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编纂成员的比较与互见_四库全书论文

《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编纂成员对比与互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百科全书论文,四库全书论文,成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西方历史存在惊人的相似性，这句话用于十八世纪的文献编纂领域再恰当不过：地处欧亚大陆西端的法国，以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为首的哲人们①写就了28卷本的《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raisonné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étiers》②；而位于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则由纪昀(1724-1805)领衔编纂了《四库全书》79309卷。两部大型文献编纂事业皆会聚一时人杰，在梳理、总结文化的同时，引领后世学风。然而，仔细对比两书编撰成员，不难发现两派学者所隶属的社会阶层、主导力量均存在差异，对彼此的看法亦不尽相同。在正式进行对比前，笔者先廓清几个概念。

      1、将两书编纂成员付诸于比较的基础。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尽管中欧之间的交流动机不同，但在明末清初的历史节点，分处欧亚两极、独立发展起来的两种社会首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③到十八世纪，时代又对中欧交流提出了新要求：进一步拓展文化的交流纵深。百科全书派和四库全书派学者皆善于从对方文明中汲取养分。在《百科全书》的文本中，包含“Muraille de la Chine(长城)”、“Chine(中国)”④等条目。而《四库全书》中也收录有二十余部欧洲学者撰写的典籍，约占域外典籍收录总数的三分之二。⑤这说明两派编纂成员对东西方互传的书籍、信息都给予高度重视，将二者付诸比较完全可行。

      2、两书形式上的差异并不对比较研究构成障碍

      尽管《四库全书》属于丛书，《百科全书》与我国古代类书相似，但形式的差异并不影响我们对两派编纂成员进行比较；研究此问题者可谓联袂成荫，如杨家骆、戴逸等。笔者认为：类书、丛书作为文献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创作过程存在很多共性。具体到《百科全书》与《四库全书》，二者在编纂的时间、背景和撰写过程存在许多相似性、可比性。在编纂时间上，《百科全书》是在1751-1772年，《四库全书》是在1773-1781年，二者之间仅相隔一载。在编纂背景上，虽然十八世纪的法国波旁王朝和中国清王朝都逐渐步入帝制末期，但是文化的发展却达到相对高峰，时代需要学者们承担起汇编、融会前代文化的历史使命。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分纂官们要为收入丛书的每一部典籍详细地撰写提要，反映出文献的源流及价值。这与《百科全书》撰稿人的编写活动一样，不仅是在汇编一部书籍，更是一次创作过程。是故，书籍形式上的差异并不影响我们对两派编纂成员进行比较研究。

      3、关于“四库全书派”与“百科全书派”的概念

      部分学者认为：四库全书派(或四库馆臣⑥)之中存在些许分歧，而百科全书派学者之间亦存在着许多矛盾，某些矛盾甚至被认为难以调和⑦，故不赞同将这群存在分歧的人划入同一派别。但笔者认为；百科全书派本身就是由来自不同阶层的成员构成，反映出法国社会各种思想的杂糅。而四库全书派中，有人宗宋学、有人宗汉学，还有人提倡汉宋兼采，这恰恰是十八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执着于不同学术追求的真实写照。因此，百科全书派、四库全书派的提法完全成立，其内涵包括参与编写两书的所有学者。无论是未名列《奉旨开列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上的李友棠(？-1798)，还是“狭义百科全书派”中不包含的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孟德斯鸠(C.L.de S.Montesquieu，1689-1755)，只要在书籍编纂过程中贡献过自己的力量，留下了思想烙印，都属于该派之内。

      一、四库全书派与百科全书派编纂成员对比

      1、两派编纂成员所隶属的社会阶层对比

      《百科全书》的编纂成员构成较为复杂，涵盖公卿、贵族、官吏、学者、教士和平民等，分布在社会的多个阶层。按照撰稿人与统治阶层之间的亲密程度，笔者将之归为三派：显贵派、士绅派与平民派(见表1)。显贵派本身就属于统治阶层的一部分，代表人物是历仕路易十五、路易十六两朝要职的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1-1781)、孟德斯鸠男爵和霍尔巴赫男爵(Heinrich Diefrich，1723-1789)，大部分是开明官吏和穿袍贵族⑧。士绅派则包括法兰西学院院士和各类社会名流，他们与统治阶层关系较为密切，例如：大文豪伏尔泰、路易十四的御医弗朗索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以及法兰西科学院秘书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1794)。而生活较为拮据者则是平民派。相对于士绅派，平民派与上层统治者过从较少，以狄德罗与卢梭为代表。

