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拉美国家的发展模式转型与发展困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拉美论文,困境论文,模式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有关拉美发展研究文献综述
拉美国家与北美国家几乎同时独立，可是独立后的拉美国家却没有发展成为北美式的发达国家，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历史命题。按照理论线索追溯，拉美的发展主义理论、依附论、新自由主义和制度经济学等都曾给出了解答。
二战结束后，拉美的发展主义理论(也称为结构主义理论)以劳尔·普雷维什等为代表，认为“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结构和贸易条件恶化是导致拉美国家欠发达的原因，因而他们主张通过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可以改变拉美国家的外围状态①。依附论则是诠解外围资本主义不发达状态成因的多种理论总称，体系比较庞杂②。其中的代表人物多斯桑托斯和巴兰等人认为，拉美国家只有通过革命的道路才能摆脱依附状态；而安德烈·弗兰克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脱钩论”，即不发达国家应与世界市场脱钩③。随着20世纪80年代债务危机的发生和进口替代工业化弊端的逐步暴露，新自由主义开始在拉美兴起并成为90年代拉美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认为，拉美发展的出路在于“推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一体化”，并主张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制度④。约翰·威廉姆森总结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华盛顿共识”，即加强财政纪律、重新确定政府公共开支重点、开展税制改革、实施金融自由化、统一汇率、实现贸易自由化、放松对外资的限制、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和保护产权的10条改革建议⑤。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在国家兴衰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国家在进行制度选择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制度悖论”⑥。一些学者从“制度创新”和“路径依赖”的角度对拉美发展模式进行了解释，认为错误的初始路径选择使得拉美国家一些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中，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的路径依赖。诺斯指出，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大成功，原因在于它们普遍缺乏抵御利益集团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的制度体系。从拉美发展模式的历史选择过程来看，它是一种典型的模仿性制度变迁道路，它的模仿性、依附性和分裂性使得拉美发展模式转型产生了许多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⑦。
有的学者坚持用自然资源丰富论和文化决定论解释拉美国家欠发达的原因。“荷兰病”是以自然资源丰富论阐释拉美国家欠发达的主要观点，认为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形成了对初级产品出口的严重依赖，即早期的初级产品出口战略使拉美国家染上“荷兰病”，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使“病情加重”，并阻碍了拉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转轨⑧。但是林毅夫则认为，南美洲国家在资源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而拉美国家却通过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违背了本国的资源优势，其结果导致南美洲20世纪经济发展的失败⑨。关注文化传统的学者认为，文化价值观的内向性模式可以解释拉美国家的欠发达。美国学者劳伦斯·哈里森提出10种价值观念以区分进步文化与停滞文化⑩，并指出：“传统的伊比利亚美洲人的价值观和态度以及反映和强化这些价值观和态度的制度是拉美发展‘失败’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拉美化”成为了经济学界、产业界和财经媒体关注的焦点。“拉美化”似乎成为学者们对拉丁美洲发展道路的最新解读，并以此来分析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围绕我国“拉美化之忧”的广泛讨论，国内学者对“拉美化”有多样化的定义，也出现了“拉美现象”和“拉美病”等概念。大多数“拉美化”概念是从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对拉美地区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列举和描述，还未形成严谨规范的“拉美化”概念。对“拉美化”多样性的定义源于对拉美发展路径的模糊认识，只是对其发展困境进行了断章取义的解读。纵观拉美发展模式及其转型过程，“拉美化”概念中所蕴含的拉美发展困境是否具有普遍性，一方面需要理论上深入探讨，另一方面对我国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对拉美国家发展模式转型的历史考察
拉美国家独立后，大致经历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四个阶段。拉美国家独立后的近200年时间里，没有一个国家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甚至历史上被看好的阿根廷却在2001年的危机中被称为“垮掉的国家”，沦落到了“第四世界”。“拉美化”是否能成为概括拉美发展困境的普遍性特征，还需要从拉美国家发展模式转型的历史过程中解析答案。
(一)初级产品出口发展模式
拉美国家独立初期选择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这是对殖民地时期所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的路径依赖的结果。拉美的独立运动是推动拉美发展的制度“临界点”，但是制度的初始选择没有给拉美国家带来制度创新，其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化是欧洲贸易与海上扩张的结果。拉美殖民地的生产体系主要是向欧洲市场供应贵金属和某些农产品，从欧洲和北美购买工业品，并接受外来的资本和移民。这就决定了拉美后来制度演进的初始条件。拉美自此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其经济发展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已经摆脱不了对“中心”国家的依附。
第二，独立运动没有带来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虽然拉美独立运动与拉美地区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启蒙思想的传播有关，但是导致这场变革的外部因素要大于内部因素。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和北美独立战争的示范效应都是引起拉美革命的原因。拉美革命带来了政治上的独立，却不是社会变革，它依然是一个等级分明和依附性的社会，“跟随政治独立而来的，并不是经济独立，而是新殖民主义。”(11)
