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海[1]2003年在《A公司治理问题研究》文中指出近年来，公司治理再度成为世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不同，但各国都在致力于调整其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改革已经不再限于某个特定地区或某些国家，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展开。在现代公司中，公司股东将公司委托给管理层经营，所有权与控制权发生了分离。由于委托人股东与代理人管理层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并且公司所面临的环境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该冲突的解决不可能通过和约解决，从而公司治理成为必需。公司治理是为了协调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冲突，而现代公司治理理论已经将公司治理的范围扩大到了公司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成为协调所有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的各种机制和制度。目前公司体制基本形成了市场导向型与网络导向型两种类型。市场导向型体制的基本特征是金融市场非常发达，大量存在股权广泛分散的开放型公司，公司控制权市场非常活跃，这一体制主要分布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网络导向型体制的特征是公司股权之中，集团成员起重要作用，全能银行在融资和公司监控方面有实质性的参与，这一体制在欧洲大陆许多国家和日本占有优势。两种体制公司的治理实践存在较大差异，没有实证数据和理论分析说明哪一个更优，均曾经被视为功臣，同时又在另一些时候被认为是造成灾难的元凶。但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特别是国际金融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资本市场日趋发达，各国都在对自己的公司治理进行调整，相互借鉴，使公司治理模式逐渐趋同。值得提出的是美国最近出现了安然公司等系列丑闻，使得人们普遍对其公司治理产生了怀疑，美国也在对其公司治理进行了深刻反省并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改革措施，最引人注目的是颁布了以《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为代表的系列法规，意在重塑美国公司形象，恢复投<WP=3>资者信心。应该说，安然公司等丑闻中暴露出的公司治理上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美国企业制度安排的思路，不能由此而认为美国企业制度从根本上出了问题。美国公司治理改革的重点，只是对其公司治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进行加强，如加大对高级管理人员的约束、加强会计监督的独立性、提高信息披露义务、加大处罚力度等。我国国有公司的股权结构普遍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问题，这是其公司治理水平低下和公司治理中严重存在“内部人控制”等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要改善国内国有公司的治理，必须尽快改变其国有股"一股独大"的现状。同时，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也取决于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A公司是一家较为典型的国有控股高科技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存在许多与国有公司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同时又有其自身公司治理的独有特点。本文通过对公司治理理论和各国公司治理实践的研究，分析了国内国有公司，特别是A公司的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A公司治理的改进方案框架。鉴于A公司是一家较为典型的国有控股中小型高科技公司，其公司治理的改进方案对国内同类公司的治理改进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王大庆[2]2014年在《W公司治理的案例研究》文中指出公司治理影响着企业绩效,健全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方向,完善公司治理是国有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选取某国有大型集团企业旗下的W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规范研究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梳理和归纳了公司治理领域的相关理论,构筑文章的理论基础。其次,对案例对象的经营状况和公司治理概况进行了详细介绍,为后文的案例分析提供详细的分析资料。最后,对案例公司治理状况进行分析,探寻案例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问题的成因和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本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第一,W公司治理过程中存在着控制权纠纷、内部人控制、缺乏制度约束、监督机制不到位和疑似遭受掏空等公司治理问题;第二,W公司具有争议的股权结构、不合理的分权设置、国企和民企的制度建设分歧和经营管理者对公司治理的重视程度不高是W公司治理问题背后的成因;第叁,通过优化股权结构、完善董事会结构、完善监事会结构、加强制度建设和加强公司治理的重视程度等方面,从而提高公司治理的水平与效率。
