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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拿了1994年第4期的《文学自由谈》、第11期的《读书》杂志及11月2日的上海《文学报》来给我看，里面有关于文坛重排座次的言论主张。他们重排的座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也有对这个排法的叙评。这位专家对我说：“您看这个问题怎么样？能否写篇文章谈谈您的看法？”我患严重眼疾，已基本失明，阅读东西不多，反复考虑，仅从我涉猎过的有关材料简要地谈些粗浅的意见。
对金庸小说的估价
金庸从1955年开始写武侠小说，到1972年止，创作生命共十八年，写了十五部小说，对我国的武侠小说有所创新和发展，所以被认为是新派武侠小说大师，也有人认为是广泛意义上的小说大师。
金庸小说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1、金庸有比较丰富的历史知识，对明清两代了解较深，所写小说大体以宋金元明清为历史背景。金庸自己说，他有的武侠小说“不太象武侠小说，毋宁说是历史小说”。说是历史小说，恐怕是自视过高。他的小说往往以江湖和朝廷相结合，侠客与皇帝相对照来写。例如，《鹿鼎记》表现韦小宝与康熙皇帝的关系；《书剑恩仇录》写陈家洛与乾隆的关系；《天龙八部》写大理、大辽、西夏等国的国王。这样对照来写历史，本来是一个创新。所不足的是金庸从江湖侠客的义气、替天行道、扬善惩恶的思想出发，或者用较广的术语说，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出发，去看人心、人情、人世，去看社会生活。韦小宝是扬州妓女的孩子，由意外的机遇从江湖竟进了康熙的宫廷，又由于帮助康熙铲除了心腹之患得康熙的恩宠，飞黄腾达，荣华富贵。尤其他看透了朝廷的藏垢纳污，人欲横流，腐败不堪，罪恶满盈。因此他认为朝廷也是同妓院一样，这一讽刺是够深刻的。但是，作者又把康熙皇帝写成“空前绝后的明君”。一般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离现实生活较远，所以，金庸所描写的历史面貌是比较模糊的。金庸某些小说描写清代王朝，清代初期有一股反清复明的历史思潮。例如《鹿鼎记》写康熙皇帝与天地会，韦小宝置身于康熙与天地会之间。今天我们研究这个问题，需要十分注意民族团结。有文章说“韦小宝不是大汉奸”，这样的措词，就很值得斟酌。
2、金庸的武侠小说重视塑造人物，以人物带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写出栩栩如生、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例如《天龙八部》中的壮怀激烈、大智大勇、奇情苦志、悲天悯人的悲剧大英雄乔峰；《射雕英雄传》中的淳朴、憨厚、义薄云天、胸襟天阔的侠之大者郭靖；《笑傲江湖》中的善良诚实、光明磊落、旷达洒脱、才智超群的令狐冲以及伪君子岳不群、霸权者左冷禅等生动传神的形象。我国过去的武侠小说一般不大重视人物性格的塑造，因而往往流入类型化。而金庸的武侠小说摆脱了这种毛病，这也是金庸新派武侠小说的一种创新。
3、金庸的武侠小说大多是长篇，故事情节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结构庞大，气势磅礴。如《鹿鼎记》和《天龙八部》都长达一百八十万字，计五十回。我国过去的章回小说，一般都是八十回到一百二十回。而金庸的武侠小说，一般都是四十回到五十回，这在形式结构上也是一种创新。每一回的题目，过去的章回小说一般都是用两句相对称的话构成回目。金庸小说则不然，其小说回目或用七言对称句（如《书剑恩仇录》），或用四字句或词（如《射雕英雄传》），或用单言散句（如《飞狐外传》、《天龙八部》），其不拘泥于过去章回小说完整回目的形式，又是独具一格的创新。
4、雅俗共赏是金庸小说的艺术魅力之所在。中国历史上有高雅文学的《中国文学史》，也有通俗文学的《中国俗文学史》，而雅俗共赏则是历代作家诗人所追求的艺术境界和审美取向。在中国诗歌史上，明白晓畅是共同的审美特征，我国的古典小说、古典戏曲都是雅俗共赏的。毛主席说，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雅俗共赏是其中的内容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从内容与形式统一的角度看，雅俗共赏内涵内容的因素，但主要是艺术表现上的技巧练达的问题。金庸小说的雅俗共赏既内蕴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佛的氛围，又是以人道主义的人性论的永恒人性为灵魂的，金庸小说的可读性和广泛性就在于此。
在国内外引起了“金庸小说热”，当然值得大家研究。不重视是不对的，成了狂热也是不对的。给它以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评价才是正确的。金庸在与北京大学学生的对话中，也说到重排文坛座次的同志把他的名字排得很高，他“内心感到很不安”，认为“绝对不可以这样”。我不想给金庸的小说提出一个评价的结论，让大家去百家争鸣，结论自然会出来的。金庸是个香港人，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黄维梁先生，也是香港人，香港人看香港人的小说，他说过一段比较客观的话，引在这里，供大家参考：“金庸的十四本武侠小说，很多都规模宏大，想象丰富，结构严谨，人物形象鲜明，个性特出，加上民族大义，哲理情思，这些作品实在有高度的文学成就。不过，武侠小说十九耽于虚幻，情节离奇，巧合太多，与现实的人生有一大段距离，金庸的也不能免于此。”
关于金庸小说评价上的几种值得商榷的意见
在“金庸小说热”中许多人蜂涌而上，提出了好些意见，有一些是比较客观的，有一些则是未经深入思考的、脱离实际的、值得商榷的意见：
1、金庸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说。
