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亚玲[1]2007年在《“9·11”后的美国爱国主义与对外政策》文中研究表明爱国主义往往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但从学术角度考察，爱国主义的概念及其对象、手段及道德立场等都存在重大争议。本文认为，爱国主义是个人对国家的热爱，它是由祖国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所激发的，并以对国家与同胞的福祉的特殊关切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外，本文也明确界定了“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并指出对“敌对他者”的建构是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的根本动力。本文以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为视角来考察美国的对外政策。美国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化的美国爱国主义有着共同的思想和宗教基础，但美国公众和官方对威胁来源的判断差异、以及美国官方所拥有的动员能力，导致了它们或者服务于美国爱国主义、或者服务于民族主义化的美国爱国主义，这些不同的模式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历史与现状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历史上，美国对外政策一直处于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两股力量的斗争之中。重要的时间点是1898年美西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西战争之前是爱国主义主导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而在此后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则是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的势均力敌时期，战争期间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往往占据主导，但战争一旦结束，爱国主义便又重新回到前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为“9·11”后美国公众的爱国主义被迅速民族主义化奠定了基础。“9·11”后，美国人民产生了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布什政府迅速对民间的爱国主义热情加以民族主义化操作，并通过一系列手段使之得以制度化。民族主义化的美国爱国主义对美国对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构成了叁个逻辑递进的方面：它导致美国强化了对伊斯兰世界的防范；通过不断扩大恐怖主义“敌人”的范畴，美国将反恐战争推至全球范围；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走向极端，美国错误地发动对伊拉克战争和全球性的民主推广。美国爱国主义的反思和回归将会是一个反向的逻辑递进，目前尚处于主要反思伊拉克战争的阶段，对反恐等其他领域的反思尚需时日。布什政府今后一段时间的对外政策仍将继续为民族主义化的爱国主义所主导。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爱国主义在经历了其原始状态和后来的民族主义化之后，必将重归其真正的内涵。就美国而言，类似的进程也必将发生，尽管其轨迹可能更为特殊。
曾艳梅[2]2014年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视域下的布什主义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布什主义”是美国21世纪第一位总统乔治·w·布什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对美国大战略的探索和实践,具有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本文尝试以美国大战略为研究视角,主要研究了布什主义的形成因素、核心内涵、全面实践以及历史影响等内容。全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组成。绪论部分对选题的缘起与意义；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状况；文章的框架、写作方法、重难点和力图创新之处等内容进行了介绍。正文部分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从美国大战略相关概念入手,介绍了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演进过程,剖析了其与布什主义之间的关系。布什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国家安全战略,是美国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组成部分,是在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进行探索基础上的一种实践。第二章阐述了布什主义的形成因素。布什主义的物质基础是美国雄厚的国家综合实力和强大无比的军事实力；思想基础是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和新保守主义思潮；它还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布什总统个人因素的烙印；“9·11”事件是“催化剂”,最终促使布什主义成型并出台。第叁章主要分析了布什主义的核心内涵。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布什主义包含反恐(近期)和称霸(中长期)两大战略,由反恐、先发制人及单边主义叁个核心要素组成。这叁个核心要素的内在联系如下：“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的重点是反恐、遏制“无赖国家”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为了实现这种目的,就必须采用先发制人或预防性战争的军事手段；这个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连接途径就是单边主义对外政策行为。