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研究·
小部队建设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坚持
王 士 花
〔摘要〕 1941年至1942年间，日军对华北抗日力量的攻势增强，山东抗日根据地处境艰难，主力武装大兵团活动已不可能，中共适时调整抗战战略方针及部队建设方向，实行分散游击战，主力武装化整为零，以小部队潜入地方，融进群众，深入敌后之敌后，采取新的组织形式及多种举措进行部队建设；对敌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行动为辅，遵循秘密机动灵活多变等行动准则，积蓄力量，渡过难关。小部队与群众建立起血肉联系，又促进了地方武装的发展，这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乃至之后的巩固扩展，意义重大。
〔关键词〕 小部队；分散游击战；山东抗日根据地
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后，由于中日军力的巨大差异，中共提出了基本是游击战的持久抗日战略总方针。随着敌后群众的广泛发动与组织以及民众抗日武装的组建，中共在山东的武装力量迅速兴起并不断壮大，经数期整编逐渐向正规化、基干化、组织化发展。但从1941年到1942年，日伪在华北实施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不断的“扫荡”“蚕食”“清剿”使山东抗日军民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大兵团活动已不可能，中共不得不调整抗战战略方针及部队建设方向，实行主力军地方化，化整为零，转而采取分散性、群众性、地方性的游击战争，以小部队(1) 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有多种形式的小部队，如敌后武工队、武装交通队，还有专门为执行武工队任务临时派出的小部队等，本文探讨的小部队，专指主力武装迫于环境压迫化整为零实施分散游击战的小部队，是正规军，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游击队。 广泛深入敌后之敌后，积蓄力量，使山东抗日根据地“保存了自己，坚强了自己”(2) 《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一九四五年一月三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的报告》，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页。 。这种坚持依靠的是“斗理斗智斗力斗物的全体全面的斗争”，即党政军民合力进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群众、锄奸等全面对敌斗争，以及战略指导方针的调整与斗争策略方法的灵活运用(3) 中共山东分局委员会：《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1943年8月19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页。 ，其中小部队建设的成功推进，则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助力和支撑。本文拟对此作专门探讨，以弥补学界相关研究的缺失。
一、根据地困境与小部队的出现
山东抗日根据地小部队的普遍出现，与根据地面临的困境直接相关。起初是根据地受到日伪严重压迫、主力部队难以大兵团活动时的不得已行为，后来成为中共新的抗战战略方针——分散游击战的实施主体。
1940年，中共山东党组织于抗战爆发后陆续组建的抗日武装已经过四期整训，部队由分散走向统一，主力部队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部队组织化。而1941年6月开始的第五期整训，因日伪的紧缩压迫而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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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压迫源自日伪1941年至1942年在华北推行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日伪加紧进行的“扫荡”“蚕食”封锁下，华北抗日根据地受损严重，处境空前严峻，山东自然也不例外，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减，部队伤亡大增。据日军战史记载，在1941年12月1日开始的日军第二次鲁南剿共作战中，“共军在开始时采取退避分散、空室清野的战术，因此很少得到捕获机会。但是，到12月中旬左右，由于天寒和饥饿，从潜伏状态，逐渐集结兵力开始游动。各兵团趁机在作战地区内外开始活动，继续扫荡，给共军以严重打击，遗弃尸体超过五千”(4)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下)，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页。 。
冀鲁边的情况可以说是根据地所临困境及中共应对情形的典型。自1942年春季开始，冀鲁边便遭受日伪连续反复的“扫荡”，至5月，为渡过难关坚持抗战，从主力部队中抽出部分兵力，组织“跨路”游击队，伸入敌区活动，打击日伪，开展群众工作，稳定群众情绪。6月间，随着冀中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冀鲁边也由根据地渐渐地变为游击区，中共主力武装由大兵团活动转为分散的游击状态。至8月，形势继续恶化，主力部队以营为单位活动已感困难，一夜要移动两次，白天要移动两至三次，稍一不慎即遭合击，部队伤亡极为严重。在敌人“扫荡”“蚕食”之下，不仅部队损失重大，而且活动地区更加缩小。冀鲁边中心区之德平、宁津、乐陵全境及商河、惠民、阳信之部分已被日伪完全占领。在南皮、东光、吴桥、平原、禹城边等地，中共已不能入境。(5) 罗荣桓：《对冀鲁边区坚持斗争的估计和今后的任务》(1942年8月3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
日伪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后，山东各抗日根据地受到的包围和紧缩加重。抗战时期曾任山东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罗荣桓总结道：“清河原有地区大部为敌‘蚕食’，变为分散游击地区。鲁南山区、冀鲁边亦如此。鲁中则受敌顽夹击，滨海区则在东海地区与沂沭两河之间均为敌‘蚕食’。处于敌顽夹击，胶东的西南海已被‘蚕食’，青烟路已被封锁”，致使“我根据地缩小，兵力减少，干部伤亡大，根据地人力物力损失甚大，财政收入减少”。(6) 罗荣桓：《对敌对顽斗争形势的初步总结》(1944年底)，《罗荣桓军事文选》，第308页。
根据地遭受的打击不止于此，各项建设工作被迫中止或出现倒退。中共领导人坦言：“随着敌人紧缩地推进，不是各种工作塌台，便是往后向比较基本地区的退却。地方武装的溃散及个别的叛变，仍是异常严重。致使我们久已存在的某种战略基点遭到全部暴露和挫折”(7) 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1942年8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131页。 。山东根据地的急剧萎缩和生存危机固然与日伪实施“总力战”直接相关，而中共山东军政负责人对日伪全面进攻的杀伤力认识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罗荣桓直言：“敌之‘蚕食’成功还由于我们的麻痹。北方局与集总都已一再指示我们，但我们当时还是麻痹的，我们是自敌‘第四次治强运动’时方开始注意。”他进一步强调：“因为‘蚕食’是逐步进行的，敌更容易麻痹我们。”(8) 罗荣桓：《对敌对顽斗争形势的初步总结》(1944年底)，《罗荣桓军事文选》，第308页。
面对根据地大量被“蚕食”、部队伤亡巨大的严重威胁，中共山东党根据上级指示，全面分析新情势，调整战略方针，提出实施分散游击战。由此，中共在山东“进入极端的分散游击战”(9) 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10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55页。 ，主力武装暂停正规化建设方向和大兵团活动，以小部队分散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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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抗战战略方针的调整很快体现于斗争实践中。山东纵队于1942年7月24日发出训令，要求部队“必须适应这新形势，新的斗争任务，及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以达到积蓄力量，熬时间准备反攻之目的”。各战略区迅速作出部署，如清河军区结合本地区情况，决定从清东、清西、清中三个军分区的基干部队中，抽调一部分连队，组成易于分散、机动灵活、能打善战的精干小部队，以适应战争需要。根据敌占区、游击区、三角斗争夹击区的不同特点，小部队的组成有所区别。在新开辟的地区和必须打通、坚持的交通联结地带，一般抽调成建制的连队作为小部队，开展活动，打开局面；在被“蚕食”的地区，一般由主力连队的三四个班与县区地方武装混合组成隐蔽作战的小部队；在被“蚕食”后较稳定的地区，则从主力连队抽调部分干部和战士作为骨干(约二三十人)，会同县区武装中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员，一起组成能打能走的小部队；在边缘游击区，主要是从基干部队中抽调指挥作战能力强、善于灵活掌握战术的军事干部和政治干部，协同地方党组织领导的县区武装，组成以地方武装为主的小部队。