有人说，金庸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向，这种提法，很值得推敲：（一）金庸小说是新派武侠小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也就是说，武侠小说只是小说中的一种类型，不是小说的现代的主要的类型。武侠小说离不开武也离不开侠。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也跳不出这个巢臼。如果中国现当代文学以金庸为方向，岂不是叫所有的作家去写武侠小说？（二）金庸的小说几乎全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尤以宋、金、元、明、清时代为多。如果以金庸小说为方向，是不是要我们的文学脱离社会主义的现实而都去写历史小说呢？（三）金庸小说比较讲究雅俗共赏，如果以雅俗共赏为文学的方向，也不确切。雅俗共赏主要是属于艺术技巧的问题，不是文学的总体，以片面作为方向，是不妥当的。孔子“闻韶，三月而不知肉味。”看来，孔子可真是个音乐迷了。韶乐，也许真够雅俗共赏，才把孔子都迷住了。但是，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又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那么，孔子的审美标准可想而知了。我们的文学要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时代精神的现实生活。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方向。我们主张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新派武侠小说可算在多样化之内，但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为指导，以弘扬主旋律为根本，表现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和人民生活。“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江泽民）武侠小说则是以侠义精神和人道主义为指导，表现历史上的某些局部现象。如果我国现在的文学，以新派武侠小说为方向，则把我们的文学引到什么方向去了？
2、金庸小说，是“静悄悄地进行着的一场文学革命”说。
文学是要不断地创新，不断地发展，但创新与发展不等于文学革命。从逻辑上讲，革命就会有一个革命对象。例如“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一场革命，是革封建主义文学的命。又如“左联”时期，一方面以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另一方面，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的文学，同时，对代表资产阶级文学的“新月派”也持批判态度。这也可叫文学革命。那么，金庸的文学革命，是以什么为革命对象呢？是革“五四”新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乃至延安文艺座谈会所确定的工农兵文艺的传统的命吗？尽管“五四”新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工农兵文艺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它们的主流总是进步的、革命的。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学，是继承这个传统的。如果革这个传统的命，那么，要树立的又是什么性质的文学呢？
3，金庸是“继《红楼梦》后第一人”说。
《红楼梦》是一部严肃的、高雅的文学杰作，作者曹雪芹以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写贾王薛史四大家族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从而暴露了我国封建社会的衰亡史。《红楼梦》很多地方都是运用诗歌来表情达意，把这些诗歌集合起来，就是一部绝妙的高雅诗集。曹雪芹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金庸的小说，都是武侠小说，有些还以清王朝为背景，如《书剑恩仇录》和《鹿鼎记》，但是他并没有揭露出清朝的社会面貌。如果说金庸是《红楼梦》后第一人，到底从哪个角度起笔，得出这个结论呢？何况，假如金庸是曹雪芹后第一人，那么，这不是把坐第一把交椅的鲁迅也挤下去了吗？
4、金庸小说是“空前绝后”的文学说。
中国文学史上，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发达的文学样式，如汉赋、魏晋南北朝的五言诗、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各个朝代的最发达的文学样式，恐怕也不能说是空前绝后。如果说金庸是空前的，那么，且不与其他的文学样式相比，是不是就超过了过去的一切小说了呢？这不是打了“《红楼梦》之后第一人”的嘴巴了吗？至于绝后，更是荒唐。中国今后，在十万年几十万年的历史长河中，将不知有多少伟大的作家出现，怎么能说是绝后呢？这是一种没有历史常识的说法。
从以上这几种说法来看，在“金庸热”中，对金庸的吹捧有随意乱捧的现象，缺乏正确的理论标准和价值标准，甚至有招揽市场、哗众取宠之嫌。
从郭沫若、茅盾的伟大的文学成就谈到对沈从文的评价
重排文坛座次的同志，把郭沫若和茅盾不知贬到哪里去了，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既不符合郭沫若和茅盾的个人情况，也不符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事实。