何召滨[3]2012年在《国有企业财务治理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国有企业财务治理处于企业组织、公司治理及公司财务等多学科的交叉领域。进行国有企业财务治理体系研究,不仅拓展了公司财务的内涵和外延,体现了公司财务中公司治理思想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完善了财务理论体系,而且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方面的主导及核心作用,深化了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实现了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的有效融合,是解决国有企业财务问题、公司治理问题的良好切入点。本论文将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按照基础理论、基本理论以及应用理论进行分别研究。首先,进行财务治理基础理论研究,主要阐述了委托代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财权理论、财权分层理论及财务目标理论,指出财权理论是财务治理理论的基础及源泉。其次,进行财务治理基本理论研究,在论述财务治理内涵及概念、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财务治理诸范畴关系等前提下,构筑了以财权配置为中心,以资本结构为基础,以激励和监督机制为保证,以财务治理机制为抓手,以提升财务治理效率和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财务治理基本理论体系。最后,遵循一般财务治理理论指导,结合国有企业特征及财务现状,根据国有企业当前财务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因分析,并在进行国有企业财务治理问题经典案例剖析基础上,提出了财务治理应用理论——构筑以财权配置为中心，以模式选择为方向,以资本结构为基础,以业绩考核为抓手,以财务内控为支撑,以财务信息披露为工具的国有企业财务治理框架,以促进国有企业价值最大化。本文分别从模式选择和资本结构、财权配置、业绩考核、信息披露、财务内控等五方面对国有企业财务治理理论及应用进行深入、翔实研究。治理模式的选择奠定了财务治理方向。本文在对市场导向型治理模式、内部控制主导型治理模式、家族控制主导型治理模式等国外典型财务治理模式进行优缺点对比及评价基础上,指出各国财务治理模式的趋同性及差异性将长期存在。根据国有企业特征和中国国情,并顺应公司治理国际发展趋势,提出国有企业财务治理模式应融合股东单边治理模式及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优势,采用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维护股东及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诉求。资本结构是财务治理系统的运行基础,决定了财务治理基本特征及目标取向。资本结构的选择决定了财务治理的基础,资本结构初步决定了公司利益相关者财权配置及利益关系,其中股权结构是分析公司内部股东之间关系处理及整体治理效应基础,债权结构是确定外部债权人权限并促使其合理行使治理权利的基础。本文在进行资本结构整体治理效应、股权结构治理效应、债权结构治理效应理论分析基础上,指出了国有企业资本结构失衡特征及治理效应缺陷,提出优化国企资本结构治理效应举措：通过股权多元化、培育机构投资者、经营者持股、强化债务融资效率等资本结构的合理安排,充分发挥股权融资治理效应与负债融资治理效应的互补性,最终形成一个兼顾各方利益的资本结构制衡机制,以此提高财务治理结构效率。财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的核心,国有企业财务治理框架体系各部分有效运转及功能实现均要通过财权合理配置来完成。在研究财权配置基本理论、原则及逻辑框架基础上,进行了多维度财权配置模型研究：财务治理结构维度是按照财务治理主体理论,研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者等不同权力主体的财权配置；多级委托代理结构维度是按照国有企业多级委托代理关系理论,研究从国资委至国有企业母子公司内部的财权分割及配置；财务分层维度是按照财务分层理论,研究出资者、经营者、财务经理等不同层次的财权配置。不论何种配置模型,根据股东主导下的利益相关者共同配置财权理论,国有企业应按照多级委托链条及财权分层结构进行逐级分解、多层配置财权。最后进行了财权配置的集权与分权研究,在解析国有企业母子公司集权型、分权型和中间型叁种财务控制模式基础上,构筑了相对集权式的国有企业财务管控体系。国有企业财务治理的核心是财权配置,而比财权配置更关键的问题是建立健全激励与约束相容的财务治理机制,两者分别从动力机制及制衡机制保证财务治理效率的提升。国有企业当前激励约束机制的现状决定了,业绩考核是激励机制的根本,信息披露是约束机制的重点。本文在对国有企业激励机制状况深入解析基础上,通过对国有资本金绩效评价及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例证分析,指出了目前国有企业业绩考核存在问题,从短期激励和长期激励两方面分别进行国有企业业绩考核指标体系的设计,重点就完善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综合收益总额、经济增加值及经营者股权激励等考核手段提出合理化建议。本文在对国有企业监督机制现状进行深入解析基础上,指出信息披露是财务治理的有效工具,针对目前国有企业信息披露的特征及存在问题,从完善内部治理、外部治理等方面提出提升国有企业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对策,并结合企业会计准则等要求就完善国有企业财务治理信息披露内容提出创新思路,对非公开上市国有企业公开对外信息披露也做了初步探析。离开财务内控的有效支撑,财务治理体系构筑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在完善财务治理之际沉入财务内控之中,在健全财务内控之时上升到财务治理层次,形成两者良性互动,才能有效解决国有企业财务治理的诸多问题。在深入剖析财务治理与财务内控互动基础和互动关系基础上,阐述了财务内控的财务治理功能,并根据国有企业财务内控实践现状和缺陷,从建设现代企业制度角度出发,提出构筑符合财务治理规范的财务内控框架体系、强化财务控制活动体系建设、从出资人角度推进财务内控建设等完善财务内控体系的建议,从而推动国有企业财务治理效率的提升。
张毅波[4]2016年在《A公司新叁板挂牌前公司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我国,中小企业数量众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中小企业促进着地方经济的发展,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且中小企业大多是科技创新企业,是我国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所以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中小企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融资问题较为突出。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NEEQ),俗称“新叁板”,是经过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交易市场,作为一个新兴的资本市场,为大量的中小企业提供了股权融资的平台。虽然新叁板挂牌比起主板、创业板上市门槛要低,挂牌条件、申报流程较为简单,对于中小企业有很强的吸引力,但是我国很多中小企业自身存在各种问题,还是被新叁板拒之门外。新叁板挂牌条件中明确说明:“企业治理结构健全,运作规范。”,但是大多是中小企业,发展初期由于人员缺乏、制度不完善、公司运作不规范,所以在公司治理方面普遍存在问题。本文在对一家拟在新叁板挂牌的新能源企业A公司的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对企业的实际情况和相关资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分析后,发现了该公司在新叁板挂牌前存在股权过度集中、控股股东资金占用、组织机构设置不全、内控制度缺乏等公司治理的问题。本文主要运用了文献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定性分析法等科学的研究方法,依据已成功在新叁板挂牌公司对于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对A公司存在公司治理的问题进行对策研究,为准备在新叁板挂牌的中小企业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参考方案。
