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效率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台州市21家中小企业的实证分析_监事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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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339(2006)06—0405—07

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转型时期,随着企业制度的变迁,广大中小(民营)股份制企业也致力于构建合理、科学的治理结构,以提高治理效率。

在传统的股份制理论中,企业的股权结构是影响和决定其内部治理结构的主要因素。就一般中小企业而言,经典的企业治理理论① 仍具有其适用性。然而, 股权结构对治理结构,进而对治理效率影响与作用的机理是怎样的情况,国内相关文献却少有介绍。本文以浙江省台州市21家中小企业为样本,借助SPSS对310 个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检验,试图寻找股权结构影响内部治理结构与治理效率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还要比较不同股权结构下的治理效率情况,为中小企业改善治理结构、完善治理方式提供参考。

一、访谈研究的结果及分析

访谈研究对象为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财务部门负责人和一线主管或员工。主要了解:股东及股权结构情况,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各层面的构成情况,其他与本研究相关的一些情况。访谈遍及上述21家样本企业,均分布在台州市五个县级市区。本文称由自然人合股兴办的企业为“非改制企业”、由国有、城乡集体企业改制而成的为“改制企业”。

由访谈得知,在改制而成的13家企业中:1)股东人数多(最少的为13人, 最多的为480人),且员工股东占全部员工的比例较高, 其中全员持股和几乎全员持股的企业为六家(因持股员工自谋职业),股东数超过员工数的企业为三家,另有四家企业多数员工或部分员工不愿入股,股东/员工比处于21.7%~52.5%之间;2)均有股东会;3)均成立了董事会;4)仅四家企业未建监事会。 而在非改制的八家企业中:1)股东人数少(最少的三人、最多也仅24人), 股东占全部员工的比例仅处于0.4%~25.8%之间;2)有四家没有股东会;3)有两家未建董事会;4)仅有三家设立了监事会,且其中一家企业的监事会是由三位董事的妻子组成的。上述情况产生的原因是改制与非改制企业是由不同生成方式产生的。

(1 )前者是在与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在割断财产关系或明晰产权关系和职工解除原劳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领取经济补偿金或量化资产,再加上员工个人配股重组而成的。由于改制时企业的资产结构不一,实行政府允许的“一企一策”制,全体员工的工龄有长短,工作岗位有差别,故员工对原企业经营者作用评价也有差异,改制时给经营者的奖励额度不相等以及员工对未来收益预期不同等等,造成了员工持股人数、持股比例有差异,进而导致企业股权结构的差别。而后者,则是相关自然人根据各自的经济实力、技能,在相互了解、信任的基础上,按一定比例出资(有的企业各出资者的出资额相同)成为股东而依法兴办的。这些企业股东的多少,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企业所在的行业和生产的产品;二是股东可投入的资金量;三是有兴趣共同创业的相互熟悉、且有联系的人员。

(2)前者因股东人数多,按照《公司法》规定,都通过股东大会产生董事会,多数企业也建了监事会(另四家企业因认为各股东对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的人选较信任,监事会也起不了多少作用而未建)。而后者或因股东少,自然由这几位股东组成董事会(有一家企业仅指定一名股东任董事长主持日常工作),股东较多的企业才召开股东会选举董事会(其中一家有24名股东的企业各股东均是中层以上主管,这类企业用股东会来代替董事会);有三家企业建立了监事会。

以上情况和原因说明:1)样本企业生成方式不同, 导致企业的持股结构(股权结构)不一;2)改制与非改制企业的治理结构(各层面的构成及人数);存在较大的差异。总之,我国转型期中小企业的生成方式受制于法律与地方政策,并决定着股权结构②。

二、问卷研究的结果及分析

本文对问卷数据的分析,旨在揭示企业股权结构对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效率影响的本质关系,并通过比较,发现一种最具治理效率的股权结构。

1.问卷设计、统计说明及研究取样

(1)问卷设计与统计说明。测量问卷由五个部分100余个项目组成,所有项目内容均反映了客观存在的问题。除名义变量外,测量量表有七项,赋值1~7分。量表采用赋值与评价反向的办法,即分数越小,评价越高。

(2)研究取样。问卷调查在1999年11月~12月进行,在大样本调查前, 对问卷做了试测和必要的修改。共向上述21家企业发出了问卷调查362份,收回有效问卷310份,有效回收率为85.6%。本文界定:持股比例占总股本6%以下的为小股东,占总股本6%及以上的为大股东。样本企业及被测试企业分布的情况见表1。

2.对调查结果的分析

(1)因素结果分析。1)对市场绩效、质量管理绩效变量的分析。从有关变量中提取出二个因素,解释了68.4%的总变异。将由V2、V39和V4组成的因素命名为“拓展市场绩效”(简称市场绩效);将由V5、V26和V9 组成的因素命名为“质量管理绩效”(简称管理绩效)。数据处理结果见表2。