      身份的差异决定每位编纂成员的著述环境和写作风格不尽相同。如前所述，他们之间存在种种分歧，看待事物的观点亦不尽相同，却有一点共性：他们的思想都是领先于时代的新观点。伏尔泰就曾这样形容杜尔哥：“我不知道杜尔哥到底想干什么，但那一定是某些新的和不同的事情”。⑨同时，编纂成员之间迥异的生活境遇也为《百科全书》编纂道路上的聚散分合埋下了伏笔，以卢梭为例。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原本作为《百科全书》重要撰稿人的卢梭开始与昔日同伴渐行渐远。1756年，卢梭与伏尔泰因“里斯本天灾”⑩展开论战。次年，卢梭认为狄德罗在剧作《私生子》中影射自己，徒生嫌隙。当然，最著名的事件莫过于1758年，卢梭与副主编达朗贝尔因《百科全书》第7卷中“日内瓦”条目交恶，一怒之下写就了传世名篇《致达朗贝尔的信》。他写道：“但愿人们不知道我同《百科全书》的编辑们有某些联系，不知道我曾为百科全书写过某些词条”(11)，表达出与百科全书派割袍断义的态度。而达朗贝尔则用《致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予以回击。由是可知，《百科全书》代表着不同等级的思想，是各阶层利益的杂糅(见表2)。来自不同阶层的撰稿人共同参与编纂工作，使这部旷世经典成为十八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思想的集合。

      

      

      四库全书派有360余人(13)，与百科全书撰稿人的阶层构成不同，其编纂成员都来自官僚集团。尽管乾隆帝曾下旨征召并无官职的邵晋涵(1743-1796)、余集(1738-1823)、戴震(1724-1777)等“五征君”参与编纂，但旋即下旨：如五人在任上勤勉著述，进士出身者，准其与壬辰科庶吉士一体散馆；举人则准其与下科新进士一体殿试。此举无异于将他们纳入官僚序列，使之拥有了与纪昀等官员一致的核心价值观和思想基础。由是，无论永瑢(1743-1792)、纪昀，还是“五征君”，无一例外地汇聚在皇权的大纛之下编纂文献。因而，《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来自同一阵营一一拥护君主统治的官僚阶层。这种同一性的成员构成，使他们身上不具备百科全书派编纂集体所体现出的反抗性与两面性。那么，在对两派编纂成员构成进行比较之后，让我们分析一下各派的主导力量来自何处。

      2、两派编纂成员中主导力量的对比

      (1)百科全书派的主导力量

      狄德罗、达朗贝尔曾称《百科全书》团体为“写作共和国”(14)，每位撰稿人都处于平等地位。然而，作为一个写作团体，仍需要一位召集人或旗手统筹规划，服务大众。如此重大责任谁可担当呢？是霍尔巴赫男爵？是他长期提供场地供狄德罗、齐纳布·格拉姆(Zenobe Theophile Gramme，1826-1901)等人定期聚首；是启蒙翘楚伏尔泰？是他运用自身几十年驰骋上流社会的惊人活动能力，为《百科全书》编纂事业保驾护航，积极联络第三国作为避难所；还是出资人布列顿？在狄德罗被囚于樊尚城堡的高塔之时，正是这位书商致信当局，才求得政府宽恕主编，使编书大业得以继续。然而，上述三位皆非百科全书派的灵魂旗手。谜底何在？让我们先欣赏一首诗：

      我是出色的百科全书派，

      我知道恶和善的分界，

      我跟踪效法狄德罗，

      什么全懂却不信一切。(15)

      这首流传于路易十五时期的讽刺诗，作者是一位耶稣会士。因狄德罗等撰稿人在《百科全书》中倡导宽容，反对迷信梦寐，使之与保守的耶稣会士产生了激烈冲突，二者就上述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然而，正是这位百科全书派的对手告诉我们：狄德罗才是《百科全书》的灵魂。是他毅然决然的拒绝了阿格索大人(Henri

d'Aguesseau，1668-1751)所提出的“王室资助”、“学院主导”的建议，使《百科全书》保持了对王室和教会的独立性与战斗性；是他在长达十年时间里，忍受着拮据的生活，战友们的离去，苦心孤诣地编纂《百科全书》；是他婉拒了腓特烈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盛情邀约，顶住了国内反对派的疯狂进攻。基于以上种种，百科全书派的主导力量非狄德罗莫属。

      (2)四库全书派的主导力量

      与《百科全书》不同，《四库全书》编纂事业的核心从更高位阶统筹全局，但他对编纂工作的掌控丝毫不逊于狄德罗。既然《四库全书》编撰的源动力来自国家，其主导力量自然呼之欲出——高居庙堂之上的乾隆帝。在《四库全书》编纂的每个环节，都渗透着这位“十全老人”的心血。以征书过程为例：乾隆三十七年(1772)，征书诏下，中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图书征集运动全面展开。在图书采集的过程中，乾隆帝并非空泛的诏谕各省督抚、学政“通饬所属，加意购访”，而是时时鞭策他们“恪遵前旨，饬催所属，速行设法访求。无论刊本抄本，一一汇收备采。俟卷帙所积稍充，即开具目录，附折奏明”(16)，随时掌握征书工作的进展。这一点在“两查马裕藏书”事件中反映得尤为明显。江南向来被称为士林渊薮，藏书逾十万者不可胜数，故乾隆帝格外留心该地区的征书动态。乾隆三十八年(1773)，乾隆帝传谕两淮盐政使李质颖，查访淮阳马氏家中典籍，设法借、抄其所藏古书善本，呈送京师。李质颖前往马家彻查后，所进书目共二百十一种。因淮阳亦属两江总督辖内，故两江总督高晋(1707-1778)也走访马家，所进书目凡一百三十三种。然而上述书籍多系近人著录，珍善之本尚不概见。乾隆帝审阅了二人呈送之书目后提出质疑：“马裕家夙称善于收藏，何所存仅止于此？”(17)严命高、李二人再访马家，终于觅得古籍三百七十种进献。乾隆帝不仅对征书极为重视，对《四库全书》的编纂、装潢、审阅、核查等环节亦频频垂问，还曾下诏命令大臣编写书籍。清人朱彝尊所撰《日下旧闻》甚得乾隆帝喜爱，但此书却“详于考古，略于核实”。为此，乾隆帝趁修纂《四库全书》的契机，命于敏中(1714-1779)、福隆安(1746-1784)等人对《日下旧闻》存在的疏谬“逐一确核”，汇编为《日下旧闻考》，收入《四库全书》。由于乾隆帝对书籍征集、编纂的每个环节皆倾注心血，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编纂事业核心。

