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世界的词语——西默斯#183;希尼诗的语言形式与民族身份建构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词语论文,形式论文,身份论文,民族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无疑是当代最出色的英语诗人之一，但是他醒目的北爱尔兰身份使他一开始就身处北爱尔兰乡土经验和英国文化遗产交界的中间地带。对作为被压迫民族的爱尔兰来说，作家自然而然地会负有某种使命，或至少要做到“政治上的正确”。同时，自现代主义文学发生以来，文学文本获得了与混乱的现实生活实践相对应的“个别性”，所谓“审美现代性”需要文本表现的是“个人的、主观的、想象性的绵延，亦即‘自我’的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间。”② 在这一境况中，西默斯·希尼的诗歌文本呈现出暧昧复杂、充满内部裂纹的态势，正如芬坦·奥图尔(Fintan O' Toole)所言：“徘徊于精神与物质之间，可见事物与不可见事物之间，承担与疏离之间，是希尼诗歌的基本面貌，这恰恰造就了他最优秀的关于政治的诗作。”③ 希尼的诗作往往周旋于学科、文化、政治、种族、阶级的界限之间，并通过词语能指符号的构造拆解物质事实，呈现出单一“民族主义”的固定主体和边界被模糊和解构的面貌，所以毫不奇怪有评论家把希尼归于“后殖民”作家的行列，并以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或是霍米·巴巴的“差异重复”理论说明希尼创造的是后现代式的“开放文本”。④ 这一说法固然不无根据，但是却忽略了西默斯·希尼对爱尔兰民族主体身份建构的诉求，实际上，希尼对诗歌词语的运用，从未达到纵情游戏，以致损害对现实的关注能力的地步。希尼的诗歌语言正是在探索“词语”与“世界”的多重可能性的过程中，展开了对爱尔兰民族身份的重新构造。
一、个人意识与集体经验：词语的双重性
在希尼这里，诗歌创作的根本矛盾在于：“外在规定”的社会现实和自我内在的价值之间的冲突。同样的历史重负也出现在一些爱尔兰前辈诗人——如叶芝——身上，叶芝的解决方式是诉诸完全个人化的想象，将诗歌语言改造为一种统一的语言或纯粹的媒介，以形式上的纯粹保证主体形象的超越。在萨义德看来，叶芝以一种过于高蹈的方式消解了现实的不安和暴力：“我们可以猜到，正是这种政治与世俗的紧张关系的压力，促使他试图在一个‘较高的’，即非政治的层面上消除它。他在《视线》和后来半宗教的诗歌里创造出非常古怪、美学化了的历史，把这种矛盾上升到超世俗的水平，好像爱尔兰最好在超乎地面的高度上被对待。”⑤
在某种程度上，希尼赞赏叶芝的态度，在评析叶芝的《在学童中间》的末章诗句“辛劳本身也就是开花、舞蹈，/只要躯体不取悦灵魂而自残，/美也并不产生于抱憾的懊恼，/迷糊的智慧也不出于灯昏夜阑。栗树啊，根柢雄壮的花魁花宝，/你是叶子吗，花朵吗，还是株干？/随音乐摇曳的身体啊，灼亮的眼神！/我们怎能区分舞蹈与跳舞人？”时，希尼认为：“这首诗的末章表明了我们有能力摆脱常规世界的约束，这是一副和谐完满的视觉景象，是存在的最自然和无功利的视觉景象。”⑥ 无论谈及的对象是但丁、艾略特或是赫伯特、毕晓普，希尼在诗论中总是不厌其烦地强调“舌头”的管辖力量，“舌头(既指诗人说话发声的个人天分，也指语言本身的共有根源)获得管辖的权利。诗艺具有自身的权威性”。⑦ 诗歌文本将现实转变为超越具体时空的语言，抵制了历史的规定性。也就是说，个人意识开始建构自身，树立主体的、非常规性的视角，而这一目的只能在对语言的可能性的探索之中达到。因为常规的叙述语言一般采用直接指涉经验现实的方式，要摆脱经验的直接性，必然要突出词语在文本中的主导地位，使之不至成为某种耳熟能详的社会集体经验的代号。希尼在《进入词语的情感》一文中，认为诗应当“具有考古学家所能发现的那种灵韵和真实感，在遗址中，被掩埋的器皿的碎片的光彩并不会因被掩埋的城市的光彩而稍有减弱。”⑧ 希尼服膺英美现代主义诗对于词语“特殊性”的要求，即休姆(T.E.Hulme)和庞德(E.Pound)提出的诗歌语言应当“坚固、明晰、有确切意象”的要求。他的诗作往往会以一种类似提炼“关键词”的做法，创造出有质感的隐喻词，将诗质紧紧凝聚在隐喻周围。如他的《图姆路》：
