决定无形的制作。荷兰文学专家利斯(Kees vail Rees)和维蒙特(Jeroen Vermunt)把文学场域的不同个体和机构作了如下的图解（注：见Kees van Rees,Jeroen Vermunt:"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authors'reputation:Effects of critics'attention on debutants careers",摘于：Poetics.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Vol.23,1996,317-333.）：
在文学场域扮演角色的个体和其他机构的地位依赖于资本的积累。不过，在布尔迪厄看来，起作用的不仅是金钱，也就是经济资本，更重要的是无形的资本（审美价值观，知名度等等）。这是因为文学场域深受自治即文学的和不自治即非文学的影响。这样，一个作者即使作品发行量很小仍然能够享受很高的声望，而一个叫座的通俗文学畅销书作家倒处在一个糟糕的地位。在文学场域里，资本的类型由制约和保障文学场域之自治的一些价值条件决定。布尔迪厄在对60年代法国社会所作的社会结构分析中，还探讨了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关系和知识等）诸问题，他指出，资本的四种类型带着各自不同的前景而对一个社会的地位的划分和影响起同样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能与其他“自治”的场域（文学场域、知识场域、政治场域等等）互相并立的文学场域又是整个社会权力场域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注：见Pierre Bourdieu:Die Regeln der Kunst.Genese und Struktur des literarischen Feldes.Frank-furt/Main:Suhrkamp,1999.“文学场域”理论的萌芽要追溯到Pierre Bourdieu对法国60年代社会所作的社会结构分析。Bourdieu同时还调查了艺术和文化的接受和社会功能，发现了无形的体系和社会结构之间的联系。见Pierre Bourdieu:Die feinen Unterschiede.Kritik der ge-sellschaftlichen Urteilskraft.Frankfurt/Main:Suhrkamp,1982.Bo-urdieu在另一个研究中把这个萌芽转用到文学制作品和文学接受上，并以此来证实文化制作品跟权力结构、社会结构之间的效果构造。见Pie-rre Bourdieu:"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or:the economic world reversed.",摘于：Poetics.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Vol.12,1983,311-356.）。
对布尔迪厄观点的批评常常基于最后一点，因为权力场域中的相互关系必须顾及政治权力（国家）的影响。因此，一项关于中国20世纪文学场域的研究认为：政治权力是另一个影响文学场域的重要势力（注：见Bourdieu:Die Regeln der Kunst,523ff;Michel Hockx,ed: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 century China.Honoluli: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9,p17.）。基于布尔迪厄关于文学场域的观点的补充，即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及无形资本是决定文学场域的三个资本类型，本文要从出版事业的角度对中国台湾地区50年代文学制作做一个初步的观察分析，因为这可以看清这个时期和后来时期的文学的发展情况。正如台湾评论家李瑞腾在“台湾的文学出版”学术会议论文集中所说的：“众所周知，出版是文化发展最重要的检验指标之一。文学出版的兴衰，其实也正是文学的兴衰。”（注：李瑞腾：《前言》，摘于封德屏主编《台湾文学出版——五十年来台湾文学研讨会论文集（三）》。台北：文讯杂志社，1996,7。）
二、目前研究现状
与文学场域的其他机构不同，台湾地区50年代的出版事业，也包括当代的，到目前为止很少受到研究。我们找得到一系列有关50年代的文学杂志的研究——尤其是应凤凰女士丰富的著述，以及其他学者所作的研究——但是关于出版事业，据我所知还没有值得一提的成果。台湾作家隐地在给游淑静1981年出版的《出版社传奇》所写的题为“出版事业在台湾”的序中写道：“台湾目前共有2123家出版社，可是我们找不到一本关于台湾出版史的书。”（注：游淑静等著：《出版社传奇》。台北：尔雅出版社，1981,1。）
