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学术史与“话语体系”创新——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及其典型案例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体系论文,重写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伴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在缩小，学术上强调与西方“接轨”的同时，也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和西方主导的“话语体系”不断受到各种挑战。有关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以及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创新等问题越发受到重视。实际上，这样的学术趋向并非骤然而至，而是有其累积经过和发展历程。上述挑战不但可以追寻到更早，而且不限于经济学界域，也不仅仅出现在中国学界。大家可能记得，早在20世纪前期，德国人斯宾格勒(O.Spengler)先后付梓的两卷本名著《西方的没落》(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就产生着强烈而持久的震撼。上世纪后期，美国人柯文(Paul A.Cohen)试图“在中国发现历史”，提出所谓“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也译成“中国中心取向”)。①无独有偶，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的《中国方法》，在方法论上倡导逐步形成“以中国为方法的中国学”，同样振聋发聩影响深远。②我国学者的努力并非仅限于学术视点变迁或理论方法鼎新，而是要追求更深层面的拓进，反思、刷新乃至改写或重写学术史，聚成国人的宏大学术抱负。如“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倡导“重写学术史”，成为伴随出土资料新出、文献释读新解以及科研手段提升之后要求创新学术史的典型标志。近期，美国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的《重写中国古代文献》中译本面世，也是基于“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发现与整理。他要重写的不仅是学术史本身，甚至连构成学术史基本要素的“文献”都要被“重写”。③近年来，我国学者也刊出了重写文学史、哲学史、翻译史等方面的著述，还召开“重写学术史”的专题研讨会或刊物开辟专栏。更值得关注的是，在“重写”的学术潮流中，我国学者不仅注重“重写”与“话语体系”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且将“重写学术史”同中国“学科范式”创新紧密相连，如《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等书问世。④这些固然同“后现代”思潮不无关系，但联系“话语体系”或“学科范式”创新的学术价值不容小觑。那么，经济学领域如何呢? 二、经济学术史探索与“话语体系”创新 如上所述，我国学界有关学术史的“重写”(rewrite)潮流既是质疑“西方中心论”趋向的延续与深化，也是新的研究资料发现和科研手段革新的必然要求，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学术研究体系化进步的重要体现。“重写”无疑是“创新”，而不是修修补补。“重写学术史”同“话语体系”、“学科范式”创新相辅相成，标志着中国学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也是有积累、有实力、有自信的学术倡导与科研实践的凸显表征，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创新奠定了基础。在学习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如何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本国的实践和发展道路，不断概括出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开放的新概念、新范畴，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成为诸学科学者的共同使命。 “重写学术史”是学术和文化繁荣的体现，其基础是社会发展和经济强盛。众所周知，经济是基础，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与发展肇端于经济，而经济的活力会促发学术的繁荣。在我国其他学科强调“重写学术史”的时候，经济学家、经济史家更是任重道远。前些年，笔者认识到我国经济学的跨世纪发展与深进的前提和基础，离不开梳理、总结和分析、研究学术史，因为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往往不能限于一般性实践总结和理论本身的推理或演绎，还要求以大量实证研究的坚实成果来佐证或检验，更需要通过学术史的系统考察来总结、提炼和完善。推动中国经济科学的发展，系统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应当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这不啻为丰富和发展经济史学以及理论经济学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创新之路。所谓“话语体系”，必经长期学术发展历程的积淀抽象才能逐步凝聚形成，非一朝一夕的“建构”可以成就。 诚然，迄今有关经济学的学术史研究还比较薄弱，中国经济学术史还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十几年来，笔者在中国经济学术史的探索和倡导方面下了一些功夫，也提出了一些探讨性论点。⑤指出“经济学术史”是一个较为广博的概念，其研究对象涵括经济文献学、经济学说(思想)史、经济学史、经济史学史、经济学研究史、经济学批评史、经济理论发展史、经济学科发展史、经济观念发展史等。其核心是研究经济学诸学科的形成、发展、特性、问题、趋向等等，考证经济学诸学科的创立基础、分布格局、演进脉络及主要研究对象、领域、方法、素材及研究群体、科研组织和相关的制度变迁等；以及教育领域中经济类相关学科专业的设置、课程的安排、教材的编选等等。其基础则是对经济学研究史进行文献计量学和理论阐释学的分析研究，考察特定时代哪里的什么人怎样思考或研究经济问题，是基于怎样的状况，要研究解决的是哪些具体问题，采用的是什么理论方法，发表或出版了哪些成果，提出了何种论点或得出了怎样的结论，以及这些方法和观点的实效如何等等。理论上重点考察在上述基础之上逐步蓄积而成的经济概念、话语、范畴、学说乃至理论和规律，如此等等。还要关注影响人们进行经济思维、研究、活动以至决策的社会经济状况、思想文化特征、政治制度背景等因素；搞清楚“是怎样的”及其关联因素的存在，进而深入探讨“为何如此”以及“诸因素之间关系如何”等等，以阐释经济学术发展史的脉络和规律。在经济学尚未成为独立学科的时代，则主要考察人们如何进行经济思维、对经济事物形成怎样的认识、意见以至思想主张等。 不难看出，与上述内容和问题关系最直接、联系最紧密的学科就是经济思想史。