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回落与流动性过剩的两难困境求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流动性论文,困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09)02-0074-07
自2006年以来，流动性过剩一直是困扰我国宏观经济的一个问题。而随着世界金融海啸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开始显现，2008年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7年来的首次回落。二者的同时并存，使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面临两难困境。笔者认为，这两个问题的产生根源有其内在联系，如能将之放在一起进行通盘考量，不仅能实现流动性存量的合理消化和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逐步化解，而且能有效拉动内需，推动宏观经济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深入分析我国经济增长的特点，笔者认为，应从经济结构上去寻找化解上述两难困境的出路。
一、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
在边际收益递减的普遍规律下如何解释某些经济体的长期增长，一直是经济学家持续关注的一个课题。从古典到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模型，无一例外地都以“竞争均衡”作为经济体运行和增长模型建立前提，经济要素的充分流动、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是均衡得以实现的隐含条件。这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当属索罗模型及其各种衍生模型。然而，无论是索罗模型还是由其衍生的内生增长模型，都难以对某些经济体在缺乏明显的技术革新或人力资本提升的条件下实现长期增长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排除了这些因素后，索罗余值(Solow residuals)的存在令经济学家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新古典增长模型前提假设的现实性。于是，总量解释方法开始让位于结构解释方法，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以库兹涅茨(Kuznets，1971)等为代表的产业经济学家、以帕希内蒂(Pasinetti，1981)等为代表的新剑桥(也被称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以及以诺思(North，1981)为代表的经济史学家等，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产业结构变动和演进差异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差异，从而形成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对的结构主义观点。他们认为，由于资源配置就长期角度看也不可能实现帕累托效率，因此“劳动和资本使用在不同的方面，收益可能出现系统差别”(Chenery et al.1986)；而由于各产业间的技术进步速度不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需求的扩张差异，将导致不同产业间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收益差异。综合上面两点，当一个经济体能够将其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进行适当调整时，就有可能突破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从而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
以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演进为着眼点，现当代许多经济学家进行了有益的理论和实证探索。罗斯托(Rostow，1971)认为，“现代增长本质上是一个部门的过程”，整个经济增长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连串的部门中高潮的继起”，大致体现了一个从农业到轻工业、基础工业和重工业、再到第三产业轮次继起的演进过程。库兹涅茨(Kuznets，1966，1971)收集整理了数十个国家的统计资料，对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进行了横断面和时间序列分析，得出了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帕希内蒂(Pasinetti，1981)承袭了新剑桥增长模型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内在关系的重视，在理论层面上阐述了结构变化引致的经济增长效应：不同部门间的不同技术效率和需求差异以及经济资源在部门间的转移，是实现经济总量长期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这解释了索罗余值的广泛存在。钱纳里等(Chenery et al.，1986)使用多种理论和实证模型，分析比较了二战后准工业国家(地区)的工业化发展经验，明确提出经济结构的转变与经济增长有密切的关系。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不同产业结构；并且，经济结构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大于发达国家；一般来说，制造业占GDP比重达到36％为工业化结束阶段的最高水平，这个水平被称为制造业上升的自然极限。
二、我国产业结构现状考察
至2007年底，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GDP占比为11.3∶48.6∶40.1。这一比例与1993年的数据相比，尽管第一产业的占比明显下降，第三产业的占比有所上升，但并未有根本性的转变，第二产业的占比仍居三次产业之冠。表1列出1993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和三大产业各自的增长态势及三次产业的GDP占比情况。可见就静态角度考察，第二产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
再就比较静态角度使用三次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指标进行考察。如图1所示，除2001年有一个明显的下降外，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保持稳定态势，居于三次产业之首。
最后，从动态角度考察GDP和三次产业的增速。如图2所示，在1993-2007年期间，GDP的增长态势与第二产业的增长态势基本吻合。即便在2004-2005年间，在第一、第三产业增长都呈现同比下降趋势的情况下，GDP增速仍继续加快，这正是得益于第二产业增速的加快。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14年的动态数据中，第一产业增速有7年与GDP增长态势呈现背离，第三产业则有5年呈现背离。由此不难发现，最终决定GDP增长的还是第二产业的增长。
综合上面三个层面的考察，我国近年来产业结构现状并未发生明显的改变，保持了这样一些基本特点。第一，无论就存量、增量还是增速看，第二产业都是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第二，第一产业的占比和增速对国民经济增长的影响虽然处于下降趋势，但仍不容忽视，并且其影响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另外值得指出的是，2004年中央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并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第一产业的增幅、增速和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都有一个显著的提高。第三，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和相对重要性虽然有所提升，但仍无法与第二产业相提并论，并且其影响也具有较大的不稳定性。
