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本全球积累视角下的当代国际关系
——兼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构建的根基*
武海宝
[关键词] 资本形态；国际关系；国际金融资本；资本帝国；世界秩序
[摘 要]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资本经历了从商业资本、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和国际金融资本的形态转变，同时也经历了一个从区域性空间向全球空间拓展的过程。每一种资本形态的特殊积累逻辑都决定着那个时代国际关系的整体特点和发展趋势。理解当代国际关系必须建立在资本的当代形态——国际金融资本积累的基础之上。它对当代国际关系最深远的影响在于，一个凌驾于主权国家体系之上的“资本帝国”逐渐形成。国际金融资本积累包含着自身的矛盾，其积累造成的困境和危机导致国际关系冲突加剧，世界秩序开始转型，一个后新自由主义的动荡时代正在到来。
毋庸置疑，国家是支配国际关系的核心角色，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施动者”。我们分析国际关系，所能找到的最为牢固和可靠的基点就是国家。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下，影响国际关系的却不仅仅有国家权力，还有更为基础的因素即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在近代以来集中体现在资本的特殊积累方式上。因此，把权力与资本有机结合起来并用于国际关系的具体分析当中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鲜明特色。
扬中市位于镇江市东部江心，黄金水道——长江中下游，苏南现代化建设示范区内，是由太平洲、中心沙、雷公岛、西沙岛组成的城市。其东北与泰州、扬州隔江相望，西南与镇江、常州一衣带水，南桥与沪宁高速公路和京沪铁路相接，北渡可联京沪高速公路。其距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与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分别为2.5小时和1.5小时车程。
一、资本形态的演进与国际关系的变迁
关于如何实现国家权力与资本形态的有机结合来分析国际关系，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对我们具有重要启示。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登上历史舞台后引起的最重要的政治变化，就是促进了政治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7页。 这种政治集中的主要后果就是民族国家的建立。因此，可以说，近代民族国家既是欧洲中世纪以来各种分散的权力实体权力斗争的产物，又是资本集中引起政治集中的产物，二者并行不悖：前者是民族国家形成的直接动因，而后者则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隐蔽基础。没有权力斗争，民族国家主权平等的概念就不可能产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民族国家主权的相互承认主要是打出来的，而不是谈出来的；但是，没有资本的集中，就不会产生如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集中，近代国家主权的确立就缺乏一个坚实的基础，各种权力实体就仍旧可能只是中世纪式的一盘散沙。国家间的权力斗争自古有之，偏偏在古代封建制度向近代资本主义制度过渡的过程中，这种斗争导致了新型主权概念的形成，这就不能只从权力斗争中找寻原因。从历史发展的现实进程看，资本集中导致政治集中及现代主权国家的确立，是古代经济、政治制度向现代转型齐头并进的两个不同方面。
资本集中导致政治集中只是马克思对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大背景下资本与国家间关系的一个概要总结。但是，资本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是展现为不同形态的，不同的资本形态与政治权力和国家间关系的互动方式因而也都是不同的。因此，随着资本形态的不断演进，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也就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商业资本主导下的国际关系
商业资本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2、367、369-370、375页。 是资本最初的形态之一。在资本的典型形态——产业资本在19世纪崛起之前，商业资本曾以独立的形态主导过当时的国家形态和国际关系。商业资本的积累主要靠贱买贵卖，正如马克思所说：“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也就是说，不是等价交换。”[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2、367、369-370、375页。 由这种贱买贵卖自然产生出商业资本家的市场垄断倾向，即防止像他一样的竞争者在市场上出现。而要对市场进行垄断，就必须诉诸国家暴力。这就决定了在商业资本主导的时代，即16—18世纪，国际权力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是以争夺贸易垄断权为主要特点的商业战争。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当时欧洲的主要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为了争夺欧洲和世界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商业战争。这种战争有国家权力斗争的因素，即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所描述的国家对权力的永恒追逐的因素，但是，这种权力斗争之所以采取争夺贸易垄断权和商业战争的形式，却是由商业资本积累的特点所决定的。对于商业资本的这种特性,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2、367、369-370、375页。 考茨基也曾指出:在商业时代，“每艘商船都是一艘军舰”，“国旗到哪里，贸易就跟着到哪里，这里的国旗就是战争中的军棋。”[注] 卡尔·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叶至译，三联书店,1963年，第27、28页。
(二)产业资本主导下的国际关系