(11) 八路军山东纵队史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山东纵队史》(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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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力武装分散为小部队活动的同时，为克服日伪“总力战”压迫带来的极大困难，军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工作人员也被派往敌占区开展调研等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决定一方面加强对敌政治攻势，要求“各级党、各级军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必须随时随地展开对敌的精细调查研究，透彻地了解敌人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各方面的进攻、蚕食及伪化政策的阴谋手段”，“随时随地主动积极地组织对敌的反蚕食、反‘扫荡’斗争”，决定派干部到敌占区及敌伪据点中去，积极展开对敌调查研究、宣传、侦查及争取瓦解等工作，粉碎日伪的“蚕食”阴谋、伪化政策及特务侵扰。(12) 中共山东分局委员会：《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1942年10月1日)，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1—72页。
可贵的是，中共善于从挫败中总结教训，在自省中纠正失误，在具体的反“扫荡”、反“蚕食”等斗争实践中，逐渐摸索形成了一整套对敌斗争经验和策略方法，完善了抗战战略方针。罗荣桓总结：“敌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向我进攻，我以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对抗之，敌以公开为主，隐蔽方式为辅，我则以隐蔽为主，而公开为辅对之；敌是以紧缩合围、‘清剿’、‘扫荡’的办法对我；我则以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反对敌之‘扫荡’、‘清剿’；敌以加多点线封锁，突入与纵深，进攻我根据地，我则以发展两面派，打入工作，争取瓦解日伪军、伪组织；敌以强大的全面的伪组织对我，我则以精兵简政对敌；敌以‘拉网战术’吞吃我边沿区，我则以‘翻边战术’对敌。”(18) 罗荣桓：《对敌对顽斗争形势的初步总结》(1944年底)，《罗荣桓军事文选》，第309页。 可见，中共已经摆脱被动慌乱，有了从容对敌的一整套斗争策略。
各战略区根据上述指示与各自的实际情况，迅速调整军政机关及军力配置编排，精简军政机关，以适应分散性、群众性的地方游击战争。如冀鲁边区，正规军全部地方化，16团司令部与三分区合并，17团司令部与二分区合并，18团司令部与一分区合并，各以营为单位与地方武装编成地区队，团政治机关均与军分区合并(15) 罗荣桓：《对冀鲁边区坚持斗争的估计和今后的任务》(1942年8月3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142—143页。 。
事实上，中共在山东敌后被迫转入极端的分散游击战，并不能迅速从之前建立正规战的意图中转变过来，有时在战争指导上陷入混乱，抗日力量受到很大损害。1942年9月27日至10月5日，日军在东平湖以西地区对115师教导第3旅约3000人实施“围剿”作战，致使中共武装减员2/3强，损失惨重(16) 「支那派遣軍の北支に関する報告」、昭和17年1月24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C13070316200；仁集団司令部「東平湖西方剿共作戦経過概要 第3次鲁中作戦経過」、昭和17年10月27日、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70343000。 。对此，罗荣桓并不讳言。他坦诚指出，由于之前“从主观愿望出发”，“强调运动战的方针”，“使我们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造成了对战争的指导上的更加混乱，事实上已经是以我们主力兵团的分散去坚持地方，完全束缚了机动性。而又没有全面地去建立游击战与分散游击战所必须依靠的基础，如统一主力、地方武装、民兵的使用”，因此“在对付敌顽作战与敌人更加严重‘扫荡’、‘蚕食’我根据地之下，给了我们很大的损害”。(17) 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10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63页。
与此同时，为保存有生力量，适应艰难复杂的新环境，中共山东分局决定游击区、边沿区的党政军民的组织形式、工作方法方式，“一切以秘密、隐蔽、短小、精干、群众化、战斗化、职业化为主”，隐蔽工作，长期埋伏，积蓄力量。军事上则“尽量发挥分散性、地方性游击战的特点”，避免硬碰与消耗，但也不应过分保守。根据地及游击区彻底实行精兵简政，“一切以适应战争情况及减轻群众负担为主”。(13) 中共山东分局委员会：《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1942年10月1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72—73页。 分局还要求，注意运用正确的对敌斗争策略方法，即“随时争取主动、掌握主动，即随时掌握时机，‘敌进我进’，用软的硬的、明的暗的、合法的非法的、直接的间接的、集中的分散的……各种各样方法，从前线、从敌人内部、从敌人后方、从敌人最大的要害与弱点，进行攻击”，以便更有效地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14) 中共山东分局委员会：《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1943年8月19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第11页。 。
3.重视“服”好务。加强硬件和软件建设，配足办税设备，优化整合办税厅人员，坚持执行限时办结制度，采取限时办结+即时办结，以及预约服务+延时服务等有效措施，为纳税人提供便捷的人工办税和自助办税服务，使办税服务质量不断提高。同时，结合“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大力做好政策宣传，及时把税收优惠政策送到纳税人手中，让纳税人应知尽享税收红利。
中共调整后的战略战术与日军战略指导方针的变化针锋相对，并且日臻成熟。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1943年3月中旬召开的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又对此作进一步概括：“敌以军事‘扫荡’配合全面蚕食对我，我则对抗以分散性游击战争及开展全面的对敌攻势；敌以深入农村、摧残力量对我，我则对抗以发动群众，坚持农村，熬过时间，积蓄力量。”也就是从“乘敌占领点线立脚未稳，争取大量发展，实行集中作战(运动游击战)”的方针，一变而为隐蔽的发展、分散的活动、熬时间、积蓄力量的方针，并具体化为“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的战略指导方针。根据地及游击区、边沿区的一切工作，“如分散性游击战争，对敌政治攻势、精兵简政、生产节约、发动群众、开展民主文化运动等等”，都服从和围绕以上总的战略指导方针，以对敌斗争为依归，争取抗战胜利。(19) 《一九四二年敌我斗争形势的检讨及今后一年敌我斗争形势与对敌斗争的任务——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朱瑞在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300—302页。
1943年夏，抗战形势迎来转机，为准备即将到来的反攻，中共山东军区于7月24日发出训令，强调：“敌后斗争形势，已处于严重发展中，在敌人稠密点线与封锁沟墙的分割之下，使敌我斗争更加形成犬牙交错，敌人的‘扫荡’也愈益频繁残酷。”在这种形势下坚持斗争，“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及时改变组织形式与灵活的适应斗争方式”，“我军在新环境中，普遍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的首要任务”，就是“小部队建设问题”，要求各军区从各方面重视这一建设，“达到蓄积力量、熬过时间、准备反攻之目的”。(39) 《山东军区训令》(1943年7月24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561页。 因此，在反攻到来前的过渡阶段，小部队建设仍是中共武装建设的重中之重，肖华报告中提出的小部队建设的各项原则与要求等，成为敌后普遍存在的小部队建设的重要指针。
二、小部队的组织形式与建设举措
小部队担负着实施新的战略方针的重任，它的组织与建设至关重要。它应取怎样的组织形式？如何进行部队建设？以确保军队不失党的控制并保有战斗力，直接影响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斗争的成效，关乎中共在敌后的生死存亡。同时，由于小部队到敌占区活动，所有军事政治工作和供给问题，都变得极为复杂。比如怎样开展军事行动“就带着极复杂的政治问题”，“住房子、吃饭，怎样应付两面派村长，怎样从村长[那里]取得供给，怎样获得情报，怎样过党的生活，怎样进行政治工作、进行文化娱乐，怎样保持战士持[久的]政治情绪，怎样才能保证撤得出和收得回等等大大小小的问题，一点也不简单，都是新的一套”(21) 《边区的形势与任务——黄敬同志在区党委高干会上的报告》(1942年12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87—388页。 。因此，中共山东军政负责人颇费思量，适时提出小部队建设问题。