第四章主要介绍了布什主义的实践情况。本章分两个阶段探讨了布什在其两届执政期内对美国大战略的思考和实践。第一阶段从“9·11事件”发生到布什政府第一任期结束,关键词是“反恐”、“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代表性事件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其中伊拉克战争是对布什主义的全面实践。第二阶段主要介绍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针对前一阶段实施过程中遭遇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整、修补和“善后”,被学界称为“新布什主义”。第五章主要从美国大战略视角出发审视、剖评析布什主义,并对其历史遗产和历史影响作出评价。布什主义是一种野心勃勃、充满冒险因素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纲领,它的实质是后冷战时期新时代背景下的帝国战略,对国际秩序和世界格局形成了极大的冲击；它自身存在的若干缺陷及其面临的种种限制决定了它有限的生命力。结语部分,对正文的观点进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启示。
金那炫（Kim, Na, Hyun）[3]2016年在《冷战后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困境—理念与现实的背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正义战争论为理论分析视角,简述了美国对外干涉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重点分析冷战后美国的人道主义干涉所造成的影响。本文认为由于美国人道主义干涉政策存在严重的理论依据的局限性,并受现实国家安全利益的驱使,因而出现干预的结果与人道的初衷相背离的现象,甚至成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的根源。本文的基本假设是：美国的人道主义干涉是对外干涉政策发展的结果。它以夺取世界霸权为目标,从罗斯福的新门罗主义开始,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美苏冷战之后发展形成的美国外交基本理念的一部分。随着时代的变化,美国人道主义干涉体现出不同的目标,如：反帝国主义、遏制共产主义、维护人权等,但它的基本理念一直没有变化,即,预防或阻止威胁美国安全和自身利益的外部势力。人道主义干涉政策是冷战后美国采取的新外交战略。1994年的美国安全战略中明确地表示以“干涉”为目的。“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从未更为重要。如果我们在国外发挥领导作用,我们可以使美国更安全,更繁荣”。为此,本文主要分两部分进行论述。前一部分从理论上分析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理念及实际考虑因素；后一部分则运用前一部分的研究成果探讨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实践、局限及其原因。具体而言,在第一部分,本文从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视角阐述了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根据“正义战争论”的内涵与条件。本文把该理论分为开战正义,交战正义以及战后正义,探讨了正义战争论的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同时本文也介绍了从罗斯福的“新门罗主义”到冷战后“人道主义干涉”的美国对外干涉政策的演变过程。在第二部分,文章首先分析美国人道主义干涉政策的实施,包含两个方面“国家安全利益”和“对外政策理念”,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以“国家安全利益”和“对外政策理念”为基础的干涉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单边人道主义干涉、美国主导下集体干涉、多边合作下的干涉,以及事后消极的干涉。本文根据不同的干涉方式,选择与之相对应案例进行研究；2003年对伊拉克的单边主义干涉、1998年美国的主导下和北约盟国进行的在科索沃的干涉、2011多边合作下进行的利比亚干涉,还有没有进行干涉的1994年卢旺达事件。最后,本文探讨了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理念缺乏,实际决策有局限的情况下,美国所选择的干涉带来的严重后果。美国人道主义干涉政策的理念与现实的背离已导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因此,美国人道主义干涉再不能作为“答案”,而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只要本文指出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以人道主义为由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困境还是难以摆脱。
杨子辉[4]2007年在《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布什外交战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新保守主义产生和历史发展为起点,介绍了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基本思想内涵与外交理论,并与新自由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进行了对比,以期厘清新保守主义的思想脉络。新保守主义者原本属于自由主义阵营,60年代因对自由主义所支持的反传统文化的极端倾向不满,开始逐渐向保守派靠拢,并展开了对自由派的口诛笔伐。他们也因此而得到保守派注意。80年代,随着里根入主白宫,新保守主义获得了将其外交思想付诸实践的机会。顽固、僵化的反苏反共主张使其成为美国输出其民主观念的主导理论,新保守主义思想也由此而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新保守主义的发展历史充满波折。到90年代中期,新保守主义与保守主义进一步融洽,在很多方面已经很难区分彼此了。所以,新保守派教父欧文·克里斯托尔说新保守主义已经成为一个只具有历史意义的字眼了。但新保守主义并没有真正死亡,而是处在新的嬗变之中。