但经济学术史并非经济思想史或经济学史本身，其研究内容如上所述要宏博许多，可以认为有关经济学术史的学理范围、研究对象、理论方法等等的规制与界定，本身就是经济科学创新的重要内容。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系统研究，包括进行相关的中外比较，一方面有利于总结和完善“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提炼和抽象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另一方面有利于丰富和深化发展经济学以至理论经济学的学科内容和学理基础。应当说，不进行经济学术史的梳理考察，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就很难真正实现，至少难有学术生命力。其实，“学术史”离我们每一位研究者包括经济学者都很近，无论撰文著书大多都会以“学术史的回顾”开篇，这不仅是“问题意识”的背景，更是承前启后开展研究的依据。不过，就某个问题进行其学术史的回顾，与系统考察和研究特定门类或学科的学术史是不同的。 学术史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层面，就是进行典型案例的实证考察，这也是研究话语体系创新问题的必经步骤。近年来，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创新问题，益发引起经济学界不少学者的注重，也开展了一些卓有成效的摸索和践行的努力。不过，对于如何构建和怎样创新，各种论点林林总总、莫衷一是；科研实践也是方方面面、见仁见智。这当中，张卓元老师等著的《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以下简称《史纲》)，⑥则是将探索落到实处、经得起检验的成果中颇具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如上所述，“经济学史”本身即是学术史的内容，此研究同样经历了不断“重写”的创新历程，以其突出的科研特色和学术贡献，引领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路径，成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和经济学术史中需要认真总结和深入研究的典型案例。 三、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的五大关键性基础 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必经一个积累和凝成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当我们进入《史纲》实例考察之前，首先需要认识其作为话语体系建设代表性典型案例赖以成立的背景基础，这些也是经济学话语体系需要创新、并且有可能创新的前提条件。这些基础条件具有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普适性，并非《史纲》所独有；而《史纲》的成功更有其若干独具的学术优势和科研特色。 毋庸讳言，近现代科学包括社会科学都是以“西方”和“近代”为前提或基础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更是如此，从而中国经济学有“舶来”之说。那么，不在西方、也不是近代即离开了上述两个前提，又是怎样的情形呢?姑且不论世界文明史中远早于西方经济文化就很发达的中国是如何发展的，就是作为现今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来发展本国经济，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传入之后，亦需要经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过程。然而，1949年以后特别是近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是不争的事实，这就从一个方面有力地证明——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之路走对了。要弄清经济理论正确与否、其科学性如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从1949年到2011年，中国经济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以1978年年底为界，前30年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阶段，后30多年“改革开放”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阶段。这些离开了“西方”和“近代”的探索历程和建设成就，对西方主流经济学“话语体系”提出了挑战，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未必只能走一条西方那样的道路。20世纪后几十年，随着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腾飞”，早有预言家提出“21世纪是亚太的时代”；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迸发出的勃勃生机与持续活力，尤其是经济上不断取得的巨大成就令全球瞩目。人们在正视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必然引发对“中国道路”或“中国特色”等问题的思考，进而提出“话语体系”创新的理论需求，这无形中与上述我国诸学科“重写学术史”的潮流互相呼应、相互促进。 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可谓“正逢其时”，至少以下五大关键性基础可以佐证： 首先，大量经济数据(包括《史纲》提供的)表明新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奠定了“话语体系”建设的实践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阶段结束的1952年，GDP为679亿元人民币，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居世界第十位；1952—1978年年均增长率为6.1％，而1979-2012年则高达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仅为2.8％。“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速和高速增长持续时间均超过经济起飞时期的日本和韩国，GDP连续跃升新台阶，1986年超过1万亿元，1991年超过2万亿元，五年翻番。进入21世纪后，2001年超过10万亿元，2010年达到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进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1953—2013年间GDP按可比价计算增长了122倍，人均GDP也由1952年的119元增加到2013年的41908元(约合6767美元)，数据证明改革开放取得了无可辩驳的经济成就!