最后的契机，罗塞蒂与威廉·诺曼·亨特、约翰·艾弗莱特·密莱斯等伦敦的学画青年在一起翻阅有关于早期意大利公墓壁画的画册时，发现拉斐尔之前的作品虽然生拙，却充满单纯质朴的美感，这种迥异于他们已经厌倦的学院式作品便适时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欲望和艺术理想，1848年，也是英国宪章运动迎来高潮的一年，拉斐尔前派兄弟会成立。
清河区为提高小部队分散作战能力，军区及所辖的三个军分区，都调配较强的干部和战士骨干，挑选一部分善于打恶仗、打硬仗的连队组建小部队。军区根据小部队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性的活动特点，充实和加强了小部队党支部，严格审查小部队的所有成员。规定小部队设立党的支部委员会，班设党小组，每个小部队的党员人数必须保持在部队总人数的25%以上，指导员和兼任党小组长的战士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和群众纪律教育。(23) 《八路军山东纵队史》(上)，第219页。
集中战斗，也不是硬打硬拼，小部队创造了多种机动灵活的抗敌战术。鲁中山区小部队，坚持开展以三三两两到处打冷枪的“麻雀战”和轮番与敌周旋的“车轮战”；胶东丘陵地带的小部队，则运用把敌人炸得坐卧不安、进退两难的地雷战和迷惑敌人的“神经战”；滨海区的小部队与民兵坚守边沿区，与敌人兜圈子，实行“推磨战”，或采取一村打响、四方驰援的“蜂窝战”。此外，各地区小部队创出了高苗地战术、跨沟战术、疯狗战术、劫车战术、搜捕战、水上战等抗敌方式。(46) 《小部队的建设问题——肖华在分局召开的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43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573页。 如此打破成规，迷惑敌人，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求得并把握自主进攻的时机。这些结合各地实情与斗争经验创造出来的新战术，有效地打击了敌人，丰富了游击战的内容。(47) 《八路军山东纵队史》(上)，第220页。
根据小部队的活动特点即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高度分散性与隐蔽性、环境复杂与斗争全面、地方化和灵活性等，报告首先要求各级军政机关依据以上特点以及不同地区如游击区、敌占区、根据地及湖上、海上、铁道附近活动的小部队的不同特性，加以研究与发挥，运用发扬优点，防止和克服偏向。关于小部队的组织形式，要求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甲、适合于分散与游击战术的要求，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乙、力求精干，要有强的政治质量，减少繁杂的制度，重质不重量，重内容不重形式。丙、做到一元化的领导，并适合于集中领导与分散领导灵活运用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确定“在平原及山地敌占优势游击区和敌占区，由主力派去之连队或地方武装一律采取小建制，每连最多五个班，取消排制”，有时也可设大班(人数不超过20人)，各班直接由连指挥，“各级干部必须设副职(副政委、副连长等)以便分散活动”，政治组织要做到“每个小部队都设立支部，每班建立小组；党员必须占全连队百分之四十到五十的数字。各连应设立经济委员会(可三人或五人)。每班设立政治战士，必要时可设政治工作员，相当于政治指导员”。因为部队分散规模的不确定性，所以规定“连队干部党员应成立干部小组，在班为单位活动时，干部即加入班的小组生活，每班应适当的分配有一个党内的活动分子”，并提出应该减少“会议与汇报的时间”，以能解决实际问题为准。(25) 《小部队的建设问题——肖华在分局召开的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43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563—566页。 显然，上述规定旨在加强干部的坚强领导与党支部的作用、确保小部队活动的机动性与战斗力。
小部队分散活动，明确斗争目标显得尤为重要。因为部队分散不是消极躲避，而是转变斗争方式，以便保存力量，更有效地坚持抗日斗争。肖华报告规定了深入不同地区活动的小部队的主要任务。游击根据地及根据地边缘区开展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围困据点，打击小股出扰之敌伪，镇压特务汉奸活动，打击敌人的“蚕食”政策，掩护抗日政权推行法令及党政民活动，长期坚持与巩固抗日游击根据地，以达积蓄力量熬过时间之目的。游击区要带动民众自主坚持抗日斗争，处处照顾群众利益与困难，帮助他们灵活对敌，减轻民众对敌负担，进行反资敌反维持斗争；坚决打击汉奸特务组织与活动，创立游击区人民自己的抗日武装，使游击区经过长期活动争取变为游击根据地。敌占区以精干隐蔽的游击战争，保护人民利益，减轻人民对敌负担，打乱敌人统治秩序，阻止敌伪对人民的摧残，维系人心，并配合革命两面派工作，团结各阶层对敌斗争，打击敌伪特务奸细活动，并在十分有把握不暴露自己的条件下，打击小股敌伪，以达在敌占区坚持积蓄力量的目的。以上任务可以从具体情况出发灵活转换与结合，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成为小部队的经常任务。(26) 《小部队的建设问题——肖华在分局召开的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43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566—567页。
本文主要介绍榆林—济南输气管道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解决办法及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的一些思考及建议。
为切实完成上述对敌斗争任务，小部队的政治工作必须加强，因为对中共而言，“政治工作是军队中的生命线”(27) 彭雪枫：《游击队政治工作概论》(修正版)，生活出版社，1938年，第2页。 。尤其是小部队分散在敌后活动，“与社会各阶层以及伪军伪组织也容易直接接触，旧社会的一些恶劣影响，敌人的欺骗宣传，最容易影响小部队，甚至可能为某些政治不坚定的分子所接受，所以部队思想混乱，贪污腐化，军阀土匪主义等不良倾向最容易生长”；加之小部队“长期单独活动脱离上级直接领导，最容易发生闹独立性，本位主义，甚至不接受上级领导，不服从命令，不听指挥，自由行动等倾向”；而且“集中训练机会减少，管理教育容易松懈，易于产生游击主义倾向，不要纪律，松懈散漫，不爱惜公物，损失武器等现象”。由于缺少活动经验，一切都在实际工作中摸索创造，犯错误会时常发生。(28) 《冀鲁豫区小部队建设问题——苏振华政治委员在区党委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12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418—419页。 因此，对于小部队而言，避免与克服上述问题与危险显得尤为重要，政治工作更是不可或缺。
3.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促进当地的发展。近年来，国家通过一些列的措施来解决贫困地区的交通、住房、水电、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问题，使当地的基础设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由于国家持续在这些方面的投入起到了“以工代振”的作用，给当地提供了就业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从而刺激了农村的经济。
关于小部队的政治工作，除基本的发挥支部堡垒作用、不断从政治上巩固部队提高战斗力、加强政治教育，提高部队政治质量外，肖华在报告中还要求“小部队要与活动地区之群众建立血肉联系”，以达长期坚持的目的。怎样建立起血肉联系，报告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办法。在明确政策、严格群众纪律、爱护群众利益、团结各阶层共同对敌的基础上，特别提出“建立到一村做一村、住一家做一家的工作方式，建立房东工作制度。要熟悉当地的社会情况，不断的揭破敌人的欺骗，向群众进行宣传与组织工作，建立群众隐蔽的游击小组与灰色群众武装。依靠群众作耳目，作隐蔽自己的活动”。同时“建立抗日基点与抗日家庭工作。在敌情严重的游击地区……每个战士要创造三个抗日家庭，与这三家的群众要特别熟悉、关系密切，以便在敌人清剿时依靠这些群众来掩护我们。因此在这些家庭里，要囤积一定数量的粮食，在这些村落各家要挖通地道”。(29) 《小部队的建设问题——肖华在分局召开的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43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567—571页。 总之，获取群众的掩护和支持，成为小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罗荣桓一再强调，连队要有同群众联系的工作，要有同群众实际行动联系的宣传工作，并求得同群众建立血肉相连的关系。发动广泛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是保证战争坚持到底的中心环节。(30) 罗荣桓：《略谈连队政治工作问题》(1942年3月15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123页。 所谓分散性的游击战争，就是更加依靠群众，与地方密切联系起来，打成一片，以对付敌之全面压缩。而分散游击战争的特点，也就是依靠群众，密切联系地方。唯有如此，才能在敌后生存。(31) 罗荣桓：《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1943年3月13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177页。