据我所知，只有在大陆出版的《台湾出版史》唯一对此作了综合概述（注：辛广伟：《台湾出版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以学术研讨会“50年来台湾文学”的名义出的一本专集对“台湾文学出版”这个主题也曾有过奉献，专集内容丰富多彩，从图书印刷和装订到装帧造型，从版权到新书广告，从畅销书作者到出版审查都有所涉及。但是这本专集的重点明显是在80、90年代以及别的文学领域（注：封德屏主编：《台湾文学出版—五十年来台湾文学研讨会论文集（三）》。台北：文讯杂志社，1996。）。本文的依据除了上述的出版物外，更特别的是出自那个时代有关不同作家的发展经历的出版物、文学史论文和一系列当前的图书目录（注：国力中央图书馆编：《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一、二）。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298-339；国力中央图书馆编印：《中华民国出版图书目录汇编》（下）。台北，1964,516-665；郑明娳、隐地编著：《近二十年短篇小说选集编目》。台北：书评书目出版社，1975。）。
三、台湾出版事业的状况
1、1945年以后的新时期：
许多研究论文都把1946到1955年这一时期描写成“台湾文学图书出版的空窗期”（注：林训民：《文学图书的广告与行销》，摘于封德屏，台湾文学出版，59-68,60。）。实际上，存在着一系列很有意思的标志着这一时期文学出版史的现象。1945年中日战争一结束就相当迅速地恢复了一些主要负责出版报纸和杂志的出版社以及从事图书销售的出版社（注：见辛广伟《台湾出版史》，24ff.）。到1946年底一共有77个新出版社申请许可证。图书出版物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由受委任主要从事政治宣传或发行关于地区情况资料的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和一些县市政府出版的。这个时期还出版过一些在台湾文学史上享有很高地位、主要用日文写的文学作品单行本，如吴浊流的《胡志明》（后改《亚细亚的孤儿》）与《波茨坦科长》及龙瑛宗的《女性之描写》（注：吴浊流：《波茨坦科长》。台北：学友书局，1948；吴浊流：《胡志明》（原名《胡太明》：《亚细亚的孤儿》的最初版本）。台北：国华书局，民报总社，1946：龙瑛宗：《女性之描写》。大同书局，1947。关于战後的文学状况见彭瑞金：《战後台湾文学的发展经验》，摘自彭瑞金：《驱除迷雾找回祖灵》。高雄：春晖出版社，2000,1-18。）。
日据时期的出版社，1945年以后还扮演角色的只有兰记书局和中央书局。兰记书局出版了一系列辞典，如《国台语万》，中央书局在此时期只以图书销售业务为主。战后在台湾成立的第一家出版社是跟原来重庆的新高堂书店有联系的东方出版社，其出版计划局限于语言教科丛书和儿童文学读物。大部分日本的出版社和书店在那个时期通过做价等方式而为中国人接收。或者日本老板让台湾人当名义上的经理，以此避免被没收。这样，原本属于三省堂的东都书局台北支店便由台湾人黄庭富以一个新的名称“东宁书局”继续经营。当1946年日本人全部都必须离开台湾的时候，东宁书局则做价由黄荣灿兼并。黄荣灿将其改名为新创造出版社。这家出版社成功地发行了《新创造》杂志以及文艺丛书。另外，大陆几家最大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等，战争结束就已经到台湾来建立分社。可是，这个开端却被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打断，因为大量报纸、杂志的编辑部被查封，工作人员和出版社负责人被拘捕，比如新创造社的发行人黄荣灿这个时候也受到监禁。然后便是国民党从1949年5月20号开始实施的、直到38年以后的1987年才解除的戒严法。这道戒严法对出版业来说意味著对所有出版物的全面控制和审查。
2、1949年以后文学出版事业的政治、法律条件状况
