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要有“热中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恩格斯“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命题的真实含义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恩格斯论文,工人运动论文,继承者论文,要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这是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下文简称《费尔巴哈论》)一书的最后一句话。恩格斯的这句话为人们所熟知，但恩格斯这句话的真实含义却鲜为人知。弄清恩格斯这个论断的真实意义，对于我们今天反对不良学风、以“纯粹科学研究”的精神从事学术研究、以学术成果来为现实生活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恩格斯“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这个论断的含义，不少人认为，德国工人运动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宝贵的理论遗产，主要是黑格尔的合理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原则，表现为德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家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这种理解似乎是有根据的。《费尔巴哈论》的主要任务，就是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恩格斯在“序言”中说：“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同样地，我认为我们还欠着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1](p.208)在正文中，恩格斯说：“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p.238)“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产生的结果。”[1](p.238)“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抛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说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是被当做出发点的。”[1](p.238)据此，完全可以说，德国工人运动在世界观上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宝贵的理论遗产。但是，当恩格斯说“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时，并不是指德国工人运动与德国古典哲学在世界观上的继承关系。人们的通常理解是一种误解。
对“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的误解还隐含着这样一种看法，即马克思、恩格斯是有“新哲学”的，继承者和被继承者是“新哲学”和旧哲学的关系。然而，这种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哲学总是旧的，是应当消灭的，取而代之的不是什么“新哲学”而是作为实证科学知识的“世界观”。当然，我们今天已在世界观的意义上讲哲学。如果“哲学”的含义是世界观理论，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有新哲学的。说马克思主义有新哲学，无非是说马克思主义有新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当然是有新世界观的。因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新哲学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论遗产。但是，我们不能把我们的用语和概念强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哲学”和“世界观”、“实证知识”是对立的概念：“思辨终止的地方，即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实证的科学开始的地方。……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p.31)“关于这种一般世界模式、关于这种存在的形式原则的科学，正是杜林先生的哲学基础。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3](p.75)“现代唯物主义……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3](p.178)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用语及其对“哲学”的态度，我们就可以明白，恩格斯是绝不可能在“新哲学”和旧哲学的关系的意义上讲“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的。
要理解恩格斯“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这一命题的真实意义，就必须进入恩格斯的视野，回到恩格斯提出这个命题的文本，从提出这个命题的上下文来理解。
恩格斯提出“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命题的两段文字是《费尔巴哈论》的最后两段文字，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以三个“*”符号与前文隔开。这两段文字是：
“随着1848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至少排除了由于小邦割据、封建残余和官僚制度在这一发展道路上造成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随着思辨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中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个别事实之间的巨大联系方面，在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方面所获得的决定性的成就，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象从前那样出在德国。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1](pp.253-254)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1](p.254)
