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政治学的关系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政治学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6－0066－08 一、释题 笔者和《北方论丛》结缘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陆陆续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哲学论文数篇。题目和内容五花八门，但却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那就是关系实在论。记得笔者上一篇被《北方论丛》采用的文章论述的是哲学史分期，其结论开宗明义就ophy是关系实在论。笔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与认知，直接来源于后现代哲学的鼎盛时期和后现代哲学的代表人物。后现代哲学在20世纪80年代，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巴赫金等人的著作汗牛充栋，他们把传统哲学批得体无完肤。但人们却不太容易从他们的哲学中找到一个可以概括后现代的简单性范畴，从而给后现代一个明晰的定义和界说。德里达的哲学被称为解构的哲学，其矛头直接指向结构中心性。福柯的学术研究从表面上看是那么扑朔迷离，他在历史的事实中寻找权力中心性的来龙去脉和密集分布，深入批判政治权力泛化为各种各样的职业嫖客和其对象的隐蔽的权力关系，真正把人类社会全面继承动物社会丛林法则的实质揭示得淋漓尽致。德勒兹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游牧哲学，让人们的思想像茫茫草原里的脱缰野马那样任情驰骋，平面化的草原偶尔也会出现一座座高原，那无非是某种拉力和某些拉力把平面变成了褶皱。巴赫金这位俄罗斯代表性的后现代人物主张，世界就是语言的交换，人类的本质就是语言实践中凸显出来的、没有物质性和历史性固定的那些命题和由命题构成的思想系统。把这些后现代哲学家的思想放进精神博物馆，它们给人的印象肯定是千奇百怪五花八门。难道不能在它们的下面和背后确立一个深层的根系吗？ 人们也的确想找到后现代的宗旨和主题。有人说后现代是解构，是游戏，是破坏，是颠覆，不一而足。这些说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拥有真理的成分，似乎有点像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都准确又都不准确。笔者有一种直觉，它们都不是那种可以穿起佛珠的那根丝线。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在美国被边缘化的过程哲学研究中心提出了一个口号——建设性的后现代。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称为建设的后现代，言外之意是欧洲的后现代都是破坏和颠覆，他们才是构造新哲学的后现代。但是，他们的研究偏向于生态哲学的去人类中心主义，或者说倾向于人类和生态环境的和谐。这其中包括一定的建设性成分。不过，这只能是建设性的一个方面而已。当然，它的启迪还是令笔者没齿难忘。其启示包括三点：第一，哲学的确要有建设性目标，破坏和颠覆则仅仅是哲学高潮的前奏；第二，我们的时代已经到了连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都必须是两者平起平坐的地位了；第三，过程哲学的创始人怀特海的哲学就是创造关系的哲学，尤其是他的代表作《过程与实在》在这方面更为突出。他称宇宙处于广泛联系之中[1](p.128)。第三点给笔者以巨大的动力和热情去阅读怀特海的著作。怀特海那些脍炙人口和光辉灿烂的思想让人痴迷和忘我。 上面举出的关于后现代哲学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梗概，他们中一致的东西完全可以用解构和非在场性来总结。在场性就是用实体的形式存在于世界上的事物。人类的个体，动物的个体，人类社会和由人类社会构成的国家，那些在历史上存在过并且还在发挥作用的那些物质产品或者精神产品，等等，都可以看成是在场性的代表。后现代哲学，尤其是德里达的哲学，把在场性彻底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哲学必须有实在性，确立实在性是哲学的生命和本质。而在场性的实在性又是一种暴政和桎梏，剩下了当然是非在场性的实在性支撑着世界和宇宙的大厦。非在场性完全可以用关系范畴来表征。因而我们说关系实在论是后现代哲学背后的那根主线，那个终极。宇宙的本质是关系而不是物质。宇观和世界的存在是因为恒星是75％的氦和25％的氢构成的关系实在，地质的本质是硅碳循环维持了地球的生命。民族国家则是公民和政府的关系在延续国家的生命。 后现代哲学的起点通常确定在20世纪30年代，由普鲁斯特、格里耶、艾略特、品钦等文学家的著作为代表的思潮。笔者对这种说法实在不敢恭维。按着“后现代哲学是创造关系实在论的时代”的说法，中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运动可以看成是后现代哲学的起点。文艺复兴是发现了发现自然的人，也就是让个体人成为了社会的本位。宗教改革是使每一个上帝的崇信者都平等的面对同一个上帝，也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以上帝为中介实现实在化。