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恩兰[1]2000年在《周扬文艺思想初探》文中研究说明周扬文艺思想是理解和叙述中国现当代文艺学发展不可忽视的存在。但长期以来周扬成为一个囿于政治的莫衷一是的敏感话题，着眼于理论角度审视其思想更显不足。因此，本文拟从文艺学发展的历史层面入手，勾勒周扬文艺思想理论的基本轮廓，彰显其丰富的历史内涵和独特的理论价值。论文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周扬文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轨迹，理清其思想发展的心路历程和独特品性。分四个阶段阐述：一、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9—1942）：主要介绍包括俄苏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和苏联文艺理论，参与种种论争和讨论，在革命的批判中显露锋芒，实现党对白区文艺事业的领导，探索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新途径，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1942—1957）：主要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宣传者、解释者、应用者”活跃于文艺界，一切努力都围绕一个中心，即宣传、解释、贯彻、捍卫《讲话》，逐步向毛泽东思想过渡，成为阐释和推行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权威代表。三、领导者和理论家的双重角色（1957—1976）：在理论批评活动和领导岗位上过着两重性生活时期。内心世界和外部行动都具有两重性，既贯彻执行日益滋长发展的“左”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抵制和反对，是周扬思想发展最为复杂的时期。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76—1989）：严肃地反省历史、反省自己，高瞻远瞩地总结历史经验，大公无私地述说沉痛教训，始终坚持思想解放，实事求是，不摇摆，不动摇，是周扬思想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 第二部分评述周扬文艺思想的基本理论。周扬思考文艺的视野很广阔，概括而言，集中在五大问题上。 一、文艺与政治之关系：周扬对文艺与政治之关系的理解是决定其思想成熟与影响的整个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基调。对周扬而言，把文艺与政治相连是自觉选择，不仅仅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表述，根本上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生成的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文艺观念。二、现实主义理论：周扬选择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作了新的理解，注入了适应时代政治需要的新因素。强调儿产’主义世界观的先决性及浪漫主义、形象化、典型化创作方法的必要性。从本质上说，就是把“文艺为政治服务”作了“现实主义”的解释，攸这种政治需要“变成”现实主义的“内在”原则，是特殊时代的“政治”要求渗透到现实主义的激进表现。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及异化问题：人遁主义一直是用扬心底的追求，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孕育出来的带有实践体验勺恬感特（；E的粕神向往。既吸收了西方近代人道主义思洲与人本竹学的用、想营养，又包含着中国传统美德及人格精神的延续，日！付又不可避兔地承袭了“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价值，即以“人坦”为核心的人的理想与社会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具体而九 就足对人的“现实性”的充分肯定。四、关于新文学发展的继承与拟新问题：继承与革新是周扬文艺思想发展的重要视界。在这个问题上，周扬更注重革新的必蜇，并表现出鲜明的理论个性：门的＊仰、思想解放、态度审慎。五、科学的文艺批评之建构：周扬的批评实践具有无法掩盖的政治意味，常常以政治术语的形式进行陈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对《讲话》的 “复述”，对lw《讲话》考察文本是其基本操作方式，它的运作删R三项原则：程式原则。社团原则。思想原则，归结为一点就是《讲话》。1。提出的文艺生产的党性原则。这种需求作为政治需业井不为州，但运用于文艺批评极易沦为政治批判。周扬也意识到这种火议，洼囚后，努力使义艺批评科学化，着重从Bt4和性质、领牙方式、思路和原则三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成为建设和发展’－疵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性意见。 第三部分剖析周扬文艺思想的特征与内在结构。周扬对中囚、y命和所处时代的理解与认识及他在组织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文艺实践 I－lrfj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与专事理论创造和知识建构的一般学者的K别，呈现出独特的理论品性。 政治－汀场的’籽定性：周扬是一位“政治家的文艺家”，义艺思炽人抑民主主义革命。，h孕育成熟，洋溢着炽热的革命激惰’j’工托祁向往，“文坛旗平”的政治角色更突显了他在文艺价值W向选忏卜的政治化倾向。二、双贡角色的矛盾例Z：沽呷利山以川！论家、批讣家自觉定位的周扬与文艺界代吉人的政治身份相互纠纳，存有复杂的矛盾，理论家需求的创造性、自由独立的思考空问，理论探索的彻底性、全面性与鲜明的主体意识都与周扬的政治角色相互抵将、消融。三、艺术探索的受动性：特殊的时代要求与自我选择的革命取向使周扬困于政治思维模式探讨艺术规律，在艺术规律认同上明显滞后。具体来说就是对艺术规律的探讨大多出现在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时期，随政治意识干预的强弱而发生强弱变化，对政治的认同总是优于对艺术的认问。