      通过对《百科全书》与《四库全书》编纂成员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显贵派、士绅派、平民派共同构成了百科全书派，而四库全书派则来自官僚阶层。两派的主导力量分别是狄德罗与乾隆帝。

      二、两书编纂成员构成及主导力量存在差异的原因

      《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都是在十八世纪后半叶编纂完成，为何百科全书派包含贵族、学者、平民等多个阶层，主导力量是狄德罗；而四库全书派却是由单一的“官僚派”构成，领导权属于中国君主呢？笔者认为：造成巨大差异的原因是二者的社会结构。

      1、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

      (1)百科全书派分为三派缘于法国存多个权力中心

      狄德罗曾在“百科全书”条目中写道：“人们在面临一种外部威权的压迫之时，往往缺乏反对压力的力量与胆识”。(18)那么，在百科全书派在遭到国王的查禁，教会的诘难之时，是什么给予他们对抗威权压迫的胆识呢？答案是：法国存在多个权力中心。回溯历史：从路易十一(Louis XI，1423-1483)到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1515-1547)，历代法王都致力于削平割据。路易十四亲政后，专制主义的势头更加猛烈，甚至一度不委任首相。但是，“终其一生也并未说过：‘L'etat c'est moi’(朕即国家)”(19)。因为太阳王明白，仍有许多力量在制衡着自己的权力。路易十五问鼎宝座之际，法国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深刻变化：资产阶级逐渐崛起，并与启蒙思想家们结成同盟。以沙龙为代表的“公共权威”的影响力与日俱增。除去王权之外，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几股力量并存，共同决定着国家的未来。

      显贵派参与《百科全书》编纂，得益于统治阶层的分化。如前所述，法国国内存在着很多制衡君主的因素。在中央，最高法院控制着“几乎半个法兰西的区域司法权……法官领导着穿袍贵族，拥有自己的职位，国王无法辞退他们”(20)。在地方各省，尽管封建贵族们的领地不再辽阔，但他们仍旧“划地为王”，对国王的谕令置若罔闻。在中央与地方、国王与最高法院的权利纠葛之中，没有谁能拥有绝对的权力。与此同时，统治阵营内部也出现分化，部分大臣同情、支持，甚至庇护百科全书派。在路易十五(Louis XIV，1710-1774)和国王咨询会议下令封禁《百科全书》之际，监督王室印刷厂、剧院和国王图书馆的阿尔让松侯爵(René-Louis，marquisd‘Argenson，1694-1757)、书报检查主管大臣马勒塞布(Malesherbes，1721-1794)始终在庇护着狄德罗和《百科全书》。而霍尔巴赫、孟德斯鸠等开明贵族则直接参与到《百科全书》事业当中。当然，受自身阶级属性所限，官员、贵族尽管对百科全书派深表同情，却很难给予他们更多支持，真正给予百科全书派强有力支持者是新兴资产阶级。

      士绅派、平民派学者与新兴资产阶级结成同盟。大航海时代以来，大部分商人、银行家和金融家得益于商品价格上涨，实力与日俱增，社会地位日渐提高；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可以影响国王的决策、扭转政治观念”(21)。这位可以扭转乾坤的人即蓬帕杜尔侯爵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1721-1764)——“这个有钱的并且傲慢的资产阶级”(22)。1745年，出身平民的蓬帕杜尔夫人在一场化装舞会上邂逅了法王，自此开始了近十年的“无冕皇后”生涯。王后、亲贵以及世袭权臣视这个来自第三等级的“末流份子”为眼中钉，却无法阻止她掌控权力。“她的坚强个性、智慧和宫廷影响力使人们普遍认为，她是王位后面的真正力量”(23)，“她对国王心理上的影响十分强大，对思想上的影响也同样”。(24)尽管蓬帕杜尔是以她的美貌与智慧征服了路易十五，而并非由于她资产阶级的身份；但她可以跻身政治舞台，从侧面反映出新兴资产阶级敢于追求自身权利，并且寻觅思想上的导师与同盟者。启蒙思想家成为了资产阶级的天然盟友，二者之间存在共同的思想基础——反对专制：前者侧重思想领域，后者侧重于政治、经济领域。如果你认为资产阶级仅仅是聆听启蒙思想家的高论，那便大错特错。事实上，他们在百科全书派与政府之间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以蓬帕杜尔夫人为例：她不仅缓解伏尔泰与统治阶级的对立，还对卢梭、马尔蒙泰尔等人进行无私资助；更重要的是，在法院吊销《百科全书》出版许可证的危急时刻，正是这位“资产阶级王后”在路易十五御前巧妙地为《百科全书》进行申辩，才使书籍获得解禁。(25)新兴资产阶级给予百科全书派编纂成员的帮助，由此可见一斑。