这两场人文运动不仅仅开辟了现代世界，而且开辟了后现代世界。紧随其后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兴起，更是巩固了这种关系实在论的哲学观念。牛顿力学的实质就是找到了天体运动和地球上的物体运动背后的那种关系实在性，月球轨道和苹果下落是同一种关系[2](p.188)。亚当·斯密创立经济学，他充分肯定了社会分工给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带来的巨大推动力。分工的实质就是创造关系实在性[3](第一篇第一章)。这就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现代经济充分证明了经济的发展就是在原有经济部类中减少就业人数，而整个社会就要创造出新的产业门类，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为之一个高水平的运转。因此，可以毫无讳言地说，经济就是创造关系实在论的人类活动。 关系实在论是世界的本质。研究世界本质的学科就是哲学。进入现代世界以来，哲学的门类越来越多。像经济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等层出不穷。但是，迄今为止却没有关系哲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出版《中介哲学的逻辑起点》(1994年)时，笔者坚信关系哲学一定会产生，并且在这本书中，笔者重点阐述了关系实在性。尽管如此，笔者却从来不敢明确提出关系哲学的这个概念。中国人的汉语，有许多表达误区。其中之一就是关系学。因此，关系哲学在汉语中就是一个贬义词。而这绝对是一种误用。没有关系实在性，就是没有关系。如同像游戏双方是处于一种平等关系之中的对立和互补者一样，被游戏的棋子和游戏双方显然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关系是由哲学来研究的课题。在本文中是不可能把关系彻底说清说透的。笔者只是想在自我相关的意义上，把哲学的源头也用关系的学说予以阐释。其实哲学照样掉进关系之中。这显然是一个元哲学的命题。笔者最终是想说，没有政治学就没有哲学。这就是对于这个有点绕口的题目的解释和分析。 二、谁创造了人类物种？ 《圣经》说上帝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句话用非神学和现代性来解释，则是同义反复。上帝是谁？对于神学来说这不能提问。但是，按着宗教改革之后的神学精髓，即《圣经》无误论，上帝是谁是可以回答的问题。依神学家的观点，《圣经》是绝对权威，那就是说人类的任何一员都不可能成为上帝，上帝就成为了人类的最高代表，而他又绝对不是一个个体的概念，那他就是类的人，是人类的集合性概念。19世纪哲学人类学产生。格伦的生物哲学人类学认为，人是未特定化的动物[4](第九章)。这就是说，人是靠自己的智力条件来创造自己的动物，而不是由生物特定性来决定自己本质。亨斯坦贝格的宗教哲学人类学把人定义为客观性的动物，也就是说，人有灵活性自我塑造能力[4](第五章)。20世纪的哲学人类学家卡西尔把人类定义为符号性的动物。这可能是对于人类来说最为贴切的定义与界说。至此，人被上帝创造这句话的哲学解释即将呼之欲出了。上帝既然是类的人，上帝造人就是人的自我创造。人是自我创造的动物。人类的自我创造当然不是人类创造自己的生物属性，而是创造自己的精神属性。人类创造自己是所有创造之中唯一一个有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创造，其他创造都是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20世纪前半叶杰出的哲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柏格森在其《创造进化论》一书中，系统论述了三种进化：遗传密码的进化带来生物表现性的变化，从而发生的创造、外在化知识体系的改变引起知识创新，以及人类的内在冲动变成创造的源泉。这其中蕴含着人类有创造自己的本能。智能的进化是这种自我创造的外在表征。加拿大哲学家沃杰西乔斯基曾经撰写过一篇短文，解释世界上的四种进化：宇宙进化、地质进化、生物进化、智能进化。其中地质进化/宇宙进化大于1，生物进化/地质进化大于1，智能进化/生物进化远远大于1。这就是说，人类的智能进化是世界上自我发展能力最快的事物。当然就是人类自我创造的速率是世界上最快的事物。当然，这也就是上帝造人的同义语；或曰人类创造自己。 人类用智慧创造自己。哲学是关于人类和世界的整体性学说，而世界是人类意识世界对外在事物分类与命名的结果。因此，归根结底哲学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至此，什么是哲学也就呼之欲出了。古希腊人是创立哲学的真正鼻祖。他们把哲学定义为爱智与明智的学说。哲学就是有意识有目的有结果的人类创自己的学说。不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任何知识体系都称不上哲学。 古希腊人最早发现了世界其实是由可见和不可见两部分构成的实在的集合。继泰勒斯之后，古希腊哲学大师纷纷涌现：阿纳柯西曼德、阿纳柯西米尼、德谟克利特、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尤其是巴门尼德等，他们都明确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变化和不变化这两者就是世界的终极分类。