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景观地理学的新进展及其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新进展论文,景观论文,启示论文,欧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认为，近年来西方人文地理学经历了话语的日益多样化和方法论的转型，其特征是“文化转向”、“制度转向”或“关联转向”[1，2]。其中，对景观的文化判读成为一大热点。实际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和北美城市景观的不断重构，一直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3～5]。到80年代末，文化地理学至少在英国获得了出人意料的中心地位[6]。相比之下，中国学者对文化地理研究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尽管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在这一背景下，对欧美景观地理学进展进行介绍，并思考欧美景观地理学发展对我们的启示，显得颇有意义。
1 文化地理学重新整合中的文化景观
1.1 《人居区》杂志的创刊
Ecumene：Environment，Culture，Meaning（由于文献检索等原因，现已改名为《文化地理》（Cultural Geographies））这一新刊物的出现是文化地理学进行重新整合的第一个迹象。该杂志兴趣广泛，主要关注人们想象和经历的文化和自然层面，是一个跨学科的刊物，其顾问来自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许多学科。实际上，它清楚地将自己定位于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处。Ecumene具有4个试图综合英美文化地理学研究兴趣的中心议题[7]。第一个是文化与景观，其核心是人类对地球改变的文化侧面，以及景观的典型特征。该议题包括文化生态学传统。第二个是地理思想史及其对土地和人类的影响。第三个是环境问题，如生态女权主义、边缘生态学和绿色政治。第四个是景观、地点和空间的主次意义及其在全球和地方尺度上的估算。
1.2 《重读文化地理》出版
为了纪念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文化地理学，瓦格纳和密克塞尔主编的《文化地理读本》[8]于1962年出版了。这曾是一本标准的文化地理读物，其中的某些论文今天仍然值得一读。30多年后，一本自认为是其续编，由福特等人编辑的《重读文化地理》[9]出版了。瓦格纳撰写前言“文化与地理学——30年的进展”，密克塞尔撰写后记“新兴趣，未解决的问题和长远任务”，另外还有21章。重印论文的作者为美国文化地理学的名家。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文集中没有W.泽林斯基的论文，因为他通常被看作是过去30年间最著名、最多产的文化地理学者[10]。
文集分为5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编者所写的导言，介绍了诸文章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读者了解美国当代文化地理学概貌。第一部分包括前言和导言。第二部分的题目是“世界的状况”，论文论及美国和墨西哥的乡村景观和城市景观。在该部分结尾，人类学者Richardson（1994）提供了一个富有创见的评论，把诸主题联系在一起，并探讨“阅读”景观的解释。第三部分的题目是“世界如何运转”，主要围绕文化生态学展开。编者们保留了《文化地理读本》（1962）的结构。在《文化地理读本》中，“过程”（事物如何运作）是文化生态学的同义语。这部分以J.J.帕森斯对过去文化地理学的怀旧的论文结束。第四部分的题目是“世界意味着什么？”，其核心是环境意义的不同类型。该部分结束于科斯格罗伍（1994）一篇关于想象在文化地理学实践中的作用的论文“意义世界：文化地理学与想象”。第五部分的题目是“文化地理学的未来领域”，包括巴兹（Butzer）、邓肯（Duncan）和萨尔特（Salter）所写的文章。巴兹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化地理学课程表，它更多地与跨学科视角有关。邓肯在论文中对文化地理学综合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认为文化地理学者应当注意到：分支领域是不同的元素，不能在单一视角下统一起来。萨尔特建议我们，为了我们的灵感和观念，要看看学术界以外的情况。