      (2)公共权威的力量高涨

      昂古莱姆王朝(Angoulême Dynasty，1515-1589)以降，法国社会逐渐出现“公共领域”。上至贵族，下至农夫，都会聚在酒肆或咖啡馆中，畅谈社会现象、政治趣闻。他们的观点具有某种集体性与公共性因素，可将之视为早期的“公共权威”。时至十八世纪，沙龙等交际会所成功地将开明贵族、文人雅士、艺术家聚合在一起品评时政，形成了一种更加成熟的、具有独立性的、强有力的公共权威。乔夫兰夫人的丈夫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其夫死后独自孀居。然而，就是这位男仆的女儿，却因她所主办的“圣奥诺雷沙龙”名噪一时。哲学家、小说家以及艺术家等各类学者齐聚她的沙龙，纵论天下；甚至路易十五的岳丈——两度登上波兰王位的斯坦尼斯拉斯(Stanislas Leszczynski，1677-1766)和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Gustavus III，1746-1792)也挤身其中。沙龙已成为巴黎乃至全法国的时尚风标，尤其在艺术、学术界更是具有绝对权威。“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一人选的通过在十八世纪60年代是由启蒙思想家控制的，因此主持沙龙的妇女(朗贝尔夫人，笔者注)经常成为上等鉴赏力的仲裁人”。(26)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路易十六朝的财政大臣雅克·内克(Jacques Necker，1732-1804)不禁慨叹：公共权威“已经成为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不需要利用国库、士兵或军队，就能对城市、王室，甚至是国王的宫殿发号施令”。(27)

      2、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

      与波旁王朝存在多个社会核心不同，十八世纪的清王朝政治情势相对稳定，权力也更加集中。“政府是组织的垄断者，每个组织、社团都必须以某种方式归属于政府之下，要不然就被认为是敌对于政府，因而也就被认为是危险的”。(28)学者欲编纂大型文献，既不存在其他社会核心可以依傍，更无公共权威制衡皇室，唯有依附君主一途。

      (1)文字狱盛行

      满族自顺治朝入关，至乾隆朝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政治上的一统并不能满足君主的控制欲，在大规模战乱弭平之际，乾隆帝的整顿重点转向思想领域一一大兴文字狱。此举不但可以打击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力量，更可藉此打压明朝遗民的反清思潮。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帝并不仅仅视其为文化事业，而是将之当成一项重大的政治运动，所谓：“政事与学问非二途”。(29)这场前所未有的大型图书编纂活动，保护了许多濒临失传的典籍，“江浙三阁”的设立也确实起到“嘉惠艺林”(30)的作用。但《四库全书》编纂工作又带有寓禁于征的性质。乾隆帝亲自制定书籍划分标准：将所征书籍分为应刊、应抄、应存、应删四类。书中凡有忌讳诞妄字句，一俟查出，尽行销毁，“以正人心而厚风俗”；并特别指出：“明季末造野史者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本朝之语”，更要严加筛查，绝不听其潜匿流传，贻惑后世。(31)这便使我们疑心这位天子的真实意图是否单纯是保存典籍善本，整顿出版业秩序这么简单。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查禁“抵触本朝之语”这一主题始终贯穿着《四库全书》的编纂事业。

      清代君主极其厌恶“蛮夷”等词汇，在修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乾隆帝亲命将汉人书籍中出现的类似称呼尽皆删去，正所谓“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32)由此引发的文字狱在乾隆朝不在少数，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妄批《徙戎论》案”便是一例。魏塾(？-1780)乃山东寿光县布衣，在阅读西晋江统(？-310)所撰《徙戎论》的过程中，看到晋惠帝未能听取江统迁徙五部“夷人”到边地蛮荒的建议，终于导致“五胡乱华”的故事，心有所感，提笔将清之回教比拟为“五胡”。后魏塾牵涉一宗案件，山东巡抚富察国泰在取证过程中发现：魏家藏有《澹园续集》等应禁书籍，且在批注《徙戎论》的过程中，将回教写为“五胡”，乃悖逆之语。魏塾区区一名百姓犯案，本无需兴师动众。然而，此案涉及“夷”、“胡”等敏感字眼，乾隆帝乃令当朝重臣福隆安、福长安(1760-1817)彻查此案。最终魏塾因“家藏应禁书籍存留不缴”，“狂诞悖谬实为不法已极”之罪被判处斩立决(33)，足见皇帝对轻言乱政者的厌恶。在《四库全书》的编撰八年间(乾隆三十七年至乾隆四十六年，1773年至1781年)，文字狱多达三十余起，受波及者上至官吏，下及百姓。朝鲜学者朴趾源(1737-1805)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随使团来华拜贺乾隆帝七十寿辰，目睹了文字狱给书籍带来的灾难。他认为清廷编纂《四库全书》重要目的之一是“阴弱中土之士”，导致大量典籍“非秦之坑杀而乾没于校雠之役，非秦之燔烧而离裂于聚珍之局(34)”。(35)