进入19世纪，随着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阶段发展到机器大工业阶段，产业资本崛起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形态的过渡，使国际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业资本的崛起是生产发生革命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者自己成了商人，原来商业资本的职能也逐步发展为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职能的一个环节。这样，随着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过渡，“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62、367、369-370、375页。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间贸易的动力就不再是那种保护着垄断地位的大炮，不是鱼雷，而是利润。“人们从那些售价最低廉的商人那里买东西，而不是从拥有军舰最多的商人那里买东西”。[注] 卡尔·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叶至译，三联书店,1963年，第27、28页。 随着商业资本逐步从属于产业资本,以争夺贸易垄断权为主要特点的国际关系也就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因此，可以说，以商业争霸为特点的战争根源的消除，不是由于欧洲各国建立了有利于国际安全的制度协调机制，也不是由于这些国家在文化认同和敌友判断上建构出了一种利益和谐的认知，而是由于发生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形态的过渡，这种过渡重新界定了国家利益的内容。
产业资本的积累方式与商业资本相比，它把利润的重心从市场领域调整到生产领域，从垄断市场调整到对劳动力和生产过程的剥削上来。这就决定了自由竞争成为产业资本的内在法则。旧时的商业垄断由于提高了生产成本而成为产业资本家痛恨的东西，随之以争夺贸易垄断权为主要目标的商业战争形态也为产业资本家所摒弃。产业资本积累的这种特点直接影响和塑造了当时国际权力斗争的基本格局。英国由于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国家，它单向地向全世界开放本国市场，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随着工业化进程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开展和扩散，欧洲大陆各国相继完成政治革命，并开始在工业化基础之上展开新一轮的权力争夺。这种权力争夺也深深地打上了产业资本的烙印。在产业资本形态下的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扩散，使欧洲各国实力大增，主要的几个大国实力地位相互接近，成为欧洲均势形成的基础条件；英国虽然拥有世界霸权，但也难以绝对地支配和统治欧洲，只能采取均势战略来维持自身的相对优势地位，这样，欧洲各国的权力争夺在英国均势战略的操控下就得以保持整体稳定，再加上产业资本积累带来的阶级矛盾引发了欧洲各国的政治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导致各国政府都不得不忙于国内事务，而无暇他顾，因此，在整个19世纪，欧洲的国际政治和安全形势趋于稳定，基本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国家集团之间的战争，史称“百年和平”。[注] 在英帝国统治下，出现了一种在西方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那就是1815—1914年100年的欧洲和平。不过这种和平只能称得上总体和平，期间欧洲国家打过克里米亚战争和普法战争两场较大规模的战争，但这两场战争时间都不长，且参与国家不多，与之前一个世纪战争连绵、参与国家众多不可同日而语。 由于欧洲各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这些国家的实力也大大增加，在当时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全球并存的历史条件下，已经迈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欧洲各国就得以加速向全球扩张，加紧掠夺殖民地，最终使东方日益从属于西方。综上，我们可以看到，19世纪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英国称霸世界、欧洲国家维持均势和总体和平、殖民事业的大力推进，尽管都可以追溯到国家围绕权力的斗争，但是，如果向纵深挖掘，则都可以追溯到整个时代产业资本积累的特殊方式，追溯到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时代的过渡。[注] 有的历史学家将19世纪国际形势的特点追溯到技术革命尤其是19世纪中后期发生的电力技术革命中。(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第27-41页。)但是无论是蒸汽技术革命还是电力技术革命，都是在产业资本的形态下发生的。产业资本是技术革命、技术发展所实现的形式。 不同时代的资本形态蕴含着国际政治斗争的秘密，是我们理解当时国际关系整体形势的一把钥匙。
各处理水稻各部位镉/砷含量见表3。施加零价铁未对稻米镉含量产生明显影响；施加腐殖质、复合调理剂则明显地降低了水稻各部位镉的含量。与对照相比，施加腐殖质和复合调理剂后，早稻稻米镉含量分别下降14.3%和35.5%；晚稻稻米中镉含量分别下降33.3%和57.4%，差异显著（P<0.05）。施加复合调理剂，早稻稻米镉含量达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2762—2012）。
(三)具体案例
对于上述结论，我们还可以结合荷兰和英国两个霸权国家的兴衰来进一步展开分析。荷兰崛起于对中西方转运贸易航道的垄断和控制，正是基于这种垄断和控制，才使当时仅有150万人口的荷兰建立了一个世界性的商业帝国。但是，荷兰的霸业只维持了非常短暂的一个时期，随之很快走向衰落。荷兰为什么会迅速衰落？其秘密就在于，在它走向鼎盛的时期，商业资本正在逐步向产业资本(工业资本)过渡，但是，荷兰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历史转变。在它看来，既然一切产品都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调拨，国内就没有生产的必要。因此，它痴迷于转运贸易，因而通过商业聚敛的大量财富并没有转变为对本国生产制造业的投资，结果导致本国工业生产日益走向衰退。[注] Jonathan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Claredon Press,1998,p.999.随着世界市场的垄断地位不断受到英法等国的挑战，荷兰的衰落也就成为必然了。而新崛起的英国之所以成为后来的霸主，除了它打败荷兰，夺取了荷兰的商业资源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商业资本扩张时期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对殖民地进行生产的改造。在荷兰，商业资本的扩张没有触动反而是保留了殖民地落后的生产方式，商人并没有成为工业资本家；而在英国，商业资本的扩张却逐步改造了殖民地的生产方式，商人逐渐发展为工业资本家。