并且巴门尼德确立了最终极的不变性就是存在。而且存在一定要高于不存在。因为不存在必然是排在存在之后。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人类迎来了第一个哲学的范式，即由柏拉图论证和表述的哲学命题：变化之外的恒常性与变化的世界[1](p.209)。他的彼岸世界和此岸世界的学说是这个理念的最高表述[5](斐多篇)。按着这个哲学理念总结人类和分析世界，世界就是积木。外在于人类世界的某种神秘的不变性搬弄着、破坏着、建设着我们的世界。而站在我们世界的制高点上的那些显赫人物只能是不变性的事物的代表而已。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人类种群和民族国家的最高理念，只不过是大多数人类种群和民族国家并没有这样明确的认识，更不用说有其知识表达了。人类的步伐是由哲学家指引的，而人类常常数典忘祖。 柏拉图之后的哲学大师当然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的世界处在川流不息的变化之中。他有勇气说出到今天仍然振聋发聩的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敢于超于自己恩师的门生当然坚信变化的崇高性和神圣性。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之后创造了另一种哲学的范式：变化之内的恒常性和变化本身[1](p.209)。亚里士多德太超前太超前了，在他之后几乎两千年的哲人大师们都不能充分理解这位世界先知和智慧巨匠。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之后，人类发现了发现自然的个体人，以及人类发现了以上帝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这才出现了充分理解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客观条件和知识准备。尤其是牛顿力学的巨大成功，他把世界变成了一个个力学的质点，即包括宇宙和包括人类的世界，都被变化之内的恒常性罗织起来，组织起来，分配在这，或者分配在那。变化之中的恒常性就是牛顿力学中的不变性——时间和空间[6](p.155)。在这个理念之下，世界是钟表，世界按钟表的规则运转了三百多年。不用说钟表的制造拥有象征意义，就是钟表的精密程度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各行各业都要制造自己的钟表，军事中的热兵器是钟表技术的平移，拉动重物风驰电掣的火车头同样是钟表的平移，就连社会的组织也同样是钟表的平移。人类的个体被禁锢在各种各样的狭小地狱中，形成了一块块由人充当零件的特殊钟表。这就是以工厂为典型代表的禁锢社会的组织形式。整个社会的各种机构，例如，机关、学校、医院、监狱、银行，等等，都是整个社会这件钟表的零部件。我再说世界和人类靠哲学创造自己，我想不会有人表示怀疑了吧？ 正是在世界是钟表的这个哲学理念指引下创造出来的世界，把人类的差别扩大到天壤之别的程度，甚至应该说扩大到无法计算差别的程度。当人类处于世界是积木的认识阶段，世界的理据存在于世界之外，权力的背景存在于世界之外，智慧的动力存在于世界之外，而世界之外又是不可知的领域，人对世界的无知扩展到对于自己的无知，人则不仅仅向动物界回归和倒退，更是由人类的天然智能条件制造出比动物界更残酷、更野蛮、更狡诈、更无耻的动物丛林和魔鬼地狱。因此，一个是赤裸裸的倒退，一个是大踏步的前进，从而形成巨大的反差。18世纪末叶，英国已经在自己的国家建设成彻底的钟表的世界，而清王朝的中国还处在乾隆皇帝统治下的、神秘的、神圣的、神奇的积木世界。乾隆坚信，自己就是这搬弄积木的外在力量的代表和宠儿，自宠自恋自闭的乾隆皇帝岂能把英国的谈判代表马噶尔尼放在眼里？发生在1793年中国皇帝的避暑山庄的那场世界是积木和世界是钟表的理念的冲突。最终导致了中国彻底走上了停滞之路。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典型的两个世界的冲突和斗争。 当世界是钟表的理念进入了世界的某些地域，关系实在论获得了繁衍自己的机会和可能。在场性的桎梏受到了冲击。皇权是在场，皇帝是在场，贵族是在场，大亨是在场，资本是在场。但是，人们开始认识到世界其实是被其内在的关系所调整，此即所谓的恒常性。人们开始争当恒常性的生产者和维护者。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人，也有了自我塑造成名成家的欲望。牛顿同时的世界和其之后的世界进入了精神生产的高峰期，智者和哲人如雨后春笋，络绎不绝，巨人一个接着一个：笛卡尔、斯宾诺莎、牛顿、莱布尼兹、贝克莱、休谟、洛克、康德、谢林、费希特、黑格尔、叔本华、柏格森、尼采、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等，都在这段精神历史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历史的加速度就在这段群星争艳的时刻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20世纪又到了一个新的节点，并注定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里程碑。也许哲学的脚步这回注定要滞后于科学的车轮了。牛顿和莱布尼兹所发现的科学范式，即变化之中的恒常性，在20世纪的前夜收受到了挑战。