再来看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由新中国建立前夕的不足1％，增加到1978年的1.8％，再到2010年的9.5％，2012年已上升到11.5％，2013年达到12.3％(56.9万亿元)，这样的比重变化证明世界经济格局发生着重要变迁。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⑦因此，中国应当也有能力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 其次，从近30多年来中国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年均增速以及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指标比较来看，中国经济已经走上具有连续性、规律性和理论性的发展之路；相形之下西方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原有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产生着催化作用，也使得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西方主流经济学面临困境，这就为逐步增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需要注意，这不等于说中西方经济学是割裂对立的“跷跷板”，其实都是人类共同创造的学术结晶，并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应当看到，话语权的“底座”就是实力，其核心就是经济实力。上述势头在持续发展，国人对“话语权”问题的认识也在深化。可喜的是，近年我国经济学界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危机和中国经济学话语权问题有敏感的认识，已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卓有见地的论点和研究成果。⑧ 再次，前述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中心论”在若干领域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创新提供了全方位的学理支撑。在概念、范畴以及表述方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和风格的学术话语体系时机已趋成熟。大家熟知，主流经济学植根于西方市场经济的土壤，其理论抽象也主要是源于西方世界的经验，在一定的时期和地域中其“工具理性”发挥的作用毋庸置疑，包括为我国的经济研究持续提供重要的分析工具和理论借鉴。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格局的变迁，西方主导的经济学体系却在此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断遭遇挑战，其自身也面临“后现代”层出不穷的危机，从而不仅是我国学界，即使是西方国家在探寻拯救危机的“灵丹妙药”之时，往往也认识到中国悠久的经济文化和先贤哲理以及政策措施中蕴涵着许多可以借鉴的重要思想资源。这是中国特有的、亟待开发的巨大“财富”，也是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珍贵资源。 进而，新中国已经历了一个甲子有五的风风雨雨，具备了在岁月长河中形成阶段性经验总结的基本条件和前后期比较的发展特征。笔者提出，一般说来“当代史”大约经过30年即基本形成一个可以总结研究的“历史阶段”(叶坦，2013)。太短，尚不足以形成“规律”，而且当事人的主观情感色彩可能影响科研的客观性；太长，则恐“连续性”有余而“阶段性”难分，新中国“两个30年”的历程为总结分析和比较研究提供了条件。尤其是，近几十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也从“摸着石头过河”向“探索理论支撑”深进，这就为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提供了经验总结、探索积累与理论准备。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进行理论探究和蓄积，进而贯通到对新中国建立以来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系统爬梳，成为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的重要基石，《史纲》即是最具代表性的成就，凝成一座坚实巍峨的里程碑。 最后，中国不仅有着现今骄人的经济成就，而且作为东方的文明古国和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其光耀千秋的文化传统、人文思源，还有着“经世济民”的悠久学脉。中国的“经世济民”之学，发展远早于西方，曾实实在在地支撑着庞大帝国的长久运营、持续发展和创造辉煌，并对世界包括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以下详述)。人口众多的中国还有着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宝贵经验，能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重要参照，证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并非只能走一条与西方同样的道路。中国有着经济文化发达先进的古代和经济高速发展迈向领先的当代，赋予我们谈论“话语权”和创新“话语体系”的资格，这些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的独有资源，也是中国对发展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可能做出特殊贡献的优势。 总的看来，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既有迫切的“需要”，也具备了逐步实现的“可能”，《史纲》的问世正逢其时，以之独到的创新特色和学术贡献成为典型案例。 四、《史纲》的创新特色与贡献引航导向 记得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N.Keynes，1852—1949)说过：“毫无疑问，为构造一门学问而提出正确的方法是一回事，而成功地把这门学问建立起来是另一回事。”⑨这是他在1891年说的。尽管长寿的老凯恩斯名气不及其子，但他秉承马歇尔学脉、在剑桥学派的经济学方法论标准教科书中阐发的这些话，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史纲》在中国特色经济学理论探索和话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典范作用，正在于其不仅为理论创新提出了正确的方法，而且还成功地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基本架构，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和中国经济学术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作为首部对新中国60多年经济探索与理论成就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的著作，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主要历程。 