冷战后的国际形势,促使新保守主义者重新思考美国的国家利益和世界地位。正是他们首先提出了单极格局论和新帝国论,并且为美国输出其民主观念摇旗呐喊,公开宣扬美国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是最优秀的,是普世性的。要求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展开民主输出战争。这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意识形态战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演变,新保守主义已经成为主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一支独特政治力量,它拥有自己的世界观,战略定位,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9·11之后,布什政府对付恐怖主义的“先发制人”战略和对“无赖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观念都出自新保守主义之手。布什的“富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使新保守主义影响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成为可能。尤其是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面临特殊的国家安全环境,新保守主义的核心外交理念都被写入了“布什主义”之中。伊拉克战争是新保守主义思想付诸实践的典型表现,以此为起点,布什政府开始了对中东地区的民主改造,这对世界格局与大国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保守派所固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带来许多不利因素,值得密切关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混乱局面导致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实施严重受挫,新保守主义外交战略也因此受到强烈谴责,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新保守派顽固、僵化的立场和观点。作为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外交思想的奇异结合,新保守主义将成为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的长期性因素。
徐娟秀[5]2010年在《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美国的单边主义始于殖民地时代,所谓的“中立”使美国远离欧洲纷争,避免欧洲旧大陆体系的束缚,与欧洲保持良好的关系,这对于早期美国的殖民扩张、保护美国本土安全起到了一定作用,也使美国日渐国力强大,羽翼丰满,开始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历届统治者也由此认识到了单边主义的信条的重要性。单边主义成为美国外交的一种传统。与此同时,在必要时期,也不避免使用多边主义。由此可见,单边主义或多边主义只是美国实现其“世界霸权”目标的外交手段。2001年小布什总统上台,将单边主义发挥到极致。曾一度不顾世界人民及本国人民的谴责,抛弃多边主义。2003年3月20日,美国以伊位克隐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主义为借口,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公然单方面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是一场引发争议战争,在整个世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也带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和思考。2009年奥巴马总统就任后推出了“奥巴马主义”,全面修正了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外交,使美国外交由单边主义向多边主义回归,呈现出新的气象。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要放弃单边主义呢?美国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单边主义。单边主义是美国外交的一种传统,是与美国的“霸权”目标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美国历届外交政策都是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结合,表现为单边主义或是多边主义都是由当时的外交环境决定的,也只是一种外交方式的改变,根本目标不会发生改变。
何军[6]2009年在《从国际法角度探析“布什主义”》文中研究说明冷战结束后,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方面,美国都具有非常明显的巨大优势。美国积极进行跨世纪的全球战略规划与部署,致力于建立由其主导的单极世界。2001年布什政府执政后,代表共和党的右翼强硬派的布什政府体现着浓厚的新保守主义思想,鼓吹强硬的对外战略和军事政策。“9·11”事件在给美国造成巨大震撼的同时,也为布什政府谋求建立由其主导的单极世界带来了绝好的机遇,新保守主义思想得到付诸实践的机会,布什主义便应运而生。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的国际格局是布什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新保守主义是布什主义的理论根源,而“9·11”事件则是直接催生布什主义的导火索。布什主义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谋求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是其主要内容,并具有实力主义、简单主义和实用主义叁大特点,其实质是美国致力于建立由其主导的单极世界总目标下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为。具有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和军事打击叁大基本内容的布什主义与布什政府的内政外交相生相伴,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是布什主义正式形成的标志,在布什主义指导下的伊拉克战争则可认为是布什主义理论思想的应用阶段。