国民党当局对“二·二八事件”及其后果的行动措施和戒严法决定了独裁的方向，从1949年起，因内战战败自大陆迁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了这个独裁方向。特别是文艺政策持久遭受影响，一是跟以前在大陆一样不容忍左翼文艺思潮；二是竭尽全力将任何形式的异己或反抗扼杀在萌芽状态，从而使人们，特别是台湾民众对其统治的合法性的怀疑不敢流露。文学的发展是由于各种文学机构和组织的建立而向前推进的。以立法院院长张道藩为主任委员，于1950年以下列目标为宗旨成立了“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奖助富有时代性的文艺创作，以激励民心士气，发挥反共抗俄的精神力量”（注：见徐迺翔主编：《台湾新文学词典》(1919-1986)。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846-847。）。这个机构的优厚资金由国民党中宣部提供，他们出版了《文艺创作》杂志以及一些文学丛书和书籍（注：关于50年代的文学杂志，见应凤凰：《五十年代台湾文艺杂志与文化资本》，摘自封德屏，《台湾文学出版》，85-99。）。除此之外，官方也发起了几个艺术和文化协会，比如1950年成立的、很有影响的，也以张道藩任主席的中国文艺协会，再比如1953年成立的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和1957年成立的中国妇女写作协会。这些协会虽然不是国家的，但是因为其享有国民党政府经费而被视为亲政府的机构。早在1949年11月在孙陵主编的《新生报》副刊上就打出了“反共文学”的口号。这个口号作为“反共复国”的补充而受到文艺机构的大力宣传和通力合作。特别是蒋介石宣传的“战斗文艺”的口号更清楚地使文艺变成了政治工具（注：见王德威：《五十年代反共小说新论》，摘自张邵痖等主编：《1949-1993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94,67-84。），政治措施相应地得到了法律的充实。
1952年和1958年实施的出版法对文学出版有很大影响，因为这时所有手稿都必须交官方审查。出版法确保了国家控制文学的重要条件。此外，以戒严法的名义在50年代还制定了很多指导出版事业的法律条款，首先是让书禁合法化的法律条文（注：关于台湾文学禁书，见Christina Neder:"This Was Just a prelude.Where books are burned,…human beings will ultimately bum themselves."-Literary Censorship and Self-censorship On Taiwan",in:Stefani a Stafutti,ed.:Coll-ected Papers of the Xl.EACS-Conference Turin 9,2000(forthcomi-ng)）。在被称作“白色恐怖”时期的日子里，僵硬的文化政策跟同样强硬的审查政策遥相呼应。审查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所谓的“共匪”文学。在1951年到1952年期间，图书遭禁之时没提到任何法律上的依据。1952年以后被查禁的文学作品大部分是以出版法或戒严法为依据的。特别是所谓的“台湾省戒严期间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一再为审查机关的行动提供“法律”基础（注：见林庆彰：《当代文学禁书研究》，摘自封德屏，《台湾文学出版》，193-215。）。在以后的《查禁图书目录》上图书总是根据“办法”的第2条第3款和第6款遭查禁的，因为它们是“为共匪宣传者”或“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的作品（注：见史为鉴：《禁》。台北：四记出版社，1981,265。在本书附录中，全面系统地收录了禁书书目。这个书目除作者、题目外还收录了出版地点、出版年代以及对何时宣布查禁的说明。）。在此被称作“共匪”的人不只是指那些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人，而且指1949年没有离开大陆的人或者会被大陆拉拢的人。违反了出版法就等于违反了第39条的第3款，特别是“触犯或煽动他人触犯亵渎祀典罪或妨害风化罪”（注：见史为鉴：《禁》，256。）。国民党政府审查政策的重点是民国时期的文学，有上百个书目在1951年至1977年遭到查禁。众多的一般性法律条款给当局的独断专行提供了广泛的回旋余地，以使所有出于政治或道德动机而作出的审查决定合法化。台湾作家也成了审查当局的牺牲品，或者因为各式各样的追踪迫害被国民党的专制通过牢房和镇压封住了口（注：70年代时陈映真的《将军族》和吴浊流的《无花果》因“淆乱视听足以影响民心士气或危害社会治安”而被禁，见史为鉴：《禁》，“查禁图书目录”。）。