1.3 《地点·文化·再现》等的出版
邓肯和李编辑的一本论文集[11]探讨了“景观和地方的描绘”这一主题。与《重读文化地理》不同，该文集仅局限于英国和北美新文化地理学的实践。编者提出了一个二元论的观点：重视数据，并承认解释者的极端重要性。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最令人鼓舞的文化地理学论著之一是肖麦尔-史密斯和汉纳姆编的《需求世界，权力领域》[12]。这是一本教科书，但决不是一本普通的教科书，这是一本由女权主义、特称研究、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主导的教科书。邓肯认为，这是一本盼望已久的教科书。
2 景观概念
景观一词有2种很不相同的用法，它们常常被评价文化地理学者工作的评论家所混淆。实际上，每种用法都有其不同的谱系：一种是艺术上的，另一种是社会科学上的；一种起源于英国和荷兰，另一种则源于法国和美国；一种源于对高雅文化的研究，另一种源于对流行文化的研究[10]。
景观的第一种用法是被当作一种观察（seeing）方法。这一用法主要是通过科斯格罗伍的《社会形成与符号景观》[13]、科斯格罗伍和丹尼尔斯的《景观景象》（1988）和丹尼尔斯（1993）的《视野：英美的景观意象和民族认同》[14]等引进地理学的。在他们看来，景观是像画家一样观察世界的一种方式。正如他们所指出的，画家式观察方法是一种敏锐的观察方法，不仅因为是欧洲的富翁委托绘画，而且也因为它在乡村景观与绘画间建立了一种对话关系。富裕的房地产所有者给景观设计师出钱，让他们像景观绘画一样设计其房产，然后涂上色彩。
文化景观的其它主要定义与流行的用法更为接近，即把景观看成是自然和文化环境的一部分，是物质的。尽管景观是被观察的对象，但景观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是存在于人的头脑里。景观的这种定义起源于19世纪的德国，通过伯克利学派的工作引入美国地理学中。伯克利学派的研究主题是“民间”景观，试图解释土地是如何反映乡村农民的价值观的。
我们也许可以用19世纪英国与德国浪漫主义的差别，以及两者遗留下来的初始政治方案的差别来追溯景观定义的差别：其一强调阶级地位，另一个则强调国家一体观念。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文化地理学者一直都很重视研究乡村民间景观，而不是城市景观乃至乡村美景。当然，在20世纪早期，美洲的德国政治方案已经不见了，但是解释文化怎样与土壤联系的学术方案却保留了下来。最近，这2种传统已经出现了许多变化。画家传统已经在可视性说明的理论化方面表现出广泛的兴趣，放弃了18世纪和19世纪欧洲画家背景上的特别景观思想。研究物质和人文景观的其它传统已经转向，不但关注乡村民间景观传统，而且关注不同阶层的价值观和政治观念在景观中的表现。对于各种事实，不同的阶级、种族、性别、民族或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此时，一些研究人员仍然坚持认为，景观不仅反映文化，而且它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景观解释模型
在上述广泛的传统下，学者们已经提出了有关景观解释的更为专业化的模型。其中之一是把景观解释为书本[14]。这种符号社会学方法采用了跨文化的框架。在这一框架中，文化被看作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交流符号，景观被看作是社会秩序得以交流、再生和检验的许多符号化系统之一。与“观察方法”模型不同，从特定文化内涵来看，书本模型是相当空洞的。因而，这一模型是可以应用到许多不同文化的模型。这就是说，该模型需要透彻的经验研究，以便找出每一种文化内有关景观与其它书本之间关系的许多文化特征和历史特征。另一个模型是把景观解释为剧院[15]。尽管科斯格罗伍和丹尼尔斯比E.高夫曼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可见的、画家式的方面，但这种景观的剧本作法或方法是由高夫曼提出的，后者特别关注“演员”。