许见军[2]2016年在《钱谷融文学思想研究（1949-1966）》文中研究表明高寿的钱谷融先生,历经岁月沧桑与无尽坎坷,依然秉持一种独特的风姿与情怀,悠然徜徉于寥廓宁静的生命之湖,举手投足间尽显“散淡人生”。钱谷融在中国当代文学和文艺理论等领域均有卓越奉献,其《论“文学是人学”》、《<雷雨>人物谈》等篇章已成为学术史上的不朽经典。钱谷融的生命历程大致可分作三段：建国前的早年生活；十七年(1949—1966)时期生活；新时期的晚年生活。三段里,承上启下的十七年应为钱谷融生命历程中最重要一环,既承续了早年的心灵密码,又波及晚年的为人处世。若欲深刻理解钱谷融,须充分重视十七年时期。职是之故,论文将主要聚焦于钱谷融的十七年生活,旨在探寻其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发展。论文试图以钱谷融文艺思想生成发展之脉络为序,以参与的重要论争和文艺思想发生演变的关节点为视窗,揭示他的人道主义文学思想的生成与理论贡献。本论文共由六章构成：第一章主要论述1949年前钱谷融的文学活动。首先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钱谷融的影响,然后分析了钱谷融受到的西方文化影响,最后具体论述了钱谷融的唯美主义文学思想,并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第二章主要论述钱谷融在1949年——1956年的文学活动。到了1950年代,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钱谷融经过革大的政治学习和翻译苏联文论,其“人学”思想逐步成熟,写出了具有独特性风格的两篇文学批评《人物分析——以(林家铺子>为例》和《“不能走那条路”》,为《论“文学是人学”》宏文的出现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第三章主要分析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理论。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的发表经历了较为曲折的道路。“文学是人学”理论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在当时的语境中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比如反对工具论,维护具体的人性人情等等。但由于其观点的不合时宜,遭到了大规模的政治批判,钱谷融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之下,努力坚持自我的学术观点。“文学是人学”理论不仅在当时具有超越意义,而且在当下以及未来都有长久的生命力。第四章主要论述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雷雨>人物谈》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原因,充满了坎坷的命运。《<雷雨>人物谈》的出现却与“文学是人学”一样,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遭遇无情的猛烈批判。虽然如此,这批文学批评却对构建中国文艺学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其本身也成为了中国文学理论历史上的一篇经典之作。此文当时文坛独步,影响至深,其独特的评析方法亦曾沾溉无数后学。第五章主要分析钱谷融的《不可无“我”》这篇文章。笔者以为此文接续了中国文论的关于“我”与文学之关系探讨的理论。从钱谷融的文艺思想体系来看,“不可无‘我’”与“文学是人学”理论有着内在的相通之处,但与此同时又深化和拓展了“人学”理论。“不可无‘我’”有丰富的审美内涵,不仅在当时超越了以阶级分析法为主的文学理念,而且也开启了新时期80年代的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大讨论,在当下也有抵制工具论的作用,为人的悲剧处境开辟一条理想道路。第六章分析阐述钱谷融的“十七年”文学思想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延伸与拓展。钱谷融的“文学是人学”理论命题,在新时期80年代初的人道主义大讨论中得以重新发现与确立。之后,“文学是人学”理论命题经过文艺界对文学主体性与人文精神大讨论之后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共识,并成为新时期文学观念革新的所借助的重要理论话语资源之一。“文学是人学”理论命题有着严谨的逻辑系统和深刻的内涵,所以在新时期被无数的学者所提及与研究,从而延续与拓展了“文学是人学”理论命题的学术生命力。其中,“文学是人学”理论命题的重要拓展是学者讨论其文艺生态学价值和“文学是情学”理论命题的提出。
包妍[3]2013年在《意识形态下的美学突围》文中研究说明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美学热”所涉及的问题除了美学领域之外，在哲学和文学领域也存在着共振现象，因为它们呈现出了一致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想象。这种共享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想象是当下知识表述的源泉和起点。但“美学热”的话语构成并非完全同调。在“美学热”话语构成的复调中，体现出“美学热”与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联系。本文力图通过展现“美学热”的不同侧面，勾勒出它们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所呈现的“散布状态”，从而完成对新时期中国诸种有关“美学”、“文学”的知识表述生成之初的原生面貌的再现，揭示“美学热”及其话语实践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本文的正文部分分为五章。第一章讨论“美学热”的起止时段及原因，并通过对“美学热”主体组织学术研讨会、编译刊物、组织函授和讲习班等多方面社会实践的介绍，描摹“美学热”兴起、高潮、衰落、余热、转向的整体态势。第二章通过对“美学热”的知识谱系的梳理，探索“美学热”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这一内在关联的内容包括三方面：其一，中国现代美学在非知识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寻求建立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的历史线索；其二，1950、1960年代美学大讨论，使马克思主义美学成了中国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美学派别，而1950、60年代的美学大讨论直接为1980年代“美学热”提供了理论资源；其三，1980年代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文化语境变化对“美学热”产生影响的现实原因。