3、50年代的出版情况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的结局就跟政治和法律性规定的严格限制一样使50年代台湾的文学出版事业举步艰难。台湾出版事业的总景象不得不重新开创。国民党公营出版优先决定出版什么，个体出版和民营出版的能力虽然迅速成长，但在数量上还不值一提；同样，那些出于经济和人事方面的困难而没能象在大陆那样产生影响而不得不逐渐重新组建的大陆出版社的作用也很有限（注：见辛广伟：《台湾出版史》，28ff.）。1952年到1960年间总出版量为12981种册，只占1960年度总出版量将近五万种册的20%。50年代期间出版社的数量从1953年的138家增加到1960年的587家（注：见刘春银、林呈潢：《图书出版事业的发展》，摘于行政院新闻局编印：《中华民国出版事业概况》。楸保1989,145-234。）。在文学方面很有影响并在图书出版上起过显著作用的出版社有：文艺创作出版社、重光出版社、新创作出版社、文坛社等等。同样，香港的出版社如亚洲出版社、友联出版社等，或者出版中文文学的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对台湾文学发展的影响也不是微不足道的。文学出版物的大部分是大陆作品的重印，特别是启明书局、新陆书局，也包括从大陆来的出版社，如台湾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即以此而出名。文学翻译出版方面，要数世界书局、新兴书局、启明书局等等尤其积极活跃。
一个特殊的出版景象对台湾50年代的文学出版有很大影响，这个景象由国民党经办或亲国民党的出版社、大陆出版社、报刊杂志的出版能力、作者自任编辑以及作者自费出版等组成。在文学方面，属于国民党经办或亲国民党的出版社除了由张道藩主持的文艺创作出版社以外，要数由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其昀创办的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影响最大。这些出版社因为有优厚的经费而出版了大量的政治性读物，不过也还是有文学读物——特别是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以及一系列文学杂志。
根据国家规定从大陆来的出版社1950年都重新登记注了册并开始正常经营，它们很快就跃升为台湾出版界的重要生力军。象世界书局、台湾开明书店、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大陆来的出版社通过再版那些在大陆已经出版发行的读物，比如古典作品、外国文学译本和有限的现代文学作品等而很快得到了巩固，它们比那些在台湾新建立的出版社明显占优势。当然，大陆来的出版社在开创阶段也有过许多必须奋力去战胜的困难，因为它们在大陆所占有的丰厚资金、先进的技术装备、训练有素的人才以及有效的社会关系等等所有这一切在台湾都不得不重新开创。
正如自20年代以来的那样，在50年代那些原本为经销文学杂志所建立的出版社在文学书籍的出版发行方面也起了重要作用，如由小说家穆中南于1952年创建的中国文坛出版社（也叫文坛社），或比如由萧孟能于1957年创建的、在60年代产生过特殊影响的文星书店（注：见应凤凰：《笔耕的人》。台北：九歌出版社，1987,225-238；见辛广伟，《台湾出版史》，49ff.）。同样，各种文学组织和社团，特别是诗社，如1954起由诗人覃子豪主持、扮演过重要角色的蓝星诗社，1956年由诗人纪弦发起的现代诗社和由诗人洛夫创始的创世纪诗社等，它们作为发行诗集和个人诗选的出版者在50年代非常活跃（注：见张默：《台湾现代诗编目》(1949-1991)。台北：尔雅出版社，1992：张默、张汉良主编：《创世纪四十年总目1954-1994》。台北1994。）。
以上所列举的出版社名单显示了台湾50年代文学出版景象的另一个现象，那就是有很多作家同时也是发行人。除此之外，要数由陈纪滢主持的重光文艺出版社和由王蓝创建的红蓝出版社比较有影响（注：见应凤凰：《笔耕的人》，29-43。）。要是仔细观察这些无一例外涉及大陆作家的发展经历，便可以断定这些作家中的大部分在大陆时就已经是既当作家，又当发行人、编辑或出版社主持。其中有很多在台湾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将他们在大陆所拥有的坚持了下去。很多这样的文学人士把创建自己的出版社视作保证自我存在和出版自身作品的唯一途径。在文学和新闻媒体界，同事之间出于共同的经验和生活经历而肯定给予互相的支持和帮助。这个社会关系网——社会的和无形的资本——给他们提供了比他们的台湾同事好得多的出版条件。不少的作家最终自费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如彭歌，墨人及很多诗人（注：见张默：《新诗集自费出版难芯悼》：(1949-1995)；摘于封德屏，《台湾文学出版》，143-175。）。
四、出版社的出版计划——只有“反共文学”？
观察这个时期的短篇小说集，可以得到有关图书的文学发展的一个特殊启示，因为为这些选集特选的小说一般来说是能代表本时代的文学观的。除此之外，这样的选集比一个作家的单行本或短篇选集一般更被普通个体读者、也被专业及学术性文学评论家广泛接纳。因此他们对文学的经典化有重大影响（注：“经典”，意味著一系列因出土的价值而规范并且长久有价值的作品。见Gero von Wilpert:Sachw 