一是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实化水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职责。为严格落实流域机构和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监管职责，有效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不断提高水利安全生产管理水平，水利部决定从2013年开始启动水利安全生产监管工作考核。组织12个考核组对7个流域机构和32个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进行了考核，考核范围不仅包括流域和省厅安全生产监管部门本身，还包括其管理范围内的水利运行管理单位和在建水利工程。通过考核，典型引导，实现了相互督促、交流和借鉴，有力地促进了流域和地方水利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落实和工作水平的提高。
从前述小部队的主要任务可知，军事活动仍是小部队的日常行动。报告要求小部队行动须遵循以下原则：注意时隐时现，声东击西，避强击弱，趋利避害，昼伏夜击，快打快走，灵活多变，争取主动；军事活动服从于政治任务，保护群众利益，避免敌人报复村庄；注意活动隐蔽，不过分刺激敌人；以武装斗争为骨干，与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小部队的军事活动主要是根据敌人活动规律，抓住其弱点，造成敌人过失，进行有力地伏击、扰击和破袭，同时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发扬新战术，机动巧妙地打击敌人。(32) 《小部队的建设问题——肖华在分局召开的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43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573页。
重视效率这一视角目前已经达成共识，它也是我国农业大数据的发展和努力方向，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从2个方面采取措施，第一是提高数据挖掘和深度应用能力，即使拥有全数据，如果没有处理分析能力，效率提升也无从谈起，因此要开展农业大数据智能学习与分析模型系统关键技术研究，掌握人工智能、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数学建模、深度学习等技术。第二是需要农业领域的大数据人才，也就是懂得用大数据技术和思维去解决农业生产中常见的难题。第三是调动激发相关公司企业的研发力量，它们对市场的嗅觉灵敏，重视研发到应用的转化，重视实际效果，相比较政府，公司企业在提升大数据效率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小部队在隐蔽中灵活抗敌，要求行动绝对秘密。报告提出：部队一律穿便衣；活动地区一律将狗肃清(在敌占区可通过合法方式，或叫老百姓在晚上将狗嘴巴拴住)；严禁休息时外出，严禁喧哗、吹号、吹哨及因娱乐而暴露自己；注意伪装，一律要用代字代号；一律采取夜间动作，避免白天行动；告诉群众守秘密；注意封锁消息；宁可疲倦一点，不要大意疏忽，因小失大；经常改变活动规律，使敌人捉摸不到。关于小部队的行军转移、侦察警戒、通讯联络，要求不能和过去兵团活动一样，分别规定了细密的注意事项，以更加适合于分散复杂的敌后实际情况，确保抗敌行动的成功。冀鲁豫区对小部队隐蔽活动的伪装教育非常详尽，从中也可进一步了解中共主力军分散后小部队衣食住行等方面需要作出的改变：着装除穿便衣外，要求剃光头或扎头巾；吃饭得自己或请群众做，战士自己管理，同群众在一起，或在房子里吃，或在街头巷尾吃，草料得经调查村长是否有问题后经群众去要或向群众暂借；住宿得临时进村，翻墙进去，要看群众条件与伪组织政治倾向如何决定设营地点，警戒需要化装成老百姓以放牛或拾马粪等方式在村外活动，发现敌情报告也要变为使眼色，规定符号等方式；行动方面变为指定地点，分批化装群众行进，如装种地的、小商人等，行军几乎都在夜间，走小路不留痕迹。总之，“由过去一整套纯粹的军人习惯，转变成完全群众化的习惯”。(33) 《冀鲁豫区小部队建设问题——苏振华政治委员在区党委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12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404—405页。
自大革命失败以来，中共一直十分重视军队建设，并不断探索卓有成效的制度与方法。抗战时期更是如此，武装力量是中共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依托，甚至可以说是中共的生命。小部队的大量出现，活动地点的频繁转移，为中共向来重视的军队建设带来了种种困难。克服现实困难，探究新的方式方法，势成必然。抗战时期曾任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的曾思玉回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严酷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环境中，在军队建设上自有一些独特的做法。她既不能任其自流，像一群乌合之众。也不能照搬照套旧军队的办法，更不能硬搬外国军队的那一套，而是根据毛泽东同志规定的一些原则，紧密结合实际来带兵、练兵和用兵的。”(22) 《八年抗战——曾思玉回忆录》，黄河出版社，1992年，第223页。 在小部队建设上，山东各战略区在实践中摸索出了独特的经验与方法。
关于分散游击战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罗荣桓曾作过详细阐述。他认为：敌人的紧缩压迫分割封锁使我们不得不实施分散游击战，“由于敌人极力推行其伪化治安，强迫群众并村联防，威迫利诱群众自首，以破坏我们同群众之联系，并以掠夺收囤农产，打击我根据地人力物力，使我陷于无生存的余地，这就更需要我们分散游击战，去求得自主机动，保存自己力量”。同时，“分散游击战是以依靠群众及地方化为根基的，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必须要更多的照顾群众利益，为坚持地方而斗争，切实的依靠群众及地方化”，获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样才“能够击破敌人任何‘扫荡’及其伪化治安与向我推行分割封锁之政策。而且使我们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更占着优势地位，便利于我们行动和自主的战斗”。进而，“我们分散游击战的发挥，将会更加暴露敌人的弱点。因为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兵力不够分布，伪化治安到处都有受我打击之威胁，必然牵制住敌人更大力量，而使敌人在整个作战上，会更加迅速地降为劣势”。(10) 罗荣桓：《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工作任务》(1943年1月)，《罗荣桓军事文选》，第165—166页。 如此，中共善于从危局中找寻生机，对分散游击战的前景充满期待。
在分散秘密条件下，精准及时的指导是小部队有效行动的关键。关于部队分散后的领导，肖华在报告中要求一如既往地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军事行动要与党政工作密切配合；强调领导集中与干部团结，并加强小部队干部能独立掌握与运用党的政策、发扬干部的高度责任心，干部与战士同艰苦，共患难；上级领导机关要经常派人检查、指导与帮助小部队干部的领导与政策执行方式，给长期分散活动的小部队干部以轮训与休息机会。(34) 《小部队的建设问题——肖华在分局召开的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43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577—578页。
鉴于小部队常以班为单位分散居住或活动，难以统一进行教育，因此，班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十分必要。在加强班的组织与工作方面，则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班实行集体领导，由正副班长、政治战士等三人组成，每日商讨处理班内事务，计划工作，研究情况，决定行动等。班内普遍分为三个组，由正副班长、政治战士分兼组长具体领导本组工作。日常分工是一组担任警戒，一组担任做饭，一组休息学习。建立财经委员会，用民主的方式选举三人组成，一切军需补给、财政支配均经过经委会。设立请假制度，避免家在本地的战士随意返家。鲁西曾规定，离家三里路内的战士，每日只准许一人回家，时间是白天12时后请假回去。这样克服自由回家的现象。建立院内或室内1小时至45分钟的学习制，加强机关教育与现实教育。小部队多在夜间活动，上午休息，下午学习，多利用行动转移与做各种勤务的实际工作进行教育。(35) 《冀鲁豫军区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922—923页。 这些措施保证了极度分散下部队建设的正常进行。