      (2)社会舆论的力量日渐萎靡

      与法国“公共权威”日趋强盛不同，中国的社会舆论力量却日渐衰微。“公共权威”是一种来自民间乡绅或社会团体的舆论力量，在一定区域内起到指引、影响民众行动的作用。它是这样一种函数曲线：当国家对基层组织的控制力增强时，民间乡绅或社会团体的对政府的舆论影响力则呈下降趋势；反之亦然。明代曾经盛行结党、结社，针砭时弊。一时间，东林党、复社纷纷登上政治舞台，社会团体的舆论力量呈现出扩大趋势。明清易鼎，党社之风引起了清廷高度警觉，“通过某些手段，清代国家重新将公共权威凝聚于国家”。(36)

      虽然中国不存在法国那种公共权威，却有两种权力与之类似，即：文人话语权与乡绅族权。在中世纪之前，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始终有相当数量的文人不隶属于政府，拥有自己话语权。无论是司马迁，还是希罗多德，他们编写史书都是个人行为而非政府授意。随着中国帝制时代的到来，文人的话语权逐渐受到限制，著书立说之时不免心存顾忌。明末，东林书院及东林党人品评时政，一度形成强有力的舆论力量，“庙堂亦有畏忌”(37)。但到乾隆朝编纂《四库全书》之时，在文字狱的震慑下，很少有文人敢于针砭时弊。四库总纂官纪昀执掌编修大业，“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38)。如此一代文宗却不著经典，而是“不问苍生问鬼神”，徒以《滦阳消夏录》撰写鬼怪自娱，这不能说与文字狱全然无关。值得一提的是，明代曾经出现了质疑主流学术思潮的声音。李贽(1527-1602)冒天下之大不韪反对儒学，大声疾呼：“腐儒安足道哉”(39)，下狱致死。其思想在清代仍不见容。《四库全书总目》称其“狂悖乖谬，非圣无法”，“凡千古相传之善恶，无不颠倒易位，尤为罪不容诛”。(40)

      与文人话语权受到持续打压不同，乡绅族权与皇权之间是弹性波动的关系：每当皇权衰落之际，世家大族必定乘势而起，扩大族权。如魏晋时期的北方豪强纷纷建立坞堡，凭借部曲、家兵自守一方，自理民政，不经官府。反之，当王朝强盛之时，君主立即着手收回士绅豪强手中的权力。雍正帝一度对乡绅使用族权处死族人予以承认，导致江浙、闽粤等地的族权恶性膨胀。为了避免政治隐患，乾隆帝即位后开始着手将族权纳入法制轨道。乾隆二年(1737)，闽浙总督衔专管福建事务郝玉麟(？-1745)上书，力陈放任族权的危害：“漳、泉等处，大姓聚族而居，多至数千余丁，非乡保所能稽察”(41)，建议推行族正制。乾隆六年(1741年)，广东开始推行族正制。乾隆十三年(1748年)，福建全省推行族正制。闽、粤等地一度膨胀的族权被严重削弱。利用加强思想控制、削弱社会舆论以及乡绅族权等手段，在十八世纪的中国，皇权成为了唯一个核心，任何阶层想脱离王权主导，独立编纂一部大型书籍，无异于天方夜谭。

      综上所述，十八世纪的法国社会结构可以概括为：传统等级观念趋于瓦解，新兴力量方兴未艾，公共领域蓬勃发展。百科全书派得到开明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的支持与庇护，以沙龙为思想阵地，各类思潮相互撞击。十八世纪的中国则不然：清朝统治者完成政治统一，传统的社会结构得到恢复、弥合。文字狱的大潮将士子们的话语权击得粉碎，动荡时期被赋予世家大族的权利也被次第收归中央。社会上不存在任何可以与皇权抗衡的力量，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几乎看不到松懈的迹象。

      三、百科全书派与四库全书派互视考

      《百科全书》编纂下限是1772年；《四库全书》则是在1772年开始下诏征书，次年正式开馆编纂。那么，这两项先行后继的大型文献编纂运动，除了在书籍内容上涉及彼此，两派学者之间是否会存在某种互动呢？乾隆帝或四库全书派是否听闻过狄德罗《百科全书》的编纂情况呢？尽管《四库全书》编纂在《百科全书》之后，但作为全书编纂根基的“儒藏说”却是自明末以来便酝酿已久，这一情形百科全书派又是否了解呢？上述假设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两派是否知晓对方的编纂活动？答案是肯定。