田溪[5]2018年在《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发展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组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是我国深化国企改革的主路径。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精细化管理”理论,主要通过案例研究法和比较分析方法,分析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发展中,政府治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供解决对策。本文主要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A公司为案例,从行政干预、政府激励约束、所受监管情况、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打造国有资本运营、承担国企改革任务、党企关系等方面着手,做了深入调查研究,剖析存在的问题。并将A公司与新加坡、意大利2个相似的国外模式以及国内天津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充分对比论证了国有资本模式中政府的权责及精细化管理作用,提出我国应当有条件地借鉴国内外经验。从政府治理角度,特别是精细化管理角度,针对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发展中政府治理方面的问题,提出主要的解决对策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提升政府管理精细化水平;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将政府治理的标准、方式、方法等进一步细化、具体化。本文旨在解决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发展中政府治理方面的问题,为政府提高国有资本运营效率、推动国企改革提供决策参考和理论依据。
卢智健[6]2011年在《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挑战,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推动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创业投资(VC)通过支持高科技企业的创业活动,从而对推进创新型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和就业的扩大,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创业投资在我国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到2010年末,全国备案的创业投资企业所管理的总资产已达1500亿元,较上年增长54%,而且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创业投资未来的发展空间还很大。由此,创业投资得到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成为理论研究和企业界的热点话题,然而当前的研究中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1、国外尤其是美国对创业投资的研究主要围绕创业投资的运作过程,侧重于研究其“技术”方面,如创业投资的组织架构、评估程序、契约机制、投资工具的数理分析等,对创业投资如何影响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这一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2、与国外相比,国内对创业投资的研究相对较少,且研究大多偏重于宏观层面,在企业这个微观层面上的研究仍然较少。3、国内对创业投资的研究更多的是偏向概念性的研究,而实证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创业投资和科技风险企业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企业能力理论和代理理论,围绕“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如何影响科技风险企业绩效”这一核心问题,对创业投资机构活动的内涵和构成进行了界定,进而深入剖析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了信任在此作用机制中的调节效应。本文的研究主要通过以下部分展开：(1)文献述评与理论发展。通过对创业投资、企业能力理论、公司治理等的详细回顾,找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对创业投资机构活动构成进行了辨析,形成了本文论证的基础。(2)探索性案例研究与理论模型的提出。在众多企业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选择了4家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了深入访谈,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初步构建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通过公司治理和企业能力影响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模型,为下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来源于实践的构想。(3)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作用机制的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文献展开,确立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作用于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通过调查问卷,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方法、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和路径分析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最终确认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模型。