三、流动性过剩与经济增长回落并存的机理分析
深入考察我国产业结构现状和发展历程，笔者认为，近年来之所以出现流动性过剩和经济增长乏力两难并存的问题，其内在根源在于产业结构未尽合理，资本流动遭遇体制性障碍，资本供给和需求出现结构性不对称。一方面，大量资本流入虚拟经济领域，形成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2007年后随着两市的回落又流回商业银行系统成为资金沉淀，从而产生流动性过剩问题。另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受金融海啸影响而急剧萎缩，发展潜力巨大的第三产业却未能有效吸引社会剩余资本流入，对GDP的相对重要性难以得到有效提升，进而使内需拉动缺少必要的传导途径，经济增长的第三架马车也就难以发动。资本配置的结构性缺陷导致目前我国同时面临经济增长乏力和流动性过剩，从而使此前行之有效的单向需求调节政策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
自2000年以来，随着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一批行业率先进入加速增长阶段，从而形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高经济增长时期。2000年至今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增长态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00年到2002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主要由食品、饮料(尤其是乳制品业)、纺织服装、数码家电等中高档家用电子产品以及汽车和房地产业等行业拉动。第二阶段从2002年下半年到2004年，经济增长主要由中游制造业环节和上游的能源、原材料以及运输等基础设施环节拉动，以机械制造、钢铁、建材、煤炭等为代表的一批具有重化工业特征的行业相继进入快速增长轨道。第三阶段从2004年到2007年，在机械、化学、能源和原材料等行业基本保持增长态势的同时，房地产业急剧增长，并带动相关产业增长。2008年以来，受国内外因素的综合影响，我国经济开始进入调整阶段。此轮经济增长基本体现了由消费品到资源、能源和原材料、再到房地产和相关产业及股票市场这样一个轮增次序，而这一次序也基本体现了社会资本的流向变动。
进一步分析此次经济增长的行业轮增次序，我们发现，在经历了一个阶段的经济增长回落后，社会积聚的大量闲散资本在拉动内需政策的刺激和引导下，首先流向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消费品生产领域，形成第一阶段消费品行业的高增长。消费品市场的扩大提高了对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从而拉动这些行业的增长。然而，受制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就业压力巨大等基本因素，整个制造业的技术更新和产业内结构调整始终难以有效展开，这就使得制造业的资本吸纳能力、增长潜力及其对总体经济的拉动效应具有收敛性特点。大量资本的投入固然能促进其快速增长，但随着资本投入的进一步增加，资本边际报酬开始递减。而理论上可以采用的通过技术设备更新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边际回报，进而推动产业逐步走向资本密集型增长模式的方法，却因我国巨大的人口和就业压力而难以为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深入推行。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现状进一步限制了微观经济个体进行技术研发和引进的收益预期，这就使得制造业继续延续了劳动密集型的粗放增长模式。于是，在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其资本边际回报降低到了一个临界点，意味着其资本吸纳能力达到饱和。另一方面，2004年以来，由于内外部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全社会资本供给继续扩大，从而形成了资本供给和需求的不对称状况，制造业等传统工业的资本溢出效应开始显现。日益庞大的过剩资本供给一部分形成商业银行系统的资本沉淀，使存贷比率下降，另一部分成为流动性寻利资本，大量流向房地产业和金融市场，从而推动了第三阶段房价和股价的急剧攀升，也使经济增长进入最后一个阶段。2007年后两市的回落使之前在此大量积聚的社会资本亏损惨重，其余值中的一部分流回商业银行系统，从而使存贷比率进一步下降；而两市的回落及国外负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也使持续了7年的经济增长开始出现动力缺乏的问题。经济增长乏力和流动性过剩同时并存的局面初步显现。(见图3)
图3 2003-2008年金融机构存贷比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编制的2003-2008年《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收支表》计算得出，取每年1月、4月、7月、10月数据。
四、两难困境求解：产业结构调整
因传统产业资本吸纳能力达到饱和而导致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从而出现流动性过剩问题，并非始于我国。事实上，任何寻求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经济体都必然要面临相似的问题。立足于产业结构调整去寻求合理、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将不仅有利于缓和资本过剩状况，避免经济走向泡沫化，而且还将推动主导产业更替，推动国民经济走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简言之，目前我国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和经济增长乏力的两难困境，将有望成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增长模式转化的契机。
一般说来，任何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随着资本积累的持续增加，迟早都会面临传统制造业资本吸纳达到饱和、资本边际回报率下降、资本溢出效应显现的境况。而此时如实现产业革命和产业集群跃迁的技术条件尚未成熟，过剩的社会资本就将转化为流动性寻利资本，流向范围更广、行业更多、潜在获利空间更大的第三产业，从而推动该产业的迅速发展，使经济资源配置更趋合理，给经济增长带来持续动力。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将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有机地联结起来，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畅通运行，节约经济交易费用和经济机体运行成本，极大推动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进展。而如我们所知，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水平是决定技术变迁、进而决定经济增长方式跃迁的根本要素，当第三产业的发展使社会分工达到一定的临界水平时，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也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了。因此，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是一个国家经济工业化、现代化水平的标志。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是以第三产业为主导产业，并且经济越发达，第三产业的GDP占比越大。(见表2)