      (1)两派学者间的交流热情

      百科全书派学者对中国充满兴趣者不乏其人：重农学派学者，《百科全书》农学条目的主要撰稿人魁奈、杜尔哥(Anne-Robert-Jacques Turgot，1721-1781)急于了解有关中国一切情况。杜尔哥为此开列了一份冗长的清单，内容涉及中国的财富分配、土地所有制以及历史等诸多领域，共计52个问题，嘱托相关来华人员悉心调查研究。(42)《百科全书》的另一位编纂成员孟德斯鸠则直接同旅欧华人黄嘉略(西文名Arcade Huang，1679-1716)进行交流，甚至在在短短七十余天中八次登门造访，“主要是为了听他讲述有关中国的一切”。(43)黄嘉略是福建莆田人，祖父曾任御史，书香门第；幼时受洗，精通汉语、拉丁文。23岁时，他随同法国传教士梁弘仁神父(Artus de Lionne，1655-1713)前往欧洲，四年后抵达巴黎。在与孟德斯鸠的交流中，学贯中西的黄嘉略(44)显然会将中国士子自明末以来就在酝酿编汇儒藏的讯息传递给这位渴求东方文化的男爵。另一方面，乾隆时期的君主、公侯和士大夫大都乐于同西方传教士进行交往。在接触的过程中，传教士们很可能告知他们在欧洲有一群学者，正在编纂一部名为《百科全书》的鸿篇巨制。而乾隆帝更是时刻关注着发生在欧洲的一切信息，这一点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甚至有人藉此为背景撰写小说，绘声绘色的讲述了乾隆帝派遣间谍潜伏欧洲的故事。例如，昂热·古达尔(Ange Goudar，1708-1791)撰写的六卷本《为了观察欧洲的状况而来的中国间谍或北京宫廷的特派使者》，杜布尔(Dubourg，1715-1746)所著两卷本的《在欧洲的中国间谍》。(45)尽管此类小说的真实性未经证实，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位中国君主对欧洲事务存在着浓厚的兴趣。倘若乾隆帝的间谍们真的存在，他们势必会将《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详加描述，密折上奏。当然，即使乾隆帝没有派遣间谍赴欧，他也可以借助其他手段，从传教士那里搜集、了解到有关百科全书派的讯息。

      (2)中法之间存在信息传递的媒介

      首先，在京传教士与欧洲教友之间的信函。尽管康熙二十三年(1693)清政府和教廷之间爆发了震惊世界的“礼仪之争”(46)，继而雍正、乾隆两朝发生了多次禁教事件，但仍旧有部份传教士依靠西方技法获准侍奉宫廷，乾隆朝最出名者莫过于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这些经历教难后留居京师的传教士们和前辈一样，保有与澳门以及欧洲的同伴、亲属通信以及邮寄包裹的习惯。邮寄的对象五花八门，包括：书籍、画册、茶叶、墨水，甚至是驴皮阿胶。(47)而信件的内容也涉及诸多方面，在其文本中无疑会涉及耶稣会士与百科全书派的论战，理由如下：一方面，这场论战几乎是十八世纪中叶欧洲宗教界的头等大事，在京传教士与欧洲教友在信函中交流此事，此常理也。另一方面，百科全书派在论战中以中国的“开明专制和信仰自由”(48)为武器攻击教会。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写道：“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的生命、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那就是中华帝国……尽管有时君主可以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熟悉的少数人，但他无法滥用职权加害于他所不认识的、在法律保护下的大多数百姓”。(49)如此一来，教廷势必会写信求助在华耶稣会士，让他们借地利之便，撰文反击百科全书派。然而，在京传教士与澳门教士之间不可私自通信，信件往来都要经由官送。(50)在这一过程中，急于洞察欧洲内幕的乾隆势必命人拆看信件的内容，从中了解到耶稣会与百科全书派的论战，以及《百科全书》的编纂活动。

      其次，久居中国的欧洲传教士们返回祖国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乐于将旅途中的见闻与同伴分享。以傅圣泽神父为例：他是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第二批传教士，曾在华生活过二十五载，并带回了大量中文书籍。伏尔泰与傅圣泽过从甚密，常在一起讨论中国知识分子的哲学观与儒教信仰，讨论礼仪之争。(51)言谈之间，汉学素养颇高的傅圣泽神父显然会对伏尔泰提及：中国士子自明末就开始酝酿一项大型文献编纂活动：“儒藏”。此外，经常与伏尔泰通信的鲍(Pauw)也是通过耶稣会士为媒介了解中国。这位腓特烈大帝的讲师不仅经常与伏尔泰通信讨论中国问题，更喜欢倾听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关于中华文化的高论。(52)巴多明神父久居中国，深受清政府信赖，曾在中俄两国签订《布拉协议》(即《恰克图条约》的草约)之时担任翻译工作。因此，傅圣泽也好，巴多明也罢，他们都曾亲历中国。作为东西方交流的使者，他们孜孜不倦地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介绍给同胞，这其中显然包括“儒藏说”。