2)对周边绩效变量的分析。在满意度维度得到四个因素后,解释了总变异的75.5%;由V1、V3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企业满意度”;由V13、V14、V12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收入满意度”;由V21、V20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管理者满意度”;由V24、V22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同事满意度”。数据处理结果见表1。

归属感维度得到二个因素,解释了总变异的69.6%。由V34、V32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不愿离职”;由V56、V61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组织承诺”。数据处理结果见表2。

公平性维度获得二个因素,解释了72.6%的总变异。由V23、V18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待人公正”;由V71、V41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处事公平”。数据处理结果见表3。

注:①本文的显著性水平表示:*为0.05水平上显著,**为0.01及以上水平上显著,下同;②表中“△”表示均数值较小,下同。

3)对管理行为变量的分析。该维度获得三个因素,解释了总变异的69.5%。由V37、V38、V36和V35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透明度”;由V49、V48、V19 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参与性”;由V47、V42、V46、V45、V44和V43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制度性”。数据处理结果见表4。

4)对管理、领导效能变量的分析。 管理效能维度仅涉及企业中层管理干部及班组长等管理层,得到二个因素,解释了总变异的66.8%;由V10、V11、V50 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中层及一线主管的)“能力水平”;由V67、V69、V25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管理方式”。领导效能维度涉及企业董事会、监事会与总经理等经营决策层,获得二个因素,解释了73.7%的总变异;由V95、V94、V92、V93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班子效能”;由V100、V98、V101、V96组成的因素被命名为“经理素质”。它们属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因素,故下文述及的内部治理结构因素一律指的是领导效能维度的“班子效能”和“经理素质”这两个因素。

上述因素分析,共取得了17个因素(图1中的黑体字)。我们将它们归类成图1的组织绩效、组织效能两大维度。

图1 因素归类

(2)方差分析结果。1)对不同持股比例的分析。表3的均值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①股东与非股东比较,在不愿离职、组织承诺、透明度、参与性和管理方式上,股东的认同水平显著好于非股东,而在对市场绩效的评价上,则反之;②大股东和小股东比较,在质量管理绩效、收入满意度、不愿离职、组织承诺、处事公平、透明度、参与性(中层主管)、能力水平和管理方式上,小股东的认同水平显著均低于大股东。还要说明的是:在组织绩效和管理效能方面,不同持股比例员工之间存在着差异;股东的归属感较强,较了解内部信息,参与程度亦较高,对市场绩效有实质性的关注。所有被调查的人的答卷都与他们的身份相符合;大股东对全部17个因素的评价均显著或略好于小股东,这恐怕主要同大股东大多数身为经营者和中层管理者有关。

2)对改制企业不同持股结构的分析。梁雄军[6] 已用本研究的数据对“企业领导一人持大股(含控股)、企业领导层持大股(含控股)、领导层和骨干联合持大股、全体员工均衡持股”等四种不同的持股结构的功效做了研究,在此直接引用他的研究结论:改制企业不同股权结构在市场绩效、收入满意度、管理者满意度、参与性和管理方式上,都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在企业领导层和骨干联合持大股的股权结构下,17个因素的均值最小或倒数第二,这表明这种结构下的组织绩效、组织效能最好,即内部治理效率最高;相比较,企业领导一人持大股的股权结构下的内部治理效率最低。

3)内部治理诸因素的方差分析。 本文侧重于中小企业的内部治理效率影响机理研究,构成法人治理结构主要维度的“领导效能”,包括班子效能(领导班子、董事会和监事会作用)和经理素质。分析表明,除经理素质在非改制企业的组织承诺和透明度上仅表现出差异显著和不显著外,经理素质和班子效能在全部企业、改制企业和非改制企业的其他因素上均表现为差异非常显著,即反映出管理效能和组织绩效的差异非常显著。这说明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同,内部治理中领导效能发挥的差异非常显著,从而导致管理效能、组织绩效的差异非常显著。

4)董事会、监事会作用的方差分析。在本研究中, 已合成于“班子效能”因素中的变量V93的内容为“我们企业的董事会作用很大”,V95的内容为“监事会或执行监事能独立发挥作用”,适用于全部企业,我们分别称V93、V95为“董事会作用t”和“监事会作用t”;变量V139的内容为“我们企业董事会运作有效”;V141的内容为“企业监事会能发挥应有的作用”。限用于改制企业,我们分别称V139、V141为“董事会作用r”和“监事会作用r”。这四个变量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董事会、监事会作用在全部企业和改制企业的组织绩效、管理效能和经理素质上,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综上分析,基本结论为:内部治理效率的17个因素在如下情况中有不同程度的差异:员工持股比例不同,改制企业的股权结构不同和董事会、监事会作用发挥得不同;在改制企业联合持大股的股权结构下,企业的内部治理最有效率,而一人持大股的股权结构则反之。