(4)信任对创业投资机构活动与科技风险企业关系的影响。在前述作用机制模型的基础上,以信任作为调节变量,深入探讨了不同类型的信任情境下创投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的影响机制,并通过问卷调查,运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方法对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了验证与修正。基于以上的研究论证工作,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1)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有积极的影响作用。创业投资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创业投资机构为了投入资本的安全,提高投资的收益率,必然会介入所投企业的管理活动,通过减少代理成本和增加企业价值的方式来提升风险企业的绩效。(2)创业投资机构活动通过影响科技风险企业的公司治理和企业能力继而作用于其企业绩效。本文在文献综述和对探索性案例进行剖析的基础上,设计和完善了对科技风险企业的调查问卷,通过对209家企业的调查数据进行结构方程建模后发现,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叁条路径实现的：创业投资机构的监控活动通过影响科技风险企业的公司治理间接影响绩效；创业投资机构的资金投入除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外,也通过企业能力而间接地影响企业绩效；创业投资机构的增值活动既直接作用于企业绩效,同时通过影响企业能力间接影响绩效,这些路径一起构成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3)信任在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由于信任水平不同,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的影响有所不同,信任作为企业间的一种非正式治理机制,决定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是否能真正影响风险企业的绩效。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计算型信任越高,创业投资机构的监控活动对风险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以及增值活动对企业能力的正向影响就越显着,而关系型信任越高,增值活动对企业能力的提升却不显着,说明风险企业不能仅仅期望通过与创业投资机构营造良好的关系就能从中得到高含金量的增值服务,因为随着大量资本进入创投行业,创投机构的能力良莠不齐,风险企业应努力从中选择那些能真正对自身能力的提升有帮助的创投机构。上述研究结论深化了创业投资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作用过程的理解,纵观全文,本研究在以下叁个方面进行了深化和拓展：(1)对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剖析,揭示了创业投资影响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本质过程。传统的研究要么是关注公司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要么是关注创业投资对风险企业公司治理的影响,也有学者对创业投资机构行为、企业能力、高新技术企业成长这叁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和阐述,本文在探索性案例研究和文献总结的基础上,首次构建了包含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公司治理、企业能力到企业绩效的概念模型,从而将这四者之间的关系纳入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揭示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是如何影响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2)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企业能力在创业投资机构活动与科技风险企业绩效正相关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在构建了创业投资机构活动、企业能力、公司治理、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后,利用调查问卷的数据,运用大样本的统计分析发现,公司治理和企业能力在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和科技风险企业绩效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的中介作用确实存在。创业投资机构的增值活动通过强化企业能力,为风险企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而监控活动则通过提高风险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降低了代理成本,它们都促进了企业绩效的改善。这些发现对创业投资的理论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3)揭示了信任在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的影响中的调节效应。本文将信任分为计算型信任和关系型信任,探讨了在不同的计算型信任和关系型信任的情境下,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的影响机制存在的差异,初步揭示了信任的调节效应,为风险企业如何有效地从创业投资机构提供的支持中获取更大的价值提供理论依据。创业投资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是一项具有挑战性但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然而,由于笔者时间、能力和精力所限,本研究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因此本文在最后一章进行了总结,并探讨了未来有可能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姚婷[7]2008年在《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作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20年来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不断增强。但是在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过程中,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结构趋于恶化、资本充足率不高、损失准备严重不足等问题,在股份制银行身上并不少见。