上述的每种观点都有其长处和局限性。画家传统擅长于向我们展示：景观是描述世界的一种方法，而且这种描述具有很真实的政治后果。该方法的一个局限是它仅局限于欧洲，没有被引入其它文化中。然而，也必须注意到，这是一种批评性的理论，对欧洲和富裕阶层的关注并没有像某些评论家所急于认定的那样，即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就是具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霸权研究仍有其价值，必须保持下去，同时要对与此紧密联系的抵制进行研究。民间景观起源模型长于提供详细描述和景观历史，但它在应用于展示各社区的再生产和转换时如何利用景观方面则较薄弱。在书本模型中，景观被看作是文化的、政治的价值观得以交流的许多文化读本的一本。该模型的长处在于：它既保持了景观是一种物质现象的定义，又看到了景观得以产生和变迁的社会过程；其弱点在于：在许多情况下，它假定的复杂的书内联系难以追索。剧院模型在捕捉市民宗教仪式的、可见的和常规的性质方面起很大作用。然而，建立在戏剧比喻基础上的动力模型会受到戏剧脚本和角色表演的内在概念的限制。然而，诸多景观模型深深地植根于社会科学对景观的研究，使地理学者能向历史学者、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和政治科学家提出重要问题。不幸的是，许多实践者都表现出对景观本身及其历史不充分重视的倾向。因而，需要重新评价美国民间景观传统内的那些工作所关心的详细经验。
德密尔特认为，研究景观不同的文化地理新方法夸大了景观的文化建设，对作为一个因素的“自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16]。然而，他认为补救的办法不在于从社会理论中撤退，而在于注意不同的理论家。米切尔在其所编的《景观和权力》[17]中指出：当前景观解释工作大多集中在景观的消耗而不是其生产上。这再一次指出了未来研究方向。罗斯在《女权主义和地理学：地理知识的不足》[18]一书中对景观解释作了女权主义的批评。她所批评的景观概念是画家的景观概念；批评的目标是科斯格罗伍和丹尼尔斯。她认为，他们所关注的是“男子化”（以景观的美学为乐）。罗斯的批评指向地理学者把观察与理解合并的问题。毫无疑问，在地理学者中普遍存在美化其主题问题的趋势，但丹尼尔斯和科斯格罗伍应当受到细心的历史学者的信任，应当从上下文来看待他们对如何观察并通过历史主题来表现景观的探讨。从这一意义上讲，他们超出了其对可见景观感觉表面的个人解释，达到了对特定的历史进行探讨的程度。尽管罗斯认为，她的批评广泛适用于景观的其它定义，但邓肯认为，其分析客体和解释注解都局限于画家式概念（画家关注的焦点是观察）。然而，从事其它景观传统研究的地理学者肯定能从与女权主义的论战中获益——正如罗斯所倡导的，这将使他们更多地关注创造性研究主题，并使其主题具体化和赢得在该主题上的地位。
米切尔编辑的文集《景观和权力》[17]是采用画家式方法研究景观的例子。该论文集以纪念科斯格罗伍和丹尼尔斯的工作的方式，从把景观看作一种观察方法、权力的一个特征来进行分析。A.伯明翰的论文“系统、秩序和抽象：1795年前后英国景观绘画的政治学”提供了她对此类论题的早期著述的压缩，而赫尔辛格（E.Helsinger）在“特纳和英格兰的特征”一文中，则把特纳（Turner）的部分景观描绘成跟英国日益发展的旅游业、国家主义、帝国主义的不一致的阶段性兴趣相连的“流通点”系统联系起来[17]。
4 景观与文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理学者对文学的兴趣日益增加，并将不同的文学形式看作是研究景观意义的途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空间现象进行描述并试图理解和说明的诗歌、小说、故事和传奇等[6]。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小说世界是由位置与背景、场所与边界、视野与地平线组成。小说里的角色、叙述者以及朗读时的听众占据着不同的地点（place）和空间[19]。我们不能把文学作品看作是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有关的景观。
近来，布罗索的著作[20]将地理学者对文学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布罗索的著作受到戴瑞德（Derrid）和后结构主义者史密斯、夏普[21]、丹尼尔斯和罗依克罗夫特[19]的影响。这些学者对文学和文化理论内的许多熟悉的争论有看法。奇怪的是，直到最近，在地理学内部还有对文学的批评。当代文学理论对这种批评一无所知，因为它是在文学系和文化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正如布罗索在《地理学的文学》一书[20]中所指出的，地理学通过文学对景观的大部分研究已简单地把文学看作是“新观点的另一个来源”。布罗索和夏普坚信，通过寻找与文学的对话，地理学者可以走得更远，而文学不是提供证据，它能增加描述和接受的不稳定性。夏普向我们展示：文学不仅能够使读者抓住文化认同性和选择性问题，而且在对文本之外的世界政治和文化的“地理描述”上也是一种积极力量。