rter-buch der Literatur.Stuttgart:Krner,1989,439.）。由隐地和郑明娳主编的《短篇小说选集编目近二十年》列下了所有自1950年至1974年间出版的所有书名及目录（注：隐地、郑明娳编：《短篇小说选集编目近二十年》。台北：书评书目出版社，1975。）。在50年代（从1951年至1960年）一共出版了59本短篇集，其中37本集子产生于台湾的出版社，22本集子—占三分之一强产生于香港的出版社（注：尤其香港的友联出版社和亚洲出版社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选集，然而本集子不包括上述的作家。在香港的文学出版由哪些原因决定，并且如何影响台湾的文学发展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集子收集了包括四百多个作家的八百多个短篇小说。作品印数最多的作家有郭良蕙、彭歌、张漱菡、郭嗣汾、师范、王蓝和马各。这些作家都是1949年迁来台湾的大陆作家，他们要么是畅销书作家，如女作家郭良蕙和张漱菡，要么就是著名的、很有影响的编辑，如彭歌、马各和师范或著名的出版家，如王蓝和郭嗣汾（注：关于这些作家见徐迺翔主编《台湾新文学词典》(1919-1986),11,26,124,214,239；应凤凰《笔耕的人》。）。大部分的这些编辑和出版家在上述的出版状况中被提到过，并且这些作家同时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和中国妇女写作协会会员。会员关系是交流联络和结盟的形式。在有作品出版的作家中台湾省籍作家占极少数。50年代末期主要印刷了钟理和，钟肇政和林海音的作品（注：见《短篇小说选集编目近二十年》，62ff.）。
根据短篇小说集的书目，初创时期至1953年期间的出版要数出版过一共15个集子的《现代小说》（属于“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丛书”）的文艺创作出版社最引人注目。这个出版社经营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的杂志《文艺创作》，也出版几个文学丛书和书籍。因为这家出版社那时付的比较高的奖金和稿酬都出自国民党中宣部，所以国民党政府对这些文学奖的影响也跟对由文艺创作出版的杂志和书籍的影响一样非常明显（注：见应凤凰《五十年代台湾文艺杂志与文化资本》。）。财经和政治资本的装备使这个出版社具备了全面的出版能力，这个能力当然也帮助无形资本的积累。很多作家也正是由于获得了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的奖才得以出名的。
50年代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很多都是那时在杂志和报纸上，如《中央日报》、《民间知识半月刊》、《自由青年》、《文学杂志》等等上已经发表过的短篇小说的综合选集，现在不过是由杂志编辑部编辑成书出版而已。属于50年代重要的文学出版社的新创作出版社在1954年出版了《自由中国》杂志的一个集子《中国创作小说选集》。对《文艺创作》和《自由中国》付给的稿酬所作的比较证实了新创作出版社比文艺创作出版社可支配的经济资本明显少得多（注：见应凤凰《五十年代台湾文艺杂志与文化资本》，97。）。对主编雷震的惩办意味着《自由中国》杂志于1960年停刊，这表明不能寄希望于政治势力的支持。
看短篇小说集的书目，由文学机构出版的书的数目引人注目，如1960年由妇女协会出版的书名为《妇女创作集》的集子。有名望的作家也同时担当主编，如由萧铜1956年在台北书局出版的《六十名家小说选集》，以及由张漱菡编的两卷本选集《海燕集》（1953年由海洋出版社，续集1958年由文光图书公司出版）。作家的声望跟社会联系、有影响的协会会员资格一样——也就是无形的和社会的资本——即使不象政治和处于第二位的经济规模的程度那样深，却也同样决定50年代台湾的文学出版。
五、结语：出版事业，专题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叶石涛在他的《台湾文学史纲》一书中对50年代的文学发展作了如下概括：“50年代文学所开的花朵是白色而荒凉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义关怀，使得他们的文学堕为政策的附庸”（注：见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87,88。）。也许，因为叶石涛属于台湾本土派，所以他所说的只带意识形态的意味儿？但胡适1958年对人们期待什么样的文学的清楚表述的一段话“证实了”叶石涛的观点。胡适写道：