第三章重点考察“美学热”中的“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首先分析这场论争发生的原因及讨论中体现出的三个主题。其次梳理在政治领域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风波。最后引入“同人”群体的概念，分析“同人”群体的代表性文本，探讨“同人”群体代表的观点思路及形成原因，勾勒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的整体历史图景，提出在“文革”后国家意识形态亟需“重整”的情况下，“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讨论中的话语诉求契合了这一“重整”需求，在一定程度给国家意识形态的调整提供了理论支持。第四章以“美学热”中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热潮作为主题，首先讨论1980年代的美学话语选取《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理论资源具有合法性的三点原因：一是《手稿》与意识形态历史的符合关系；二是《手稿》话语内部的张力与1980年代社会文化语境的契合关系；三是《手稿》中理论资源的历史脉络。其次对“手稿热”中围绕“人化的自然”、“美的规律”、“异化”与美三个命题展开的论争略作评述。最后，讨论了“实践”与“自由”两个美学话语关键词，认为美学界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发在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边界徘徊，这种阐发在与意识形态的媾和中寻找着自我表述的话语方式。第五章重点考察“美学热”中的主体性问题。首先探讨了1980年代“主体”从沉睡到觉醒的历史背景。其次对“崛起派”在关于“朦胧诗”的论争中显露出来的个体意识进行分析，认为“崛起派”高扬了文学的个体性，“崛起派”中“个体”突围落脚点是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想象。最后，讨论刘再复对李泽厚主体性思想的继承与超越，指出刘再复在“文学主体性”问题中突出了主体的存在意义及命运问题，发出了强烈的个体之音，完成了对1980年代主体性的超越，并且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元话语。结语部分回顾全文，认为“美学热”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其话语自身也经历了从意识形态化到非意识形态化的蜕变过程。但是这种确认自身合法性的方式，乃是把自身界定为“非意识形态化”的。特殊的历史时期决定了这段“美学热”必然会拥有特殊的文化属性，中国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这一时段的历史语境既极大地拓展了“美学热”中塑造自身话语系统的可能性，也使“美学热”及其话语实践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更为复杂和独特。
徐玉松[4]2016年在《中国当代文学范式的嬗变（1949-1985）》文中提出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文代会”)对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第一次至第四次文代会,它宣喻党的文学方针政策,统一文学工作者的思想观念,建构或调整文学体制,规定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理论方法,制定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活动框架,规划了当代文学生产的方向。范式(paradigm)理论经由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提出,已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领域。本文运用库恩的范式理论,认为文学范式是文学观、文学体制和文学范例的总和,指特定时期一定范围内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文学工作者所一致遵循的文学观念、理论原则、制度规范、话语类型和应用范例。本文认为:在共和国初期三十余年的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文代会的召开是构建中国当代文学范式的仪式,也是中国当代文学范式嬗变的标志性事件。中国当代文学的前四次文代会构建了三种形态的文学范式。第一次、第二次文代会构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文学范式(1949-1956)。在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完成这段期间,新生的国家展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文学想象,按照苏联模式和解放区文艺运动经验,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方向,整合文学共同体,达成反映论文学观共识,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原则,初步建立高度集中和组织化的文学体制,并以解放区文学为范例,工农兵美学由此崛起。第三次文代会构建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范式(1956-1976)。1956年,国家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经由文学战线的斗争、摇摆,迟至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的召开,才完成文学范式的革命,由“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文学范式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范式。由于国内动荡的政治经济形势,直到“文革”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学范式才走向常规文学阶段,工具论文学观成了共同信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取代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立了专制化的文学体制,“样板文学”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范例。第四次文代会构建了“新时期”文学范式(1976-1985)。随着专制文学时代的结束,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得到重新认识,审美论文学观得以确立,文学体制日渐松动,文学创作和批评获得了相对独立性,文学题材、文学方法、人物类型等禁区被打破,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与西方文学理论方法的引进并行不悖,文学范例日趋多元化,文学逐渐回归到自身的发展轨道。中国当代文学三种范式在文学观、文学体制、文学范例上存在明显差异,却又在文学资源、思想逻辑和活动框架上呈现了连续性。因为文学体制改革,1985年后,垄断地位的、统一的文学范式解体。不过,文学工作者根据各自的文学知识、文学观念和审美取向,形成新的文学共同体,从而产生新的文学范式。