      (3)中法交流渠道保持畅通

      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击败大小和卓，平定回疆。乾隆帝诏谕郎世宁、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和艾启蒙(Ignace Sichelbarth，1708-1780)等身处宫廷的传教士们以此为题材，绘制十六幅画作。为使自己的功业流传千古，“十全老人”决定将这批画作运往欧洲，制成版画，并诏谕广东官员向传教士们咨询相关信息。这再次证明：传教士在乾隆年间仍旧很好地发挥着东西方交流媒介的作用。最终，在广东传教团负责人勒费布弗尔(Le Febvre)的强烈推荐下，乾隆帝于1765年下令将第一批四件作品运往法国，聘请当时最优秀的雕刻家制作铜版画。1766年12月，这批画作连同郎世宁写给“艺术主席”的信件一并抵达法国。这封信以及翻译成拉丁文、意大利文和法文的皇帝通告被交到了国务大臣贝尔坦(Henri Léonard Jean Baptiste Bertin，1720-1792)手中，经他汇报给路易十五。这项任务被委托给法兰西皇家绘画艺术学院的主管马里尼侯爵(Marigny)，而具体负责者则是艺术学院的史官秘书科香(Cochin)。在此期间，根据国王的命令，贝尔坦随时把有关工程进度的讯息传递给中国特使和传教士；同时，通过身在北京的法国传教团修道会长伯纳瓦(Benoist)告知乾隆帝：法方委派贝尔坦大人妥善的负责版画的制作、运输等各项工作。中国君主对此表示满意。(53)铜版画制作直到1774年方才完成，版画和从中抽取的一百幅样品被运回了中国；另有一部份铜板被留在欧洲。(54)通过乾隆帝请法国雕刻师制作铜版画的事例，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中法交流并没有被礼仪之争和禁教风波所中断。无论是乾隆帝及其臣工，还是路易十五及其朝臣，仍通过传教士这一媒介保持着物质、文化交流。至少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前，中法之间的交流渠道畅通无阻。

      由上述三点推论可知：在中法双方存在文化交流热情的前提下，在信息交流渠道保持相对畅通的基础上，百科全书派可以从传教士反馈回法国的信息中，了解到《四库全书》的编纂雏形——“儒藏说”。更为重要的证据是：传教士非常重视《四库全书》编撰工作，曾经从北京寄回了这些皇家版本(指四库全书，笔者注)，至今它们还在装饰着法国的国家图书馆。(55)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法国传教士及知识分子始终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大型文献编纂活动。另一方面，乾隆帝也可以通过其派往欧洲的密探，或拆查传教士信件等方式，知晓法国知识分子正倾尽全力编纂一部名为《百科全书》的大型文献。因此，百科全书派与四库全书派存在互动的推论完全成立。

      通过比较研究《四库全书》与《百科全书》两书编纂成员，我们了解到十八世纪的中国、法国处于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两派编纂者的境遇更是天壤之别。但这丝毫不妨碍学者之间通过各种渠道、不同媒介去了解、接触对方，进行文化互视与交流。尽管在今天看来，这种互视与互动可能低层次很低；但若将这种交流模式放诸于十八世纪的特定历史环境下，它无疑是中法乃至中欧文化交流的重要里程碑，实现了“和而不同”。这对于创建二十一世纪的新型国家关系颇具战略意义，可资借鉴。谨以此文献给中法建交五十周年！

      ①启蒙运动时期，学者大都精通多个领域，如狄德罗即使哲学家，又是美学家。故时人称其为哲人，即富于智慧的人。

      ②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指《百科全书》为狄德罗在1751年至1772年间，担任主编编纂的28卷本《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手工艺分类字典》(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raisonné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étiers)，包括文字版17卷及图画版11卷，但并不包含庞库克(Charles Joseph Panckoucke，1736-1789)所出版的《方法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 méthodique ou par ordre de matières par une société de gens de lettres,de savants et d'artistes)。

      ③[法]谢和耐：《中国和基督教：中国和欧洲文化之比较》，耿昇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序第9页。

      ④[F]Denis Diderot,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raisonné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étiers.Paris:Briasson etc,1751-1772,Tome Dix,p.866、Tome Troisieme,p.339.

      ⑤杨家骆编《四库全书百科大辞典》。北京：警官教育出版社，1980，第7页。

      ⑥“四库馆臣”和“四库全书派”是容易混淆的两个概念。前者指供职于四库全书馆的各级官员，如总纂官、各级分纂官等。后者的衡量标准则是其人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是否将自身的思想融入文本当中，侧重于思想性。曾供职与四库全书馆之人，即使因各种原因离开了馆内，只要其在书籍纂修过程中参与其中，并留下了自己的思想烙印，即属于“四库全书派”。

      ⑦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编纂成员内部存在所谓“汉宋之争”。而《百科全书》的诸位撰稿人之间，亦存在着矛盾，比较著名的就是狄德罗与卢梭之间的恩怨纠葛。

      ⑧穿袍贵族主要与“佩剑贵族”相区别。后者主要是世袭贵族，有佩剑的权利。而穿袍贵族的爵位主要是因官得爵，或富有资产者花钱购买爵位。

      ⑨[美]罗宾·W·温克、[美]托马斯·E·凯泽：《牛津欧洲史》第二卷，赵闯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第148页。