追究原因,问题在于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完善公司治理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改革成功的重要标志和近阶段的主要工作之一。本文借鉴国内外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通过对五家上市银行进行案例分析的方法,分别从股权结构问题、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等方面对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地的分析。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股权结构对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银行经营绩效不存在显着的正相关;国有股比例与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绩效不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法人股比例与银行经营绩效呈现正相关;前五大股东比例与银行经营绩效呈现正相关关系;赫芬德尔指数与公司绩效有显着的正相关关系。Z指数对银行经营绩效没有显着影响。本文认为,要完善我国上市银行公司治理,必须通过在股权结构的调整、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以及公司治理外部环境建设的加强等方面采取措施。在当前继续深化金融业改革和发展成果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上市银行自身的公司治理,而且对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改革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陈旭[8]2016年在《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90代一系列银行危机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使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对商业银行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随之不断深入,但理论出发点的不同将带来截然不同的研究结论。本文的核心观点是“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有利于提升经营绩效”,文章对该观点进行了严格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在理论层面上,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将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界定为:股东、债权人、独立董事、高管和员工以及政府。接着分析了商业银行治理的特殊性,将银行“股东至上”治理模式和“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股东至上”治理模式的不足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商业银行治理的理论契合,分析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提升银行绩效的参与路径和作用机理。在对此路径进行阐述时,考虑到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治理的新趋势,在以下方面做了新的探索:一是将机构投资者参与银行治理单独进行研究。之前的研究大都将机构投资者默认为股东治理的一部分,并没有将其区分出来。但2010年以来我国政府引导银行业进行“财务重组—战略引资—公开上市”的全新改革模式,这种发展策略的推行吸引了大量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业,已逐渐成为我国银行公司治理改革的关键措施。针对上述新趋势,将机构投资者从股东治理中分离出来,重视机构投资者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是本文结合当下治理形势进行的第一项改进。二是突出独立董事在银行治理中发挥的作用。本文分析认为在银行中最有可能代表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就是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通过参与银行决策,对董事会进行监督来发挥这种作用。在研究独立董事参与治理对银行绩效的影响时,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时,仅仅考虑独立董事规模占比等数据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本文加入独立董事在年龄、性别、学历、专业、职业背景、任期以及兼职数等方面的异质性探讨,试图更全面分析独立董事参与银行治理并提升绩效的机制。同时,将独立董事作为债权人的代理人有效解决了债权人治理在实证研究中难以量化的问题。叁是探索构建了有助于银行经营绩效提升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分析框架。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契合性分析;(2)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的定义及界定;(3)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治理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分析;(4)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治理的合作博弈分析。得出了“商业银行利益相关者治理有利于经营绩效提升”结论。在实证层面上,本文循序渐进地对“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能够提升银行绩效”的观点作实证检验。首先通过回归分析提取出对银行绩效产生显着正向影响的指标本文将其定义为有效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可以揭示有效治理指标之间相关关系和内部结构的两个利益相关者综合治理指标,分别是不考虑银行监管的综合治理指标G和考虑银行监管的综合治理指标G*。将二者分别对绩效进行回归后结果显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有助于银行绩效的提升。考虑银行监管的综合治理指标对银行绩效的系数值增大,说明银行监管的加入有利于银行绩效的进一步提升,这与文章合作博弈分析结论相契合。进一步将有效利益相关者治理指标的回归系数值与综合治理指标的系数值进行对比后发现后者高于前者。该结果更有利地证明了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效果好于每项利益相关者单独治理产生的效果。说明我们在考虑银行公司治理问题时,应该从全局出发,激励有效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银行。最后,本文提出如何提高银行绩效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框架及对内优化治理结构,对外完善监管机制的双重对策建议。