笔者近30年来有幸与张卓元老师同在国内经济研究“最好的科学殿堂”——经济所学习工作，对其开拓性的学术探索满怀敬意，最初的关注大致是在十几年前，完全是从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视域出发，经过比较和选择进行的科研追踪，注重本学科当代研究的较大突破，更希冀在倡导和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研究中进行较为全面的探究考察。21世纪之初笔者曾论及20世纪90年代本学科的科研特征与成就，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理论性研究加强”，列举了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和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1999)等著作。⑩直到近期拙作《经济史学及其学理关联》中，专门对张老师领导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概括性论述，将其作为“经济史与经济学密不可分”中经济学家“学史兼治”的成功范例之一进行阐论。笔者看到在他诸多学术成果之中，理论探究像一条红线贯穿始终，其若干著述都留下了理论追求的深刻印记，最终凝聚成为《史纲》独到的创新特色与学术厚重(叶坦，2013)。通过学习理解和领悟思考，结合笔者的专业管窥蠡测，深感《史纲》的学术特色与学理价值至少凸显于下述五个方面： 第一，与一般的经济学研究者不同，张老师自身既是研究者也是实践家，使得其主持的《史纲》研究颇具理论联系实际的“接地气”特色，也是国家若干经济政策的理论总结。众所周知，作为著名经济学家，他不仅工作辛勤著作等，并且直接参与国家改革措施设计和经济政策制定，而不是“坐而论道”或“纸上谈兵”。(11)《史纲》的一些作者也是该书所论相关事件的直接参与者，由他们执笔论述亲身经历的重要实践，显现了直接、真实、可信等特点。“实践出真知”，《史纲》是亲历中国经济发展的学者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经济发展规律性的“信史”，不同于一般意义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以及由直接参与者在此基础上总结、提炼和凝成的经济理论与话语体系，不仅对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而且对于推动发展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的发展创新具有重大的学理价值。 第二，循序渐进的理论探索积淀而成《史纲》特有的学术厚重。这样的积累包括从内容到形式两个方面：内容上看，《史纲》深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经过长期摸索、提炼和总结逐步形成与发展的，最具典型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确立过程的阐述是为明证，书中的许多内容同样勾画出类似的演进脉络，这也正是新中国6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曲折轨迹。形式上看，《史纲》是数十年来创新探索不断积累的学术成果，而非一朝一夕的论作。早在1991年张老师即与黄范章主编《中国十年经济改革理论探索》，1998年又出版《20年经济改革：回顾与展望》，而1999年问世的前述《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50年》，是总结5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和不同论点交锋的实录。主编在“导论”中强调研究“最重要理论观点发展脉络”，重点阐述市场经济理论、经济学方法的重大改进、经济理论研究的前景等关键问题。2008年他主编的《中国经济学30年1978—2008》，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艰难创新的步履，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建等。次年，其主编的《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着意于“力求按照学术史要求写作”，总结研究新中国60年来的经济学理论发展史，提出经济学研究的六大进展和不同时期的学术特点，被认为是一部精粹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史。2012年《史纲》刊出，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更加系统、全面地考察6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及其理论探索的进展与成果，主要是理论经济学的论争与发展和中国经济学创新的演进脉络。史家治史重在“层累递进”，《史纲》也正是如此。 第三，《史纲》作为一部经济史学著作在撰著体例上渐臻完善。笔者考察一些研究当代的经济史学理论著作，深感《史纲》不仅在研究方法上凸显特色，在叙述方法上更是着力按照史学著作的体例进行撰著。该书“前言”明确提出：“目前按专题描述60多年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本书各章主要按编年体排列，以便使本书更切合作为思想史专著的要求。”如果说，此前的相关著述重在分专题研究，总结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研究的理论与发展，那么本书则明确标注“经济学史”，研究撰著均循此而为，被称为“一部经济学发展史的力作”、“一部比较规范的经济学史专著”。(12)笔者注意到迄今冠名中文“经济学史”的书籍，主要内容大抵是以西方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为主的，而我国学者进行着突破的努力，《史纲》即集其大成者。(13)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史书撰著体例方面，主要有“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三大类型。所谓“按专题描述”，即是“纪事本末体”的主旨所在；而“按编年体排列”则是史学著作的基本要求，可以看到《史纲》正是这两种史书体例有机结合的经济史学著作。其史料丰富论断客观，总结各个时期经济学理论的特点及其进展，对中国经济学60多年来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比较全面的理论概括，是较为成熟和规范的当代经济史学著作，为中国经济学的理论集成和话语体系创新引航导向。该书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填补了空白，在中国经济学术史上成为引领经济学家“学史兼治”的成功典型案例。 