一天清晨我遇到一对军用
装甲车，巨大的轮胎发出颤音，
所有的车都用折断的赤杨树枝伪装着，
头戴受话器的士兵站在炮塔上。
他们占据我的路已有多久
就像他们已拥有了它们？
哦，驾驭战车的军士，在你们蛰伏的枪上，
这个村静默地、生气勃勃地站在这里，就在你们通过时，
这看不见的、坚定的中心(The invisible,untoppled omphalos)
末句的“中心”一词，希尼用的是希腊语" omphalos" ，原指雅典西北部的一块圣石。使用这个生僻的单词是由于它发音上的暗示意义可以触发强烈的物质感觉。希尼说：“omphalos的意思是中心点，或说是标记着世界的中心的石头。一遍遍地重复它：omphalos、omphalos、omphalos，直到它生硬低沉的音调变成了我家后门外人们在水泵边抽水的音调。这是在1940年代早期的德里郡，美国轰炸机低吼着飞向位于图姆布雷奇的机场，美国军队沿着道路在原野上行走，但是所有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无法影响这个场院的节奏。在那里，水泵矗立着，一个微小的、钢铁的幽灵，浑身深绿地矗立在坚固的基座上，有着突出的喷嘴和机罩，弯曲的手柄成了它的装饰。它标志着另一个世界的中心。有五个家庭从中汲水。”⑨" omphalos" 被希尼赋予了多重内涵：“中心”这一语义在此本来就很突兀，德里郡本是偏僻之地，谈何“中心”？希尼解释为“另一世界的中心”(可以理解为作者少年时代心目中的中心，或是乡村地方生活的中心)，表明其不为外来权力同化的态度，而同时由于其自身是难以辨认的希腊语，在整个句子乃至整首诗中达到了陌生化的效果，意味着它不服从前面的字词所形成的固定意义的指引。而当" omphalos" 这个词由希尼读出时，它奇特的发音又令他想到自家场院中的水泵(pump)。水泵在希尼的叙述中颇有神秘主义气息，一方面它英武的姿态象征了对不受侵犯的乡村共同体生活的守护，另一方面从中流出的水源也是生命存在的证据。当" omphalos" 和" pump" 产生关系时，各种歧义与丰富的联想意义的交汇，形成了互相渗透的实体。换言之，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因为摆脱了具体的指涉，经由作者的想象力的展开，反而在语言中获得了丰富和深入。这一词语的理论意义在罗兰·巴特对现代诗的描述中显现出来：“在现代诗中，关系仅仅是字词的一种延伸，字词变成了‘家宅’……在这里，诗的字词是一种没有过去的行为，一种没有四周环境的行为，它只提供了从一切与其有联系的根源所产生的浓密的反射阴影。于是在现代诗的每个字词下面都潜伏着一种存在的地质学的层次，在其中聚集着名称的全部内涵，却不再有散文和古典诗中所有的那类被选择的内涵了。”⑩
对于现代诗中语言主体的超越地位，希尼称之为“世界变为词语”(world become word)：“我在作品中感受到的快乐并非是由于它有益身心，或是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真正的乐趣在于发现世界变成了词语。”(11) 在宗派和宗教冲突不断的北爱尔兰，这种对诗歌语言先于具体的现实实存的认知实际成为希尼对动荡的北爱尔兰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抵抗方式。他极力避免自己的作品直接反映或是参与到现实进程中，因为那样一来，诗歌的自主性难免受到外来的思想或体系的干涉。所以希尼再三强调诗歌是“自发性的连锁反应，一种自发性的事件”(12)，诗人写作的动力源于“冲动和直觉”。在这方面，希尼深受乔伊斯和美国自白派诗人(如洛威尔、普拉斯等人)的影响，强调对个人经验的忠诚，通过个人的想象力将物质事件进行叙事上的组合，形成个人意识的绝对表达。对希尼来说，对自我意识的书写拒斥了旧有的价值观念，开发出了关于个人及民族身份的新的可能性。麦克尔·帕克(Michael Parker)认为：“(希尼)关于诗人的角色和责任秉持了一种对抗性的、个人主义的观点，他强调自我的确证，有着抒情诗般的自我完满的梦幻，这与正统天主教宣扬的自我贬抑、自我拒斥和集体共同性的‘美德’大大悖反。”(13)