我们从恩格斯的这两段文字很容易明白，恩格斯不是在哲学的理论内容的批判继承关系上讲“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的，而是在一种学术精神的继承、发展关系上讲“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的。德国古典哲学有一种优秀的学术精神，这就是具有“伟大理论兴趣”，“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中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一种“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曾经是德国的骄傲和光荣的这种学术精神、学术品格，德国1848年革命以后，在有产阶级那里消失了，而在工人运动那里还继续保存着、发扬光大着。正是在此意义上，恩格斯说“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在理解恩格斯“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这个命题的意义时，涉及对“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的理解和态度。
从前，我们对“纯粹科学研究”是这样理解的，即科学研究是可以完全脱离实际生活、脱离人们的利益的纯粹精神活动。因而，对主张“纯粹科学研究”的观点一直持批判态度。而恩格斯“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命题恰恰对德国古典哲学所具有的“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持肯定态度。
当然，恩格斯不可能在我们从前理解的意义上肯定“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他不会赞同这种看法，即科学研究是可以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的纯粹精神活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许多思想家只对“纯粹科学研究”有兴趣，认为科学研究是与现实生活无关的纯粹精神活动，科学研究不是为了实践的需要，而仅仅是为了满足精神的自我需要。例如，费尔巴哈认为：“人之所以生存，就是为了认识，为了爱，为了愿望。但是，理性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理性。爱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爱。意志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意志自由。我们为认识而认识，我们为爱而爱，为愿望而愿望——愿望得到自由。”[4](p.28)“理论的欢乐，是生活中至美的欢乐。”[4](p.235)而“功用主义、效用，乃是犹太教之至高原则”。[4](p.145)在“马克思学”和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也主张以一种“纯学术”的立场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主张马克思主义研究只是一种学术研究，不是为什么政治服务的，不是为什么阶级利益服务的。对于这种意义上的“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反对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实践决定理论，理论是为实践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5](p.103)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费尔巴哈：“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2](p.16)最后一条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p.19)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他希望加强对这一事实的理解，也就是说，和其他的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物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2](p.47)恩格斯晚年在给博尔吉乌斯的信中说：“如果像您所断言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状况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p.505)显然，恩格斯不可能在学术与利益无关、学术仅仅为了满足理性需要的意义上肯定“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恩格斯“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命题对“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的肯定必定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说的，而恩格斯的这一视野也恰恰是我们过去在批判“纯粹科学研究”时所忽略的。
科学研究必须以理论形态、以学术成果为现实服务，实践不能代替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有自身相对的独立性，有自身不同于实践的本质和要求，它需要有理论的兴趣，有不计个人得失的无私无畏的精神，恩格斯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肯定“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的。
实践是一种求“善”的活动，而科学研究是一种求“真”的精神活动。科学研究的这种特殊本质规定了科学研究的特殊任务和要求，第一，它的任务是去揭示对象世界的属性、联系、规律，揭示事物的本质，形成一定的理论；第二，它有自身的逻辑要求，概念要清晰，逻辑要严密；第三，它必须批判性地继承先行的学术成果，在理论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科学研究的本质决定了科学研究者的关注点，首先应是关心自己的理论是否为“真”，概念是否清晰，理论逻辑是否严密，是否推进了前人的理论，而不是关心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实践中能否实现。科学研究的本质也决定了科学研究的真理性评价的尺度：一是事实尺度；二是逻辑尺度；三是理论发展史的尺度。事实尺度是根本尺度，最终尺度，一个理论是否是真理，根本上是看它是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事物运动的规律。事实尺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实践标准”。真理是合逻辑的，一个理论是否是真理，也可以从逻辑方面加以检验，即看这种理论的概念是否清楚，理论逻辑是否严密。这里的“逻辑”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合逻辑的并非一定是真理，但不合逻辑的一定不是真理。理论发展史的尺度就是看一种理论在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是发展了前人的理论还是简单地重复了前人的理论或抄袭了别人的理论。“效用”尺度不适用于理论的真理性评价，因此，关心理论的真理性，就要“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权威，包括政治权威、理论权威、宗教权威等等，也不是学术的真理性评价的尺度，因此，关心理论的真理性，就必须“不管它是否违警”。