康建立[9]2015年在《基于竞争力视角的A民营家具企业治理研究》文中指出公司治理在全球是个热点问题和难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在发达国家持续引起人们的关注。东亚国家和地区自从发生金融危机之后,公司治理的改革日益成为热门话题和首要任务。伴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发展,投资者要求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公司治理变革的浪潮。竞争力是相较于竞争对手而言所具备的竞争优势与核心能力差异,是公司扩大经营的能力基础,是公司能创造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顾客价值的能力。竞争力分析与评价已经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手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之间的经济边界被打破,全球化趋势加剧,企业之间的竞争进入充分竞争阶段,如何提高企业的竞争力、保持持续竞争优势的问题越来越受到的关注。国内外众多学术研究机构和专家从不同角度、视点对企业竞争力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分析与评价,研究成果十分丰硕。我国民营家具企业的公司治理先天不足,近几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生存环境也更加困难。如何使公司治理能符合企业规范化发展和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需要,是民营家具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民营家具企业闽利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为案例,意在阐述公司治理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强调在公司精神指引下,以市场地位、创新业绩、生产力、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支付能力和流动资金、盈利能力这六项指标作为核心绩效的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公司治理模式,能有效激发公司的竞争力,保证公司的健康发展。建立以上所述的公司治理模式,首先要有强大的公司精神作为指引,其次公司的控股股东要亲自实践公司精神,约束自己的行为,不侵占员工、中小股东、国家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时使员工特别是中层、核心技术人员能分享到企业成长的成果;同时加大创新投入,为未来打好基础。
吴芳[10]2016年在《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法律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家族企业是一种既传统又现代的企业形态,历史悠远却又基业常青。据统计数据显示,在全世界企业总数中有65%的企业为家族性质企业,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更是占据近40%的份额。1这一切都在说明,家族企业治理问题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学术题域,对于商法学研究而言更是如此。然而,当前学界有关家族企业治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经济学与管理学领域,法学界尤其是商法学界对此问题鲜有着述。我国现行《公司法》、《证券法》之逻辑架构主要依据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或者说封闭公司与公众公司之二元界分展开,并未对家族公司治理问题作针对性规定。然而,从实证层面来看,家族企业、家族公司与普通公司在产权结构、代理成本、治理规则等众多方面有所差异。这就意味着家族企业治理规则应当被法律予以特殊关照。笔者选取“家族企业治理法律问题研究”一题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即希望通过专门化研究,找寻到家族企业尤其是家族公司治理中的特殊性问题,并为相关法律规范之进一步完善以及实践中的家族企业治理提供可资借鉴之认识。除引言与结语之外,正文共有六章:其中第一章是总括性的、前提性的介绍与分析;第二章至第五章属于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问题;最后一章主要涉及家族企业外部治理问题。具体情况如下:第一章——“家族企业公司化治理概述”。在本章中,笔者首先通过对家族的定义引出对家族企业、家族公司的定位,提出家族企业是与家族有不可分割关系的企业组织,家族公司则是公司化的家族企业。然后,笔者从实证视角分析了文化、道德、观念、政治体制等因素对我国家族企业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家族企业的叁个特征即:所有权与控制权高度集中、企业主绝对权威和家族与企业价值同一,以保障后续研究能够侧重于中国家族企业本土性问题的发现与解决。其次,笔者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借助家族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家族企业发展历程进行梳理,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19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出现家族企业;1987年到1992年对私营企业的关注使家族企业有了发展空间;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家族企业步入正轨,开始有序发展;1999年和2004年两次修改宪法之后,最终确立了私营企业的独立性地位,家族企业得到飞速发展。在梳理了家族企业发展历程之后,笔者通过家族企业上市困境与传承困境的分析提出我国当前家族企业发展已进入瓶颈期。最后,笔者通过在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是家族还是公司,将家族企业治理划分为家族治理与公司治理,以厘清本文的研究主线,并在此基础之上指出双重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家族企业的首要挑战,家族势力对企业的涉入,导致家族关系矛盾影响企业发展,企业利益冲突破坏家庭和谐的局面。第二章——“家族企业产权结构分析与治理模式选择”。产权结构是家族企业治理问题的核心,在本章中笔者首先通过实证分析,指出我国家族企业产权方面当前存在的叁个特征:股权高度集中于家庭成员、股权结构呈现超稳定状态以及产权归属模糊。