而后者所造成的世界市场的扩大，正是英国在欧洲率先实现工业革命，[注] 参见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英国近代大工业初期的概况》，杨人楩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42页。 从而完成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形态过渡的主要推动力。因此，一部荷兰的兴亡史和英国的崛起称霸史就是资本形态从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过渡史。[注] “荷兰作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于工业资本的历史。”参见《资本论》，第3卷，第372页。 这就是资本形态的演变对国际权势格局和霸权更替所发生的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如果单就某一场战争、某一个短时期的国际权势斗争来讲，是很难看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把考察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延长，考察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国际关系的整体变迁，那么，资本形态的演变发展就成为一个必要的尺度。对于这种国际关系研究的方法论，马克思曾在《18世纪外交史内幕》中明确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7页。
宫腔镜联合腹腔镜子宫肌瘤剔除术对患者血清炎性因子及生活质量的影响………………………………………………………………………… 陆海英，等(12):1457
二、全球化时代的金融资本积累
如上所述，资本形态的演进与国际关系的变迁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因此，要理解当代国际关系的整体形势和特点，就必须建立在对资本的当代形态的分析基础之上。在笔者看来，资本的当代形态就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力量——金融资本。金融资本是我们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的牢固出发点。
(一)金融资本积累的两大属性
试验井钻遇目的地层后油气活跃，为平稳地层压力，将钻井液密度从 1.22g·cm-3提高至 1.44g·cm-3，进行短程起下钻测油气上窜速度时，下钻至1580m时发生严重地层失稳漏失。进行常规堵漏后继续钻至完钻井深2227m，短程起下钻测得油气上窜速度128m·h-1，最低密度为 1.31g·cm-3，最高全烃值 90%，井控风险极大，必须循环提钻井液密度。当密度提至1.52g·cm-3后，再次发生井漏，循环漏速 32m3·h-1。
(二)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在当代发生的新变化
第二，虚拟经济开始爆炸式增长，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积累方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金融资本的虚拟形态已经获得一定的发展，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过战后的高速发展后相继陷入了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危机。[注] 危机时期的生产过剩的本质就是资本过剩，因为过剩的产品是资本产品，而不仅仅是商品。正是由于已经投入生产过程的资本实现不了价值，所以有待投入生产过程的货币资本就显得更加过剩了。 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越来越表现为不断增加的巨大经济剩余与无法提供吸收和利用这些剩余的出路之间的矛盾。在这种背景下，虚拟经济作为缓和、应对危机的措施迅速发展起来。在这种虚拟经济的膨胀中，以资产证券化为核心的各类金融衍生业务的迅猛崛起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世界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与此同时，外汇和国债市场发展为全球最重要的两大金融市场。外汇市场的发展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的背景下，各国放开外汇管制的产物。而国债市场的发展则是欧美各国政府在福利制度下陷入财政赤字危机进而向国际市场谋求融资的产物。金融衍生品、外汇和国债在新时期的迅猛发展，以大大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规模建立了资本积累的自我循环，成为解决资本过剩危机的主要渠道。
第一，金融资本建立并控制了全球产业链。金融资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以民族国家为依托而存在。当时的金融垄断资本首先是在欧洲几个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范围内发展起来的，进而以殖民统治的形式向全球扩张。这样，由宗主国和殖民地组成的经济区就把当时金融资本主导的世界地理空间条块分割化了。但是，这种世界市场的地区割据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二战后，国家间条块分割的市场壁垒被彻底打破了，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地理空间逐步实现了一体化。这种一体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对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产物。在这种重构中，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金融投资的推动下走出国门，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全球布局，从而使过去的以民族国家为依托的金融垄断发展为跨国金融垄断，使民族国家的生产发展为跨国生产。在这种跨国生产中，金融资本以产业资本所有权的形式掌握着全球产业链的高端环节，比如核心技术、知识产权和销售网络，而中低端的制造业务则被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因此，金融资本积累内含的支配和统治倾向在这里又表现为拥有强大金融资本实力的中心国家对处于边缘和半边缘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控制，进而造成中心国家与边缘、半边缘国家之间更深的对立。