科学研究的本质还决定了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要有一种排除种种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无私无畏的精神。第一，不能把学术当作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谋取私利必定会牺牲学术。学术追求的是真理，而真理的追求需要付出辛勤的劳动，不可避免地会牺牲某些个人利益。例如，马克思为揭示资本的本质、资本运动的规律辛勤劳作40年，虽身陷贫困，仍坚持在崎岖的科学研究道路上攀登不止。一个有着“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的人是不可能真正作学术研究的，他或者不作学术研究，或者将“学术”作为沽名钓誉和向上爬的手段。第二，要有“不管是否违警”的勇气。真理的追求会遇到种种的社会阻力，甚至会遇到迫害。不仅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会遇到“违警”的问题，自然科学研究有时也会遇到“违警”的问题，这在科学史上不乏其例。若一遇阻力，一受迫害，就放弃研究，或改变自己的观点以迎合某种需要，就谈不上真正的科学研究。“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6](p.85)
总之，恩格斯所谓“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就是指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要有去揭示对象世界自身的属性、联系、规律的理论兴趣，要有讲究概念、逻辑的理论兴趣，要有了解他人的理论并进行理论讨论的理论兴趣，等等。恩格斯肯定“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不是认为科学研究可以与利益无关而变得“纯粹”，而是指科学研究有自身相对独立的本质、运动规律和特殊的要求而成为“纯粹”，科学研究是以科学的理论来为现实服务，科学研究需要有对理论的兴趣，需要有牺牲精神和无畏的精神。
德国民族是一个有理论兴趣的民族。德国民族的理论兴趣，以前主要表现在“有教养的阶级”那里，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民族理论素养的代表。但是，有产阶级的理论兴趣有很大的局限性。德国资产阶级在1848年革命以后，就“转入实践的领域”，即指谋求个别的、一时的利益，丧失了理论兴趣。所以，恩格斯批评道：“‘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德国民族的理论兴趣，只有在德国工人阶级那里才能得到真正的发扬光大。工人阶级就其本性来说，是最大公无私的，表现在科学研究上，就是有真正“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所以，恩格斯说“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重温恩格斯“德国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的论断，在今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恩格斯的教导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要树立良好学风，克服对“理论联系实际”的片面理解，克服理论中的折衷主义，克服以“学术”谋私的非学术风气，真正以科学的理论成果来为现实生活服务。
针对脱离实际生活单纯搞理论研究和“远离政治”的“纯学术研究”的偏向，过去我们对“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的批判是有积极意义的，今天也仍有其积极意义。但是，我们在反对一种偏向的时候却忽视了另一种偏向，就是片面理解“理论联系实际”，只讲现实需要，忽视理论研究。“理论联系实际”包含三层基本含义：一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去研究理论；二是用理论去指导现实生活；三是用实际生活去检验、发展理论。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不能只要“实际”不要理论。需要并不就是理论，理论不是实际的直接的产物。理论的产生，需要有理论的兴趣，需要有理论思维的能力，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需要长期的积累，需要牺牲精神。没有理论的兴趣，没有理论思维的能力，没有艰苦的理论研究，没有牺牲精神，就没有理论，也就谈不上“理论联系实际”。今天，存在着一种很不好的学风，一些人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幌子下，以口号式的、迎合式的、教条式的、抄袭的、拼凑的、折衷主义的、无批判性的文章和著作来为“实际”服务，这种“实际”是个别的、一时的私利，这哪里是“理论联系实际”！没有了学术，没有了理论，“理论联系实际”又怎么可能！
今天，市场经济的谋利原则正在侵蚀学术殿堂。市场经济的最高原则是谋利，即将主体自身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学术研究不同于市场经济，不应将市场经济的谋利原则搬到学术领域，即不应将“学术”作为谋取个人私利的手段。但是，现实生活中以“学术”谋利的行为很普遍。“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迫使一些人为谋职而考研，为升职而写书、写文章；“向上爬”的思想引领一些当官的人谋学术头衔，如硕士、博士学位，教授、研究员职称，“博士生导师”职位，等等。为谋取个人私利而从事“学术活动”，必无真正的学术。
我们的学术评价机制、学术成果的出版机制、学术奖励机制等等的缺陷也助长了非学术行为，扼杀了真正的理论兴趣。一个在某一学科领域没有学术成果、甚至谈不上有什么研究的人，照样能当这一学科领域的博士生导师，这凭的是地位、身份。一个对理论研究没有兴趣、缺乏起码的理论基础而只关心自己升官发财的人，照样能被录取为硕士、博士研究生，这凭的是关系。一个不好好读书、不好好从事理论研究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几天就拼凑成没有学术性可言的论文，照样可以通过论文答辩，甚至获得“优秀论文”的称号，这凭的是人情。不少收取“版面费”的杂志和“自费出版”的出版社为垃圾作品提供发表的阵地，那些充斥着“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缺乏清晰概念和严密逻辑、不顾事实的学术论著就是在这里发表出版的。评定职称、评定成果奖，许多评审者恐怕对成果看也没有看过，凭“成果”的数量、刊物的“级别”、被评者身份或与被评者的关系就作出“学术”结论了。某些用人单位，特别是干部提拔，只要看到有“硕士”、“博士”学位证书就可以了，很少去深究证书的“含金量”。
当人们过分关注现实需要的时候，往往会失去对理论的兴趣，使自己的“理论”失去学术性。错误不在于关注现实需要，而是失去理论兴趣，用折衷主义代替科学理论。“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的缺乏，学风的败坏，不能只归罪于个人，它主要是个社会问题、时代问题，要靠全社会长期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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