第三，僵化的制度安排。到19世纪中期，多数拉美国家实现了“考迪罗”的统治。考迪罗提出了“全盘欧化”的口号，主张“尽可能地按照欧洲和北美的模式来重建其国家”(12)，崇奉经济自由主义，加强初级产品对欧洲的出口，极力模仿欧美的政治经济制度。
(二)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
二战至20世纪80年代初期，拉美国家选择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内向型发展模式。在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时期，拉美地区与出口部门相联系的工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经济大萧条和二战的冲击造成了持续的国际收支困难，拉美国家逐步放弃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13)。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劳尔·普雷维什等经济学家对“中心—外围”的国际分工体系和“贸易条件恶化”的论证，对拉美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也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进口替代工业化是通过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利用关税、优惠汇率、低息贷款、税收激励、管制和国有化等政策，依靠国家力量在高度保护下发展民族工业。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使拉美经济实现了长达30年的稳定增长，创造了拉美“发展奇迹”。1950～1980年期间，按照1970年市场价格计算，拉美地区平均经济增长5.4％，工业产值增长6.7％，人均GDP年均增长2.7％，人均工业产值年均增长6.7％(14)。由于受到石油危机和发达国家滞胀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拉美工业化进程放缓，拉美各国普遍走上了举债发展的道路。
随着进口替代工业化程度的加深，其内在的缺陷对发展的可持续性形成了挑战。由于市场规模狭小、技术进步缓慢和资本积累水平较低，拉美国家依赖初级产品出口却无法支撑长期的进口替代过程。与此同时，进口替代内向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内需不足也抑制了经济增长。历史上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工业化过程中收入分配日益集中的趋势，都加剧了社会分化，并且高收入阶层出现了模仿性的消费模式。拉美这种内向型发展模式造成了排斥与吸收、整合与分离并存的结构性矛盾。具体而言，第一，经济改造的自我持续能力不断下降，对外部的依赖性和脆弱性增大；第二，部分居民或集团消费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并参与相应的经济政治过程中，而为数更多的居民则受到了排斥，从发展成果中受益极少；第三，现代生产部门和落后部门(大批农民、城市手工业者和独立劳动者)并存，二元经济结构矛盾突出。
(三)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
20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爆发了债务危机，并引起了经济的持续衰退，以致80年代成为“失去的10年”。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普遍实行“负债发展”政策以推动进口替代工业化，“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成为债务危机前拉美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工业化国家出现的滞胀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为拉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负面的外部冲击，拉美国家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真实成本开始显现。为了继续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实施民众主义福利政策，拉美国家通过大量举借外债来实现财政扩张，其政策结果导致通货膨胀和外债的爆炸性增长。毋庸置疑，20世纪70年代“负债增长”是导致拉美债务危机的根本原因，财政政策的过度扩张、汇率高估以及金融自由化等政策都造成了债务风险的积聚。在债务危机的冲击下，拉美宏观经济急剧动荡，通货膨胀率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甚至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并且整个地区由危机之前的资金净流入地区变为净流出地区。
为了应对债务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经济改革经历了“应急性”调整和“结构性”调整(或称之为结构性改革)两个阶段。危机爆发后，IMF和债权国要求拉美国家进行应急性调整，即改善国际收支、削减财政支出和保持债务清偿能力，但这种调整引起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1985年拉美国家开始向市场化和自由化的结构性改革转变，即强调国际收支政策改革(实际汇率、贸易自由化以及外国直接投资)、财政政策改革(财政纪律、公共开支优先项目以及税收政策)、竞争政策改革(私有化、较少国家干预以及产权改革)和金融自由化改革。但事实表明，大多数拉美国家80年代的经济调整政策在反通货膨胀、降低经常项目赤字和实现经济增长方面没有取得进展。
(四)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新自由主义理论在拉美地区迅速传播和扩散，并成为9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在“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下，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主要集中在下列几个方面。(1)贸易自由化。实施贸易自由化战略，就整个拉美地区而言，平均关税已从改革前的44％下降到目前的10％左右(15)。(2)开放资本项目。消除外汇管制，通过提高利润汇出额度和允许外资参与私有化等方式来吸引外国直接投资。(3)私有化。以直接出售、公开上市、管理人员购买、合资以及特许经营权和租赁等方式对国有企业实施私有化。(4)金融改革。实施利率市场化和国有银行私有化改革，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强化对金融机构的监督和管理。(5)税制改革。简化税制，削减贸易税，扩大增值税。(6)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劳工制度改革旨在减少解雇雇员的成本和简化招聘程序，社会保障改革则把传统的现收现付制改成基金制。