决定一个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他整个的文学成就和他一生在社会上的活动、对人民、对社会、对时代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和作用来衡量的，这是历史的评价，人民的评价，不是某一两个什么理论家或什么文学史家所决定的。这里有历史的客观性和现实性。过去的文学史把鲁迅、郭沫若、茅盾当为时代的先驱者而排座次。我们且看郭沫若和茅盾毕生的成就究竟如何。
郭沫若，是中国现当代新文学、新文化的旗手之一，是伟大的诗人、革命家、国务活动家。他的伟大成就简而言之是：
1、郭沫若的《女神》高度地表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独创地奠定了中国现代新诗歌的基础。郭沫若对中国古典诗歌有深厚的修养（是李白的崇拜者），又把德国的狂飚精神、美国惠特曼的精神、印度泰戈尔的哲理小诗融为一体，创造出郭沫若独特风格的诗歌。《女神》是体现这种风格的代表著作，它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新时代。
2、郭沫若的历史剧，如《屈原》、《蔡文姬》等，既深刻地塑造了历史人物的形象，又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迸发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既符合历史精神，又表现出艺术真实。这是郭沫若在历史剧上独创的新的成就。
3、郭沫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骨文，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开创了中国古代历史研究的新局面，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开辟了道路，这是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4、郭沫若领导的“创造社”是中国现代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先驱社团。在大革命期间，郭沫若作为北伐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做了许多革命工作；抗战时期，领导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文化界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作为中国文联的主席和中国科学院的院长，为新中国的科学文化（包括文艺）的发展作出杰出的贡献。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作为国家领导人之一为新中国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郭沫若作为世界名人和保卫和平、保卫文化，反对战争的旗手之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茅盾，也是中国现当代新文学、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是伟大的小说家、理论家和国务活动家。他的伟大成就简而言之是：
1、茅盾是个伟大的小说家，中国现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开创者。他从1928年开始创作《蚀》三部曲（《幻灭》、《动摇》、《追求》），接着陆续写了《虹》、《子夜》、《第一阶段的故事》、《腐蚀》、《霜叶红似二月花》等著名长篇小说。三部曲表现了革命积极分子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各种表现和思想性格。《虹》塑造了一个“虹一样的人物”梅行素，描写她思想发展和参加革命的过程。《子夜》是茅盾长篇小说代表作。1931年，上海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子夜》通过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典型形象的赵伯韬和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吴荪甫的激烈的矛盾斗争，全面反映了1929-1932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恐慌对半殖民地的中国的严重影响，从而以全面的、生动的事实，反映出当时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性质。《第一阶段的故事》在香港《立报》副刊《言林》连载时，原名《你往哪里跑》，形象地回答了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我国各阶层人民到底往哪里跑的问题，揭示出只有抗战才是出路。《腐蚀》是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后，茅盾被迫第二次流亡香港，满怀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愤恨之情，通过这部小说，表现了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统治的罪恶面貌。《霜叶红似二月花》也可称为茅盾长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通过老一代的反动地主阶级赵守义（赵剥皮）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王伯申之间的你死我活的茅盾斗争及年轻一代的三对青年夫妇的生活经历，表现了“五四”时期中国社会的风貌。