这就是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和黑体辐射①。这些现象对于牛顿体系来说都有点反常，有点解释的无效性。物理学家外加哲学家马赫和全方位天才庞加莱，对这类现象深入研究的结果突出了相对性原理。在此基础上，一个划时代的大师爱因斯坦创立了相对论理论。该理论宣称，宇宙之中只有光速不变，而其他一切事物的都是变化的。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一个新的世界诞生了。这个世界必须是在恒常性中寻找变化，牛顿的时间空间不变性彻底破产。宏观宇宙中不变的恒常性是光速，当速度达到或者接近光速，时间将增长，空间将缩短。在微观的量子世界，普朗克常数就成了一种稳定的恒常性，海森堡测不准关系就开始发挥作用。我们不能在微观世界中同时获得速度和位置的准确性，牛顿力学的时间空间不变性原理只是呼略不计而已。 当世界要在恒常性中寻找变化的时候，关系实在论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这一原理在人文世界中所产生的影响可能大于在科学界的影响。今天的世界绝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主宰整个世界。世界是平面，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个现实。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就是明证。在绝大多数民族国家内部，在场性的最高权力都已不复存在。权力变成了相互制约的关系，关系彻底实现了实在化，在场性的噩梦一去不复返。在经济领域内，资本的在场性同样得到遏制。资本所有者不再是资本主义的灵魂和枢纽，只是和资本管理者，以及商品生产者同时在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而已。在文化领域，也不再存在着那些垄断精神生产的大鳄和神圣称谓的超人。媒体的变化更是显著，当今的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有机会创造出让世界震惊的新奇和新颖。 人类社会进入解构的时代。社会的三个子系统不再是一种层级的结构关系，而是一种彻底的平面化关系，并且社会的各个子系统的功能和运行特点越来越表现出它们的固有属性，政治子系统必须是由非人格化的管理原则进行管理，它必须是彻底的关系实在论的天下，没有一点点人格化成分渗入政治管理之中。经济子系统必须是彻底人格化成分支配着所有权关系，也就是说，只有经济的收益归个人所有，让所有权成为道德神才能让经济子系统产生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动力来源。文化子系统必须既是人格化的又是非人格化的，既在文化的传承关系之中由人格化的内在形式传承，却又保留着外在性内涵对于下一代的影响，也就是说，生物性家庭的抚养却又是社会化的价值体系发挥重要作用。据此，人类社会就不再是某个子系统充当太上皇，再也没有什么本位之类的咄咄怪事出现。为了实现这种社会解构，人类社会必须进行适当调整。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物，当它组织起来，就会出现一种失衡现象。政治子系统中的政府和公民的对立关系中，政府具有天然的加权。经济子系统中的供应与需求的对立关系中，供应具有天然的加权。文化子系统中的传统与创新的对立关系中，传统具有天然的加权。人类社会之所以成为霍布斯式的利维坦，就是因为它的这种天然失衡的状态。社会管理出现在场性的悲剧和人性的堕落，其原因盖出于此。世界到了在恒常性中确立变化的时段，人类充分明确了必须要给社会的弱势一方以加权，在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中创造平衡，并最终实现关系的实在性。这就是在恒常性中寻找变化的真正含义。 世界的三大脚步给人类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伟岸和壮观的局面。其中，最前沿和最神奇的莫过于20世纪后50年间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今天的计算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而是一个特殊世界的载体，即虚拟世界的载体。在这个世界里，人类用手走路，而且步伐铿锵，步履坚实，步幅巨大。计算机所创造的虚拟世界，彻底证明了莱布尼兹和克里普克等哲学家所预言的世界是无数可能世界的集合，现实世界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且不见得就是最好的那一个。今天的虚拟世界远比现实世界要好许多倍。虚拟世界能够给人以彻底的平等和真正的自由，所谓平等即每一个人都能在虚拟世界中有一个自己的空间，这个空间的物质含义是只有时间一维被我们利用，而没有和他人发生空间狭小的争执。所谓真正的自由是指言论和信仰、新闻和思想的表达，不会直接产生物质化的那种骚动和喧嚣，任何精神产品都有权力被拷贝、被记载、被传送、被发酵。尤其是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都将被记录在案。历史的虚无现象和虚幻现象再也不可能重演了。虚拟世界的数据爆炸形成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时代发生的任何一个微小的变化，都将被证明既是人文的又是科学的，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个体的，又是整体的。