20世纪90年代拉美的经济改革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以市场化和自由化为导向的改革使拉美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实现了从封闭的进口替代模式向外向发展模式过渡的转变。在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控制的同时，财政失衡的现象有所减缓；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共同体等区域经济一体化再度兴起。然而，90年代拉美经济从持续衰退中的恢复性增长并没有恢复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水平。1995年墨西哥金融危机的“龙舌兰效应”和1999年巴西金融危机的“桑巴效应”加剧了拉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危机的滞后效应和扩散使得拉美恢复性增长放缓。由于拉美经济改革的局限性使得诸如收入分配等结构性问题继续存在，拉美经济依然脆弱，受到外部的冲击越来越大。
三、拉美国家发展困境评析
(一)拉美国家的制度选择与发展困境
拉美国家每次发展模式转型都是对制度重新选择的过程，但其结果仍然没有摆脱发展严重依赖外部资本、技术和市场的困境。发展的路径依赖和转型中制度的僵化选择是造成拉美国家发展困境的重要原因。从拉美国家发展模式转型的历史过程来看，世界格局或体系变化通过贸易条件的波动对发展模式转型前的社会经济制度结构形成了冲击，但是不同的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对这种外部冲击却作出了不同的回应，正是外部冲击与内部回应的互动推动了拉美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由于对殖民地时期的制度和欧洲市场形成了很强的路径依赖，独立后的拉美国家在制度变革方面显得非常脆弱(16)。独立运动应该说是拉美国家一次重要的制度变革，但是因制度创新动力不足，使得原有的制度不断僵化。进口替代工业化是拉美国家对外部冲击的有力回应，虽然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改变了拉美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并且一些国家进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但是长期的进口替代保护了幼稚产业，同时使利益集团的势力得到不断强化，结果产生了结构性的制度僵化。
首先，土地改革不彻底使社会压力缓解缺乏弹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土地改革能够缓解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拉美国家土地分配严重不公，导致大量无地农民流入城市和农村无地农民运动并存，过快的城市化和社会的边缘化并存。
其次，利益集团强化了传统的生产和分配制度。进口替代工业化期间产生了政府、本国资本和外国资本相结合的“三者同盟”体制。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没有提高利益集团的相容性，相反使得拉美国家的社会更加分层化，为数众多的人口被排斥在现代化之外。
再次，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形成悖论。拉美的发展奇迹大多出现于威权主义政府统治时期，而经济萧条时民主化却进展顺利。由于社会分化使得民众主义盛行，在民主化的浪潮下各利益集团在国家的制度选择和宏观调控政策上很难达成共识。
在内向型发展模式向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中，拉美国家不断地对制度进行选择和调整。大萧条证明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发展模式的脆弱性，而进口替代工业化虽然增强了拉美经济增长的内生能力，但是却造成了资源的低效配置，并且过度的城市化致使城乡结构性矛盾突出。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进程加快，又一次检验了拉美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9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对进口替代工业化弊端的“校准”，但是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的金融危机至少说明了拉美国家应对全球化的能力显得脆弱。
(二)发展模式转型期的社会经济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拉美发展模式转型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公、失业和贫困等社会问题恶化。虽然90年代拉美经济实现了恢复性增长，使社会问题有所缓解，但是并没有实现根本性好转。其一，缓解贫困的稳定性差，社会贫困呈现“城市化”特征。拉美对外资和世界市场的依赖以及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核心竞争力的缺失，都导致了拉美贫困问题的缓解易受到外部不利冲击的影响。其二，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收入分配高度集中，基尼系数超过了国际警戒线，巴西的基尼系数高达0.64，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成为拉美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痼疾(17)。其三，就业压力难以缓解。拉美地区经济不稳定和增长缓慢限制了就业创造能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和就业质量下降在拉美地区异常突出。其四，社会治安问题严峻。失业、贫困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等问题导致社会治安形势严峻，各种形式的犯罪有增无减。一般性犯罪和非法团伙(贩毒团伙、有组织犯罪团伙和走私移民团伙等)引发的暴力凶杀是拉美暴力活动的新特点。
此外，拉美国家政府官员腐败现象严重，权力“创租”甚为普遍。其后果是政党对于国家的责任逐步弱化，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政党执政的合法性遭受广大民众的质疑，因腐败问题而下台的政党为数不少。
(三)拉美的民粹主义与“拉美化”
拉美地区的民粹主义是影响拉美发展困境的重要因素。民粹主义主张依靠民众对社会进行激进改革，并积极动员民众广泛参与政治进程。阿根廷的“庇隆主义”、秘鲁的“人民党主义”以及巴西的“瓦加斯主义”等都具有民粹主义特征。20世纪30年代以来，威权主义与民粹主义两种政体在拉美国家交替出现，不少拉美国家的政治陷入了威权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循环。民粹主义政治不仅导致政治不稳定，而且往往会迫使政府追求福利主义经济政策，从而使经济丧失竞争力。一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拉美化”危机产生的根源(18)。
拉美的民粹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宏观政策手段调节收入再分配，而忽视了市场经济基本制度在本地区的创新。具体来说，保护本国幼稚工业，扩张政府规模；通过财政赤字等政策刺激需求，扩大社会福利；实施价格控制，提高名义工资以改善收入再分配；强调经济增长，忽视财政赤字及债务危险；支持城市化而忽略农村发展，造成了畸形的二元经济结构(19)。长期实施民粹主义经济政策的结果，使得隐性失业不断显性化，城市“贫民窟”大量出现，高额的财政赤字和外债积聚了财政风险，最终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经济发展失去了可持续性。
四、拉美国家发展模式转型的启示及借鉴