于是我们在希尼作品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反对形而上学，忠实于连绵柔韧的生活表象的清醒意识。对他来说，“民族意识”必须是由个人的具体经验自发衍生后所产生的感受。希尼的诗歌意象大都具有生活的粗糙质感，他反感叶芝在“爱尔兰文化复兴”中对古老英雄神话的鼓吹，认为这不过是精英分子强行为“民族”添加统一意义的方式，所以当希尼检阅爱尔兰的历史和现状时，我们得到的往往就是在北欧沼泽中“伤痕累累的骨头，陶器似的头盖骨”(《沼泽女王》)或是“我们把鲜草莓囤在牛棚/当缸被填满，却发现草莓长了毛，鼠灰色的霉菌充斥着窖藏”(《采黑草莓》)等等，总之都是个人感观印象本身产生的震撼，留给我们的也只有或平静或严峻的文字意象，而对这些经验是否能够连接成完整的民族身份的问题则不作正面回答。希尼一再强调语言和形式的重要其实也与此耦合，王德威曾说：“语言，形式、身体这些‘外在’的东西，其实并不永远附属于超越的意义、内容、精神之下，而自能蓬勃扩散，不滞不黏。”(14)
所以，希尼的诗歌很少涉及个人的文化归属的问题，而体现出对笼罩性的宏观历史视野的抵抗。芬坦·奥图尔认为：“在希尼这里，土地并非是对难以追忆的古老文化属性的空洞隐喻，而是实实在在地接触到人，同时也被人感知的物质实存。”(15) 也就是说，他极力避免让身份问题落入体系化的陷阱中。从一开始，希尼就不去追求一种能够代表爱尔兰的文化和政治境况的“寓言”化写作。要是无批判和省察地依附于某种能够塑造民族清晰轮廓的符号体系的话，他的超越性的个人意识就不会达成。
但与此同时，在阅读希尼诗歌的过程中不难发现，希尼的作品大都带有一种纯朴的可读性，叙事中蕴涵的自我形象是可以辨认的。应该说，希尼把自己创造的语言主体置于了“交流”之中，爱尔兰的乡村生活、街头政治、宗教冲突等地方现实构成了对个人的强大心理压力。于是不无反讽意味的是，希尼一方面为个人意识的无附着性张目，另一方面却再三明确自己的爱尔兰民族身份。(16) 在希尼的诗中，我们始终可以发现他对爱尔兰的集体经验的召唤，通过这一召唤，希尼的诗歌呈现出和自白派诗人迥然不同的面貌，形成了一种个人美学创造和日常集体经验相互混合的奇特面貌。希尼在《音乐的形成》一文中通过对" verse" (诗句)一词的解析来说明他对诗歌性质的理解：
" verse" 来自于拉丁语" versus" ，意思是一行诗，但还有另一个意思，指的是一个农民在地头劳动时的转身动作——他刨好了一个犁沟，转身去刨下一个。华兹华斯诗的节奏就像走在砂石路上，向前、向后，正如同在田里一会要起身一会要低下腰的农民。在他的五音步诗中，他的调子在音步之间忽上忽下地回荡，将" versus" 表现“行走”动作的古意和" verse" 表现“谈话”的今意结合了起来。(17)
希尼将“诗句”这一词语分解为同时具有精神(谈话)和物质(行走)的双重意义，也许可以说明他的诗作有着个人的和社会的双重起源的原因。这暗示着即使在诗歌已经越过“现代主义”步入“后现代主义”的阶段，希尼仍然试图弥合个人的超越性价值和集体生活之间的裂隙。在《卜水者》一诗中，希尼回忆了少年时代看到的乡间卜水者的神奇：
旁观者要求试一试
他一言不发地把探棒递给他们。(He Handed Them The Rod Without a Word.)
但探棒在他们手中却无声无息直到
他攥住那些期待的手腕。榛枝振动了。(He Gripped Expectant Wrists.The Hazel Stirred.)
这里的“振动”(stirred)和“词语”(word)押韵，希尼认为这表明两种经验实际并无区别，“在与隐藏的东西相接触的功能方面和把感知或唤醒的东西显现出来的方面，卜水者与诗人彼此相似。”(18) 也就是说，对乡村共同体经验的记忆，不仅是希尼内心生活的外部风景，更为关键的是，一幅纯粹自然史的画面在希尼的自我叙述中逐渐成了其精神发展的依据，最终在语言的内在逻辑中得到了应和。这种带有几分神秘主义的、属于纯粹精神劳作的诗的创作和属于公共日常生活的田间或手工艺劳作之间的重叠贯穿在希尼不同时期的诗歌之中。在《挖掘》一诗中，诗人在描绘父亲和祖父在挖掘泥炭的情景时充分发挥了词语在相互作用时的运动感，使描写对象在视觉和听觉上具有鲜活的物质性：
The cold smell of potato mould,the squelch and slap
Of soggy peat,the curt cuts of edge
Through living roots awaken in my head.