第四，《史纲》集中概括出新中国60多年经济学研究的“六大进展”：(1)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指导下，努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开辟和形成唯一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中国经济学界研讨的第一大热点，其突出成果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3)所有制理论和分配理论的重大突破：确认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股份制是公有制主要实现形式，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4)探索国民经济从封闭半封闭走向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引进来”与“走出去”互相结合，逐步形成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对外开放理论。(5)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愈来愈受重视，改革开放后在“发展是硬道理”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着力研究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研究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规律性。(6)经济学方法重大革新：注重创新，紧密联系实际，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有用成果，重视实证研究和数量分析，勇于提出各种对策建议，为促进经济科学繁荣的各种评比和奖励活动逐步展开。《史纲》还增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重撰和新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等内容，科研的覆盖面不断拓展。这些进展揭示出逐渐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涵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对外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按劳分配和按其他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理论、中国式经济增长理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理论等等。大抵提炼和构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基本问题和学理架构，总结和概括理论联系实际的概念范畴，引导着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必经路径，昭示着中国特色经济学的创新必然要求话语体系的新建设。 第五，也是需要格外注重的，即《史纲》树立了理论诠释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之典范。作为研究时段的中国这60多年，实践中既有前30年的社会主义道路摸索阶段，也有改革开放至今30多年体制转型和经济腾飞的历史进程；理论上既有“教条化”模式的经济学说居于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有要“全盘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倾向。如何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探究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之路，成为《史纲》理论把握的关键点，其核心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所谓“中国化”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而“时代化”则是经济理论的“与时俱进”。这样就有利于克服“简单化”、“绝对化”、“教条化”、“一边倒”和“过时论”等倾向，在尊重客观实践的同时，赋予经济理论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内涵特征，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和生命力。这样的特征也与研究者的切身经历分不开，张卓元老师1954年即到经济所工作，还有参与创刊《经济研究》理论刊物及编辑工作的经验，他不仅亲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30年中国经济发展与理论探索的过程，而且直接参与伴随中国经济重大变革的多次热点问题论争。故而，他主持的《史纲》研究能够基于贯通与比较的视域，注重不同观点的论辩和砥砺，在“兼容并蓄”中开放性地吸收有价值的成果，不断推进和深化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创新。难能可贵的是，在“横向”的开放包容之外，“纵向”的继承发展也颇受重视。他强调“历史的连贯性”，注重经济学界前辈们先驱性的真知灼见，如指出前30年中也有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价值规律作用问题等论点存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个30年进行了较为客观而中肯的研究阐述。 《史纲》是集体成果，作者多是相关领域的顶级专家，因此该书汇聚了集体的智慧和不同专业方向的前沿成就，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中国经济理论创新探索历程的全貌(基本不含应用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这也证明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话语体系建设既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一个要求“共建”的伟大工程，需要积累也需要协作，《史纲》率先垂范为此后的发展与推进引航导向。还应当看到，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新中国6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理论建树，其核心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也是经济学话语体系创新的基本依据。《史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方面所下工夫相当大，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所在。该书以其独到的学术贡献，荣获第三届“中国政府出版奖”；2013年12月17日张卓元老师被授予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如上所述，话语体系建设需要积累，这就离不开“史”的考察与研究。《史纲》为我们树立了经济学家治史的成功典范，而我们史学研究者需要更加努力迎头赶上! 五、源远流长的“经世济民”之学是“话语体系”的充足养分 《史纲》的研究范围是当代中国，以中国经济60多年的发展实践和理论总结为基础，从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意义重大。