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名称考论
——兼谈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名称问题的探索过程
●李庆英
[摘 要] 自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作出庄严宣告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新中国的法定国名而广为人知。然而，关于这个名称的提出细节及其确定过程，长期以来社会上乃至学界仍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甚至以讹传讹之处。因此，今天有必要根据党的相关文献和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中国名称问题的探索过程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
[关键词] 民主共和国；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众所周知，新中国的法定国名（也称国号）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自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告而响彻寰宇。然而，关于这个名称的提出历史及其确定过程，长期以来社会上乃至学界仍存在一些模糊不清甚至以讹传讹之处。因此，今天仍有必要根据党的相关文献和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中国名称问题的探索过程进行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以便深刻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成过程与发展逻辑。
左小龙暗自想，这环境真是太容易防身了。如果从屋子里出来的是他的仇人，在仇人操家伙前，他可以有扳手防身，如果敌人的家伙比自己的家伙长，那水炉砸过去敌人肯定够呛，屋里的人被制服以后，如果外面涌来他的帮手，左小龙则可以用打火机点燃化油器边的汽油，用扳手砸开窗，跳出去以后顺着柴油桶一蹬，然后柴油桶就倒地，自己则可以翻出围墙，顺利脱身。
一、新中国名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便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的最大梦想。从一定意义上说，探索“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是贯穿整个中国民主革命历史的重大主题，因此新中国名称问题也必然成为这个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中国共产党人，都没有单独地把新中国名称问题提到“现实议事日程”，但是在对新中国的设想和规划中，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这个课题。
据现有的学者考证可知，“新中国”一词最早是由维新派代表人物提出的，是在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榨之下，在无数中国仁人志士探索中国出路的过程中形成的，“无论是词语意义上的‘新中国’还是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新中国’，都是康有为提出的”[1]。1902年，维新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梁启超还撰写了一部名为《新中国未来记》的小说。这部小说，是他“在立宪框架中建立民族国家想象的尝试”，“幻想了1962年新中国的样子”[2]。历史证明，梁启超幻想的这个“新中国”，在他生活的时代里是无法变成现实的。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并于1912年成立了中华民国。然而，这个“中华民国”，正如世人所慨叹的那样：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它并非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因为既没有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也没有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
排除标准：（1）排除存在严重不安、焦虑等情绪患者；（2）排除存在精神家族史患者；（3）排除存在急危重患者。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并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不懈探索。从1922年中共二大在最低纲领中提出要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到1930年代提出“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等，再到1940年代提出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中国名称问题进行的思考和探索。
经过反复协商讨论，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常委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其中规定新中国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草案后来又经过协商，去掉了国名后面的简称“中华民国”的内容，并于9月27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正式通过。由于这次大会执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行使立法权力，因此这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成为新中国的法定国名。
然而，在筹建新中国期间，关于毛泽东在对新中国称谓上明确而集中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重要变化，并没有引起大家的格外注意。所以，在新政协筹备会召开之初，新中国名称问题还成为激烈讨论的一个焦点。大家各抒己见，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不同的称号，比如有的提出叫“中华人民民主国”，有的提出叫“民主主义人民国”，还有的提出叫“中华联邦民主国”等等，不过意见相对集中于“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四小组负责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方案，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他离开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代）。筹备伊始，6个工作小组在起草有关文件时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7月8日在第四小组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大家围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中要不要“民主”一词展开了激烈争论。张奚若先生建议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20]筹备会常委会成员和各小组组长也认为，“民主”和“共和”无并列的必要。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新政协筹备会最后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新中国名称问题的探索
目前中国旅游业已步入大众旅游阶段，但大众旅游者的旅游活动仍以观光旅游为主，休闲旅游与度假旅游尚处于快速增长之中。因而，遗产型旅游景区仍是旅游者出游的最佳旅游目的地。但受诸多因素影响，近年来国内各遗产型旅游景区门票涨声一片，其中依托高品质、世界级的自然、文化遗产旅游地涨幅更大。如世界自然遗产地九寨沟的门票由最初的108元调整至如今的220元，世界文化遗产地布达拉宫的门票也由最初的100元调整至300元等等。全面、快速的景区门票上涨，降低了景区的社会可进入性，致使低收入群体望景兴叹，其旅游需求难以满足。
龙斌的目光茫然而散乱地投向江面，江面上几艘游船改造的“水上歌厅”霓虹闪烁，传出阵阵欢歌笑语，带着凉意的秋风扑面而来，把浓郁的桂花香味送入肺腑，温馨中又揉入了几缕伤感。良久，龙斌收回目光，对同样盯着江面出神的竹韵说：“风大天凉，我们回去吧。”
然而，大约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在毛泽东的讲话、电文和党的相关文献中，关于新中国名称又出现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称。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在《复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电》中提出：“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10]1949年1月8日，他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强调：“一九四九年必须召集没有反动派代表参加的以完成中国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成立，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并通过共同纲领。”[11]1948年11月25日，由中共中央和民主人士代表达成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协议》提出：“新政协应讨论和实现的有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12]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从此放弃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法。例如，他在1948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就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3]；同年12月30日，他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再次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4]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自1948年下半年至新政协筹备会召开之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在党的各类文献中乃至社会上可谓“风行一时”。对此，有学者分析认为：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节口号，“成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等称呼随后风行一时的一个重要原因”[15]。由于中共中央在“五一口号”中没有提到新中国的具体名称，而是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16]这在客观上就给后来新政协筹备会期间确定新中国国名以更大的协商空间。1948年5月5日，香港的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联合致电中共中央，对“五一口号”表示拥护。然而，由于交通阻碍等方面的原因，毛泽东直到8月1日才“奉悉”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这个致电并作了回复。他在复电中明确提出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一建国目标，是由毛泽东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向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提出的，不仅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意志，而且在得到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拥护的情况下越来越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因此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样，“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称，在一段时间里就在社会上广泛地流行开来。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先进政党，这决定了它具有深邃战略眼光和崇高使命担当的精神品格，因而在抗日战争胜利曙光初显之时就能及时制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中国的政治路线。这就是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中共七大还明确提出“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3]然而抗战胜利后不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无视广大中国人民希望民主、和平建国的强烈意愿，悍然挑起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由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国共双方力量发生大逆转，人心所向发生大转变，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被提到现实议事日程。