要保持小部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军事训练等不可或缺。自1942年开始，中共山东抗日武装在极端分散游击战争中，改变部队训练方法，着重锻炼军事技术、战士体力等，尤其在发展攻围战斗与爆破技术等方面发挥了创造性(36) 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10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65页。 。关于小部队的各项训练，曾思玉回忆，为了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在敌后的环境极其紧张和艰苦条件下，分散活动的小部队，也不放过机会以班排为单位进行训练。训练内容包括政治、军事和文化”(37) 《八年抗战——曾思玉回忆录》，第225—226页。 。
中共武装与旧军队的显著区别之一就是有严格的纪律，这也是确保部队战斗力的重要保证。部队分散后，丝毫没有放松纪律教育。抗战军人的回忆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我们部队在游击战争环境中，有时虽然是高度分散，甚至以班排为单位活动，但一直注意维护人民军队的荣誉，强调自觉遵守各项纪律，特别是战场纪律。对于表现好的，战场上勇敢杀敌的战斗英雄和各项工作中涌现出来的模范人物，均多方予以表扬奖励。”(38) 《八年抗战——曾思玉回忆录》，第224—225页。
上述内容显示，在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下，中共对小部队的各项建设丝毫没有放松，建设举措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在此次会议上，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的罗荣桓又就“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作了深入阐述，特别强调，分散性游击战争不仅是军事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反敌人特务斗争问题，要求“军事上要更加灵活机动，使敌人防不胜防，以形成我之主动。在政治上，更要求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公开斗争与秘密斗争结合，组织各方面力量，采取各种不同的斗争方式，反击日伪特务活动。“分散性的游击战争本身就是以政治攻势为主，从各种不同的斗争中去组织，而以游击战争为核心。”(20) 《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三日罗荣桓在山东军政会议上的报告》，《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314—315页。 显然，分散游击战是中共在强大的日伪军政力量全面进攻下的灵活应变之举，其核心任务将由小部队来具体实施。
三、小部队建设的推进与成效
虽然主力武装分散为小部队是迫于环境压力，但在中共调整抗战战略方针实行分散游击战后，这种分散就是在有组织有计划中推进的，其重要的前提是规避并克服以下偏向。一是军事上的保守主义，负责干部留恋大兵团的集中，舍不得将部队暂时拆散；下层干部有依赖心理和畏敌情绪，不敢独立自主地去单独活动。二是留恋大机关的工作作风，不愿深入下层，眼睛向下去钻研小部队建设与活动的办法，如何去加强连队工作的领导与解决连队工作的困难，只看到分散训练的困难，却看不到它的好处。(40) 《冀鲁豫区小部队建设问题——苏振华政治委员在区党委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12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398—399页。 只有打破上述军事上的保守性和大兵团、大机关活动惯性以及敌占区神秘的思想，才能使部队化被动为主动、敢于转入敌人点线间，敢于大进大退(41)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湖西工作的讨论记录》(1943年2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520—521页。 。这需要政治工作的教化，更需要部队活动的示范作用。如鲁西“自二分区以百余人的游击支队(昆张支队)，以示范的行动，深入敌人统治数年的东平、汶上地区后，将该地区又恢复成我之游击区，始将一部分干部中大兵团主义与敌占区神秘的思想予以打破”(42) 《冀鲁豫军区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920页。 。由大兵团活动转为分散的小部队活动，由敌进我退变为敌进我进是一个新旧战术思想斗争的过程，这类示范行动无疑起了正面的导向作用。
因各地情况不同，小部队分散的程度各异。在敌分割细碎、“蚕食”严重、“扫荡”频繁的地区，部队多以班为单位活动，在有大块根据地的地区，部队多以连为单位活动。为适应艰险的敌后环境，独立展开政治和军事行动，连队工作简化制度、去除形式主义(43) 参见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10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74—275页。 ，以利行动的高效灵活。显然，这是前述肖华报告中所提减少繁杂制度得以贯彻的具体表现。
分散后的小部队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斗争为辅，因此在深入敌后的军事斗争中，始终自觉坚持军事活动服从于政治任务、打仗不得危害群众利益、不得损害地下党组织等原则。小部队的作战必须从开展群众工作、敌伪工作出发，要更加密切地依靠群众、依靠敌伪工作；必须活动分散，战斗集中。罗荣桓明确要求，在隐蔽的同时，分散游击战“又必须是聚集与集中自己力量(直接的或间接的)，麻痹松懈敌人，包围孤立敌人；而又必须是摆脱自己之不自主，争取自己之自主，束缚敌人之自主，使之成为不自主。使我们求得击无不利的目的”，“我之击必集中一点，要速打速决，而又要速分速散，不落入被迫的战斗，并准备再一次地自主与进攻”，也就是进退快速多变，主动灵活集中歼敌。(44) 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10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60页。
为做到战斗时能迅速集中队伍，确保小部队相互间的及时联系非常必要。如一个连以班为单位分散到一地区活动，在分散前建立秘密的通信联络点，规定每日联络时间(多在夜间)，求得与各班保持密切联系，并根据当地敌情及其行动规律定出各种情况下的作战计划，使各班长知道，一班发生战斗，各班即根据预定计划自动出来配合。这种作战方式使日伪对中共兵力虚实经常莫测，造成小部队分散活动的有利条件，弥补了小部队力量薄弱、分散作战的缺点。鲁西“开始小部队活动时，曾数次与敌发生战斗，由于各小部队相互没有联系，事先没有统一作战行动的计划，小部队相[虽]住一村或邻村居住，均互不相知，待战斗发生始互相发现，得不到很好的协同配合，致失掉不少胜利打击敌人的机会，这种分散活动，战斗中集中的战法，就是他们根据这一经验教训得来的”(45) 《冀鲁豫军区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923页。 。分散与集中的有机统一，是小部队在敌后战斗实践中的独创，既能隐蔽自存，又能有效地袭扰打击敌人。
在各战略区小部队建设探索实践的基础上，1943年5月，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即萧华，历史文献中写作肖华，本文统一写作肖华)在山东分局召开的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专门作题为《小部队的建设问题》的报告，总结整理几个地区小部队分散活动的初步经验，希望各级军政干部加以具体的讨论与研究，使之更加充实，以适应严酷的斗争环境，并把小部队建设作为“目前武装建设中的中心环节”(24) 《小部队的建设问题——肖华在分局召开的区党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提纲》(1943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562—563页。 。报告内容全面，涉及中共开展分散性游击战争的一般原则、要求、组织形式和不同区域的工作任务及部队政治建设、活动准则等，可以作为了解小部队组织形式及建设举措的基本依据。
由于当时的汇报总结材料中缺少对连队工作的全面统计，因此无法具体呈现其斗争实况。但从以下战绩的统计中，亦可想见小部队战术之多样、战斗之频繁。仅清河军区所辖的小部队，自1942年8月至1943年3月，就作战269次，毙伤日伪军893人，缴获长短枪866支、机枪22挺(48) 《八路军山东纵队史》(上)，第220页。 ；从1942年夏至1943年夏的一年时间内，津浦路以东地区，中共山东抗日武装“就粉碎了敌人七十六次‘扫荡’和百次以上的蚕食。这些‘扫荡’和蚕食，最多的敌兵是两万，最少的也是一千，其中一万以上敌人的‘扫荡’就有九次，一千敌人以上的‘扫荡’三十次，其战斗之激烈、‘扫荡’之频繁，就可想见”(49) 罗荣桓、黎玉：《我们能坚持 我们也能胜利》(1943年7月23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552页。 。能应对如此频繁激烈之“扫荡”，表明小部队的战斗力非同一般。
加强型切口翅片设计的基本原则是满足换热性能指标，尤其是风阻指标，即“对翅片换热性能影响最小”为基本原则。如图2所示，是一种满足要求的加强型切口翅片，通过减少切口、在平翅片处形成三角拐点及在平翅片处错位形成加强筋(即在翅片上加加强筋)的办法实现[4]。从图2可看出，原翅片平翅片处节距N的平直段被改为两段节距为N/2相互错位的平直端，从而在该处形成了一段加强筋。考虑到在板冲成型过程中形成折弯的距离和工艺的可行性，错位量控制在1.2～2倍料厚，否则材料将在折弯处开裂，工艺不可行。