建立在垄断基础之上的金融资本在19世纪末产生。列宁正是通过产业资本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揭示出金融资本产生的必然性，并从金融资本进行垄断性统治的特殊积累方式出发，引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资本输出、瓜分世界的必然性，并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占有世界殖民地份额的不平衡出发，引出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这样，从经济到政治，再到国际政治，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中一气呵成，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是，列宁那个时期的金融资本尚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其最主要的依托仍然是民族国家。在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资本的积累方式发生了新的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与金融资本对全球产业链条的整合一样，虚拟经济同样发展为一场全球性的赌博游戏。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美英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压力下，都被迫相继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原来各国相对分割的金融市场在地域和时间上实现了相互连接，全球金融市场逐步走向一体化，全球金融交易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所发现的“权力与相互依赖”[注] 参见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深深植根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这种运行规则。
虚拟经济不创造现实的财富，但它参与实体经济已经创造出的财富的再分配。这充分说明，资本越是脱离直接的生产过程，成为食利性的、寄生性的资本，就越是高居于社会生产过程之上而成为生产过程的最高支配者和统治者。在当代高度发达的金融资本形态下，整个社会生产的利润渠道、全球所有的重要投资和贸易实际上都已经被金融资本全方位控制了。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金融资本实现了“电子游牧”，“资本如同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以云速度、电速度控制和掠夺全球，所到之处，一片狼藉。”[注] 尹斌：《金融资本主义的危机与中国发展战略》，《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12期。
金融资本具有两大属性，其一是垄断性，其二是食利性。从形式上看，金融资本是一种垄断资本。这种垄断包括多个方面，比如货币资本所有权垄断、价格垄断、技术垄断、市场垄断、土地垄断等。上述各种形式的垄断使金融资本积累方式的特点异常显著。比如市场上商品的价格过去由自由竞争来决定，现在在很大程度上由金融资本的垄断意志所确定，这种垄断价格实际上是金融资本在变相地向全社会征收“贡赋”，带有强烈的强制、掠夺倾向。因此，金融资本的这种积累方式也被称为“剥夺式积累”。[注]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66页。 列宁和希法亭都曾指出，与产业资本相比，金融资本要的不再是自由，而是统治，其所反映的正是金融资本的这种剥夺式积累的特点。从内容上看，金融资本是一种食利资本。金融资本包含生产性积累和非生产性积累两个方面，是产业资本所有权和虚拟经济控制权的统一。[注] 宋朝龙主编：《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范式转型》，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3年，第164页。 首先，金融资本是对产业资本所有权的控制。在这种积累方式下，金融资本作为货币资本是在生产过程之外而与生产过程进行结合，它的利润来源于生产过程所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分配。这是金融资本“生产性积累”的一面。其次，金融资本是对虚拟资本的控制。在这种积累方式下，金融资本作为货币资本已经不再与现实的生产过程相结合，而是在远离现实生产过程的领域发展为一种投机既成货币财富的积累机制，这是金融资本“非生产性”积累的一面。无论是生产性积累，还是非生产性积累，都脱离了直接的生产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资本就是寄生于生产过程之上的食利资本。
领土殖民主义的退场、植根于金融全球化基础之上的国家间相互依赖、资本在主权国家体系之上建立霸权、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军事同盟对国际金融资本积累秩序的维护，这就是当代国际关系的主要特点。但是，随着金融资本积累造成的矛盾和危机的扩散和加深，上述特点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这些变化预示着世界秩序正在进行深刻转型。
高血压是一类常见的慢性疾病,多发于中老年人,近些年来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对该病的防治已受到广泛关注。高血压患者多采取药物进行治疗,但可供选择的降压药物品种繁多,疗效和安全性各异,如何为患者选择安全、高效的药物已受到广泛关注。本次实验选取我院在2016年4月至2017年4月收治的100例高血压患者为研究对象,就贝那普利联合氨氯地平对其血压水平控制效果的影响进行分析,现作如下总结。
三、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资本帝国”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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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虽然不再主要依赖国家暴力征服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暴力原则的彻底退场。实际上，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所建立的是一种不平等、不稳定的积累体系，具体表现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半边缘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的两级对立。这种充满深刻矛盾的积累体系必然离不开一定的上层建筑来保护，以“防止债务人造反”。[注]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2页。 承担这种秩序维护任务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军事同盟。美国的军事同盟虽然从形式上看仍然穿着民族国家的外衣，实际上它所维护的却主要是中心国家金融资本的整体利益。正如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所说，美国要求打开一个国家的市场大门，并不只是为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而是为了全球金融资本的利益。[注] 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第175页。 同时，美国的军事霸权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它一般不再作为直接的打击手段而存在，而只是作为威慑手段来使用，其所体现的是一种维持国际金融资本积累整体秩序不遭破坏的“警察权”。它对某个国家动武的性质，乃是一个警察对警告无效的嫌犯所采取的正义行动。[注] 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6、131页。