依循“历史的连贯性”脉络可以看到，现今经济腾飞的不争事实有力地支撑着中国经济学问鼎“话语权”；而当我们将历史的视镜拉得更远一些，将话语体系建设的幅度拓得再长一些，便能够观察到中国悠久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蕴涵着与“话语体系”相关的充足养分，可以更加丰富、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建设。这一点，也为许多学者所共识或阐论。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教授就明确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刚破题”，中国几千年历史传统积淀而成的特色，成为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来源之一。 的确，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蕴宝藏珍，即使在“落后只能挨打”的近代也并非乏善可陈。无数志士仁人为了国家的强盛和中国经济学的振兴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仅举民国时期出版的经济学图书为证。笔者看到在短短的38年间(1911—1949年9月)，出版的各类经济学中文书就不少于16034种(包括1911年前印行，此后又连续出版的多卷本图书)。这些绝非统计学意义上的书，而是每一种都可以实实在在查得到。可惜的是，距离今天并不很遥远的这些文献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掌握和使用，以至于不少“创新”、“开拓”性研究能够在那里面找到踪影。可能有人会说，近代中国无论有多少经济学成果，多不过译介、模仿西学或跟在西方理论后面“鹅步鸭行”。其实并不尽然，再举一例——“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的唐庆增(1902—1972)。他出生于书香世家，曾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归国后在多所大学工作，与马寅初等都是中国经济学社的骨干，并主编《经济学季刊》颇有影响。他倾力鼎新中国经济学学科建设，提出“经济科学为立国之本”，力主设立“中国化的经济学系”，还亲撰课程指导和教科书。他认为“非审度本国思想上之背景，不足以建设有系统之经济科学也。”为创新中国经济学，就要重点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1936年问世的唐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卷)，时贤称其“以创造中国独有之新经济学”。马寅初在该书“序言”中说，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灿烂，较之欧美各国，未遑多让”，同行至今公认此书为旧中国本学科的最高成就，直到近年还在不断再版。(14) 有必要多说两句。唐庆增强调的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唯有在中国大陆是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其研究中国自古及今数千年经济思想、学说、观念、理论的历史发展，而“彼时”的民族文化积淀与观念习俗传承潜移默化地植根于本土斯民；同时，此学科又直接以“此时”中国经济思想理论为研究对象，现今的改革与发展为经济理论研究不断提供丰富而新颖的素材。无论是早于西方若干世纪就发达得多的古代中国，还是近现代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特别是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积淀汇聚成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学说和理论，蕴涵凝练为“话语体系”的充足养分。正如唐庆增所说，系统地创新中国经济学，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的审度与借鉴，更需要努力发掘中国经济学术的精华，梳理总结其发展脉络和理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 一谈到古代，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仿佛被蓦然唤醒，的确在世界大河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历经数千载而赓续绵延源远流长。这里没有必要罗列古代中国创造出光辉灿烂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即使是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科技成就，也有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卷帙浩繁的皇皇巨著可鉴。可能有必要提一下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研究，其提供的公元1—2001年世界经济包括中国的一些数据尽管还可以再讨论，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长时段”经济发展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15)不过令人不解的是，创造出如此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且曾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其学术中却似乎没有“经济”，一些人将此归罪于儒家的“讳言财利”传统。其实也不然，在远早于西方的中国，就有发达得多、丰富得多的经济事象、经济实践与经济制度存在，蕴含着丰富的相关经验和有别于西方的经济学说与理论，包括儒家代表人物大多都有丰富的经济思想和学说。这是宝贵的财富，也是无法割裂的学术流脉，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足以为证不需赘述。笔者经过近十余年来的爬梳、考证和研究，可以说中国的“经世济民”之学源远流长，并对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影响，以下仅提供两个观察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源远流长的视角。 第一个是中国的经济学术与思想理论对西方经济学产生影响。例如，法国重农学派有可能受中国农业思想的影响，其创始人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标志性成果《经济表》或许就富含中国因素，其被称为“欧洲的孔子”。(16)“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在《国富论》中将中国作为与欧洲不同的经济类型比较阐述，不少中外研究将司马迁的“善因论”视为“看不见的手”的渊源之一。再如，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在《资本论》研究“货币或商品流通”的注释中，唯一提到中国人——王茂荫，此人不仅曾是懂经营的徽商，而且主管清廷财政事务，还深谙中国货币理论。