再如冀鲁豫“一分区即分散成104个小部队，以高度分散的游击战粉碎了敌人高度分散配备、细碎分割的统治占领，转变了3月前的危局，转变了指战员的情绪(坚持斗争的信心提高，进入敌占区不愿返回中心区)，恢复了大峰、泰肥、平阿山区的根据地，开辟了广大的茌平、博平区，不仅恢复到[19]42年‘九·二七大扫荡’前的形势，且新扩大村庄1117个”，小部队之活动区域大为扩大，把许多敌伪限制于堡垒之内，使敌人由点到面的占领，又退回到点线的占领，敌伪对封锁沟、墙、堡垒的信心也大为降低。(50) 《冀鲁豫军区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920—921页。
小部队在敌后分散抗敌，又以不过分刺激敌人为原则，“不过分刺激的标准，就是不使敌再增加力量到这里来，而我们又可以自由地开展斗争和各种工作”，“不过分地刺激敌人而决定于时间、地点和条件，如在我基本区周围不要过分刺激，吸敌到我处来；我则要去刺激敌之侧后，把目标转到其侧后，故对有些老敌区要去刺激它，必须要使其精神转移……敌区、游击区都要注意，超过力量所能担负之限度时，就谓之过分刺激敌人”。积蓄保存力量，是积极防御，主动地、积极地、有分寸地向敌报复与进攻。(51) 黄敬：《对敌斗争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工作组办公室、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1—13页。
小部队建设的推进使中共与乡村民众的联系更为紧密。因为主力部队分散后，对地方对群众的依赖进一步增强，更重视地方武装的发展和保护群众利益。在发展地方武装方面，首先注重多方面帮助民众抗敌自卫。诸如派出数千名干部亲自指导，分区负责，给予许多的手榴弹和长短枪等武器支援，政府又多方奖励，改善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并颁布了优待民兵条例，民兵等地方自卫武装发展迅速。截至1943年夏，全山东(鲁西不计在内)已经有几十万的民兵自卫团英勇抗敌，创造了辉煌战绩。(52) 罗荣桓、黎玉：《我们能坚持 我们也能胜利》(1943年7月23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558页。 曾思玉回忆：“在1942年底正规军实行地方化，一改县区武装为地方党直接管辖而隶属于军分区领导后，立即派出大批干部到县、区武装工作。同时规定了主力团的联系县，负责帮助地方武装建设。七团负责郓北、鄄西、鄄北等县，八团负责寿张县和抗日三支队等，使我们主力团摆脱了被动局面。与此同时，对民兵建设，也给予了应有的关注。”(53) 《八年抗战——曾思玉回忆录》，第221页。 因此鲁西在发展地方武装方面成绩显著。这就改变了之前“主力部队有相当发展，但地方部队比其他区是相当的薄弱”(54) 《山东分局对鲁西工作的指示》(1940年5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4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0页。 的局面。地方武装的进步，不仅表现在干部配备的优化，武器装备的增强，而且战士质量提高，建立了供给制度、请假制度，加强了党政工作，由无教育达到了有教育。“在部队的巩固上，纪律上，战斗力的提高上，都有显著的进步，过去不敢对敌作战，现在不仅敢于对敌作战，而且有的县大队单独地拔除伪据点，缴获到轻机枪，在秋季大‘扫荡’中已克服了像过去那样严重逃跑叛变垮的现象，而且都能坚持其地区的斗争。”(55) 《冀鲁豫军区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918—919页。
小部队对地方武装的帮助持续进行，到1944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有主力和地方武装十几万，民兵二十几万，较之1942年及以前的情况大为进步。在统一地方化方面，主力、地方武装与民兵开始互相配合，各有发展。主力作战机动性增强，地方武装坚持能力提升，在保有分散游击战优势的基础上，成功地实现“敌进我进”方针，取得了一系列反“蚕食”、反“扫荡”的胜利。因而纠正了以往在武装斗争问题上的错误，诸如满足于主力的正规化，单凭主力打天下，而过于归并地方武装，形式主义的对待人民武装，甚至把人民武装与农会工作、一般的群众运动对立起来，等等。(56) 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10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79页。 主力与地方、武装力量与民众的结合进一步密切，中共可以统筹调用的兵力增加，便于灵活机动地分散与集中，大大提高了抗敌能力。
在保护群众利益方面，中共山东负责人认识到群众在长期战争中忍受着过重的负担和损失，开始注意改善群众生活，认真发掘问题，并细心谨慎地去解决(57) 罗荣桓：《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1942年8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130页。 。从1942年开始山东才真正落实减租减息政策，就是切实关注群众生活的表现。与此同时，为保护群众利益，小部队地方工作队化，宣传组织群众，领导协助群众，“采取各种方式方法，对敌伪进行斗争，求得群众对敌伪负担减轻，少受敌伪的摧残、蹂躏”(58) 《冀鲁豫军区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921页。 。“扫荡”来时，带领群众突围；保卫夏秋收，打击敌伪抢粮；抗日武装一一遵行民主政权颁布的保障地权、人权、财权的法令。为节约民力，中共抗日武装自背给养，自做自食，并以人力代畜力，帮助群众春耕、运肥、割麦。“代耕中最高纪录，为某旅一个连一天代耕七十八亩，后方勤务部十八个劳动英雄代耕七十亩。”为减轻民众负担，普遍进行生产节约，主要是开荒、种地、种菜、开办合作社、经营政府允许的商业、节省被服办公用品，有的废物利用，自己制造军用品。1943年春，为救济难民，全军每日均节约粮食二两，使进入根据地之五万难民得以活命。军政机关进行了好几次精兵简政，裁减了一些老弱和不能战斗的人，据不完全统计，裁减人员达5000人之多，减轻了民众供养负担。加之严格群众纪律，进行拥政爱民思想教育和检查，并制定公约，以养成自动的拥政爱民行为，保持中共军队与群众密切联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59) 罗荣桓、黎玉：《我们能坚持 我们也能胜利》(1943年7月23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559—560页。
以上种种举措的实施，使得分散后的小部队赢得了民众的真心支持。村民主动为抗日武装提供食宿情报以及掩护救助等的例子数不胜数，中共获得了在敌后农村立足扎根坚持抗战的广泛社会基础。
有了村民的保护和支持，中共抗日武装才得以小部队形式深入敌后，实施新的反“扫荡”、反“蚕食”战略，隐蔽坚持斗争。小部队“这种斗争形式减少了我之目标，迷惑与麻痹了敌人，分散敌人注意力，粉碎敌人‘奔袭’、‘合击’、‘铁壁合围’消灭我军的企图，使我之有生力量得以保存和发展”(60) 《冀鲁豫军区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919—920页。 。而日伪实施的“治安强化运动”固然扩大了其占领区，使中国抗战力量受到严重损害，但其先天的弱点和困难也与日俱增，中共在敌后抗日的社会基础扩大。苏振华谈道：“由于它占领区的扩大，而兵力更加分散与不够分配，因而形成的前实后虚，此紧彼松，顾此失彼不平衡的状态，使其统治更不容易巩固；在掌握与整理伪军伪组织上，也由于它培养出一批亲信汉奸，排挤与代替当地土著势力的缘故，而产生的当地派与外来派之间的重重矛盾，招致了内部的互相排斥、忌妒、仇视；更由于敌人对群众的空前的残酷摧残、掠夺与屠杀，普遍激起了群众对敌人的极大仇视，而对我们更加同情。因此，我们在敌占区、接敌区活动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与雄厚，对我今后开展普遍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也就更加有利。”(61) 《冀鲁豫区小部队建设问题——苏振华政治委员在区党委高干会议上的报告》(1942年12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394—395页。 这也是小部队能融入敌后乡村有效开展活动的不容忽视的社会因素。
小部队潜入地方群众之中，不仅保存了自己，也使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空间大为改善。首先，充分暴露并扩大了敌兵力不足的弱点。小部队深入敌后之敌后，造成了“此起彼落、此落彼起的形势”，“敌人很苦恼，分散则处处无力量，集中则照顾难周全。这个苦闷在边区敌伪中普遍发生，敌人的主动性逐渐消逝了，过去敌人可用小力守备，机动向我进攻，今天敌则处处要守备，这就是敌人最被动的时候，所谓瞻前顾后、左右为难，处处要顾，进攻的力量自然就少了”。其次，敌区、游击区发生了变化。因为小部队的到来，使敌区、游击区的群众抗日斗争得到武装的支持，加之两面政策与各种斗争的配合，便利创造游击根据地和保持积蓄抗日力量。再次，制止住汉奸和伪军的活动。有了小部队的存在，汉奸、伪军就受到震慑，不再敢恣意对群众为非作歹，“且可争取伪军回头，这就顺利打开了伪军工作的局面，叛徒也不敢疯狂了。人心思汉，敌之基础缩小，异民族的矛盾暴露”。(62) 黄敬：《对敌斗争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下)，第10—11页。 这使日伪巩固统治秩序的企图受阻，中共在敌后的抗日斗争有了坚持和发展的广阔空间和可能。
[49] H.R. 5105, Better Utilization of Investments Leading to Development Act of 2018, 115th Congress, 2nd Session, July 18, 2018, pp. 4-7, 26-28, 43-44, 53-58, 61-66.
