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时代精神——史学：民族生命力的闪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精神论文,史学论文,国学论文,生命力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本刊1995年第5 期发表了一组“国学与时代精神”的文章，并希望本院师生和学术界的朋友们就此进行深入研究和具体探讨。我们的倡议得到了响应，现再次刊登有关这一讨论的文章。希冀引起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处理好马克思主义和国学（中国文化或特指中国传统文化），西学（西方文化或特指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三者的关系，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
“文化热”在我国兴起已持续十有余年，依我看来，堪称原因深刻，意义巨大。20世纪80年代掀起文化研究热潮的原因，直观地说，似乎是自50年代之后较长时期一直不提研究“文化”所引起。但这只是浅层次的缘由，远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更深刻的原因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今天要实现振兴大业，就需要对几千年文化遗产来一番清醒的反思、总结和清理，大力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激发亿万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爱国热情，使之成为今天实现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与此同时，还要经过科学的总结，剔别精华与糟粕，把民族文化积淀中的封建余毒、盲从、保守、苟且、迷信一类阻碍现代化的落后东西，统统坚决地清除掉，实现我们在继承传统文化优秀部分、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民族新文化的目标。这两方面工作都关系到现代化的大业，任务观巨，需要我们满腔热情而又严肃认真地坚持做下去。
随着文化研究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工作中，对于总结中国史学（包括传统史学和近代史学）的精华，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中国史学高度发达，举世无匹，自先秦以来，产生了许多杰出的史学家，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史学佳作。文化史的研究，好比向史学遗产投射来强烈的光束，使我们更加看清中国史学的丰富内涵和宝贵价值。由于历史学本身是过去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它又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我国历史上志士仁人的活动，学者先哲的学说、主张，以至平民大众的心理、习俗，大量的正是靠历史典籍记载下来的。以往我们研究史学，存在有就典籍论典籍的缺陷，而未能足够重视对优秀史著中文化蕴含的发掘。文化史研究所强调的整体性，有力地启发史学史研究者，更加自觉和充分地探讨历史优秀史著是如何反映出各个时代的社会进步思潮和民族心理，如何体现出我们民族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勇于创造、不屈不挠的精神。换言之，由“文化热”所引发的这种“视角的转换”，使我们清晰地看到历代优秀史著中所闪耀的中华民族的生命力。从史学遗产中吸取营养，同样是当前推进现代化事业中的一笔巨大精神财富。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继往开来的伟大时代。未来的世纪将更加大有希望，又将更加充满挑战。当今国际间的激烈竞争，关键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又是人的素质的竞争。对于我们来说，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是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才能在持久的国际竞争中继续发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探索我国大量优秀史学典籍中所闪耀的民族生命力，既是推进学术研究所必需，又能为我们当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好教材，其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都不可低估，我们应当自觉地做好这项总结和阐释工作。
我国丰富的史学典籍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最突出者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源远流长，世代连续。我国历代史家辈出，历史记载世代连续，绵延不断，是举世无匹的。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性，即是我们民族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明证。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历史记载保持连续不断，这是我们海内外炎黄子孙十分值得自豪的。证明中华文明很早就达到相当发达的水平，并且积蓄深厚，发展从不中断，具有自强不息、生生不已、不屈不挠的特性，虽然屡遭劫难，却能衰而复兴，蹶而复振！我国很早就形成相当发达的历史意识，相传夏代有史官问挚，殷代有史官终古。周初的记载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1〕， 更说明殷商时代对历史记载的重视。到西周初年，即产生了重要的历典籍《尚书》。影响我国达几千年的“殷鉴”观念，即由此产生。《尚书》中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会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2 〕明确提出以殷的灭亡为鉴戒，警惕周重蹈覆辙。这种重视历史经验、作为现实生活教材的思想，我们祖先在三千年以前即已产生，这就促使我们古老的民族能够具有自觉的意识选择未来的行程，从而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向上发展起到重要的保证作用。此后自西周共和元年开始，我国即有明确的纪年，从此连续不断。春秋时期各国已有国史。孔子据鲁史作《春秋》，用“史义”来统帅史事、史文，成为后代史家的典范。战国时期产生了粗具规模的《左传》、《国语》。西汉司马迁整理自《尚书》以下先秦各种典籍，以追踪孔子自任，创作出纪传体通史巨著《史记》。班固继之撰成纪传体断代史《汉书》，以后历代相仍，一直到清朝修成《明史》，一共完成了纪传体史书二十四部。《二十四史》是自有文字以来前后相接的历史巨著，共3200多卷，是世界各国历史著作中所仅有的。此外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两种重要史书体裁，也撰有多部著作，以至能贯穿古今而自成系统。