阿富汗战争突破了传统国际法中关于自卫权理论的诸多条件限制,伊拉克战争则是一场彻彻底底的非正义侵略战争。如果说阿富汗战争多少还蒙着一层反恐自卫的神秘面纱的话,那么伊拉克战争则彻底暴露出了美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真面目。布什主义的一系列外交实践开创了国际关系中诸多危险先例,给联合国集体安全体制及世界多极化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在对联合国权威及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造成巨大冲击和挑战的背后,布什主义外交政策对当今国际法也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冲击。美国一系列单边主义行为,尤其是充分体现了布什主义外交特征的伊拉克战争破坏了现行国际法体系中主权平等、和平解决争端、不侵犯叁大基本原则,也严重违反了现代国际法保障和平与发展的宗旨,是对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五十年来的现行国际政治及法律秩序的破坏。然而在给国际关系与国际法造成巨大冲击的冲击与挑战的同时,布什主义本身来遭受到来自国内外的诸多谴责与批评,第二任期内布什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向多边主义的回归趋势说明国际合作仍是解决国际关系交往中众多问题的最合理选择。加强联合国权威,完善现行国际法机制需要世界各国更多努力。
韩凝[7]2013年在《美国的伊拉克战后国家重建战略与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如何进行伊拉克的战后国家重建。以国家重建为基本概念构建理论分析框架，论文试图将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的研究相结合，从大的战略层面和具体的政策执行层面探究美国在伊拉克战后开展的国家重建活动。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回顾和梳理了“9·11”事件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以“反恐”为目标的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视为最为主要的威胁，并将“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和推进民主价值观念作为根除恐怖主义的主要手段。在此背景下，美国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并卷入了一场规模庞大的国家重建活动。美国对伊拉克的战后国家重建本质上可以视为是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后政治转型，其核心目标是在伊拉克建立起西方式的民主体制，从而在中东地区获得推广民主价值观念和维护其地缘政治利益的立足点。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美国伊拉克战略的核心目标并未发生变化，推进伊拉克的民主化进程、将伊拉克保持在其战略轨道上构成了这一目标的基本内容。为此，美国从政治、社会、经济叁个方面对伊拉克展开了战后国家重建，力图按照自己的战略意图塑造战后的伊拉克国家。第二章探究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核心问题——政治重建。伊拉克战后在国家形态上迅速呈现出“失败国家”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其近现代政治发展史上形成的“强权依赖性”。这种“强权依赖性”的背后反映出的是脆弱的民族国家认同、美国战前战略认知的失误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构成了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的主要困境。面对这一情景，小布什政府的政治重建政策乏善可陈。美国虽然主导伊拉克实现了国家体制的激进转型并且试图通过派出省级重建小组的方式来提高伊拉克政府的治理能力而对伊拉克确立起来的民主制度进行加固，但取得的成效十分有限，伊拉克的民主政治依旧脆弱。第叁章致力于研究伊拉克战后重建中最为关键和最富挑战性的问题——社会重建。由于战争的原因，数以百万的伊拉克人沦为难民，流离失所，涌向邻国，这构成了美国对伊拉克战后进行社会重建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伊拉克难民问题不仅影响该国的国家重建进程，也关系到周边国家和地区形势的稳定。缺乏一个健全的公民社会则是伊拉克战后社会重建中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它不仅引发了教派、族群间的冲突，也导致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难以有效运作。近现代政治发展史上的“强权依赖性”和市场经济的缺位是造成伊拉克公民社会欠缺的重要原因。针对社会重建领域存在的问题，美国国际开发署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通过向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来吸引难民归国和安置伊拉克境内流离失所的人；在此基础上，它又提供资金、技术援助来推动建立伊拉克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增强其行动能力。但历史发展的惯性使得伊拉克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社会的全面转型。第四章关注伊拉克战后的经济重建问题。美国的伊拉克战后经济重建的主要目标是在该国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和控制其蕴藏的丰富的石油资源。然而，长期以来石油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国家居于中心地位的分配模式构成了伊拉克战后经济转型的结构性障碍。特别是在经历了与伊朗的战争、入侵科威特导致的国际社会制裁和海湾战争，伊拉克的经济不仅高度军事化，还遭受了致命性的打击。在此情况下，萨达姆政权建立起了食品的定量配给制度并且通过“石油换食品”计划，走私石油和私下进行贸易，获取了巨额的利润。