      ⑩里斯本天灾指1755年发生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一系列灾难，包括地震及由此引发的火灾、海啸等。

      (11)[法]卢梭：《致达朗贝尔的信》，李平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第26页。

      (12)数据来源[美]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叶桐、顾杭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15页。

      (13)(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奉旨开列办理四库全书在事诸臣职名》。北京：中华书局，1965，第11-16页。

      (14)[苏联]阿·阿·阿基莫娃：《狄德罗》，赵永穆等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4，第133页。

      (15)[法]安德烈·比利：《狄德罗传》，张本译，管震湖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第110页。又见阿·阿·阿基莫娃：《狄德罗》，第162页。

      (16)《清实录·高宗实录》卷919《乾隆三十七年十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317页。

      (17)《清实录·高宗实录》卷931《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下》。第529页。

      (18)[F]Denis Diderot,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raisonné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étiers(Tome premier).Paris:Briasson etc,1751-1772,p.180.

      (19)[美]罗宾·W·温克、[美]托马斯·E·凯泽：《牛津欧洲史》第二卷。第11页。

      (20)[美]罗宾·W·温克、[美]托马斯·E·凯泽：《牛津欧洲史》第二卷。第17页。

      (21)[美]杰克逊·J·斯皮瓦格尔：《西方文明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462页。

      (22)[法]雅克·勒夫隆：《凡尔赛宫的生活：17-18世纪》，王殿忠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第167页。

      (23)[美]罗宾·W·温克、(美)托马斯·E·凯泽：《牛津欧洲史》第二卷。第109页。

      (24)[法]雅克·勒夫隆：《凡尔赛宫的生活》。第167页。

      (25)[苏联]阿·阿·阿基莫娃：《狄德罗》。第138-140页。

      (26)[美]罗宾·W·温克、[美]托马斯·E·凯泽：《牛津欧洲史》第二卷。第149页。

      (27)[英]科林·琼斯：《剑桥插图法国史》，刘雪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第171页。

      (28)[美]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288-290页。

      (29)(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4页。

      (30)《清实录·高宗实录》卷935《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下》。第578页。

      (31)《清实录·高宗实录》卷964《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上》。第1084页。

      (32)(朝鲜)朴趾源：《燕行集》卷11《热河日记》。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第450页。

      (33)《清实录·高宗实录》卷1104《乾隆四十五年四月上》。第781页。

      (34)《四库全书》卷帙浩繁，使用传统的雕版印刷颇费公帑。故乾隆帝下诏采用活字法印制书籍，并改“活字”为“聚珍”之名。

      (35)(朝鲜)朴趾源：《燕行集》卷11《热河日记》。第452页。

      (36)[加拿大]卜正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陈时龙译。合肥：黄山书社，2009，第234页。

      (37)(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清康熙刻本，第2-3页。

      (38)《清史稿》卷320《纪昀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771页。

      (39)(明)李贽：《史纲评要》卷13《后汉纪》。北京：中华书局，1974，第349页。

      (40)(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50《藏书六十八卷》。第455页。

      (41)《清实录·高宗实录》卷40《乾隆二年四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840页。

      (42)黄爱平、黄兴涛：《西学与清代文化》。北京：中华书局，2008，第19-20页。

      (43)许明龙：《黄嘉略与早期汉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第274-275页。

      (44)黄嘉略在法期间，编纂了《汉语语法》、《汉法词典》等书籍，并将明代小说《玉娇梨》的部分章节译为法文，足见其精通汉语、法语，会通中西。

      (45)[法]亨利·柯蒂埃：《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唐玉清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第136-137页。

      (46)礼仪之争的肇端可以追溯到1610年，龙华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继利玛窦之后接任中国教会的领袖之时。但是，在1693年之前，争论仅局限于教会内部，清政府并未介入。

      (47)[法]亨利·柯蒂埃：《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第110-114页。

      (48)此处属于文化误读，参见：林硕：《伏尔泰对明清时期中国文化的误读》。载《法国研究》，2013(1)。

      (49)[法]伏尔泰：《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下册，谢戊申、邱公南、郑福熙、汪家荣译，郑福熙、梁守锵校。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第410-411页。

      (50)罗兰桂：《清朝前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及政府对天主教的政策》。暨南大学历史硕士学位论文(2000)。

      (51)[法]伏尔泰：《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上册。第257-258页。

      (52)[德]利奇温：《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第83页。

      (53)[法]贝尔坦：《贝尔坦回忆录》。转引自亨利·柯蒂埃：《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第65-66页。

      (54)法国制作的平定回疆版画，按乾隆帝的本意并不允许留存，要求全部运回中国。但负责此事的贝尔坦秘密写信给马里尼要求私下复制留存一套。此后，伊思多尔-斯塔尼斯拉斯·埃尔芒(Isidore-Stanislas Helman)又将这组版画制成缩小品，在1785年公开发行。

      (55)[法]亨利·柯蒂埃：《18世纪法国视野里的中国》。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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