综观拉美发展模式转型历程，其几个突出性矛盾显而易见。对外部资本、技术和市场的依赖降低了拉美经济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负债发展战略引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长期的贫富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社会分化严重，而民主化的发展并没有有效地遏制大多数国家的腐败现象。因汇率制度僵化和政府监管松弛，金融危机的爆发危及国家的经济安全。围绕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拉美国家发展模式转型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第一，科学界定社会经济转型期的政府职能。拉美国家由于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政府的经济发展职能有所减弱。对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国而言，不应削弱而是要强化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政府在参与国际竞争、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公正等方面的主导作用。
第二，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拉美国家在经济的快速发展时期，注重追求经济增长，忽略了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社会改革缓慢也是导致拉美国家社会问题恶化的重要原因。伴随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需要社会改革相配套，健全与社会发展有关的各项制度，并提高社会支出比重。
第三，正确处理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拉美国家的工业化，在没有完善的土地改革前提下，导致了过度城市化，城市社会矛盾突出。因此，我国的发展要走新兴工业化道路，尤其要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使“城”“乡”协调发展，为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性变化提供基础性制度支持。
第四，确保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拉美地区的政局不稳导致政府无法保持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无力推行深层次的制度性变革，其后果是制度僵化，使社会经济问题的缓解缺乏制度创新来给予疏导。
第五，建立应对外部冲击的政策机制。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周期性变化使拉美国家的社会经济问题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增大。由于拉美国家的资本积累能力较低，对外部储蓄的依赖成为困扰拉美国家发展的历史难题，并对国家的金融安全形成了威胁。随着我国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应提高国家的经济安全意识，并建立应对外部冲击的政策机制。
注释：
①[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等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
②学术界对结构主义理论与拉美依附论的划分存在争议，大多数学者把结构主义理论划归到“依附论”的一个重要分支(袁兴昌，1992年；王正毅，2003年)，而一些学者认为，将拉美经委会的结构主义理论与依附论混为一谈是不合适的(苏振兴，2000年)。本文采用后者的划分方法。
③王正毅、张岩贵著：《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与现实经验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42～268页；[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著，杨衍永等译：《帝国主义与依附》，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苏振兴主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第134～135页。
④李明德主编：《拉丁美洲和中拉关系——现在与未来》，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年，第174页。
⑤江时学：《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与拉美国家的改革》，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第31页。
⑥张宇燕：《个人理性与“制度悖论”——对国家兴衰或经济荣败的尝试性探究》，载《经济研究》，1992年第11期。产生制度悖论的几个基本答案是：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及积累效应、制度非中性与利益集团、相对福利理论与非适宜制度选择、“搭便车”与制度惯性、“理性的无知”与“集体行动的逻辑”、封闭系统与制度僵化。
⑦尹朝安：《拉美发展模式的制度分析》，载《拉丁美洲研究》，2005年第3期，第36～37页。
⑧董国辉：《“荷兰病”是拉美经济转轨的主要障碍》，载《拉丁美洲研究》，1994年第2期，第41页。
⑨林毅夫著：《发展战略与经济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1页。
⑩江时学等著：《拉美与东亚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第284页。
(11)[美]斯塔夫里亚诺斯著，迟越等译：《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178页。
(12)[美]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著，王宁坤译：《简明拉丁美洲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23页。
(13)[英]威克托·布尔默·托马斯著，张凡、吴洪英译：《独立以来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326页。
(14)吴国平主编：《21世纪拉丁美洲经济发展大趋势》，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9页。
(15)江时学：《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与拉美国家的改革》，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年第6期，第32页。
(16)[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著，高祖贵译：《世界经济霸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页。
(17)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基尼系数接近0.60；而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是收入分配集中程度最低的国家，基尼系数在0.48以下。参阅吴国平：《构建和谐社会：拉美的经验教训》，载《南方》，2005年第16期。
(18)许向阳：《如何避开“拉美化”危机》，载《南方周末》，2003年9月4日。
(19)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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