伊拉克国内形成了权贵阶层掌控的石油走私、国际贸易的特权经济渠道和广大民众依靠食品配给勉强度日的双轨制经济，依附——附庸的生产关系至此成型。为了解构这种落后的生产关系，美国试图以推动私营经济发展的方式来对伊拉克经济进行市场化改造。但由于历史长期形成的经济模式和美国能力的限度，伊拉克战后的私营经济虽然有所发展，但石油产业仍是伊拉克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同时，围绕石油资源伊拉克各派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严重制约了石油在战后经济重建与发展中本以发挥的作用。第五部分作为本文的结论，从总体上对美国的伊拉克战后重建战略与政策做出了评估，认为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和对伊拉克进行战后国家重建的战略目的已经初步实现，伊拉克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但鉴于美国战略的收缩和其主导的国家重建超越了伊拉克正常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而引发了伊拉克战后局势的持续动荡，美国这一重建活动的战略收益到底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刘阿明[8]2005年在《布什主义——关于美国新帝国战略的一种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客机对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两地进行自杀性攻击,并造成数千人伤亡的悲剧性事件为楔入点,着重分析了布什(George W.Bush)政府(2001年1月-2005年1月任期)因此而在国家安全战略方面实施的一系列重大政策调整——即通常而言的布什主义,探讨了长期存在于国际政治中的(新)帝国(主义)理论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产生的美国(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潮的结合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宗旨和行为的影响,从而揭示出以布什主义为标签的美国外交理念和政策实践所具有的浓厚“帝国”气息。 布什主义的基本思路是:美国应积极运用目前所享有的支配性军事及其他权力,改变目前它认为混乱和危险的世界体系,造就一种符合美国的偏好、反映美国的利益和价值、从而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国际秩序。这种思路之所以能够在现任布什政府发展得比较完全,一个重要的直接原因是“9.11”事件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美国决策当局对今天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及应对威胁的手段的认识。反恐随后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当务之急。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可谓积极而全面,更引人瞩目的是,基于对恐怖主义根源的新认识,它公开推行“政权变更”和“国家建设”,希望藉此从根源上铲除恐怖主义。应对新威胁的“新”手段是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伊拉克因具备种种条件而成为这一手段的试验场所。尽管先发制人/预防性战争的逻辑极大地违背了国际法规定和国际惯例,也不符合国际秩序的根本目的——和平与繁荣,但布什政府的对外行为方式——单边主义——决定了它罔顾国内外的反对,依然在伊拉克战争乃至其他国际事务中一意孤行。由此,制度反恐、先发制人及单边主义便叁位一体地构成了布什主义的核心内涵。后者旨在以美国绝对利益为主导,随时准备利用超强的综合实力追求和服务于既定的国家利益目标,即美国治下的和平或美利坚帝国。 以布什主义为标识的一系列帝国倾向甚浓的美国对外/安全政策对当今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仅对国际法、联合国的权威构成了挑战,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重塑了大国关系,改变了国际秩序。但是,随着布什主义的试验场——伊拉克局势的发展,美国国内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向掣肘作用越来越明显,这种帝国政策将被迫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其好斗姿态,布什第二任期内会在这方面有所行动。
王联合[9]2004年在《美国新保守主义及其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从美国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关系入手,分析了新保守主义的兴衰流变、基本思想和主张及其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 新保守主义兴起于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从外延上看,它是以新保守派为代表的一种政治思潮,是新保守派对 60~70 年代美国政治的思想反应。从内涵上看,它最初从自由主义起家,却以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正当”学说为哲学基础。在其理论形态的建构过程中,新保守主义吸收了古典自由主义和传统保守主义的思想内核。 作为一种政治思潮,新保守主义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跌宕起伏,一波叁折。60~70 年代,新保守主义从自由主义倒戈,转向保守阵营,并在当时的政策辩论中崭露头角。80 年代里根执政时期,一批新保守派人士加入了里根政府,得以把他们的外交理念变成政策实践,从而使新保守主义名噪一时。冷战结束后,新保守主义一度陷入低潮。但是,布什政府的上台为新保守主义提供了重整旗鼓的机会,“9·11”事件的发生更使它的政策主张大行其道。 新保守主义信奉民主和平论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教条。