(3)相关分析结果。 对改制与非改制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领导效能)因素与组织绩效和管理效能各因素分别做相关分析,亦称改制与非改制企业内部治理效率的相关分析,其结果表明,组织绩效和管理效能各因素与治理结构二因素间均呈线性正相关,且相关系数均较高(改制企业在0.405~0.737之间,非改制企业在0.336~0.673之间)。

(4)回归分析结果。改制与非改制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对组织绩效、 管理效能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在表4中,决定系数R[2]值在0.234~0.580之间(其中小于0.35的仅为五个),说明各回归方程的总体解释力比较强,即相关因素间的因果关系显著。

(5)构建模型及分析。1)对改制与非改制企业的内部治理效率模型的分析及结论为:根据表4的回归分析结果, 分别建立了改制企业与非改制企业的内部治理效率的模型(见图2、图3),它们直观地反映了二种生成方式下,企业治理结构因素作用的差异。一是作用范围的不同,如二个图中的“班子效能”。在改制企业中,该因素未对“市场绩效”和“同事满意度”发生明显作用,而在非改制企业中,该因素仅在“不愿意离职”上无明显作为;又如“经理素质”,在改制企业中,该因素未在其他六个因素上产生明显影响,而在非改制企业中,该因素在其他七个因素上未表现出明显的作用力。二是作用功效不同,由表4可知,各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R[2]值、T值和F值均有差异或显著差异,这说明了治理结构因素的效用在改制与非改制企业存在差异。

图2 改制企业的内部治理效率模型

图3 非改制企业的内部治理效率模型

2)对股权结构影响治理结构及其内部治理效率机理的分析及结论。将访谈研究的结果、方差分析结果与回归分析结论以及图2、图3的两个模型综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①中小企业的生成方式不同,形成差异很大的内部持股结构(股权结构);②不同的股权结构对中小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设置起着决定性影响,并造成很大的差异;③不同股权结构下治理结构的两个层面(班子效能、经理素质)在企业内部治理中所发挥作用的范围与功效均不同。

中小企业不同的生成方式,形成不同的股权结构,不同的股权结构影响治理结构各层面的构成,进而影响治理结构各层面作用的范围和功效,最终影响内部治理的效率[5]42,见图4。

图4 股权结构对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效率影响的逻辑关系模型

三、结语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在设计中已力图体现了现代管理的文化和理念,所提取的17个因素,基本上涵盖着中小企业治理和管理的内容。通过对13家公有制改制企业203个个体对四种不同持股结构下的组织绩效和市场绩效评价的比较,得出了关于改制企业领导层与骨干联合持大股的股权结构能够获得最佳治理效率的结论;将现场访谈研究与问卷调查、定量分析结合,发现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地方政策与企业的生成方式、持股结构(股权结构)和治理效率间存在着一种逻辑关系,由此建立了企业不同生成方式对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及其治理效率影响的理论模型,并暗含地说明了区域政府的意识形态偏好和经济政策,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起着显著的作用。这些研究结论,可能具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意义。从本文实证分析的过程看,由于治理结构因素与企业管理因素间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和显著的回归关系,因此还说明,企业治理与企业管理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有机结合、相互作用的③。

收稿日期:2006—07—10

注释:

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公司治理问题,相关利益者参与公司治理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发展。玛格丽特·M·布莱尔[1](1995年)、崔之元[2](1996年)、席酋民[3](2000年)、梁能[4](2000年)、卢昌崇[7](1999年)、吴淑琨、杨瑞龙和周业安[9,10](1998年、2001年)张维迎[11](1196年)、周其仁[12](1996年)等等都发表过论文。

② 从我国各地受意识形态支配的地方政策对企业股权结构影响的现实考察,既印证了诺思教授关于经济制度变迁的“产权、国家与意识形态”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也可以将他的国家理论在中国扩展至地方与基层政府层面,甚至包括村级政权组织。参见:道格拉斯·C·诺思[8](1981年)论文。

③ 从这一意义说,本文进行的也是一项企业治理(结构)与内部管理关系问题的研究,是对“现在的管理与治理制度如何更好地将……控制结合在一起”[1—291],公司治理结构的四项职能中,有一项是侧重于企业内部管理职能的[7—10], “治理结构需研究的第二类问题是经理层的管理能力问题”[4], “公司治理与公司管理……两者之间存在匹配性和替代性”问题[3—65] 和“企业理论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学如何与管理学结合的问题,这一点在治理结构研究中尤其重要。任何忽视管理学的经济学研究都无法正视现实的企业问题”[10—90] 等观点或研究结论正在中小企业中应用与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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