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重建与人的解放——阿格尔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旨趣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旨趣论文,生态学论文,探析论文,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看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问题。探讨这一问题，离不开其理论源头。“北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本·阿格尔（Ben Agger）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提出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的概念，并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建构必要性和理论主旨做了论证与说明。
通过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构建，阿格尔力图将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的“自然的解放”概念纳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解放”的传统视域之中，探寻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社会主义变革道路。阿格尔之后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研究重点和逻辑理路上风采各异，但在新的条件下继续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的使命则始终如一。
一、重新研究危机理论，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
阿格尔是20世纪60－70年代在北美激进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成长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家。他和其他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立志于重新阐释和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使其适应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实斗争的需要，以重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功能。由此，阿格尔并没有将《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作为一部纯粹的历史著作来完成，而是把它界定为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前途的书籍。[1](P416)
阿格尔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界定为一种方法，“一种把解放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可能性的设想与被压迫人民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的方法”。[2](P5)这种方法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亦被称为“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它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石。在阿格尔看来，马克思的辩证法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构成：（1）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2）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规律理论；（3）使内在矛盾的逻辑向经验方面发展的危机模式。这三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在不同层次上对社会主义革命根本因素的思考。异化理论侧重于从哲学层面思考革命的主观因素，即革命的意志动力：马克思关于革命可能性的信念，恰恰就寄托于工人不能忍受自身的片面畸形发展，人的本质与自由的丧失，以及失业、贫困等形式的过度异化这一点上，由于马克思把异化与造成这种异化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联系在一起，因此，消除异化也就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和超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内在矛盾”理论侧重于从经济层面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即革命的结构动力：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概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固有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矛盾的、逐渐自我毁灭的社会制度。危机模式在经验层面上思考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社会主义革命既不会自动地发生，也不只是人的意志的产物，即使具备了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如果没有结构的危机趋势，也不可能把资本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
阿格尔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三个因素是内在统一的。具体而言，社会主义革命既离不开主观意志动力（因为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还仅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只有使异化的工人阶级起来造反，才能将这种逻辑上的“必然”转化成为事实），又离不开客观结构动力（因为工人阶级如果不能从理论结构——这个理论结构为人类指明如何通过认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据以行动去争取社会主义的变革——上说明他们自身的异化之所在的话，工人阶级即使被异化也不会起来造反），同时还需要联结这两大动力的经济危机模式（因为没有危机和崩溃的模式，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形成就没有基础，把资本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就缺乏契机）。总之，“马克思的辩证法只有在把异化理论、内在矛盾理论和危机模式（它把对结构性崩溃的认识与能动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结合起来的时候才是完整的”。[3](P12)
阿格尔之所以这样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因为他认为历史上各种类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它们要么夸大马克思的决定论倾向，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宿命论的决定论；要么夸大马克思的唯意志论倾向，把马克思主义降低为哲学形式的社会批判理论。前者的主要代表是第二国际中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创立了预告资本主义制度即将灭亡的决定论理论，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崩溃理解成为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的科学规律，不理解马克思所说的“必然”还仅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要把这种必然转变成现实，离不开工人阶级的主观能动性。后者的主要代表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他们感叹革命主体已完全衰落，不相信在产业工人阶级当中还能激发革命的意识，因此，他们只能诉诸一种哲学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这种批判不是为工人行动制订政治计划，只是试图打破那种认为20世纪50年代以美国为典型的西方社会是天堂的错误观念。
阿格尔指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表面上相抵触，其实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都未能真正激发起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换句话说，它们都不能再使马克思主义发挥政治功能了。如果说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由于刻板地坚持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趋势，而错误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能动作用的话，那么，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则是由于坚信资本主义可以无期限地遏制其危机趋势，而对工人阶级解放的可能性不再抱有希望，主动地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能动作用。