But I' ve no spade to follow men like them.
(马铃薯地里的冰凉气息，潮湿泥炭沼泽中的
吱咯声和啪叽声，铁锹锋利的切痕
穿透生命之根觉醒着我的意识。
可我没有铁锹去追随像他们那样的人。)
在这段诗中，希尼分别运用了头韵(the squelch and slap/of soggy peat，以及curt cuts)，半谐音(cold、potato和mould)和拟声词(squelch和slap)，创造了一个充满画面感和声音的率动感的世界，而大量的重音更令诗质沉郁凝重，如同固体物一般坚固，使语言具有物质现实的直观感觉。希尼本人把这首诗比作“巨大粗制的掘土机”，他描述写作《挖掘》的体验是：“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我所做的不仅仅是文字的排列：我感到我已掘进到现实生活中去了。”(20)“挖掘”是一个和土地、沼泽相联系的缺乏美感的意象，但正因如此，希尼才可以用它弥补自己那种由于“没有铁锹去追随像他们那样的人”的焦灼情绪。在这首诗的最后一段，希尼进一步对“挖掘”(digging)一词进行了联想：“我的食指和拇指间/夹着一只矮墩墩的笔。/我将用它挖掘。”通过凸显“挖掘”的内部语言张力，诗人象征性地抹平了“词语”和爱尔兰的乡村“世界”之间的裂痕。
较之同时代其他处于英国诗歌传统影响下的诗人(如泰德·休斯和沃尔科特)，希尼的诗歌文本更多地让读者感受到物质体验的存在。可以说，希尼创造了既是个人，又蕴涵了集体经验的精神主体。因此，弗洛伊德·科林斯(Floyd Collins)把希尼的诗称为“民族无意识”。(21) 正是依靠对词语的精神超越性和物质关联性的双重开发，希尼的作品达到了对爱尔兰民族身份广阔的、多视角的认知。
二、词语训诂学：对民族身份的考古
从某种程度说，希尼诗歌身份的不确定性正是爱尔兰民族身份不确定性的反映，希尼曾说：“在爱尔兰，我们对于过去的认识，对于土地的认识和对于身份的认识都无可避免地纠结在了一起。”(22) 希尼虽然承认诗歌的超越性，但他的创作中却绝没有抽象空洞的玄思，相反，希尼是彻底的当代人，他并不回避对现实峻烈斗争的回应以及对爱尔兰民族身份的反思。不过正如希尼自己所言：“这是诗歌和总体的想象艺术的伟大悖论……在某种意义上，诗歌的功效等于零——从来就没有一首诗阻止过一辆坦克。在另一种意义上，它是无限的。这就像在沙中的鞋子，在它面前原告和被告皆无话可说。”(23) 出于诗人的自觉意识，希尼主动地将对外部政治世界的思考转换为诗歌内部的问题。他的一系列的诗歌创作致力于从语言上发掘爱尔兰民族身份的文化本源，“做诗是一回事，铸造一个种族尚未诞生的良心，如史蒂芬·狄达拉斯所说，又是另一回事；它把骇人的压力和责任放到任何敢于冒险充当诗人者的头上。”(24) 从某种角度看，这一做法其实是相当有深度的。如学者吕微所说：“文化问题是难以回避的，政治需要有文化的依据并得到文化的支援，没有文化依据的政治是没有内在深度的政治，得不到文化支援或者只得到较弱文化支援的政治同样难以持久。然而文化又非可即时创造之物，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是传统的延续，因此现代政治—文化民族主义总要回到传统中去寻根，传统文化始终是想象现代民族共同体最重要的源泉之一。”(25) 在近代欧洲，当天主教会的统治已经腐朽，各民族谋求民族独立时，这一过程在文化上就表现为用方言写作以对抗官方的拉丁文，于是才出现了但丁用意大利文写作的《神曲》和路德以俗语翻译的《圣经》。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认为：“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族’还需要一种截然不同的动力，因为民族更确切地说是由‘文学’或‘美学’形成的。但丁的例子已表明，用方言写作具有反抗拉丁文、罗马教会和帝国统治的政治意义。”(26)
希尼1972年的诗集《外出过冬》(Wintering Out)中有为数不少的嵌入盖尔语(Gaelic，爱尔兰地方方言)或直接以盖尔语命名的诗作，如《安娜莪瑞什》、《布罗阿赫》、《雨的礼物》等。在《安娜莪瑞什》中，希尼回忆了儿时乡间的情景：
我的“清水之地”，
世界开始的小山
那里清泉涌出，流入
闪光的草地
“安娜莪瑞什”(Anahorish)是希尼的出生地，在盖尔方言中意为“清水之地”——“安娜莪瑞什，柔和的辅音的坡度/和元音的牧场”。" Anahorish" 一词中的“h”平缓的送气音暗示着清水无拘束地流出，引领我们回到这片土地最早的居民那里，这些古老的“冈上的居民”(mound-dwellers)“在井边和粪肥堆上/敲碎薄冰”。艾略特称这种由发音引起的广泛联想为“听觉想象力”。在《雨的礼物》的最后一个章节中，“听觉想象力”延伸为对古老口语传统的回溯：
茶色的喉音的水流
拼读着自己：莫尤拉
这是它自己的乐谱和伴奏