在资本帝国形成后，资本统治的这种经济法则逐步建立起来了。二战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是在贸易条件、利率调整、汇率变化、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这些机制上运行。从G7、G8再到G20，各种协调合作机制不断地建立。正如佩里·安德森所说：“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过去会议体系的当代形态才被创制出来，这一产物并不是为了平息王朝冲突或领土争端而召开的外交峰会，而是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们的集会，旨在熨平各方在贸易、利率、币值和碳排放目标等实质利害关系上的分歧。”[注] 佩里·安德森：《二十一世纪的大国协调》，《文化纵横》2017年第1期。 在这种国际关系中，“资本帝国主义几乎完全变成了一种经济控制，在这一控制过程中，市场法则在资本主义大国的控制下被迫履行起不再有帝国政权或殖民者履行的职责。”[注] 埃伦·M·伍德：《资本的帝国》，王恒杰、宋兴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16、131页。
全球化时代资本帝国的形成使殖民帝国时代国际关系中暴力征服的法则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扬弃。在殖民帝国时代，金融资本在世界范围内面对的是一个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二元结构体系。[注] 参见宋朝龙：《边缘社会主义的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2页。作者提出，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两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共存是近代世界体系具有征役主义与资本主义二元特征的根据。 当时，除了欧洲以外，亚洲、非洲和美洲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甚至原始公社的宗法制社会中。在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这些地区也建立了自己的军事官僚国家。资本主义要向这些地区扩张，必然会遇到暴力抵抗。因此，金融资本与暴力征服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注] “征役主义的统治基础是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只要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没有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改造，征役主义就会存在。”参见宋朝龙：《边缘社会主义的起源》，第44页。 列宁正是在此意义上指出了金融资本与殖民帝国及其战争之间的必然联系。但是，这种必然性也是有条件的。因为世界体系内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存的二元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历史发展证明，在殖民帝国解体后，广大殖民地在获得国家主权的基础上，能够以市场化方式融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因此，金融资本与殖民帝国暴力征服法则的联系只具有相对的必然性，而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殖民帝国暴力征服的历史条件是金融资本在向世界范围内拓展的过程中所遇到的，而不是金融资本本身所产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融资本在主权国家体系上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证明，资本为了不断积累和增殖，并不总是需要暴力征服。资本的历史使命是创造全球市场，它在一定历史时期之所以与殖民主义的暴力征服相结合，其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也就是说，它还不能以自身内在固有的经济法则建立起对世界经济的全面统治。
四、金融资本积累的困境、危机与世界秩序的转型
由表7可以看出，除了2001年和2003年的预测结果和真实值之间的误差比较大之外，其余各年份的误差都很小，表明这种拟合程度很好，所以根据多元线性回归模型（2）可以预测未来国家财政教育支出的预测值．同时还表明国内生产总值、年末人口数量和居民人均教育消费支出是影响国家财政教育支出的3个重要因素，国家在制定教育策略和确定教育投入时可以重点考察这3个因素．
(一)金融资本的积累遭遇全球性危机
金融资本的积累包含着自身的矛盾。金融资本的生产性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升、竞争不断加剧、利润率趋势性下降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引发生产的衰退和停滞。生产衰退和停滞的另一面实际上就是资本的过剩。为了解决资本过剩的危机，金融资本必然从生产性积累过渡到非生产性积累，即通过发展虚拟经济来使过剩资本获得盈利的机会。但是，虚拟经济是一种泡沫经济，它的维持需要源源不断的货币资金的流入，而这种资金来源总是有限的，因为维持这种泡沫的货币资金仍然与生产有关，其归根结底是来自社会再生产所提供的资金与已经吸收资金的差额，而这个差额总是有限的。一旦资金来源枯竭，泡沫就会破裂，进而爆发危机。这样，金融危机就成为虚拟经济高度发达时代一种周期性出现并不断加剧的现象。金融资本内含的这种矛盾是资本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因而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滞胀，进而大力发展虚拟经济以试图摆脱这种矛盾，但最后却陷入长期性的衰退停滞和周期性的金融危机中的历史发展进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随着金融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当代国际关系也受到了国际金融资本的深刻改造，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资本在主权国家体系之上建立了自己的霸权，国家作为国际关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主体，其地位开始史无前例地下降，其权力的很大一部分开始逐步向国际金融资本移交。