数据本身所执行的规则就是关系实在论的典型。试想想，1997年英国一家私营科研机构发表了一篇关于克隆羊多利的报道。克隆羊的诞生，说明了一个事实：人类已经进入了改造时间的时代。人类早在数万年前，就已经学会了改造空间。正如196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雅各·莫诺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我们乘星际飞船履行，看见下面有一片规则的建筑物。我们就有理由断定，那里有人类。这就是因为那里有种动物在改造空间。现在，看克隆技术的出现，人类让干细胞重新回到起点，重新发展成一个新的整体性的生物体，这就是改造时间的含义。计算机的神奇让我们真正领略了人类的创造能力——它才是改造时间的典范。 计算机的构造原理和计算机运行的状况是彻底地在恒常性中确立变化的样板。计算进是物理学和数学的奇妙结合。数学中的1和0的2进制运算和物理学中的半导体现象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计算机原理。2进制中的1和0的无限次运算就是一种恒常性。它们千变万化，是这恒常性导演出来的奇迹——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同构。这是就虚拟世界的内涵和外延的大小与现实世界的比较。按着信息量被获得的绝对值来分析，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要大得多的。物质世界的世界性大战已经注定不会再次出现了，真正的世界大战将发生在虚拟世界。这就是未来的信息战和决定民族国家强弱的真正战场。 计算机科学的出现让历史变得可以重演。这就是把历史的可能性在计算机上进行模拟，从中找到一种最大可能性，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在世界的历史上，最让人感到神秘莫测的是生命的源头和生命的路径，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最富挑战的课题。早在19世纪达尔文的时代，他的生物进化理论就已经在世界上掀起轩然大波。他提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抓住了真理的要害，但有许多事情还要人类不倦的探索，才能最终让生物起源和成长的事实被人类所把握。达尔文之后的基因理论又把生物的奥秘揭示得更充分了。人类已经知道，生物的进化是基因密码形态和生物表现形态之间的同构关系，并且由于基因的变化引起表现性的变化。基因的双螺旋形式在上个世纪50年代发现的。但是，生物进化的细节还是需要人们去深入研究。一个对于计算机科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奇才图灵即这方面研究的先驱。计算机的原始形式就是以图灵命名的图灵机。同样是在50年代，图灵就开始了对于生物表现型的数学研究。他对于像奶牛身上的那些黑色斑点是怎么样形成的兴趣甚浓，他发表的论文为《生态发生的数学模型》，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但是，没有等到图灵的成果被人们认同，一件意外的人类悲剧发生了。图灵是一个同性恋者，和他同居的另一个同性恋者偷走了他的东西。图灵将其告上法庭。但是，法官却因为图灵是同性恋而被处罚。他只能在服性激素药物或者进监狱之间选择，最后他选择了服药。在服法官的药之前，他把氢氰酸注入了苹果之中，自己慨然服下自杀。图灵的死给科学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在图灵研究生态发生的数学那个年代，俄罗斯的一位化学家波罗乌索夫也有一个重大发现：在他的量杯里的那种液体可以在两种颜色之间震荡。他把自己的发现写给当时一家科学杂志。杂志的编辑认为，这违反科学定律而将他拒之门外。这两个悲剧事件都是因为关系实在论还没有最终走上历史舞台，而成为人类无法挽回的遗憾。仅仅又过了20年。还因为当事者生在美国，一位独具匠心的研究者，成功建立了数学模型模拟瞬息万变的天气现象。他叫洛伦茨。洛伦茨发现，天气的变化可能仅仅是因为一点点微小的事情就能带来惊天动地的大巨变和大灾难。用一句形象的比喻叫蝴蝶效应—在大西洋南部的外海上一只蝴蝶闪动一下翅膀，便能在美国的东海岸掀起一场风暴。几乎与此同时，美籍捷克人曼德博罗发现，世界上的集合形状不仅仅有整数维度，还有分数维度。世界的很多图形更多的是分数维度。树叶上的花纹，雪花的状态，大不列颠的海岸线，等等，其实都是分数维图形的杰作。世界上的事物有一种自相似的运作方式，就是把分数维的图形反复迭代，最后形成的。人们沿循洛伦茨和曼德博罗的思想轨迹大踏步前进，解释了和揭示了许许多多奥秘。像变化莫测的沙丘，地质奇观的形成，动物身上的斑点，他们都是整体和局部及整体和最小的元素的自相似结果。进化的原理与人类的距离已经不太遥远了。 随后的岁月让人目瞪口呆。美国计算机专家休林思在计算机上模拟人类的进化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他在计算机上做了许多两维人类个体的图形，开始只给他们一点点移动四肢和活动身体的功能。然后，让他们在计算机上自我进化。开始时，这些人形笨拙可笑。然而，经过几次进化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到了20代左右，这些人形就和真人区别不大了。仔细研究的结果发现，他们进化的规则只有两个：迭代和反馈。