它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在对外政策上注重意识形态因素,主张积极推广美国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同时又强调充分运用美国的实力优势处理对外关系和对付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要求实现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在“9·11”之后,新保守主义提出了对恐怖主义组织和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方针,以及对“无赖”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理念。 布什政府与新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具有共通性,这使得新保守主义主导布什政府的战略思维和政策选择成为可能。“9·11”后,这种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新保守主义影响布什外交的典型表现是,美国不仅对伊拉克发动了先发制人和促使政权更迭的战争,而且以伊拉克为起点推行改造中东的民主试验。同时,布什政府一度在对华政策上倒退,造成中美关系的紧张和不稳定。 伊拉克战争是新保守主义对布什外交的影响达到顶点的标志。然而,新保守主义时下的风光却不能掩盖它同时面临诸多挑战的事实。从社会力量、经济资源、外交压力和国际格局来看,新保守主义要想真正打赢“观念之战”仍然是“任重道远”。就当前而言,伊拉克战争对新保守主义可谓一把双刃剑。伊拉克重建的成败得失将直接决定新保守主义的影响限度和发展前景。
张芳[10]2012年在《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得失分析》文中提出从2003年3月20日美国向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射第一枚导弹至2003年5月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林肯号航空母舰宣布伊拉克地面战争结束,历时42天的伊拉克战争就此划上了一个句号。军事打击很快结束，但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无限的。本文第一部分主要概括和阐明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多方面原因，还有美国的战略目标：推行全球霸权战略，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利益；力图通过对中东国家的控制来掌控世界能源供应命脉进而维护美国的经济霸权；强势向中东地区美国民主，打击阿拉伯反美势力，为其重整中东秩序扫清障碍。总体来看，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有得也有失，本文第二、叁部分是重点，详细论述了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得与失，并认为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失去远大于得到：美国得益之处在于加强了对中东地区能源生产基地和供给通道的控制；缓解了美国军事工业的发展压力，间接刺激了自身经济复苏；排挤了在中东地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主导伊拉克战后重建，巩固扩大了在中东的全方位控制力。有得必有失，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所失去的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伊拉克战争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影响其全球战略利益；并且，巨额的战争消耗使美国政府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导致恐怖主义势力抬头，威胁到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美国国内社会矛盾，影响美国社会政治稳定，进而使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受挫。本文第四部分主要是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思。认为伊拉克战争导致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强化了美国霸权主义政策取向，刺激了国际恐怖主义不断升级和世界范围的军备竞赛，破坏了联合国框架下大国合作的国际安全秩序，严重威胁世界和平。鉴于以上分析并反思在当今时代，本文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国家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谋求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中注重综合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1]. “9·11”后的美国爱国主义与对外政策[D]. 潘亚玲. 复旦大学. 2007
[2]. 后冷战时期美国大战略视域下的布什主义研究[D]. 曾艳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3]. 冷战后美国人道主义干涉的困境—理念与现实的背离[D]. 金那炫（Kim, Na, Hyun）.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4]. 美国新保守主义与布什外交战略[D]. 杨子辉. 中共中央党校. 2007
[5]. 布什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研究[D]. 徐娟秀. 兰州大学. 2010
[6]. 从国际法角度探析“布什主义”[D]. 何军. 青岛大学. 2009
[7]. 美国的伊拉克战后国家重建战略与政策研究[D]. 韩凝.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8]. 布什主义——关于美国新帝国战略的一种研究[D]. 刘阿明. 复旦大学. 2005
[9]. 美国新保守主义及其对布什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D]. 王联合. 复旦大学. 2004
[10].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得失分析[D]. 张芳. 新疆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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