同时分析了家长式权威的强弱、企业家个人素质的高低、初始物质资本的投入、人力资本需求的强弱以及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等因素对我国家族企业产权结构的影响。其次,在分析了家族企业产权结构的基础之上,笔者对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业主型治理模式与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当前我国的家族企业更适宜采用折衷型治理模式。第叁章——“家族企业控制权治理”。家族企业治理中最为核心的命题当属家族企业控制权问题。本章中,笔者指出家族企业控制权治理是家族通过一系列机制,委任家族成员担任管理职位,限制非家族成员权利,制造投票权不同的多级股份等措施以维持家族对企业的控制的治理方式。其次,笔者分析说明了特殊性资产与企业制度稳定性对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的影响。最后笔者对家族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经理人之间的控制权配置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指出当前我国的家族企业治理暂不宜采用“董事会中心主义”控制权配置模式,未来《公司法》修改应当考虑到家族企业控制权的特殊性,对家族企业股东大会的控制地位做特殊性关照。第四章——“上市家族企业股东利益平衡”。上市家族企业治理是家族企业治理中比较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当前我国的家族企业多面临融资难的现实问题,上市融资是很多家族企业所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上市家族企业治理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实现家族成员股东与资本市场分散投资者的利益平衡问题。在本章中,笔者认为未来《公司法》修改应当对上市家族企业采取双重股权结构的问题予以规定,即对家族企业主及其家族的控制权进行倾斜性保护,以避免家族控制权因企业上市融资而被严重稀释或掠夺。同时,在对家族企业主及其家族的控制权进行倾斜性保护的基础上,再对中小股东的利润分配权进行倾斜性保护。并且,还要辅之以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以保障中小股东权益。第五章——“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法律构造”。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7个年头,中国家族企业第一代创业者已经普遍都过了“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家族企业传承问题即成为了摆在他们面前亟待应对与解决的现实问题。在本章中笔者通过对家族企业传承的内容及障碍因素的分析,提出公司治理是传承的保障,家族企业可以通过编制传承规制或者设立家族基金会的方式实现传承。最后,在总结上述观点的基础上,笔者提出家族信托是未来中国众多家族企业实现传承的重要路径。家族信托在避税、风险隔离、遗嘱执行、子女保障以及控制权集中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我国当前环境下其发展还存在一定的障碍,因此笔者建议从健全信托法律法规、丰富家族信托类型、保障债权人知情权叁方面入手为我国家族信托的发展提供保障。第六章——“家族企业治理外部环境”。制约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的外部环境原因有多种,首先,国家的产权保护法律制度为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从19世纪80年代到当下,宪法对私营企业地位的界定成为影响家族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其次,家族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变迁也有着重大影响。家族文化底蕴凝聚在企业中,成为企业的价值追求,为企业发展提供信仰与激励。再次,资本市场的发展水平影响着家族企业制度变迁的选择空间,尤其是当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完善的背景下,融资难导致我国家族企业物质资本变迁困难,使家族企业至今仍保持着以自有资本为基础的发展模式。复次,职业经理人市场的不完善是导致我国家族企业难以公司化的重要原因。在不完善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上,家族企业难以融合社会人力资本,由此形成了中国家族企业家族治理与公司治理相重迭的治理模式。最后,家族企业的信息化与国际化为家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家族企业信息化打破了传统的市场分割的局限,另一方面,国际化又对家族企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实现交易规则的国际化,组织结构的分散化,还要发挥知识产权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作用,这对家族企业而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参考文献：
[1]. A公司治理问题研究[D]. 王忠海.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2]. W公司治理的案例研究[D]. 王大庆. 华南理工大学. 2014
[3]. 国有企业财务治理问题研究[D]. 何召滨.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
[4]. A公司新叁板挂牌前公司治理问题及对策研究[D]. 张毅波. 兰州理工大学. 2016
[5].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发展问题研究[D]. 田溪. 河北经贸大学. 2018
[6]. 创业投资机构活动对科技风险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研究[D]. 卢智健. 浙江大学. 2011
[7]. 商业银行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问题研究[D]. 姚婷. 广西大学. 2008
[8]. 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商业银行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研究[D]. 陈旭. 湘潭大学. 2016
[9]. 基于竞争力视角的A民营家具企业治理研究[D]. 康建立. 华侨大学. 2015
[10]. 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法律问题研究[D]. 吴芳. 西南政法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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