例如，在金融资本主导的跨国公司中，巨额的资金流动完全是在一个集团公司下属的各个分公司之间进行，民族国家已经很难监管；由于跨国公司的极大发展，主权国家对这些公司的征税权力也被大大削弱。同样是在跨国公司的扩张下，一个完全不受任何国家包括美国政府监管的欧洲美元市场开始形成，这些美元货币“聚集在由新生的跨国银行所建立的离岸资本市场中，以求逃避民族化国家的管制权力。”[注] 威廉·I·罗宾逊：《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高明秀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44页。 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又是美国放弃金本位制进而促使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重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浮动汇率制的实行，国际货币体系逐步发展为一种本质上就不稳定的投机性体系，从而使外汇交易迅速发展为全球最大的金融市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冲击中已经很难保持本国币值的稳定，从而很容易陷入汇率危机和金融危机。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同样深受国际金融资本投机的困扰，从而陷入“不兼容三方怪圈”，即不能同时实现币值稳定、资本动员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国际金融资本的投机行为已经成为各国公共权力机关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法国经济学家沙奈(Francois Chesnais)在分析法国国债的全球化时指出：“法国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要受拥有其三分之一国债的外国投资者利益的驱使。”[注] 弗朗索瓦·沙奈等：《突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缘由与对策》，齐建华、胡振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二)“金融的秋天”与美国霸权的衰落
金融资本积累的困境和危机，在美国这个世界金融霸主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中，美国经济日益空心化，中低端制造业基本上都已走出国门，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实体经济不振的同时，美国发展起全球规模最大、也最发达的虚拟经济市场，资产证券化等各种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吸引了全球规模的剩余资本。实体经济的空心化、虚拟经济的泡沫化使美国霸权的根基受到了侵蚀。按照阿瑞基的理论，当一个霸权国家从实物扩张过渡到金融扩张的时候，这个国家也就开始潜在地走向衰落，因此金融扩张一般预示着霸权国家“秋天的到来”。[注] 参见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二十世纪》，姚乃强、严维明、韩振荣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6页。
美国霸权“秋天的到来”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首先，金融资本积累导致的衰退、停滞和频繁的危机大大削弱了美国霸权的硬实力。2008年金融危机是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导下的全球资本主义积累矛盾的总爆发，危机后虽然美国经济很快复苏，但是深层矛盾并没有真正解决。[注] 当前，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反移民等主要施政纲领的一个核心就是应对制造业空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本土白人就业问题，说明金融资本积累造成的困境和危机仍然是困扰美国社会和政府的主要问题。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美国爆发，说明金融危机正在逐步向社会危机转化。2017年特朗普当选总统，美国政治全面走向保守主义，并日益呈现民粹化趋势，说明金融危机已经引发美国政治制度的危机。[注] 参见William I. Robinson，“The Battle Against Trumpism and Specter of 21st Century Fascism”,https://www.telesurtv.net/english/opinion/The-Battle-Against-Trumpism-and-Specter-of-21st-Century-Fascism-20170121-0022.html. 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叠加，再加上特朗普四处出击、挑起矛盾的外交政策引发的各种国际关系危机，[注] 宋朝龙：《金融资本全球化的限度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复兴》，《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1期。 都显示出美国霸权已经进入体系积累周期的下降期。[注] 阿瑞基认为，一个霸权国家刚开始崛起时，首先表现为实物扩张，即工业和贸易的大规模发展；在实物扩张进入一定阶段后，资本的利润率开始下降，于是实物扩张转向金融扩张，本国不再以主要的工业生产为主，转而向他国贷放巨额的货币资本，靠剪息票来生存。实物扩张和金融扩张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积累周期。美国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开始金融扩张，进入体系积累周期的下降期。参见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二十世纪》，第7、330页。 特朗普的各种强硬不是美国霸权强盛的表现，反而是其霸权衰落的表现。其次，美国的金融扩张又必然在全球范围内催生新的产业积累中心，扶植霸权国家的竞争者。正是美国的金融扩张使它的先进技术、资金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需求以及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获得结合的机会，从而使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兴经济体国家迅速崛起，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注] 当前美国国内有一种论调，认为允许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美国的一个历史性错误。