在声音之中
把土地变为河床
芦苇的音乐，古老的歌者
呼出雾霭
穿过元音和历史
1831年，英国开始在爱尔兰建立“国民教育体系”，完全以英语作为该教育体系的媒介语言，盖尔语被从“国民”体制中驱除。1845年，爱尔兰遭遇大饥荒，夺去150多万人的性命，同时迫使100多万人远走他乡，由于发生饥荒的地区都是爱尔兰最贫穷的地区，也正好是盖尔语的使用区域，因此使用盖尔语的实质人口在短期内大幅减少，存活下来的人也将盖尔语视为落后的标志而改用代表“文明”的英语。发生在19世纪上半叶的这两个事件几乎将盖尔语从爱尔兰连根拔除。直至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时期，很多作家在创作中刻意重新使用盖尔方言，为盖尔语增加了明显的政治意味，这一趋向对希尼也有所影响。在《雨的礼物》里，希尼使用了一连串带小舌音、喉音特征明显的词语如莫尤拉(moyola)、乐谱(score)、伴奏(consort)，而这正是古盖尔语的特点。(27) 在这种有意识的返源旅行中，希尼把诗歌语言植入进了古老的口说传统中，而这一传统是尚未被后来的标准化英语所规范的。
同样情况的还有《布罗阿赫》：“河岸，长长的岸边地/尽头处阔叶野草……汇聚在你脚跟印中的阵雨/是Broagh中/黑色的O/它低音的笃笃声/在多风的接骨木/和大黄叶丛中/近乎突然地/终止，就像陌生人/觉得难以把握的/那末尾gh。”诗中交替出现源于不同传统的词语“接骨木(boortrees)”(爱尔兰盖尔语)、“岸边地(rigs)”(苏格兰盖尔语)、“阔叶野草(docken)”(古英语)，表明了爱尔兰语言状况本身的复杂难辨。(28)“布罗阿赫”(Broagh)一词意为“河岸”(bank)，但希尼并不同意" Broagh" 和英语的" bank" 之间可以简单地互译，他对此的解释是：“我把这个词印成斜体字，就是要提示' Broagh' 是不同于英语的……' Broagh' 不是' bank' ，前者是爱尔兰语，后者是英语。我们有些人能说' Broagh' ，但是英国人不能。他们很难发出此音……这些诗是关于发音的，但是它们又不仅是关于发音的，不仅是关于词的声音。它们是写一种特别语言间的亲密性，一种特有的文化，是遗传给你的身份，所以那是政治。”(29) 可以说，希尼想要表现的不是已经被具有相当水准的国家教育体制所规范的语言形式，相反，他使用了尚未完善的盖尔方言，在他眼中，方言这一没有被“国家/文明”体系所凝固的口语形式却道出了民族真实完整的存在，类似" Broagh" 这样的词汇指向的是地方上的爱尔兰人民独特的体验，当在他们的唇齿间发出它奇妙的音调时自然会感同身受，但一旦翻译为英语单词" bank" ，这种体会便荡然无存了。
希尼所惋惜的是爱尔兰方言的逐步消亡，标准化的英语和它所支撑的文明成为强势的话语力量，方言总是处于它们的阴影之下。语言之外的东西反而左右了语言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讲，盖尔语是被杀害的语言：
我们喉音的诗神
早已被头韵的传统
挤到了一边
她的小舌已逐渐
衰退、被忘却
就像一段尾骨
——《传统》
在爱尔兰，英语是通过树立一系列如莎士比亚、乔叟等“正典”(canon)来实现权威的：
我们应该为自己伊丽莎白式的英语
感到自豪
“大学”，譬如说，
就是我们生息的土壤；
我们“相信”，我们“承认”
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
至于那些可爱的古语
当然都是正确无误的莎士比亚。
——《传统》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说：“语言不会自然死去，也不会寿终正寝。但突然死去却是可能的。其死法之一，是因为完全外在的原因，语言被抹杀掉了。例如，操此语言的民族突然被根绝……或者也有强大的民族将自己的特殊语言强加于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治的支配是不够的，首先需要确立文明的优越地位。而且，文字语言常常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说必须通过学校、教会、政府即涉及公私两端的生活全体来强行推行其支配。”(30) 小舌和喉音的衰落，是英语世界抹杀盖尔方言在爱尔兰影响的结果。同落后的爱尔兰文化相比较，英语代表的是一种“优越的文明”，于是，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讲授莎士比亚也具有意识形态功能。英语的推广是国家教育体系以消灭方言的多样性为代价的，而被剥夺的是爱尔兰人能完整表达自己生活世界状况的言说方式。