茅盾还写了不少的短篇小说，如著名的《春蚕》和《林家铺子》，可称为《子夜》的外篇，深刻地暴露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大恐慌对我国农村和工商业的严重影响。
总之，单从小说而言，茅盾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小说的大师。
2、我始终认为也反复强调，茅盾是位大理论家，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家。茅盾的文艺理论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般原理和他的丰富的创作经验结合起来，又善用对照比较的方法，因此，他所写的文艺评论，没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味道，总是从作品出发，实事求是，娓娓而谈，使读者感到敬佩，感到亲切，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一部《茅盾文艺评论集》决不下于他的小说的影响和作用。
3、茅盾最善于发现新人，提拔新作家。他帮助、培养、提拔一代又一代的新作家。从与茅盾同辈的叶圣陶起，到第二代的老作家臧克家、姚雪垠、沙汀、艾芜到解放后新一代的茹志娟等都是经过茅盾的手帮助和提拔起来的。茅盾也可算是一个高明的编辑家。“五四”时期，茅盾主编《小说月报》，为新文学开拓了广阔的天地；抗战时期，茅盾主编《文艺阵地》，确立和发展了抗战文艺，并且带动了一大批新作家的成长。
4、“五四”时期，茅盾领导文学研究会，为新文学开拓了文学为人生的康庄大道；后来参加中国左冀作家联盟的领导工作，为革命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解放后，作了15年的中央文化部长，做了30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和文学艺术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5、“五四”时期，茅盾是文艺界第一个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人，他翻译外国共产党的文献资料，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思想准备参与建党工作。随后他参加了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1930年回国，既潜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又在文化（包括文艺）界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卸任中央文化部长之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作为政治活动家，差不多每年率领文化代表团或作家代表团出国访问，成为世界人民反对战争、保卫和平、保卫文化的旗手之一。
郭沫若和茅盾就是如上所述的这样两位先驱者。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杜甫的《望岳》里有两句诗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觉得，这是郭沫若、茅盾对沈从文的很好的写照。在重排文坛座次中，居然把郭沫若和茅盾推到泰山脚下（茅盾实际被除名了），又把沈从文推到泰山顶上去了。在这里，就不能不附笔谈谈对沈从文的评价。
三年前，沈从文逝世了，有的报纸刊登了大吹“现代文学大师沈从文”如何如何的报道。当时感到这像一股风，有点奇怪，现在才恍然大悟，原来，正有人在重排文坛座次。
沈从文，湖南人，是个行伍出身的作家。从表面看来，沈从文是相当“土”的作家，但他受西方现代派的文艺思想影响却很深，追求纯艺术的美，走向象牙之塔。他的作品，如《边城》等都是湘西的乡土风情，描写雅淡细致，善为抒情文体，得到部分读者的欢迎。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属于新月派。抗战时期他到了昆明。那个时期，昆明出版了一本杂志，叫做《战国策》，主编人是二十年代受到鲁迅批评的陈西滢。这个杂志的立场思想与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息息相通，沈从文又与这个杂志有关系。在抗战时期，沈从文的社会参与意识很淡薄，反对作家从政。其实，作家做官的很少，他的反对作家从政，就是反对作家投入火热的斗争，反对作家表现现实的斗争生活。在抗战时期，全国人民为反对侵略、挽救民族危亡而抛头颅，洒热血，社会生活的任何方面都与抗战息息相关，在当时，最大的政治就是抗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沈从文提出反对作家从政，与梁实秋在重庆提出描写与抗战无关的题材，与吕亮耕在桂林提出的“诗即自然，自然即诗”的言论如出一辙。这与抗战的大局不是大相径庭吗？日本投降后，他到北京教书。新中国成立，他进故宫博物院，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物，特别是研究中国古代服装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人民政府对他的这些工作，也给了充分的肯定。沈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作家，在过去的现代文学史上，对他或许评价过低。但究竟给他以怎样的评价，才是恰如其份，这自然还有待专家研究。但也不能在重排文坛座次时，把他拥上第二把交椅。
对于作品评价标准的商榷