中华民族历史意识发达和历史记载连续不断的意义，可用黑格尔的论述作为参照系来评价。黑格尔说：“历史对于一个民族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表现出一个民族的智慧“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有了自我意识，已经是“为本身而存在”，因而能够使社会机体向“一种合理的政治状况”发展，而不再处于让偶然性支配一切的盲目状态之中了。他又将古代中国和印度作对比，盛赞“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措施，都预备给历史登载个仔细明白。”〔3 〕这些论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在先秦时期已经达到相当发达的历史意识，就使我们民族能够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智慧，推动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向更合理的状况发展。换言之，以史为鉴，历史记载连续不断，大大增强了我们民族文化的传衍力、向上力和凝聚力，使中华民族能够在屡经挫折之中经受严酷磨炼，度过困厄，不断再造文明！中华民族伟大的生命力，确实在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历史记载中闪耀。
二是自我更新，富有活力。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还表现在能够不断自我更新，富有创造活力。中国史学的演进也对此提供了雄辩的说明。《史记》这部不朽巨著的产生，就是西汉时代民族强盛创造力的集中体现。从纵向说，司马迁写了中华民族自传说以来的历史，包括西汉一代开国史，气魄恢宏。从横向说，囊括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典章制度、学术文化、人物活动、天文地理、河渠工程、医药卜筮，以至民族关系、中外关系等，容量极为广阔。在构史体系上，司马迁创造了五种体裁互相配合的成熟的体例，足以表现一个时代的全史。加上《史记》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语言峭拔隽永，因而当之无愧地是世界文化的瑰宝。至东汉初班固著《汉书》，在继承司马迁史学成就的基础上，为了适应记载西汉皇朝一代盛衰的需要，及时创造了断代为史的新体裁。班固创立的体裁，恰恰与中国历代封建皇朝更迭的周期性特点相适应，故为后来修史者所效法，《汉书》遂被称誉为后代历史编撰“不祧之宗”〔4〕。自魏晋迄唐初，史部著作蔚为大观。 唐代史学则在纪传体史书编撰上获得显著成就，成于唐初的纪传体“正史”，就有《晋书》、《隋书》等八部，占了十二四史的三分之一。但是朝廷设局监修又带来压抑史家独立见解、修史者互相掣肘、互相推诿的弊病。于是有刘知几著《史通》，从理论上对史学的演进作总结，同时痛切地批评朝廷官僚对修史的干预。《史通》的问世，使中国史学评论著作的撰成比西欧早出许多年。
史家富有创造的活力，推动各个时代的史学各具特色、又环环相扣，这个特点在清代同样有生动的反映。清初学术气象博大，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都揭起“经世致用”的旗帜，一扫明代空疏的学风。至乾嘉时期，由于清朝统治相对稳定，统治者又实行文化专制，学者被堵死关心现实的道路，于是向“窄而深”方面发展，出现了历史考证学的繁荣，学者竟相著述，钱大昕、王鸣盛、赵翼则为其中之佼佼者。这一时期还有别树一帜的学者章学诚，针对考据学末流瓜剖釽析的流弊大力针砭，不畏流俗讥笑的压力，“逆于时趋”〔5〕，著成《文史通义》，呼吁史学“经世”，预示了鸦片战争时期史学风气转变的到来。
三是激浊扬清，革旧取新。我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怀抱高度责任感，以救世安民为己任，同情民众苦难，憎恨邪恶势力，敢于为民请命，舍生忘死。这些志士仁人的行为，同广大民众的生产和斗争一同推动社会前进，这是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优秀史家则把这种卓识宏怀灌注到史著之中，崇善黜恶，激浊扬清，表彰正义人物，主张革新除弊，从而发挥了进步史学著作的社会功用，教育后人，并且推动社会的变革。
范晔著《后汉书》，表彰“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6〕的气节之士，讥薄公卿权贵。他为进步思想家王充、王符、 仲长统立合传，借用他们的政论，揭露豪强兼并、掠夺人民、奢侈享乐的罪恶，画出统治阶级的百丑图。杜佑撰《通典》，是为了“实取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寻找“医救之方”，让史学直接为挽救唐朝安史之乱后社会的积弊、实施政治变革服务。全书叙述封建社会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废置，都贯穿着“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7 〕的主旨。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8〕加以总结。书中对历代政治、经济的兴坏，政风、用人的得失，以及民众生活、民族关系的状况，都有翔实的记载，目的是为封建国家提供一部有用的政治历史教科书。直到近代，魏源著《海国图志》，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近代向西方学习、革旧取新的起点。梁启超著《新史学》，激烈地批判“君史”，提倡“民史”，提出史学应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实则要求写出新型的史著，推进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至抗日战争时期，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自觉地把史学工作做为抗日事业的一部分。其他爱国史家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或在沦陷区中以民族气节教育学生，或在西南、西北地区与抗日军民同命运，表现出正义凛然的精神。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终于打败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在抗战中得到空前大发扬，而在人民胜利的巍峨丰碑上，也记载着进步史家的功绩。
注释：
〔1〕见《尚书·多士》。
〔2〕见《尚书·召诰》和《尚书·酒诰》篇。
〔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05—206页。
〔4〕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5〕《章学诚遗书》卷二十九，《上钱辛楣宫詹书》。
〔6〕《后汉书·党锢传·李膺传》。
〔7〕《通典》自序；卷十二，《食货典》论。
〔8〕司马光：《进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