三、筹建新中国期间毛泽东对新中国名称问题认识上的一个重要变化
进入1949年，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共同筹建新中国进入实质性阶段。在此后一段时间里，从毛泽东一些重要讲话、文章中不难发现，他在对新中国的称谓上基本上都明确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例如，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毛泽东在会议开幕时发表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都认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必须召集一个包含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的代表人物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才能使我们的伟大的祖国脱离半殖民地的和半封建的命运，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17]在讲话结束时，他还呼出了三个口号，其中第一个口号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18]半个月之后，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19]
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自身力量相对弱小，所以中国共产党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还只是一个美好前景。要把这个目标提到现实议事日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总体上占据优势，另一个是建立新中国成为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普遍要求。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两个必要条件只有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才逐步具备。
进入1947年以后，人心向背正急剧变化，战争形势逐步向着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方向发展。这一年对党中央与毛泽东而言，既是历经艰难的一年，又是走向胜利的关键一年。7月人民军事力量即转入战略进攻阶段，9月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全国大反攻，打倒蒋介石”的号召，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12月，中共中央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也称“十二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他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达到了一个转折点。”[4]他在报告中还进一步分析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5]这次会议的决定认为，“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6]。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讨论结果于1948年1月18日由毛泽东写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其中，毛泽东在“关于政权问题”这一部分内容中指出：“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建立代表国家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政府），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力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政府。”[7]从中可见，对于即将建立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名称，毛泽东明确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年2月15日，他在《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阶级关系和人民民主革命》中又明确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8]同年4月1日，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强调：“由这个人民大众所建立的国家和政府，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无产阶级领导的各民主阶级联盟的民主联合政府。”[9]
四、新政协筹备会期间关于新中国名称问题达成的协商共识
在西南5年连旱期间，恒丰银行昆明分行向云南灾区捐赠了价值100万元的饮用水，与云南灾区人民共渡难关。为响应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恒丰银行与云南省贫困程度最深的怒江州福贡县结成对口帮扶关系，除了向福贡县匹河乡果科村捐赠40万元资金用于修筑道路、饮水设施外，还通过金融扶贫资金，支持好云南省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通过对文山、昭通等国家重点贫困地区加大项目资金投入，帮助当地脱贫致富。
关于为什么要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周恩来9月7日向政协代表所作的报告中有明确的解释，其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为什么去掉“民主”。周恩来解释说：“‘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二是关于为什么保留“共和”。周恩来解释说：“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国名是‘中华民国’，有共和的意思，但并不完全，可以作双关的解释，而且令人费解。现在我们应该把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区别开来……今天，为了使国家的名称合乎国家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国名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三是关于国名的本质内涵。周恩来解释说：“我们的国家是属于四个民主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反动的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分子不能列入人民的范围。等到他们彻底悔悟和改造后才能取得人民的资格。中国的少数民族也应该包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内，承认他们的自治权。”[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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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点认识
从上述关于新中国名称的历史考察和确定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其一，探索建立新中国是中国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和先进分子的共同梦想，无论是维新派代表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分子，都进行了各自的不懈探索。但是，由于他们缺乏先进理论的指导和彻底革命的精神，所以他们的“新中国”设想和规划都带有先天的致命缺陷，注定在近代中国社会是行不通的，最终都无法把他们的梦想变成活生生的社会现实。
其二，新中国名称问题贯穿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的实践探索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革命时期对新中国提出过不同的名称，诸如“民主共和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华民主共和国”等等。所有这些关于新中国名称的探索，无不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思想智慧，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中国”的认知逐步趋于深化和成熟。
其三，进入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具备了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中共七大确立的“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目标，并且根据革命形势变化适时制定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行动纲领，明确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称。1947年7月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称谓上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但是从党的相关文献中可以看出主要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两个名称上。
其四，毛泽东对于新中国名称的认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逐步清晰明确的。进入1949年以后，他对新中国名称似乎明显倾向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在筹建新中国前夕，即便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大为流行的情况下，他在讲话著文时却明确而集中地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更是明确呼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
总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确定为新中国的法定国名，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中国国家形态长期探索的历史结论，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民主讨论达成的协商共识。这个国名鲜明地表达了新中国成立的划时代意义，准确体现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深刻揭示了新中国蕴涵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这个国名是很恰当的。”[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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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11]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60.114.234.
[12]刘际钢.也谈新中国名称的提出和确定[J].党史纵览,1999(3）.
[15]宋月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补考[J].党的文献,2007(5).
[1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83.
[20]高晓林,等.我们的国号[N].北京日报，2009-09-28.
[21][2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01.701.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9）06-0025-05
作者系北京日报社理论部主编、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周奕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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