王容美[5]2016年在《周扬文化艺术管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周扬感时代之风起而应之,青年时期以打破旧制度,建设新中国为理想,从此致力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运动的政治实践。周扬早在左联时期就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并深受列宁主义影响,列宁关于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文艺非自发性的理论成为周扬领导我国文艺的直接理论来源。他最早引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并以此主导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运动;延安时期,周扬亲历党管理文艺的范式的创建,一方面,进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初步尝试,将毛泽东列入马列谱系,另一方面,也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讲话》中获得了政治认可;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艺的具体领导者,他以《讲话》为纲领,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通过自觉推广和建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体系的方式贯彻毛泽东的文艺路线,强调用辩证的观念指导文艺管理实践,造就了我国十七时期特有的文艺现象。研究周扬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管理思想,解读他对我国文化艺术管理实践经验的理论思考和启示,是研究我国文艺管理不能回避的问题。
徐凤秋[6]2017年在《当代中国（1949-2010）外国文论接受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外国文论是西方世界社会现实、文化思潮和文学实践的共同产物,流派众多,蔚为大观。新中国成立以来,以苏俄、德国、美国、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外国文论,以独特的理论方式和社会影响登上历史舞台进入中国,对我国文学理论界、文学批评界、文学创作界和文学教育界等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根据“一条主线、多元并取”的新中国外国文论接受整体特征,以国别为经、以时间为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德国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以及美国后殖民主义、生态主义批评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和接受效应进行全面梳理和论述,以期抓住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接受的理论、批评、创作和教育重大而特殊的情境、方式、样态和时点,采用历史、文献、文化三位一体的还原阐释方法,总体地把握外国文论在当代中国的接受谱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理论话语,促进文学批评、文学创作繁荣和提升文学教育质量提供思想史的资源和学术史的参照。
鲜佳[7]2016年在《改造与重塑—建国后留沪老上海电影人研究（1949-1966）》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史论结合,选1949-1966年这十七年时间段作为文章的研究范畴,概括描述上海电影在建国初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与上海电影人的集体转向,且选取典型的老上海电影人进行详尽的个案分析。全文的逻辑思路是:十七年上海电影的整体位置——建国后上海电影格局的变化——老上海电影人的三种分流——以此透视以上海电影为代表的中国电影传统在建国后的流变直至对今天的影响。建国初期,面对全新的电影体制和权威话语的思想改造,当时老上海电影人有三种大的应对方式,大致可分为三种分化趋势:第一种人是积极适应的人。他们寻求身份认同,寻找话语策略,进行主体塑形、创作转变和银幕内外的表演,并且在新中国电影事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类人以汤晓丹的“集体创作”为代表。第二种人是“不合时宜”的一代人。他们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被边缘化,面临“原罪”带来的身份焦虑,他们的电影被当作“毒草”进行改造,他们塑造出来的“工农兵形象”实际上是个空洞的能指,他们是被钳制了个性和被遮蔽了话语的创作群体。这类人以石挥的“个性创作”作为代表。第三种人是在中间地带寻求突围的人。比如在新中国历史发展间隙期的一些多元化题材的产生;以及书写现实题材受挫的老上海电影人转而选择某些特殊题材影片,比如戏曲片、民间故事片、历史传记片等,作为安全的题材庇护。他们也在自己的电影创作中隐秘地实现革命话语、民族话语和自我话语的融合,试图寻得艺术与政治的平衡。这类人以郑君里的“隐形书写”为代表。本论文侧重于通过对影像文本的解读来表现建国后上海电影的“改造”与“转型”,聚焦特殊时代语境里上海电影的精神症候;书写在时代变迁下,老上海电影人的转变路径与应对之策;分析他们是如何在公与私的夹缝之中进行个体书写,亦通过对这一批传统上海电影主体的分析,透视建国后中国电影传统的流变。