文学作品本身的“主观性”容易被看作是一种缺陷，事实上正是它的“主观性”述及了地点和空间的社会意义。从新文化地理学来看，地理学与文学都是对地区和空间的写作，是有意义的2个过程，它们使地点有了社会意义。
5 景观政治学
景观政治学是新文化地理学的关键领域，甚至有人把它当作景观解释的中心。在书刊中我们经常读到：文化是政治，是政治的必然结果；文化景观是一种政治产物。然而，详细地展现景观是如何充当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的研究仍然相当少。其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景观再现的复杂性。道莫西（M.Domosh）在“控制城市形态”一文中探讨了把财富景观简单地理解为权力再现的不可靠性。她认为，从表面上看，波士顿的Back Bay是经济财富和社会权力的象征，但仔细观察表明这是一个政治和文化影响不断减弱的地方。她探讨的实际上是景观认同问题。T.克雷斯韦尔通过对纽约市墙壁上等处涂鸦的研究中，探讨了景观的多重解释问题。作者采用话语分析来突出涂鸦的不同侧面：被掠夺者的战略、社会无序的标志、被崇拜为官方文化的艺术。N.C.詹森的“雕塑英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国家雕塑及随之而来的纪念政治学的结构性分析。城市史学家L.H.里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城市公共空间和想象社区》一文中也探讨了景观的政治学问题。他主要是在美国背景下，探讨公共空间和私有空间的差别，以及在国家政策范围内国家和公民是如何利用它们的。
有关殖民主义的许多研究特别关注景观在征服其它地方过程中所起的作用。M.L.普拉特论述景象和景观的著作——《帝国观点》首开景观在殖民化过程中所起作用的研究。D.斯贝尔则令人信服地提出：景观不仅是殖民监督的一个关键目标，也是文化转变的幻想地点[10]。
6 对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文化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的地位日益突出，文化地理学在欧美呈现出复兴的迹象[22]，景观研究与解释仍然是其中心议题；与此同时，经济地理学也出现了文化转折和制度转折[23，24]，其它分支如地缘政治学在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沉寂了数十年之后也复兴了。后现代地理学者[25]对洛杉矶城市、景观及其经济的解读，创造了新的学派——洛杉矶学派。
（1）进一步加强文化地理学研究，特别是要加强对景观的多层面、多视角研究。如：可以从社会、经济、空间、文化、文学、生态、历史等层面入手，尽管经济层面的研究仍然很重要，不能只重视经济一个层面的研究，不能只重视可见景观和景观可见部分的研究[26]，而且要透过景观对其所蕴含的种种关系进行研究，以便更加全面地诠释景观；既需要采用现代性方法，更需要后现代的视角。
（2）加强对城市景观重构的研究。中国城市化正在迅速发展，城市转型和景观重构亦非常剧烈。无论就变化的速度或是变化涉及的规模而言，当代中国城市景观的形成、重构和转型，世界上无可匹敌[27]。这为验证或证伪西方的主流理论和发展主流理论提供了机遇。所谓的主流理论如果不能在拥有近全球1/4人口的中国得到证实，恐怕还不能称为主流理论。
（3）拿来主义仍然很重要。别人做过的研究我们要知道，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创新，才能树立我们作为一个地理学大国应有的地位。当务之急是要把有关景观地理的代表著作翻译过来，这需要专业的文化地理工作者们去共同努力。人文地理学的其它分支学科也有类似的需要，要把西方代表性的著作（注：各分支学科都有不少新著值得译介，特别是一些所谓的手册，如Sage公司的《文化地理手册》、《城市研究手册》等。）翻译过来。这种译介是我们参与国际地理对话和输出的基础性工作。
（4）我国地理学研究可能要顺应世界潮流，把人文地理学作为重点，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要发挥地理学兼收并蓄的传统。我们不仅需要与世界地理学接轨，也需要对话，更需要在此基础上的输出。如今，打破旧的学科界限而形成的新的研究领域层出不穷，有些还形成新的独立学科。只有这样才具有地理学大国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