我们希望的除了白话是活的文字，活的文学之外，我们希望两个标准：第一个是人的文学。人，不是一种非人的文学，要够的上人味儿的文学。要有点儿人气，要有一点儿人格，要有人味儿的人的文学。第二，我们希望要有自由的文学，文学这东西不能由政府来辅导，更不能由政府来指导。人人是自由，本他的良心，本他的知识，充分用他的材料，用他的自由——创作的自由来创作。这个是我们希望的两个目标：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注：转录自司徒卫：《50年代自由中国的新文学》，摘于《文讯月刊》，No.9,14.）
不由得会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尽管出现了对另一种文学的需求（除了政府需求“反共文学”之外），尽管出现了如叶石涛、钟肇政或者钟理和这样的作家，为什么“反共文学”能够作为唯一的文学思潮而被普遍接受？或者如美国文学家王德威曾表述过的那样：“我们要问，反共文学如何主导了一个时代台湾文学的话语情境？如何抹销周遭的杂音？如何铭记历史的伤痕？”（注：王德威：《五十年代反共小说新论》，68。）
对台湾50年代出版情况的分析可以看出：文学场域上的统治力量是政治势力。国民党政府采用的政治和法律的规定，特别因其占有最大的经济资本而制约了文学场域上扮演角色的机构或机关的行动自由。政治法律的规定和经济资本这两个有影响的要素——如中华文艺奖金会的活动显示的那样——使政府有可能通过成立有影响的文学协会或通过以奖金的颁发使作家出名等来实现无形资本的积累。
相比之下，从大陆来的出版社跟在台湾新建立的出版社一样才刚刚开始开创，它们既缺乏经济资本又缺乏无形资本来建立一个文学场域上与政治势力并立的自治。对台湾地区60年代和70年代文学场域的考察显示，我们在此发现了一个改变了的形势，这个形势使其有可能在严格的审查仍然存在的情况下大大遏制政治势力的影响。无形资本至少在50年代初期还不是一个有力的影响要素，因为这时的文学景象只是一个以大陆作家为主体、台湾省籍作家为少数而组成的马赛克似的镶嵌。大陆作家力图通过作家、编者或出版者的职业，通过各种协会的会员资格，通过恢复旧有的社会关系网等等来开创一个新的文学景象。叶石涛对此写道：“（大陆）来台的第一代作家包办了作家，读者及评论，在出版界树立了清一色的需给体制，不容外人插进。”（注：见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86。）
叶石涛在此暗示，这一时期的台湾省籍作家困难之多。首先他们必须排除语言障碍，因为他们中的很多是在日语教育体系下长大的而现在不得不重新学习汉语；其次，他们既没有政治支持也没有必要的经济资本来实现文学性的出版活动。除此以外，数量上所处的劣势也导致他们的那些大陆作家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网没有大影响。
《文友通讯》杂志的发展过程典型代表了50年代的形势，同时表明可以怎样依据对文学场域的分析来具体分析文学的发展。后来在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起过很大作用的作家钟肇政在他的作品一再被“杂志和出版社拒绝”的情况下决定于1957年4月发起跟写作界同仁的“文学交流”。他回忆道：
长年居住乡间，毫无外来的刺激。我写第一篇文章时，连稿纸是什么样的东西都不懂。如今自觉算是出道了，依然孤独，无知，无依，无助。我渴望有一些这方面的朋友，我也想到，一定还有若干从事写作或者说有志文学的人，也在寂寞中摸索，渴求友谊的偎倚，慰藉与鼓励。（注：见钟肇政：《也算足迹》，《文友通讯》正式发表赘言，摘于《文学界》，No.5(1983),118-123,120。）
这些文字表明，那时的台湾省籍作家自己的文学景象和网络是多么的少，以及他们自己的文学景象和网络与大陆作家的文学景象合为一体的是多么少。《文友通讯》其实不是一份正式对外发行的杂志，而只是以油印的方式由钟肇政邮寄给文友的“私人刊物”（注：其中有陈火泉、廖清秀、钟理和、钟肇政、施翠峰、李荣春、许炳成（文心）。《文友通讯》正式发表于《文学界》，No.5(1983),124-193.）。一共七个作家，在：1)文友动态，2)作品轮阅，3)作品评论三个大方面交流了一年之久。文学的潜在能力虽然在此很明显存在，但是却缺乏必要的资金和无形的、能产生影响的要素来创办一份正式的杂志以替代私人的出版物，并由此创立一个出版社。
我认为，所有这些现象需要作进一步的仔细研究。文学出版事业可以让人观察到台湾文学的发展状况。本文对50年代的情况只作了很粗略的概述。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学发展的过程，应该继续对特定的出版社作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