希尼所面临的形势无疑是外在的强大意识形态对语言所造成的影响，由于英语的介入，爱尔兰人使用的语言在内部形成了等级森严的体系：英语占据着上层，盖尔语被边缘化。而在对立面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那里，则强调盖尔语先天的优越性，“我们使用的语言是非常重要的，比起我们在那些更加‘高雅’和‘有前途’的地方听到的苍白细弱的英语来，我们自己的古老的日常词汇似乎蕴含了更多的力量和意义。”(31)(波莉·戴夫林)但在希尼看来，强调盖尔语自身的优越及其与英语的差异的做法并不真正令人满意，抹杀外来语的影响执行了一种政治功能，使语言变成了原教旨民族主义者的工具，这不过是英国殖民者所作所为的同构反复罢了。“在任何通往解放的运动中，都必须拒绝支配地位的语言和文学传统的规范性权威……无论是麦克唐纳还是乔伊斯，尽管他们都不得不以各人自身的方式向英语文化的权威挑战，但他们都不认为有必要从他们作为读者的记忆中排斥英语文化。”(32) 为了抵制粗暴的二元对立，希尼对诗歌中语言的意义进行训诂，以类似于考古的方法发掘特定词语的起源以及在使用过程中衍生出来的含义。就是在这些起源和含义的相互纠结中，翻检出民族身份源初的多层次的地质构造：
我们的牧场叫做Mossbawn，" Moss" 是一个苏格兰词汇，大概是拓荒者带到乌尔斯特地区来的，" bawn" 则是英国殖民者用来命名他们驻扎的农场的。" Mossbawn" ——沼泽上的拓荒者的房屋。但是尽管有正规的拼读方法，我们还是会把它读作" Moss bann" ，" bàn" 是盖尔语，意为白色。那么这个词的意思是不是白色的沼泽(moss)——沼棉地——呢？正是在我自己家乡的发音中，我看到了乌尔斯特文化分裂的隐喻。(33)
希尼想指出的是，要是以为确定了一种语言就等于确定了一个种族的存在的话，这种想法是相当危险而且不可能的，即使是看上去血统最为“纯粹”的家乡，也至少具有英国、苏格兰、爱尔兰等几重身份。在希尼的诗作《变换的场景》中，他的一位朋友在白蜡树皮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个行动被诗人赋予了象征性：“它把我带回了古老的兄弟结义的场景，两个/勇士割破手腕，把血汇在一起，以此明志。”树上的名字隐喻了宗社共同体之间情同兄弟的紧密联系，这个“朋友-名字-结义-血”的系列意象形成了明确稳固的身份意识。但幻景很快被无情地打破，一群儿童剥下了树皮，只留下了树上的疤痕。从树上擦去名字的举动暗示了对爱尔兰身份进行单一命名的不可能。布利恩(Eugene O' Brien)认为这首诗：“意味着名字和场所之间极其复杂的关系……没有了标示身份的记号，场所反而可以向更多元的意指空间开放，同时这也表明希尼对那种基于本土主义和占有欲望的宗族意识的持续解构。”(34) 说希尼具有“解构”意识自然过于牵强，因为他对爱尔兰民族经验的忠诚是无法质疑的。希尼想说的是，爱尔兰生活经验是开放多元的，这是爱尔兰民族历史本身的丰富的结果。然而当前爱尔兰——特别是北爱尔兰这样的交叉地带——却面临着这种局面：各种势力都想把这一地区的语言、文化和人民同化在单一的、本质化的体系中，造成森严的“国家—种族”的壁垒。就多民族和多宗教信仰并存的北爱尔兰来说，如果真的把民族身份实体化的话只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终点》一诗中，希尼说：
I was the March Drain and the March Drain' s Banks
Suffering the Limits of Each Claim
(我是边界排水沟，又是边界排水沟的堤岸
饱受两边主权界限之苦)
" March" 一词在北爱尔兰语境中有其独特的含义，一方面，它特指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另一方面，又喻指北爱各宗教政治派别举行的各种“游行”(March)。其中最为世人所知的是北爱新教徒为纪念新教国王威廉三世(又称奥伦治·威廉)于1660年打败天主教詹姆斯二世党人而举行的“奥伦治大游行”，由于游行要经过天主教聚居区，因此屡屡引发冲突。也就是说，在爱尔兰，" March" 是个明确界限和排除他者的词语。然而希尼说：
这个词并不是指“以军列行进”，而是指靠近、比邻而居和相互交界。这个词承认了分离状态，但与此同时也有休戚相关的明确含义。如果我的土地和你的土地交界，那么我们被边界分离的同时也是被它联结的。(35)
出于对这种形势的敏感，希尼宁肯排除各种政治关系，从语言内部的训读入手还原民族历史的真相。在《维京都柏林：审讯的碎片》一诗中，希尼将一艘中古的维京船和“都柏林”(Dublin)这个能指符号结合在一起：
在岸边的船台上
它那瓦叠式的船壳
发出尖刺棱棱、破裂的音符
好似“都柏林”