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变得如此复杂，其实只有两个不变性的规则就足够了。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到20世纪末仅仅一百多年，进化和生物的形态发生迎刃而解。这就是在恒常性中确定变化这个哲学原理的伟大胜利。 进化论的原理被揭示。人类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神秘的事物怎么样被创造出来，已经昭然若揭。事物和自身以迭代和反馈的方式在时间中实现关系的实在性，此即进化的真正哲学内涵。人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世界是创造的源泉，《圣经》的创世学说就这样变成了世界本身。过程哲学的创始人怀特海在其伟大的哲学著作中，反复论证了世界上有两个事物是不能合二为一的，它们就是世界和上帝[1](p.349)。在他看来，上帝和世界可以在多种可能的情况下结合：一个上帝与一个世界，多个上帝和一个世界，一个上帝和多个世界，多个世界和多个上帝。怀特海发表《过程与实在》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至今不到80年。人类的认识和认知已经彻底揭示了一个最为重大的关于世界和上帝的结论：世界本身就是一元论的。 世界用时间和两个规则——反馈和迭代创造了人类。人类再在时间之中，用反馈和迭代这样的规则创造了人类的个体和整体，创造了世界中的万事万物。特别是创造了与现实世界并行的其他可能世界。其他可能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关系，仍然是在一种关系实在论的前提下形成一种解构。现在我们来看历史上的在场性桎梏，似乎障碍不太强劲。当世界是上帝的时候，创造只在创造自己的事物本身。在场性必然发生在世界是积木和世界是钟表的哲学范式中。历史和人类的走向已经没有必要多费口舌了。 三、谁创造了人类个体？ 中世纪哲学有一个影响深远的哲学争论：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唯名论认为，类名词不是实在，只是一个语词而已。只有个体才是实在的，即一个自在而又自为的存在物。唯实论认为，类名词同样是实在的，类本身就具有实在性。在当时的客观知识水准和认知深度上，唯名论占了上风。但是，在今天的时代唯实论的观点完全有理由站住脚跟，并且和唯名论有分庭抗礼的理论依据，在本体论上也能把存在的基点说清说透。并且还能在唯名论错误的否定类有实在性这一点上反戈一击，让唯名论败下阵来。这是因为20世纪的科学成果证明了任何事物都是在微观结构上有自己的结构信息，并且和宏观的表现型有同构关系。这就是说，类最低是在结构信息上具有实在性。如果仅对于生物而言，类就更有实在性。这就是遗传密码的功能。遗传物质决定着类的实在性。于是，类型和殊型都是实在的。对于人来说，人类种属和人类个体都是实在的。 美籍犹太哲学家和神学家赫舍尔有一本名气和其部头不太相称的小册子：《人是谁？》。我们不必管它的论述是否拥有说服力，是否拥有真理性，总之它最低是混淆了人类的类型和殊型的差别。对于人的论述和总结离开了类型和殊型的差别，肯定要犯大错误。前文提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英国科学家图灵之死。他服毒自杀因为他是个同性恋。他作为同性恋者，在英国那个时代竟然没有殊型存在的权力。福柯在《癫狂与文明》一书中阐述的不同时代的精神病人，几乎都没有殊型存在的权力。看来，对于人的创生光着眼于人类的存在或者人类的本体论承诺，都是片面的，有多数暴政之嫌。 上文中论述了是哲学创造了人类的种属。并且这个创造的过程永远也不会完结。但是，人类的个体是怎么样被创造出来，至今尚无人对此加以关注，甚至都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人类个体的生物属性甚至是其哲学属性都是由人类种属特征规定和揭示的。人类个体的社会属性却是一个被人忽略的重要方面。 在哲学的发源地古希腊，还产生了另外一个重大的学术部类——政治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氏政治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阐述从城邦的视角审视规范定义公民的政治学，也包括从个人的视角引导鼓励定向公民的伦理学。用现在的术语来说，是宏观的公民论和微观的公民论，即在认知和理性的高度缔造人类个体的学说。在如此深度聚焦的理论层面解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和伦理学，就产生了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为什么在古希腊人那里会有如此高的智慧充分肯定人类个体的本体论条件？这在许多民族和大多数民族国家直到今天依然想都不敢想，连想都不能想。 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回到古希腊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生活中。众所周知，古希腊是奴隶社会，自由民和奴隶遥遥相对，泾渭分明。对于古希腊的奴隶社会，几乎所有学者和了解古希腊历史的普通大众，都对这种制度嗤之以鼻。唯独有一位与众不同的学者和哲学家怀特海持有不同的见解。怀特海认为，奴隶制是那个时代文明高峰的前提，正是奴隶成就了古希腊的高度政治文明[1](p.13)。 一部分人是人，另一部分人不是人。这在逻辑上是一种混乱。