(参见Robert Atkinson, “Who Lost China?” The National Review ,https://www.nationalreview.com/magazine/2018/08/13/us-china-relations-who-lost-them.)实际上，这种观点并没有认识到美国的金融扩张与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内在关联及其必然性。国际关系理论英国学派代表人物巴里·布赞(Barry Buzan)把这种现象概括为“现代性的扩散”。[注] 巴里·布赞、乔治·劳森：《资本主义与新兴世界秩序》，《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1期。 这种扩散导致世界权力格局日益呈现“去中心化”趋势，中心国家圈正在变得越来越大且越来越非西方化，由某个霸权国家全面垄断世界权力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制定世界经济和金融政策的权力集团从过去的G7演变为G20最生动地展现了世界权力格局的这种变化。
(三)国际关系出现冲突加剧态势
当前，金融资本积累的危机正在经由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向国际关系的普遍危机转变，在这个时期，国际关系开始普遍恶化是其最主要的特征。
首先，金融资本积累危机对美国霸权的侵蚀给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在人类历史上，霸权国家衰退都意味着国际关系的深刻调整，因为霸权国家并不甘心让出已经获得的国际权力，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就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最大变数。当前国际秩序中出现的各种“反常”现象都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变化有关。比如，最先倡导新自由主义、鼓吹全球化的美国开始退向贸易保护主义，而原先被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批判自由化程度始终不够的中国却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原来在霸权鼎盛的时期，美国并不介意各国搭乘美国发展的便车，但现在美国却开始要各国为美国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缴费；原先经济自由、政治民主是永恒的普世价值观，现在，任何道德、正义的说辞都要让位于“美国至上”式的现实经济利益盘算，无论对盟国还是对手，贸易施压甚至制裁都成为美国频频使用的外交手段。这些都是霸权国家在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外交政策的性质和目的发生根本变化的结果。最为重要的是，霸权国家与新兴国家的战略竞争正在成为重塑国际关系格局的决定因素。阿瑞基曾指出，亚太地区之所以成为全球动荡的中心地区，关键在于世界金融中心、军事中心(美国)与产业资本积累中心(东亚尤其是中国)在地理上的史无前例的分离。[注] 杰奥瓦尼·阿瑞基：《漫长的二十世纪》，第2页。 美国对这两个中心的分离始终耿耿于怀，因而它必然要动用自己的硬实力来使另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心臣服于自己的这个中心。这就是美国不断对中国发难施压、围堵遏制的根本目的。在当前的中美贸易战中，美国认为中国“偷走”了它的先进技术和就业岗位，其背景正是来源于上述两个中心的直接对立。
其次，金融资本积累引发的经济衰退和停滞导致欧洲国家间关系冲突加剧。如前所述，金融资本的垄断性积累、投机性积累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和停滞，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入这样一个经济下降周期。[注] 即使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进入了一种“长期停滞”的状态。参见Larry Summers, “Secular Stagnation Even Truer Today”,http://larrysummers.com/2017/06/01/secular-stagnation-even-truer-today/. 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均出现了经济长期低速增长甚至停滞的现象。对欧盟一体化造成重创的欧债危机，其根源就在于欧元区国家近年来仅仅1%的平均经济增速。由于经济增长的乏力，加上产业空心化造成的资本外流，导致很多欧洲国家汲取税收的能力大大下降，在刚性福利制度的倒逼下，政府不得不靠举债度日，进而陷入债务危机。而围绕欧债危机的救助等问题形成的分歧则使已经矛盾重重的欧盟内部各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并成为英国脱欧的重要原因之一。上述种种因素伴随着移民难民问题、恐怖主义袭击以及族群矛盾等恶化了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加剧了各成员国与欧盟的离心倾向，给欧盟一体化进程带来了重大冲击。
再次，金融资本全球积累造成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的加剧，进而导致世界政治日益民粹化。金融资本“剥夺式积累”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世界范围内贫富分化的不断加剧。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通过详尽的数据分析证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注] 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中信出版社,2014年，第251-252页。 这一点在占领华尔街运动提出的“我们是99%，你们是1%”口号中得到生动体现。贫富分化加剧使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思潮迅速崛起并泛滥。近年来，欧洲各国民粹主义政党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和速度进入了国家议会或政府。可以说，此轮欧美民粹主义的兴起是被金融资本积累所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用脚投票对金融全球化的一种消极反击。这种反击给国际安全稳定局势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国家层面，民粹主义势力的崛起造成一些欧洲国家政府组阁困难甚至难产，社会群体走向分裂，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甚至陷入政治动荡之中；在国际层面，欧洲一体化进程遭遇重大打击，各国开始实行以邻为壑的外交政策，欧美关系出现裂痕并呈矛盾加剧态势。这是民粹主义政治给当今国际关系带来的最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民粹化主导的世界秩序中，“最严重的威胁被重新视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注] 秦亚青：《世界秩序刍议》，《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 种种迹象表明，世界秩序正在经历深刻调整，一个后新自由主义的动荡时代正在到来。