七、八年前，有人提出现代主义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要重写现代文学史，受到文艺界的批评。今天，又有人提出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而重排文坛座次，使人感到是不是七、八年前重写现代文学史的主张在新的情况下用另一种方式付诸实践？
重排文坛座次的同志，关于作家与作品的评价标准有如下的主张：
第一、认为过去的现代文学史所排的作家座次，都是由“政治偏见”和“学术偏见”所决定的。过去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我们应当肯定他们是有学问的，他们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联系中国现代的历史，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出发，来编辑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尽管他们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方面也许还不够成熟，也许还受到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出现的“左”的或右的东西的影响，但是，他们的愿望是善良的，他们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拿“政治偏见”和“学术偏见”来否定他们的成果，这不能不使人怀疑这“政治偏见”和“学术偏见”是不是指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
第二、为文坛重排座次者不喜欢“现实主义史诗性”作品。对西方的文学大师，他们不提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而抬出表现主义的卡夫卡，意识流的乔伊斯。中国的作家，他们把长篇小说大师茅盾打下去了，也不提巴金的三部曲《家》、《春》、《秋》，而吹捧沈从文的“现代抒情文体”，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郁达夫的“感伤小说”，王蒙的“意识流”小说，张爱玲的“对男女悲剧的性本能—无意识渊源的深刻挖掘”。所有这些主张，概括起来，本质上都是属于西方现代主义（现代派）的文学思潮，也可以说他们是重视现代主义的作家和作品，而轻视和忽视现实主义作家和作品，当然，我们提倡百花齐放，提倡多样化。作家有选择自己创作的倾向的自由，但是，拿现代主义的文艺观来重排文坛座次，重写现代文学史，我认为还值得讨论。
第三、重排文坛座次的同志认为他们是根据审美观点来重排的，他们的标准是：一、现代汉语的创造性运用，二、新文体的开创，三、人文内涵的深刻表现，四、形而上意味的建构。这四条标准，第一、第二条显然是形式技巧的范畴，第三、第四两条，意义很含糊，读者不容易明确掌握它们的意义。人文或人文主义，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潮，是指尊重人生、尊重人性自由的东西，本质上，这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的思潮。那么，人文的内涵，是什么东西呢？大家大概可以意会了。所谓形而上是什么呢？“形而上”是指无形或未成形的东西，所以又曰：“形而上者，隐也。”（王夫之《周易外传》）所以，所谓“形而上意味的建构”，到底是指什么东西呢？假如说，这是指中国古典文论中所提出的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而这是评价抒情诗歌的艺术表现水平的标准，拿来评价小说，是不是合适呢？
审美的美，重排文坛座次的同志，是着重从艺术形式方面去理解的。但美，既包含形式，也包含内容，是两者的完美的艺术结合。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形式是内容的形式，内容是形式的内容。艺术的美是两者的统一，抛开内容，着重从形式去审美，就陷于片面性。
第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重排文坛座次，顾名思义，是重排文学大师，但怕读者通不过，所以编者又说是重排小说大师。这样说来，假如一个作家又写小说，又写散文、又写诗、又写戏剧，是不是要排四个座次了。一个作家的成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果把一个作家五马分尸那样割裂了，能否得到正确的认识？又如，金庸写了十五部长篇小说，不下八、九百万字，文库却只选用《射雕英雄传》的第二回和二十九回的后半部分作为代表，那么，从这两个部分里，读者是否就可掂量出金庸这第四把交椅的份量了呢？
第五、重排文坛座次的同志，颇着重雅俗共赏，从而，很重视读者的广泛性。当然，雅俗共赏应是文学作品的审美要求，上面已经说过，这只是一个方面的要求，读者多，不一定全由于雅俗共赏，现在社会上流行的通俗甚至是庸俗的作品，读者很多，是否能根据这点来评价这些作品？举个现代文学上的例子：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和作品，曾风靡全国，初期的《玉梨魂》重印到三十多版，后期的《啼笑姻缘》比《玉梨魂》更为畅销，读者可谓多矣，能不能够因此就把它们提到很高的文学地位？
评价一个作家，既要深入地、全面地研究他的作品，还要如鲁迅先生所教导的，“及于他的全人”，从时代的高度，历史地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才能得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否则就容易陷于主观片面，以偏概全。
1994年12月23日初稿
1995年元月20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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