" Dublin" 有两个盖尔语词源，即" dubh" ，意为黑色，和" linn" ，意为池塘，应为早期定居者对当时地理状况的描述，但在诗中，这个词却和早期来自北欧的殖民者“维京人”联系在了一起：" Dublin" 尖利的爆破音和维京船尖锐的形象相互重叠，而瓦叠式的船身也是一个凝练的意象，暗示着都柏林本身即是一个多元交错的场所。作为中古时期的殖民势力，维京人及其舰队、商船通常被爱尔兰人视为帝国主义的前身，但希尼却摒弃这样的意气之争，将维京人留下的遗迹纳入到爱尔兰的身份之中，就像化为自然风景一部分的维京船，曾经的外来文明已经成为历史构造物的一部分。在希尼的诗歌实践中，以语言的非闭锁性开创出身份的非闭锁性，这个企图应该是很清楚的。希尼从对词语的训读中得出的语义，不是国民教育体系内的标准英语，也不是民族主义者期望的“纯粹”民族语言，我们其实是无法辨认出界限分明的英语、盖尔语、苏格兰语或北欧斯堪的纳维亚语言的。在他的作品中，语言就是那种可以容纳摩斯巴恩、贝尔法斯特、都柏林时空交错的生活的容器，在这些地方，现代生活和古代风韵、殖民者和本地居民共同建构了爱尔兰的身份。在爱尔兰，实际上不可能对语言进行肯定性的说明：
最近，在科克的一次诗歌阅读课上，一个学生半指责地提出，我的诗歌听起来凯尔特味儿不够。这一说法的准确性可能超乎其预料，他的感受传达了对英语爱尔兰诗歌的某种理解，而托马斯·麦克唐纳(Thomas Mcdonagh)，都柏林大学的一位大学英语教授，对此做出了最为连贯的叙述。这位教授在1916年的复活节起义中殉难。在他看来，爱尔兰诗歌最突出的特征恰恰显示于将凯尔特诗歌的韵律和发音与英语诗歌交织在一起之时。(36)
爱尔兰独特的境遇在作家文体中刻下的这一烙印并非希尼专有，如萨义德就在叶芝的诗歌中发现：“叶芝叙述中的循环的转折也引起了这种不定性，正如他诗歌中大众化的与正式的讲话之间，民间故事与学究式的文字之间轻易转折一样。”(37) 因此，这里并不需要高度概念化的“解构理论”，因为即使不给现实加上一种高度个人化的文体试验或语言游戏，爱尔兰在客观上已经处在了语言的混合场中。对于希尼来说重要的是：拒斥那种以为语言总是界限分明的观念，唯有如此才是对爱尔兰的民族身份的尊重——“诗歌……必须是具有包容意识的一种工作楷模。它不应当简单化。它的投射和创造应当与一种围绕着它的复杂现实相称”。所以，希尼诗中的语言，其实就是词语在爱尔兰这片土地上被人们灵活使用着的那种状态，语言有可能被外在的强力打断、扭曲甚至消灭，但是它仍然是不会死亡的。因为只要人民还在生活着，语言就会存在，民族也永远会在这样的语言中找到自己身份的依据。
注释：
①在吴德安、李成坚、何宁等学者的推动下，国内对希尼的研究已经起步并取得一定的成绩，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如李成坚的《寻找爱尔兰文化和政治的言说方式》(《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谢默斯·希尼〈田间劳作〉的心路历程及意义》(《天津外语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谢默斯·希尼：一个爱尔兰-英国诗人：从“身份问题”解读希尼诗歌与诗学》(《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作家的责任与承担——论谢默斯·希尼诗歌的人文意义》(《当代外国文学》2007年第1期)，董洪川的《希尼与爱尔兰诗歌传统》(《当代外国文学》1996年第1期)，何宁的《论希尼的“沼泽”系列诗歌》(《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2期)，吴德安的《希尼的诗歌艺术》(《国外文学》2000年第4期)，白洁、尚婷的《沼泽地下的民族记忆和诗意沉思》(《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11期)，邹汉民的《风景中的那喀索斯——对西默斯·希内诗歌〈挖掘〉的解读》(《国外文学》2004年第4期)等等，大致可以分为几类：1、身份问题研究，代表的有李成坚的《谢默斯·希尼：一个爱尔兰-英国诗人》，文章指出研究希尼的身份归属身份问题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将之作为有效的视角理解其诗学思想的形成轨迹，希尼依靠诗歌的独立性将“爱尔兰性”定义为可伸缩的概念，实现了多种文化身份之间的平衡。对于身份问题的灵活理解使文章颇具新意。2、作品品质研究，如何宁的《论希尼的“沼泽”系列诗歌》，以细读的方法剖析了希尼以沼泽为主题的诗歌，认为希尼通过将爱尔兰的现状和古代的暴力场景相联接，找出宗派冲突的历史文化渊源，在更广袤的层面上实现民族独立与和解。3、希尼和英爱文学传统。对希尼的文化继承问题的关注是希尼研究的重要方面，董洪川的《希尼与爱尔兰诗歌传统》翔实有据地梳理了希尼是如何把个人的才能融合到爱尔兰诗歌传统的总体进程之中的，认为希尼面对爱尔兰诗歌传统中的“乔伊斯式”和“叶芝式”两条道路时，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结合在一起，做到了既忠实于乡土的经验，又能以美学距离创造出属于个人心灵的意象。