其实，世界货币理论史上许多发现如“货币流通速度”、“格雷欣法则”等都是宋人的最早贡献。(17)中国货币理论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社会经济学中也有呈现，且是其理论架构的组成部分。韦伯还专门指出《史记·平准书》是“典型的中国王室财政学”，也是保存下来的“中国国民经济学的最古老的文献。”(18)在学术之外，如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曾对美国新政农业立法产生直接影响。针对农业经济的萧条，时任农业部长的华莱士(H.A.Wallace，后任美国副总统)力主将常平仓制纳入1938年“农业调整法”，奠定了美国当代农业立法的基本框架。(19)遗憾的是，当西人热衷于中国文化、借鉴或运用中国经济思想的时候，国人反而所知不多。譬如，我们为张培刚先生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而自豪，却很少注意最早步入国际经济学坛并对西方学界产生影响的竟是“冷门的”中国经济思想史!1911年清进士陈焕章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博士论文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其自译《孔门理财学》)，此书分为2册，共756页，至今还不断再版。大名鼎鼎的凯恩斯(J.M.Keynes，1883—1946)时任《经济学杂志》主编，在该书出版不久便在此刊上撰发书评。(20)熊彼特(J.A.Schumpeter，1883—1950)《经济分析史》和韦伯《儒教与道教》等名著都列有此书，许多西方人正是通过此书认识中国，包括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常平仓思想，但我国直到2009年才出中译本。或许有人认为上述内容也并不能证明中国有系统的经济学科，没错，“学科”是近代的产物，中外概莫能外；(21)但中国的农业思想、法自然学说和货币理论等的世界影响可以肯定，史实也证明了西方学界对中国经济思想与学说理论的认同与重视。 第二个视角则是在中国经济思想史基础上，对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进行较为系统的学术史考察，其中蓄积着“话语体系”的充足养分。笔者曾尽力发掘整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并从学科创始、发展、成就、特点等方面进行考察。认识到本学科作为中国理论经济学的独立学科，独具跨学科特征和诸多学理优势。而且其亦属于“国学”之一，系国际领先的“长项”，具备“中国特色”的理论基础和应用价值。然而，仅限于本学科的“内史”(internal history)研究，还不足以深入到传统时代的学理层面，需要拓展并与“外史”(external history)相结合；(22)进而开展中国经济学术史的梳理和研究。经过十余年的摸索，初步考证出中国的“经世济民”之学自汉代以来即有其文献学基础，从历代“正史”中的“食货志”、政书“十通”中经济类典志，直到洋洋大观的历朝“经世文编”中经济性文献的系统编纂与发展。古人称“名不正，则言不顺”，而“经世济民”之学自宋代以降即有其相对稳定的学术性称谓，凸显传统学术中的“经世致用”特色。诚然，传统时代的“经济”从属于政治，寓有“经邦治国”、“经国济世”等涵义，其实西方也很类似，直到1890年才有独立的“经济学”，岂能苛求古代中国就有近现代经济学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不仅有其“名”，还有其“实”——制度性实践。从宋代选拔官员要求懂经济事务和管理，到晚清变法图强设立“经济特科”选拔人才，推动施行了1300年的中国科举制最终废除。更为重要的是，传统的“经世济民”之学有其较为规范的学理性范畴，重点考察解析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本末”、“义利”等范畴，及其数千年的应用实例与演进流变，诠释其学理功能、行业结构和分配伦理等内涵演化与时代发展，成为中国经济学近代转型不可忽视的“内因”，可见中国经济学并不是简单地“舶来”就能够生根发展。概括地说，基于汗牛充栋的一手史料文献的考查整理，从学理逻辑的视域梳理出传统经济学术的基本框架，考证其伴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不断演进的历史轨迹，并置其于世界经济学术发展的脉系中比较考察——这是研究中国经济学术史的路径，或许也是一条探索、充实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可行之路! 本文从“重写学术史”入手，以《史纲》为实证考察典型案例，展现中国“经世济民”之学源远流长，希冀依循中国经济学术史脉络，提示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经济学话语体系建设的可能路径。当我们放眼数千载的全球历史发展长河，能够看到中国经济从“领先”世界(但不等于领跑，因为封闭与隔绝使得古代世界并未形成统一体)，到“跟随”西方，再到“并行”而向着“领跑”迈进。故而，中国经济学家、经济史家更加任重道远! 注释： ①参见Paul A.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4.美国学者柯文此书的大陆中译本有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此书对国际学界包括中国的影响都很大，中英文本均多次再版。 ②沟口先生此书日文版1989年出版，中译本有多种。在他2010年逝世后，三联书店还出版多卷本《沟口雄三著作集》。我曾较早向国内学界介绍其研究，尤其是他对“欧洲中心论”的否定和力倡以“全球视野”研究中国。参见拙作：《日本中国学家沟口雄三》，《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 ③参见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夏含夷(Edward L.Shaughnessy)著，周博群等译：《重写中国古代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新的出土资料对学术史提出的质疑无法回避，我对此感触较深，曾根据郭店楚简的出土，写过《儒家“无为”说——从郭店楚简谈开去》，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7期，这也是为学术史的探究与创新进行的必要积累。 ④参见李惠国、黄长著主编，杨雁斌等编选：《重写现代性：当代西方学术话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彭永捷主编：《重写哲学史与中国哲学学科范式创新》，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⑤正式立项的课题如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学术史》、《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史》等。以下论点较为详细的阐述，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收入《叶坦文集——儒学与经济》，广西人民比版社2005年版。 ⑥张卓元等著：《新中国经济学史纲 1949—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本文对此书的引用和分析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⑦2010年为止的数据《史纲》“前言”有所概述，本文以上数据包括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年均贡献率等，主要根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公报及近期发表的相关资料。需要特别说明，如《中国统计年鉴2013》中注明“2012年为初步核实数据”，故近年的具体数据当以国家统计局正式发布数据为准。 ⑧主要如贾根良、徐尚：《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危机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经济思想史评论》2007年第2期；张晓晶：《主流经济学危机与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12期等。 ⑨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N.Keynes)著，党国英、刘惠译：《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⑩参见拙作：《中国经济学术史的重点考察——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创始与发展优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4期。张卓元老师也参加了于光远主编之书的第四章、第五章等研究。此书集诸位经济学家共同研究，有872页之巨，分为上、下两篇。新中国前30年为上篇，主要研究“传统经济学和计划经济”；后10年为下篇，主要研究“现代经济学和市场经济”。参见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1)从1991年到2013年期间，他先后13次直接参与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等，因此不同于“书斋中的”经济学家。 (12)杨圣明：《一部经济学发展史的力作》，《读书》2012年第11期。 (13)主要如上世纪20年代法国人C.基特(C.Gide)等著的《经济学史》等；30年代(前苏联)卢森贝(Д.и.Роэенберг)的3卷本《政治经济学史》等；40年代赵迺抟的《欧美经济学史》(此书专列附录三“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之文献”)等；50年代王亚南的《政治经济学史大纲》等。直到21世纪以来，霍华德(M.C.Howard)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约翰·米尔斯(John Mills)的《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以及R.E.巴克豪斯(Roger E.Backhouse)的《西方经济学史——从古希腊到21世纪初的经济大历史》等等。这些书的内容虽各有偏重也有发展，但主要内容还是西方经济学说史。我国学者张问敏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史大纲1899—1992》(1994)，则主要概述90余年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演变历程，重点分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发展阶段的状况，以及几个主要理论问题的演变史等，可以说此书已具有“学术史”性质；而上述于光远主编：《中国理论经济学史1949—1989》(1996)，则是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较为系统的经济理论史学著作。 (14)参见拙作：《“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的唐庆增其人其书》，载唐庆增：《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15)参见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同前《世界经济千年统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同前《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 公元960—2030年》(修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 (16)参见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7)参见拙著：《富国富民论——立足于宋代的考察》，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251页。 (18)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著，王荣芬译：《儒教与道教》(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87页“注释”；相同的内容在第289页正文中再一次被重申。 (19)参见李超民：《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上海远东出版社2002年版。 (20)参见拙作：《凯恩斯为哪位中国人的书写过书评?》，《经济学家茶座》第49辑，2010年12月。 (21)一般认为，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标志着古典经济学成为系统性学科。笔者注意到1818年哥伦比亚大学开设“道德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讲座，1871年哈佛大学正式设立政治经济学教授席位。法国在1878年以后大学的法学院中较为普遍地设置经济学教授席位。著名的经济学组织如1885年美国经济学会成立，1890年英国皇家经济学会成立，同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出版，至此“经济学”才独立出来。诚然，古代中国也不可能产生近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学科。 (22)这里的“内史”、“外史”主要借鉴科学史研究的概念，“内史”主要研究某门学科或门类本身发展的过程，“外史”则侧重研究该学科或门类发展过程中与外部环境或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不过，研究经济思想史，有通史和专史之分，意大利经济学家科萨·路易吉(Cossa Luigi，1831—1896)称之为外史和内史，赵迺抟先生曾在《欧美经济学史》的“绪论”中论及。标签：经济学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创新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中国特色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理论体系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