四、根据地危机的克服
在战时中日之间的对抗中，日本一直保有军力上的优势，中共主力武装分散为小部队活动之初，日军虽有关注但并未特别重视。1943年才开始重视中共抗战方略的变化(6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戦史室『北支の治安戦』(2)、朝雲新聞社、1971年、208頁。 ，观察小部队灵活的战法，认为中共“灵活运用以连为单位的小部队进行的分散游击战活跃”，“游击战术正渐趋巧妙”(64) 北支那特別警備隊司令部「第一期作戦戦闘詳報」、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32068000。 。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部1944年制定的《剿共指针》写道：“中共的特点是以其卓越的政治工作、民众动员工作弥补其军事上的弱点，并以擅长的政治工作来策动我方”，“1942年至今，特别是1942年夏季开始，中共对我方的政治攻势渐趋活跃，冬季开始，与政治工作相配合，有新式小规模袭击事件出现……并开始总反攻的准备工作与宣传等”，他们的反攻绝非以军事为重点，而是通过政治谋略离间瓦解敌伪政权争取民众，图谋实施中国自古以来的里应外合战术。(65) 甲集団(北支那方面軍)参謀部「剿共指針」第1巻、昭和19年4月、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13070345200。 上述观察道出了中共以小部队为主体实施的政治攻势为主、军事行动为辅的分散游击战战略在实践中的切实推进。
然而，山东各战略区在实施新的抗战战略方针上也并非尽善尽美，抗战时期曾任清河区党委书记的景晓村曾就此做过深刻的反省和总结。他认为在防御中寻求积极发展“这一点在清河也是不够的，对这一战略方针认识是不足的”，“所以保守退却(某些时期)麻痹”，以致“有的地区虽然战役战斗的指导进行非常积极，而且战术也很灵活，打了许多胜仗，但不向外发展，结果根据地仍被敌人蚕食，形成无家可归(当然，战役、战斗的胜利曾大大的推迟了敌人蚕食的时间)”，表示“我们应当检讨，当作血的经验教训而接受，有利于我们将来的工作”。(66) 李克进、李维民编校：《景晓村日记》，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渤海分会2012年编印，第39页。 在中共山东分局1943年4月至7月召开的区党委书记联席扩大会议上关于滨海问题的讨论中，滨海区党委负责人谢辉也提出了滨海区存在同样的在思想上对抗战战略方针的转换认识不足的问题，他“指出了许多关于军队与地方党政民工作脱节的事实，尤其他指出与群众的联系、与民兵的联系、与地方武装之联系尤差，主要观念并未改变，没有充分的认识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发挥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爱护群众利益，支持群众斗争”。景晓村直言：“这不仅是滨海区的问题，而且是各个战略区的问题。”(67) 李克进、李维民编校：《景晓村日记》，第61页。
同时，小部队的组织和斗争形式虽适应了敌情严重的新环境，但因暂停了部队正规化的建设方向和进程，精简机构，在部队和根据地的总体建设上不可避免带来负面的影响。冀鲁豫区军事工作总结就详细列出以下方面的问题，如“改编小团小连制，取消营排两级，致连、团两级干部在边区今天的情况下无法培养、无法补充，成为边区部队中今日的一个严重困难问题……加之机关干部比过去减少，质量并未提高，就使机关内各部门工作受到相当大的损失”，“机关组织上比过去虽大为精干，工作人员减少近3/5，但旧政未简，致一切工作经常陷于被动状态，什么工作都不易很好地完成”(68) 《冀鲁豫军区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916—917页。 。小部队分散活动，“虽然锻炼了不少的初级干部能独立自主的活动，对敌斗争的能力有了提高”，但仍有小部队“不积极地开展地方工作，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用各种方式方法对敌进行斗争”，或者“由于初下级干部知能薄弱，或责任心的不够，在分散隐蔽的活动中，不能积极地采取一切方法、利用一切机会对部队进行教育工作。因此，散漫游击习气在部队中有了生长，军事技术及军事知能的提高受到相当的损失”。(69) 《冀鲁豫军区一九四三年军事工作总结报告》(1943年11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第2辑文献部分(中)，第924页。 山东小部队也不排除这些问题的存在。如清河区“外线活动的小部队、单独活动的连队，堕落腐化的现象相当严重”(70) 李克进、李维民编校：《景晓村日记》，第571页。 。肖华曾总结，山东各地小部队离上级要求“相差很远”，“违反纪律与敌占区政策的现象，各地都还严重存在，部队许多到敌占区是为的改善生活，或者以应付差事的态度到敌占区去游一趟；对于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争为辅的方针，没有明确的认识”，他还指出，各地在严格遵守隐蔽政策上“十分不够”，“有些部队以为已摸到敌人规律，便大张旗鼓地活动”；冀鲁边曾经“对敌进我进的方针认识不明确，消极防御多，积极主动少”；“鲁南部队在注意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结合是很差的”。(71) 《关于对敌斗争问题——肖华同志在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5月)，山东省档案馆、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61—62、81—82页。 诸如此类问题的存在，势必影响小部队建设的有效开展及各项对敌斗争任务的完成。
日军针对中共抗战战略的变化也调整对共战法，这也增加了中共对敌斗争的困难。华北日军于1943年8月24日组建华北特别警备队(以下简称“北特警”)，对华北抗日的秘密组织和秘密活动进行侦察、摧毁等秘密战斗，积极进行对共作战，(72) 《华北治安战》(下)，第360页。 并以行动灵活、多富“治安”工作经验、善于进行特务活动的独立混成旅团接替正规师团，强化政治特务阴谋，(73) 《关于对敌斗争问题——肖华同志在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第35页。 开始对民众取攻心战术，以应对中共的政治攻势。其战术特点是：以把握民心为第一，由伪政权中方工作人员和保安队出面推进工作，日军作为后援，利用在政治、经济、报道等方面具有专门能力的人，负责情报收集和部队内外宣传教育等工作。日军特务活动与军事“清剿”相结合，曾给中共山东各战略区地方组织与公私物资等以严重损失。(74) 《关于对敌斗争问题——肖华同志在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第45页。
由于日军这种秘密作战的加强，1943年是“扫荡”反“扫荡”、“蚕食”反“蚕食”斗争异常尖锐紧张的一年。中共山东抗日军民结合整风积极改正前述问题，相应改进对敌斗争方法，尤以小部队切实采取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针，阻止了日伪的“蚕食”推进，打破了敌人严重分割封锁的局面。如鲁中区拔除敌新设据点63处中的62处，除泰山区有些缩小外，基本根据地有相当的发展；滨海方面在南部保持了原来形势，破坏了敌人企图修沿海公路的计划，而在北部则有新的开展；清河地区经过夏季反“蚕食”战役后，摧毁了敌人沿小清河的封锁线；鲁南基本区已连成一片；胶东的大泽山逐渐恢复工作，南海方面较有开展，并策应了滨海地区向北发展；冀鲁边下半年亦有部分改善，若干地区已恢复1941年的形势(75) 《关于对敌斗争问题——肖华同志在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第51页。 。山东党政军民顽强地坚持了抗日斗争，一改分散前的困境，发展了游击区，保持了根据地。正如罗荣桓所言：“在坚持斗争上，我们是胜利的。”(76) 罗荣桓：《纪念“七七”》(1944年7月7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37页。
这种坚持与国民党在山东的溃败形成鲜明对比。在经历1941年至1942年日伪军的轮番“扫荡”后，国民党军人数锐减，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到1943年初由17万减至9万余(77) 朱瑞、陈光、罗荣桓：《关于山东情形的报告》(1943年1月28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9辑，第249页。 。中共坚持了敌后斗争，独自发展，改变了在与日伪、国民党三角斗争中的劣势地位，“根据地也部分扩大而且日趋巩固”(78) 《关于对敌斗争问题——肖华同志在全山东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5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2辑，第48—49页。 。如滨海区，1942年底国民党控制区尚有土地面积4131.25平方公里，人口671179人，到1943年底只剩下2278.75平方公里的土地，缩减近一半，人口278425人，减少近六成；中共抗日根据地在1942年底为5590.25平方公里，人口1037008人，到1943年底增至8538.5平方公里，扩大五成多，人口1611111人，增长近六成。(79) 《抗战各周年我游顽敌各占人口面积村庄地亩变化统计表》，山东省临沂市档案馆藏，档案号0004-01-0003-006，转引自孙宗一:《于学忠与鲁南敌后抗战》，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2011年，第47页。