西方垄断资本主义真的可以无限期地遏制危机趋势吗？资本主义世界的严峻现实对此给出了否定的回答：“20世纪60年代的曙光并没有像社会学家在50年代所预示的那样导致一个富裕的后工业社会。相反，国际资本主义却为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以及源于不发达国家和阿拉伯产油国家与日俱增的威胁所震撼。”[4](P414)而且，70年代的资本主义危机比60年代更为严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加深异化、分裂人的存在的同时，又呈现出明显的污染环境以及掠夺资源的趋势，于20世纪70年代最终爆发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并引发了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阿格尔注意到，70年代的资本主义不仅是一个难以驾驭、随时可爆发危机的制度，而且日益尖锐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是资本主义“自我造成”的。可以说，当代资本主义有许多进行激进变革的新机会，关键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抛弃过时的危机模式，致力于提出一种适合于资本主义当代状况并能促进激进行动的新意识和新观点。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阿格尔指出，在不放弃马克思的辩证法前两个部分——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规律理论——的前提下，需要对马克思概述的危机理论根据当代情况进行修正，以使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复活马克思的辩证法，使其重新发挥政治功能。“西方的资本主义已处于严重困境，一种适当的危机理论（同时对政治学、经济学和生态学领域都起作用的理论）会试图了解社会主义变革的可能性。”[5](P416)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致力于完成这一任务，即“拯救马克思的观点和避免乌托邦主义的唯一办法，是分析目前存在于像受广告操纵的消费与受到威胁的环境之间关系的这样一些危机的新形式。”[6](P490)因为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存在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当今，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使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阿格尔预测，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可能会成为未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流，即80年代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可能会表现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形式。后来的发展态势确如阿格尔所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派别，在当代世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尤其在东欧剧变后，它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趋向。”[7](P285)
二、与民粹主义相嫁接，以生态运动引导社会变革
“阿格尔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始终紧密结合北美，特别是美国的实际。通过结合美国的实际来研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他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能够而且应该嫁接到美国的民粹主义上去。”[8](P624)诞生于美国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主义在美国影响广泛，其基本特点是赞成基层民主和政治分散，反对高度集权的政府和高度分工与集中的企业管理方式，“人民应当积极参与决定自己的命运”是其基本主张，它的政治理想是非集中化和反国家主义。可以说，民粹主义对平民利益和直接参与是一种促进，对美国的“强势民主”是一种推动。
在阿格尔看来，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北美的新社会运动，尤其是生态运动才可能激进化，并与工人运动内在联合，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北美缺乏发挥作用的现实土壤，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马克思主义缺少工人阶级基础，其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和加拿大同工人阶级并没有天然的有机联系，更多美国人信奉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再者，工人运动也缺乏与生态运动结盟的迹象，“怎样才能使阶级斗争集中关注生态激进主义的问题？我们的回答带有悲观主义的色彩，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政党或工会积极采纳非极权的、分散化的所有制概念的明显迹象”。[9](P507)（2）大多数美国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距离，这是由于受到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即列宁的先锋队的、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影响的缘故。对北美普通民众而言，社会主义无非只是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新的极权主义，一种同样会威胁公民自由的黑暗的欧洲制度而已。这样，让生态运动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并非易事。总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并不是把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变革联系起来的有效手段。那么，如何才能使北美人民（无论是工人阶级、生态主义者，还是其他的非马克思主义者）都能积极主动地接受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种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呢？阿格尔提出的策略是：在北美社会环境中（民粹主义影响广泛），有必要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相嫁接，以便将成熟的激进生态批判引向社会主义变革。具体来说，一方面，民粹主义非常有助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期待的生态激进主义，“美国政治生活中由来已久的民粹主义非常有助于以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所有制这三项基本要求为基础的生态激进主义”。[10](P510)另一方面，美国的民粹主义（无论是其右翼还是其左翼）本身缺乏社会主义成分，单靠其自身并不足以批判北美社会的阶级和权力制度，它有必要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从而克服其局限性而转向激进。在阿格尔看来，这种嫁接如果成功的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吸收传统马克思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的核心思想（前者的核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后者的核心思想是分散化和非官僚化），将其融合成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态社会主义。这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就可以为北美人民所接受并产生革命影响。“如果人们能把社会主义看做不是更大程度地实行高压统治的政体，而看做是一种可能由工人和消费者直接进行管理的制度，那么，这种民粹主义就可以转向激进方面了……从而将大规模的工业资本主义改造成小规模的非极权的社会主义。”[11](P513)
阿格尔指出，与民粹主义相吻合，北美社会主义变革的进程应当与欧洲区别开来，它不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工业国有化、工人管理、总罢工等）开始，而是从调整分工及其官僚主义因素开始。这样，社会主义变革的传统次序就被颠倒了过来，它“不是从异化的最深层的结构原因入手，而是从现代工人自我施加的认识上的‘愚笨’这样一些当代异化的表现着手。通过对专家的职业派头和专家的统治进行批判，我们就可以诉诸现代工人所遭受的挫折；然后，向工人指出专家的统治起因于资本主义雇佣关系本身”。[12](P514)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变革在北美取得胜利，可以分为两步走：其一，先批判并改造官僚主义及制度，在此基础之上实行社会主义所有制；其二，全面批判并改造资本主义，建构社会主义制度。
阿格尔强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美国民粹主义的结合必然会产生要求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实行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化的压力。随着生态危机的降临，这种日渐增大的压力可使人们对可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极大的希望。所以，他对生态危机的到来并不感到担心，相反，生态危机倒是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条件和契机。阿格尔写道：“较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破灭了的期望并不感到担心，相反，他们会继续激发工人阶级的觉悟……民粹主义（破灭了的消费者期望）和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激进批判）可以通过正确评价企图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努力所开辟的社会主义前景而结合在一起。”[13](P519)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的一种当代资本主义理论”[14](P279)，它的主旨是承接马克思主义“解放人”的使命。这一点就从根本上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其他重点关注人与自然关系的绿色理论区别开来。
那么，阿格尔又是如何通过允诺一个光明的前景，把西方的生态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的呢？
三、建构需求理论，探寻生态社会主义变革的新道路