结 语
国际关系研究从什么基点出发，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有三大视角：权力、制度和文化。[注] 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但是，无论是权力、制度还是文化，都离不开一个共同的基础：资本。从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从依托民族国家的金融资本到全球化时代的金融资本，资本形态的每一次质变都从总体上决定着不同时期国际关系的总体特点和发展趋势。环看当今世界，塑造全球秩序最基础、最革命的力量是资本。当前国际关系冲突加剧、民粹主义势力崛起、美国霸权相对衰落、世界秩序向国家中心主义回潮，都深深植根于金融资本的全球积累及其造成的危机。而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却有意无意地抹杀了资本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质变和飞跃，把基于现实而抽象出来的国际无政府状态和国家之间的“原子式碰撞”当作一种永恒的、超历史的结构来看待。[注] 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反思与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4-235页。 忽视了不同历史时代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所赋予国际关系的特定内容。譬如，对于现实主义理论来说，似乎国际关系就是永恒的权力争夺，殊不知，即使是权力争夺，由于不同时期资本积累方式的不同，国家权力和利益争夺的内容、方式也都是不同的。对于建构主义来说，似乎从霍布斯文化向洛克、康德文化的过渡仅仅是文化负载者永恒的学习、模仿和竞争实践建构出来的，[注]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4页。 而与社会经济形态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没有实质联系。在此，我们有必要好好重温一下一百多年前马克思的教诲。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资本形态演化理论仍是我们分析国际关系尤其是构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牢固出发点。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Accumulat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Also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arx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u Haibao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Jiangsu 210093)
[Key words ]capital for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apital; capital empire; world order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 capital has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commercial capital, industrial capital to financial capital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apital.It has also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expanding from regional space to global space.The special accumulation logic of each capital form determines the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at era.Understanding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ust be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form of capital, the accu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apital.Its most profound influence o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that a “capital empire” that is above the sovereign state system is gradually taking shape.The accu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apital contains its own contradictions.The predicament and crisis caused by its accumulation have led to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flict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world order has begun to transform, and a turbulent era of post-neo-liberalism is coming.
[作者简介] 武海宝，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0093)。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福利资本主义变革背景下的美欧气候政策走向及中国对策研究”(项目号：18BGJ080)和北京市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生产资本与金融资本分流背景下的中国大国战略与美国霸权之差异研究”(项目号：17ZGC01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刘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