中共领导的山东抗日军民在顽强的坚持中，借李仙洲入鲁失败、于学忠出鲁之机，顺利收复了北沂蒙及日莒公路以北山区，并获得了沂山及青沂路以东、台潍路北、汶河南、临安莒诸日间的新开辟区，“总共面积约九千平方里，村庄一千五百个”，使鲁中、滨海两区进一步相连，并便利了与清河、胶东区的交通，减少了建设战略中心区的困难(80) 《中共山东分局关于最近顽我变化及今后我之部署》(1943年8月31日)，《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10辑，第141页。 。到1944年夏，清河、鲁南两区已走出困局，滨海、鲁中两区，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一般地说，根据地的面积，恢复到一九四〇年的状况”(81) 罗荣桓：《纪念“七七”》(1944年7月7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38页。 。10月1日，罗荣桓在军工会议上总结：我们一年来战斗的结果是“解放土地七万六千四百四十六平方里，村庄八千二百一十八个、人口二百六十四万五千九百九十七”，“大部分是自主与进攻的战斗。鲁中、胶东的攻围寨战有了发展；清河、冀鲁边在平原的小部队活动，积累了不少的经验；鲁南与泰山区的奔袭、伏击战斗得到成功。在战斗上一般的有了灵活性与创造性，这是我们分散游击战的结果”。(82) 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1944年10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53页。 山东抗日根据地终于走出危机，进入巩固与发展的新阶段。
尽管1944年10月下旬至12月中旬，山东日军又发动秋季作战，企图以政治攻势对付中共的政治攻势，然而，“中共方面确实扩大了潜在势力，秋季以后对日本分散驻扎的部队也能进行袭击了”(83) 《华北治安战》(下)，第412页。 。显然，中共的发展已势不可挡。北特警高级参谋大森三彦回忆：“北特警不单纯是进行反游击战的部队，但为了进行侦察剔抉地下活动，首先必须击溃公开活动的游击部队……但游击战本来是在民众协力下才能进行的一种战法，所以在异民族土地上进行游击战十分困难，肃清敌人的游击队已是不可能的事情。”(84) 《华北治安战》(下)，第389页。
五、结 语
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日伪“治安强化运动”的巨大攻势下，为保存有生力量，以待反攻时机，中共由被动防御到主动调整抗战战略方针，实施分散游击战，主力部队化整为零，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散于地方和群众之中，深入敌后之敌后，分散与牵制敌人兵力，机动灵活集中歼敌，终于化险为夷，走出困境。因此，小部队在山东的普遍出现，可以说是中共顺势而为的产物。
从中共军队建设的历程来看，集团化、正规化是总的方向，抗战时期亦是如此。但在环境不允许军队规模化存在时，中共又能不拘囿于形式，以退为进，在新的条件下采取新的组织和斗争方式，灵活进行部队建设，以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以及部队的战斗力凝聚力。山东抗日根据地小部队建设的推进，是中共灵活应对困难与挑战的又一成功例证。
尽管主力武装分散后客观上给部队建设造成妨碍和一些负面影响，各地小部队在实施分散游击战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总体而言，小部队潜入地方，既避开了日伪“清剿”的锋芒，又对敌占区民众进行了更为直接的抗敌宣传，实现了与民众的密切结合，扩大了坚持抗战的社会基础和空间，这恐怕是日伪“强化治安”始料未及的结果。与此同时，小部队在与基干武装民兵等的互动中，帮助并促进了地方武装的发展，中共在敌后可机动统筹调用的兵力增加，部队基层干部和战士在独立活动和作战中得到充分锻炼。这既使中共武装具备了分散坚持和机动灵活集中抗敌的能力，又为后来的扩军储备了干部和兵源。
中共与民众的密切关系是小部队得以分散抗敌的重要保障，这让入侵者时感束手无策。日军的《剿共指南》指出：“中共游击战术的本质是秘密地将多数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个整体，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惧我扰’的方针，与民众一道反复进行顽强的战斗。敌人的武装力量并不仅是正规部队，其周围有层层的民兵和拥护者。民众具有两面性，他们是要看彼我力量如何而决定去从的。因此形成难以分清敌军和民众、敌方和我方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这种情况同正规作战完全不同。”日军慨叹：“对付共军犹如割除根深蒂固的杂草，费尽力气毫无成效，真是无能为力。”(85) 《华北治安战》(下)，第476页。 在建立并保持与民众的密切联系上，日军远远不如中共。
我特意找到和我们一起援疆的姜医生为她诊治，原来是令孩子难以启齿的肛肠问题。医生检查确定无大碍后，我们一起到药房买了药。怕年轻的孩子不会使用，对着药盒上的汉字说明，我一句句读给她听，告诉她用药的方法和注意事项。然后，我去超市给她买了一个胶盆，告诉她要加强生理卫生，又去市场给她买了香蕉和橘子，让她减轻思想包袱，轻松应对。
式中：考虑系统的稳定性，系数矩阵Aw的所有特征值都在单位圆内,w(k)是一个加性白噪声。考虑式(6)～式(11)，可以得到系统(4)扩展状态矩阵方程
中共山东抗日武装适时以小部队分散活动，挫败日伪“扫荡”“蚕食”计划，熬过了时间，积蓄了力量，实现了在敌后坚持抗战与积蓄力量的有机结合，这对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坚持乃至之后的发展，意义非凡。正如罗荣桓所言：“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山东各解放区已完全进到新的巩固的发展阶段了，依靠八路军主力、地方武装与人民自卫武装之普遍相结合，既具有坚强分散坚持的能力，又提高了灵活机动的能力”，由于山东的重要战略地位，“今后敌人将会以更疯狂的‘扫荡’进攻我各解放区，首先是沿海地区，但这只不过是敌人迫近于死亡时期的挣扎，而我山东各解放区的坚持，已不同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的情况，整个的形势是新局面的到来，处于总反攻的前夜，我各解放区经过了严重的考验而愈益强大起来了。我们将以更加兴奋的心情，坚定的意志，担负着历史赋予的任务，并坚决完成之。”(86) 罗荣桓：《学习〈论联合政府〉是实现党的任务的首要任务》(1945年7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357—358页。 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顽强坚持中，中国共产党人已获得了战胜入侵者的坚定信心。
The Construction of Small Forces and the Upholding of the Shandong Anti -Japanese Base Area
Wang Shihua
Abstract : From 1941 to 1942, after the Japanese army strengthened its attacks on the anti-Japanese powers in North China, the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 was in a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large regiment activities by the main force were impossible. In this situation, the CPC duly adjusted its strategic policy of resistance and the direction of its military construction, implemented scattered guerrilla warfare, broke up its main force into smaller units, and these small forces infiltrated the local areas, integrated with the masses, penetrated far behind enemy lines, and took new organizational forms and a variety of initiatives for army building. The enemy was overwhelmed by political offensives, supplemented by military operations, and followed rules of action such as secret mobility, flexibility, and change, and accumulated strength to tide over the difficulties. The small forces established flesh-and-blood ties with the masses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armed forces. This wa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upholding and subsequent consolidat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Shandong anti-Japanese base areas.
〔中图分类号〕 K269.5；E0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15(2019)-07-0065-16
(本文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006)
(责任编辑 朱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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