阿格尔强调，需求理论是后正统社会主义学说所必不可少的，因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就植根于人的需求与商品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而这种过程是由有限的生态系统确定的”。[15](P486)就这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探寻由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所产生的人们的新的需求概念，以及现代阶级激进主义的新的需求结构，以此提供进行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主观动力。
阿格尔着重提出“异化消费”和“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两个核心概念，用来探求当代人的需求变化。其中，“异化消费”是指，由于资本主义劳动的异化，人们在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为了弥补这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人们依附于闲暇时间的消费行为和获得更多商品来实现满足和幸福；与此同时，资本主义通过广告操纵的方式亦将人们的幸福需求牵引到更多商品的消费中，这样内外两种力量的结合导致了人们的过度消费。阿格尔指出：“虽然一切消费都涉及使需求与商品相一致的过程（比如使饥饿的人与面包对上号），但发达工业社会及其高度集约的市场布局的特征在于：（1）需求与商品之间的关系由于以广告为媒介而变得十分复杂；（2）人们把关注于消费当作满足需要的唯一源泉。”[16](P495)不难想象，异化消费以及与此相关联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张，必然与有限的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产生矛盾冲突，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爆发。沿此思路进一步推论，就是“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的社会主义变革模式：由于要应对生态危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必然要下降，出现资本主义商品的供应危机，其结果是资本主义在工业繁荣和物质相对丰裕时期可以源源不断提供更多商品的许诺会被无情地粉碎；随着人们无限获取商品的期望的破灭，最初许多人可能会对未来感到手足无措，但是，“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却能帮助人们经历一场需求的革命和期望的革命，最终从这种悲观中解脱出来，自觉改变那种把幸福完全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观念，认识到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虽然在稳态的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并不会明显地取消消费）；随着人们幸福观的变革，人们终将在劳动创造过程中实现自由和幸福，完成劳动－闲暇一元化。总之，“人们对物品供应有限的世界的最初觉醒，将最终在那些习惯于把幸福等同于受广告操纵的消费的人们中间产生完全新的期望及满足这些期望的新办法”。[17](P496)由此，社会主义的变革就可能由人们为消除生态危机的真正威胁所作的努力而引起。毫无疑问，人们的消费价值观和幸福观的转变对于当代西方社会变革意义重大。因为“一方面，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看，资本为了追求利润和维系其统治的合法性，必然会不断地扩大其生产规模，并且会在全社会宣扬消费主义文化和生存方式，将人们的需求牵引到商品消费中，由此控制人们的内心世界。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劳动过程中的异化，人们又把受广告操纵的商品消费当作自由和幸福来体验，以补偿劳动过程中的异化。可以看出，异化消费实际上起着支持异化的社会制度的作用。”[18](P287)
阿格尔强调，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所以解决生态危机应在消费领域中进行，如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需要观、幸福观和消费观等，然而，仅此还远远不够。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解决还必须在生产领域中完成，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恰恰是由异化劳动所导致的，人们依附于闲暇时间的消费行为，正是为了弥补那种非创造性的劳动过程带给自己的痛苦和失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是彻底消除工人劳动的异化状态。在这里，阿格尔深受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影响，同时结合美国的民粹主义，提出了生态社会主义“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过程”理论。具体来说，在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中，“分散化”是指在工业生产中运用小规模技术，实行“零增长”的稳态经济模式，其在缓解人和自然紧张关系的同时，消解由装配线生产而带来的使工人处于无能为力状态的生产过程的破碎化；“非官僚化”反对生产过程中极权的官僚管理体制，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方式，让工人在拥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参与生产过程中的决策和管理，成为劳动的真正主人，进而在劳动中表达自己的个性，实现自身的愿望和价值。这样，通过消解劳动的异化，进而消解消费的异化，最终解除生态危机。需要强调的是，在阿格尔的分析结构中，“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不只是适用于技术和生产过程，还适用于社会和政治过程。“通过使现代生活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我们就可以保护环境的不受破坏的完整性（限制工业增长），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从性质上改变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社会、经济、政治制度。”[19](P499－500)阿格尔就这样通过层层递进的论证，将生态运动一步步引向社会主义道路，以此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
当然，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和异化消费理论由于回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使之在解决生态危机和“人的解放”的过程中走向历史唯心主义。由此，阿格尔提出的“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不可能真正奏效，同样，生态社会主义的所谓“零增长”稳态经济模式也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美好愿望而已，但这已不是这篇文章的主要任务了。
诚如阿格尔所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仍充满活力，那……是因为理论家们愿意以新的和创造性的方法重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范畴。所以，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哪里存在异化，哪里就可能有用新的分析和意识形态观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20](P430)阿格尔立足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生态危机，将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有机统一起来，重新研究危机理论，创建性地建构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并阐明其建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趣：（1）通过转换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重新建构，复活马克思的辩证法；（2）通过扭转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抽象批判的态势，使马克思主义重新发挥政治功能；（3）通过将生态运动引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最终实现“人的解放”，即实行保障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当然，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的解放”和“自然的解放”是辩证统一的，因为“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21](P81)
如果说阿格尔还仅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出于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需要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构建作出言简意赅的勾画和说明的话，那么，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等人则从各自不同的逻辑理路将这种构建引向体系化和精致化。正是由于阿格尔、奥康纳以及福斯特等人的不懈努力，终使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形态，并对当代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型形态，也是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具有原创性的方面……是北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贡献于世界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22](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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