但是，如果这两部分人严格区分，没有任何交集，没有模糊的可能，这就好比在一个密闭的房间之中，把室内的空气严格区分成两部分，中间左侧的空气是100度，中间右侧的空气是零度一样。稍具物理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房间的空气就是有序的。如果这个房间里的温度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空气分子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概率都是相等的，这就叫作无序，或者称熵最大。问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用排他法把一部分人严格认定不是人的时候，剩下的就是彻底的人。用康德的“绝对命令”的公式来解释：“依照一个可以同时被承认为普遍法则的准则行事。”[7](p.28)这就是说，古希腊人因为公民的普遍法则就是公民是堂而皇之的个体人。于是，亚里士多德说：人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 政治动物绝对不同于生物动物。生物动物靠自己的遗传密码决定的方式生活。政治动物靠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决定的方式生活。 生物动物以祖先的模式行事。政治动物以自己的言说行事。以言行事这种改变世界的样态让个体人每时每刻都在创造自己，每处每事都在更新自己。这种解读虽然有点现代的味道，但是，我们看看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生活的先后次序的论述，就能体会出其中的奥妙。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当然是为了城邦的发展和稳定，为了城邦的组织和建设构造出来的实践理论。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应是自然共同体。亚氏认为，城邦应当先于家族，而家族又先于个人，就是说个人在生成次序中最后，而在存在次序中最先。这是因为国家的目的是善良的生活……“国家就是家庭与乡结合成为一种完美自足的生活，所谓完美自足的生活就是说幸福与荣誉的生活”(1280b)。“政治社会的存在是为了高贵的行为，而不是仅仅为了单纯的共同相处”(1281a)。个人就这样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成为第一位的政治学说进行理论建构的对象。个人权力和权利的充分肯定是政体取得合法性的首要任务。政治学因而称为城邦国必须对其公民严格履行的正义原则。 当政治学创造了公民社会的主体之后，必然要求自己的对象在个人层面实践自己和社会整体目标和谐的行为。履行个人层面的义务和目标就自然构成伦理学的内容。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的两个方面：一个社会的道德法则总是要依附政治主体的命名必然性。确立了社会的政治主体，同时就明确了它的道德主体。遵循道德的诫命就是政治主体的神圣义务。完善政治主体的身份标准和完善道德主体的行为目标必须高度一致。于是，善就是幸福；至善就是最高的幸福。这是因为实践政治主体的目标同时也是实践道德规范的目标。一种趋于终极目标一致的反馈。用本文的术语来总结，政治学，加上它的搭档伦理学，就成了创造个体人的必由之路。 古希腊人的政治学传统并没有传承下来，祸端始于中世纪之后的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他是公认的第一个把政治学和伦理学分道扬镳的学术始作俑者。他的政治学彻底变成了独裁者的驭人术和野心家的称霸术。难怪他的书名译成汉文后既叫《人君》，又叫《霸术》。这是一个跨时代的悲剧。政治学完全应该将政治权力的对象当成论证的主题，而不该只关注政治当权者的政治技术。马基雅维利之后的著名政治学家虽然并不像他那样走上极端，但也没有回复古希腊的精神。例如，英国的知名政治学家霍布斯对于人类社会的论述集中在他那本名著《利维坦》之中，那里充满着社会大怪兽利维坦吃人和人吃人的意蕴。而洛克的《政府论》要比霍布斯的书轻松得多，对于代议制必要性的阐述清晰明了。不过，对于政治创造个体人的需要早已抛在了九霄云外。当然，他们对于政治合法性问题的探讨还是给人们以启发。他们之后的启蒙运动曾经振聋发聩地提出了天赋人权，政治契约，自由平等博爱等关乎人权的主张。然而，这其中的理论色彩已经不太充分，更像是政治口号和政治运动。19世纪的许多政治学学者利用历史揭示政治现象，学术成果丰富。但个体人的政治地位不再是关注的焦点。20世纪50年代至今的政治学大们，大多是把政治结构当成研究的重点。 20世纪后半叶，美国的学术研究鹊起。美国的民主社会把自己的基础建筑在市场经济和乡镇自治这两个人类不同性质的行为集合之上，体现了人类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特征。市场经济需要人类的创造欲望和进取精神。乡镇自治更多地依赖于道德自律和伦理约束，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给美国学者以更大的思考空间。关于个体人的生产在美国又掀起了一轮新的高潮。 有两个学者在这方面卓有建树：罗尔斯和诺奇克。两人在学术上争论激烈，互不相让。但是，在笔者看来两者是殊途同归。 罗尔斯的知名著作是《正义论》。他用严格演绎的推理论证了人类社会必须实施所谓“最大最小原则”，即人类的任何一个社会岗位要最大限度的向每一个人开放，全社会必须关爱那些最需要关爱的人们。