本文将尝试越过对希尼个人身份意识的反复申说，将这一意识置于现代爱尔兰文学与民族主义话语的纠结，以及爱尔兰作家摆脱文学语言的种族性和国家性的持续努力中进行考察，论证爱尔兰诗歌在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论争中产生的创新活力。
②马泰·卡林尼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1页。
③(15)Fintan O' Toole," Poet Beyond Border" ,in The New York Review,March 4,1999,p.45,p.43.
④如Eugene O' Brien在Seamus Heaney:Searches For Answers(London:Pluto Press,2003)一书中就以德里达的理论解读希尼，说明希尼始终在做“解构”和“擦拭”的工作。
⑤(37)爱德华·W·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23，331页。
⑥Seamus Heaney,Among Schoolchildren,Belfast:Queen' S University,1983,p.15.
⑦(12)西默斯·希尼：《舌头的管辖》，载《世界文学》1996年第2期，第8页，第10页。
⑧⑨(17)(33)Seamus Heaney,Preoccupations:Selected Prose 1968—1978,London:Faber,1980,p.41,p.17,p.65,p.35.
⑩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载王潮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222页。
(11)Seamus Heaney,The Government of Tongue:Selected Prose 1978—1987,New York:Farrar,Straus,& Giroux,1988,p.8.
(13)Michael Parke,Seamus Heaney:The Making of A Poet,Iowa City:University of Iowa Press,1993,p.204.
(14)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43页。
(16)1983年，希尼曾拒绝自己的诗歌被编入《企鹅当代诗集》，在给诗集编辑的公开信中，希尼说：“谨此建议/我的护照是绿色的/我们的酒杯从不举起/以祝女王安康。”
(18)(19)(20)(23)(24)(29)(32)(36)(38)吴德安等编译：《希尼诗文集》，北京：作家出版社，2001年，第259页，第255页，第254页，第251页，第269页，第440页，第283页，第222页，第284页。
(21)(27)Floyd Collins,Seamus Heaney:The Crisis of Identity,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2003,p.61,p.64.
(22)Seamus Heaney,Land Locked,Irish Press,June 1,1974,p.6.
(25)吕微：《现代性论争中的民间文学》，载《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第131页。
(26)柄谷行人：《民族主义与书写语言》，载《学人》第九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95—96页。
(28)Bernard O' Donoghue,Seamus Heaney and the Language of Poetry,New York:Harvester Wheatsheaf,1994,p.63.
(30)索绪尔：《日内瓦大学就职演说》，转引自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98页。
(31)Polly Devlin,All of Us There,Belfast:Blackstaff Press1994,p.158.
(34)Eugene O' Brien,Seamus Heaney:Searches For Answers,London:Pluto Press,2003,p.128.
(35)Seamus Heaney,Finders Keepers,London:Faber,2002,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