林皇菊[8]2014年在《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大众化”批评初探》文中指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用文学改造大众的国民性开始,文学的大众化就带有明显的思想启蒙色彩,其后的大众化虽然体现了更多的大众倾向,具体大众化的方针也各有侧重,用文学启蒙和教育大众却是一以贯之的。虽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文艺大众化”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但都无实质的变化：大众化的理论大多是知识精英阶层的自我建构,是知识阶层和准知识阶层的内部对话,对大众的影响甚小。究其目标而言,文艺大众化运动实际上是一场未能完成的化大众的启蒙运动。
李金花[9]2018年在《当代文学理论的教材建设与范式建构(1950—1970年代)》文中研究说明1950—1970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是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受国家政权、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预。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建设主要经历了照搬、模仿、补充、创新苏联文学理论等四个阶段,并形成了稳定的形态系统。新文学理论的建设成果集中体现在高等院校的文学理论教材上。以新中国自主编写的文学理论教材作为切入点,特别是两本国家统编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和《文学概论》(蔡仪),参照这一时期在中国流行的苏联文学理论教材,考察中国1950—1970年代的文学理论,可知,虽然新的文学理论被尝试建立,但并没有真正超出苏联的基本范式,理论框架、概念、范畴、观点、方法等没有改变,只是基于苏联理论模式的局部改造和材料更换。
王川霞[10]2016年在《文学与政治之间》文中研究指明文学与政治是20世纪中国社会无法回避的话题,在中国社会被强行置入西方现代化进程后,“革命”成为了解决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的主要手段,从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革命性”成为了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特征之一,这一时代特征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无法与之分离,文学也不例外。文学在参与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其巨大的社会价值,但同时也因此掩盖了自身的艺术独立性,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对命题的不同解答,展现了人们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理解,其对当代社会也是具有借鉴意义的。鲁迅思想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特定产物,展现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时代特征,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与理论价值,这也成为了人们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鲁迅传统进行官方化建构的原因所在。在对鲁迅传统进行官方化建构中,出现了以周扬、冯雪峰和胡风为代表的不同支派,三个支派对鲁迅思想的不同阐释展现了官方话语背后的分歧及其实质,也体现了文学与政治之间复杂的运动轨迹。本文以冯雪峰对鲁迅传统的官方化建构为主线,在展现冯雪峰与鲁迅交往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冯雪峰在平衡鲁迅与党之间关系时所采取的策略与方法,以及由此体现出的冯雪峰在对待文学与政治关系时所秉持的态度,以及这一态度所导致的一系列结果。在对鲁迅传统进行官方化阐释的过程中,冯雪峰始终都在追寻着政治与文学的平衡状态,即在肯定文学与政治具有各自独立性的基础上,强调二者之间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在这一策略的指导下,冯雪峰在左联期间很好地处理了鲁迅与左联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鲁迅和党组织双方的认可,然而随着中国革命形势地不断发展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的日渐成熟,冯雪峰关于文学与政治的平衡策略却显现出了其偏离政治主流话语的趋势,尤其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这一趋势就更加明显。建国后,冯雪峰虽然也在努力使自己回到政治主流之中,但其诗人的身份与气质却总使他有意无意地展现出对文学独立价值的思考。冯雪峰的一生因文学与政治的纠葛而陷入困境,也因文学与政治的纠葛而得到升华,冯雪峰对鲁迅传统官方化的建构只是我们探寻文学与政治关系时的一个具体案例,但其所展现出的鲜明的时代印记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参考文献：
[1]. 周扬文艺思想初探[D]. 赵恩兰. 山东师范大学. 2000
[2]. 钱谷融文学思想研究（1949-1966）[D]. 许见军.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3]. 意识形态下的美学突围[D]. 包妍.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4]. 中国当代文学范式的嬗变（1949-1985）[D]. 徐玉松. 苏州大学. 2016
[5]. 周扬文化艺术管理思想研究[D]. 王容美. 南京艺术学院. 2016
[6]. 当代中国（1949-2010）外国文论接受史研究[D]. 徐凤秋. 黑龙江大学. 2017
[7]. 改造与重塑—建国后留沪老上海电影人研究（1949-1966）[D]. 鲜佳. 上海大学. 2016
[8]. 中国现代文学“文艺大众化”批评初探[D]. 林皇菊. 福建师范大学. 2014
[9]. 当代文学理论的教材建设与范式建构(1950—1970年代)[J]. 李金花.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0]. 文学与政治之间[D]. 王川霞. 苏州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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