除了解决当前的流动性过剩和经济增长乏力两难困境，调整产业结构和发展第三产业对我国而言还有着特殊意义。如我们所知，人口和就业压力一向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Petty-Clark's Law)，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全社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将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吸纳部门，而且随着其在GDP中比重的上升，其劳动力吸纳能力也将随之上升。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基本上都超过其就业总数的2/3，而我国的同期同项指标仅为32.4％。可见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还蕴涵着巨大的就业空间，如能加速发展第三产业，充分发挥其劳动力吸纳能力，将极大缓解我国的人口和就业压力问题，推进产业高度化和经济增长模式的集约化跃迁。而一旦“第三产业发展——资本吸纳力增强——劳动吸纳力增强——产业跃迁”的良性循环机制得以形成，经济增长动力将从以往的总量扩张逐渐转变为质量提升，持续增长的流动性资本也将得以被配置到能真正拉动实体经济增长的部门和行业中去，从而在长期尺度上为解决经济增长动力和流动性过剩问题提供一个有效的渠道。
五、若干政策建议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得出以下基本结论：要从根本上解决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乏力和流动性剩余并存的两难困境，必须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而要实现这一构想，则应充分认识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基本原因，从而才有可能对症下药，设计出合宜的政策，为过剩的资本和劳动力流向第三产业创造一个顺畅、有效的渠道。
分析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状况，大致是由以下四方面因素所共同决定的。一是乡村经济制约因素。我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采取比较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城乡差异较为明显，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0％以上。乡村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不利于市场规模和交易规模的扩大，而第三产业的发展是以一定的市场规模和社会分工水平为前提的，其在乡村区域的发展自然也就受到先天性制约。二是市场制约因素。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就市场现状看，仍存在诸多不足。许多市场领域仍存在无法可依、执法不严的情况，阻碍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地区性、政策性保护措施广泛存在，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市场交易规模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使市场规模本身受到限制；社会信用状况仍存在缺憾，使市场微观主体的交易费用难以得到有效降低；市场歧视现象广泛存在，国有大型服务性企业基本上形成了市场垄断，而更灵活的中小型服务性企业则因开业费用等市场门槛设置过高而难以进入市场。以上种种制约因素使得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受到障碍，社会化分工和专业性生产受到制约，从而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企业制约因素。受传统计划经济下“企业办社会”机制的影响，广大企业(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更倾向于市场内部化，在经营模式的选择上，多元化经营比专业化经营受到更多的青睐。而市场缺陷的广泛存在也使得那些实现了专业化经营的企业难以找到适宜的交易对方，从而难以发挥其固有的竞争优势。另外，在传统的大而全、小而全的企业模式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本身也成了专业细分和市场细化的阻碍因素。企业内部的这些因素都对社会分工的深化起到阻滞作用，进而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四是金融制约因素。我国金融系统改革滞后于整体经济体制改革，向市场提供的融资渠道十分有限，分散的中小型城乡服务性企业事实上很难获得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支持。
针对这四方面制约因素，笔者认为，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第三产业发展，从而解决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两难困境，可考虑从以下几方面采取措施：(1)加快市场法制建设进程、加大市场执法力度。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只有在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切实有效的执法框架下，第三产业才能得到良好的发展环境。(2)各级地方政府应转变观念，切实消除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降低服务性企业的进入门槛，甚至采取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中小型服务性企业的创立和发展。(3)逐步放宽户籍管理制度，推动城市化进程，在保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乡中小型服务行业转移创造条件。一个现实可行的方法是乡村化产业结构调整，具体而言，就是采取政策性鼓励措施，并提供切实的产权保障机制，扶植、推动主要面向农村经济的服务性小企业、农户企业的发展。如能通过适当的政策引导使第一产业中的过剩劳动力就地转移到第三产业，则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不至于引发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问题，社会稳定性也就能够得到保证。(4)加大第三产业开放力度，逐渐将我国的第三产业放置到国际竞争的环境中去，从而给国内相关企业以转换观念、更换机制、变更经营模式的外在压力。由于第三产业具有投资周期短、见效快、灵活性强、投资回报高等特点，近年来已逐渐成为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我国加入WTO后也承诺加大该产业的开放力度。在这种形势下，我国完全可以、也应该利用国际服务业投资高潮，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结构调整和整体服务水平的提升。(5)调整金融体系改革思路，发展金融创新，引导过剩的社会资本流向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注入，而目前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存在意味着社会资本供给是充裕的，因此，金融层面上目前亟需采取的措施就是理顺资本流动渠道，为资本供需的顺畅对接创造条件。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可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鼓励担保、信托、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中介采用适当的金融创新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进行外部协助、分包、乃至盘活，通过金融分工的细化和金融风险的外化来化解商业银行对第三产业中小型企业提供信贷融资的顾虑；另一方面，降低直接融资进入门槛，增加金融市场的结构层次和产品层次，尽快推出面向中小型企业的创业板市场、加快发展公司债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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