这可以说是实现罗斯福总统所说的四大自由的必要前提，是人类的良知向古希腊传统的回归。 诺奇克的名著是《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诺奇克认为，国家的人起源必经一个无政府阶段。在此阶段中，类似于动物丛林法则状态的若肉强食现象必然出现。人们为了秩序与发展将主动营造一个政府，赋予它保护民众的功能。这样政府就能提供一个特殊的商品，即保护功能。人们拿自己的产品和政府交换保护，即交税。这就是国家产生的目的性和必要性。但是，国家这个机构的产品有一个最特殊的特点——国家除了保护之外，还要有仲裁的职能。仲裁必须垄断，因为不垄断仲裁就没法进行下去，如同足球场的裁判只能是一个一样。垄断就有加权，垄断就会出现腐败，垄断就会造成低效率。于是，国家就有义务给人民以加权，让政府处于弱势地位。这样做的最好方法是给人民以一种特殊的权力，就是生产乌托邦。乌托邦在这里代表一种思想体系，是以政府为对象的批评政府和寻找更好地约束政府的手段。这种思想的本质就是让人民成为真正的政治动物。当人成为了政治动物，个体人就自然应运而生。 罗尔斯和诺奇克的著作从宏观入手阐述个体人的生成的客观环境时，伦理学研究中也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视角出现，这就是麦金泰尔的德性伦理学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问世。这种研究范式非常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我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在分工详尽的时代里，在一个更高循环的过程中复活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尝试。 四、元哲学研究为什么不太发达？ 元哲学概念是在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提出元数学概念之后才提出的②。哲学背后的哲学这样问题应该早就出现。 思考元哲学问题，维特根斯坦当之无愧是开拓者。他的《逻辑哲学论》就哲学背后的内涵提出设问。哲学没有现实的事物与之对应，只是语言的构造和表述。那么，怎么样比较和鉴别哲学的好坏呢？需要我们寻找哲学背后的逻辑。后来，维特根斯坦不在坚持自己在《逻辑哲学论》中的研究范式，只关注人们使用语言过程中就自然凸显出哲学的命题来，此即《哲学研究》的主旨。除了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也有若干关于元哲学的研究话题。“海德格尔撰写《存在与时间》时也许还没有来得及将其自己的哲学精髓想透，而在后来撰写《形而上学导论》、《形而上学是什么？》、《语言是什么？》时才算是真正将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筑就成一座大厦。印欧语系的诸语言中皆有一个词，它既表达‘在’，又表达‘是’，如英语的to be，法语的etre，德语的sein……等等。真正具有在之所在、是之所是这种双重元属性的事物只有人，‘存在的东西叫做人。只有人才存在。物只是“有”，而不是“存在”。……天使只是“有”，而不是存在。上帝只是‘有’而不是存在。’”这的确是元哲学的思考方式。 在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路径之外，似乎有必要在社会层面思考一下元哲学问题。为什么古希腊人在那么短暂的时间里会有那么多哲人出现？为什么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家到今天也几乎无人企及？归根结底是古希腊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发达的政治学生产了人类个体，人类彻底变成个体化的单元之后，用话语来表述自己就是人的本体论存在，就是人的类本质的充分发挥。所以，哲学和政治学的关系哲学就是元哲学探讨的最重要问题。没有政治学生产出真正合格的个体人，就一定没有哲学。哲学是创造世界的人类智慧结晶。创造必须由人类个体来承担。智慧的生产是彻底个体化的生产方式。那么哲学的要件就必须有彻底的个体人。人类是自我创造的动物。他在创造自己的之前首先要创造出一个个合格的人来。这是一个奇异的循环。霍夫斯塔特的《GEB——一条永恒的金带》一书告诉我们，真正意义的创造都是这种奇异的循环。像基因的自我复制，像哥德尔定理中的哥德尔数，像巴赫音乐的蟹式卡农，像版画家艾歇尔的自我相关的画作，等等③。 ［收稿日期］2014－08－26 注释： ①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是指在地球上测量光速是相等的，这和地球自转和公转的事实不能自圆其说。黑体辐射是指从宇宙的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其发光体的温度极低的辐射，这也和当时的物理学不能和谐。 ②数学家希尔伯特和逻辑学家塔尔斯基在20世纪上半叶首先提出了元语言和对象语言的分野。随后，许多学科亦步亦趋。哲学也不例外。但是，却没有出现元哲学的大师。由此，笔者则认为，元哲学还不够发达。 ③哥德尔证明数学的不完全定理时使用了构造哥德尔数的方式。这是典型自我相关。巴赫音乐的蟹式卡农也是自我相自我相关关的构造方式。艾歇尔的版画也前两者同理。因此，霍夫斯塔特想证明能够自我相关的事物才有自我创造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