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维的城市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维论文,城市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在好几个地方都遇到人们讨论奥斯曼-巴黎的问题，那场十九世纪在巴黎发生的事变，跨越时空，鼓动起我们对现代性的又一新角度的思考。大卫·哈维的《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以下简称《巴黎城记》)一书，正是这样一部引导性著作。
此时人们对奥斯曼一巴黎的再思考，自然是从当代出发，一是时尚理论，二是现实城市经验。对现代性的讨论，如果要找一个现代性的空间实体形态，城市是最大的样品。其布局结构，空间机制，人口配置，土地流转，都与社会本质相呼应。
哈维关于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写过不少东西，在当代地理学家群里十分显赫。因为写的题目老大，许多都超越一般地理学研究的范畴，所以哈维“是学什么的”，已经模糊不清。不过，我读哈维，还是力求站稳地理学的脚跟，找出他的地理学家的基底。
哈维脑子里确实有一个驻持深刻的空间意识，表现了地理学家的原质。只是，哈维的空间概念，早已告别了场所空间的传统意义，转而指涉事物自身的属性空间、社会的空间结构关系，以及空间与时间的交合。
在《巴黎城记》中，哈维纵横高论，阐述资本、信贷、土地、阶级等重大社会问题。但他在第三章“序幕”的结尾，明确声明：“本书的主题将以螺旋的形式向前推进，从空间关系开始，行经分配(信贷、租金、租税)、生产和劳动市场、再生产(劳动力、阶级与共同体关系)及意识形成，让空间处于运动状态，使其成为拥有真实生命的城市历史地理学。”
原来，《巴黎城记》是一部城市历史地理学著作。这个问题便首先值得讨论。我国学者之于城市历史地理学，已经写作了数十年，向以为发达。不过，我们的研究，绝大多数集中在王朝时代，习惯于考证王朝城市的空间结构，似乎离开了王朝时代，便不知如何处理了。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对近现代社会总体研究不够，尤其缺乏对整体性人文地理问题的把握，所以讨论后王朝时代的城市，往往抓不住背景主线。相对来说，对口岸城市的研究多一些，在某些个案研究中也不乏精彩之论，但在城市历史地理学界，尚未产生范式影响。第二个原因是，近代城市空间与王朝时代城市空间不同，城市社会深层演变如何与城市空间结构挂钩，需要理论创新，而无法沿用王朝城市地理研究的那些套路。
熟悉中国王朝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人，读哈维的巴黎研究，会感觉异样。首先，哈维没有逐一陈述巴黎平面空间变化的步骤，好像缺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工作。其次，哈维所论，许多不是地理问题，似乎离地太远。全书倒像是关于巴黎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综合研究。应当承认，哈维的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缺少我们熟悉的那些地理学概念。哈维讨论的许多问题本身，也的确不是地理学直接关注的东西。
不过，哈维嘴上虽然没有大讲地理(像他早期著作那样)，但内心的地理学意识仍是推动思考的重要资源。哈维自己赞成这样的态度：人们不应放弃自己的出发点，只要原有因素还没有完全被吸纳为新思想，思想之火就会燃烧(吴敏：《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大卫·哈维论资本主义》，载《国外理论动态》二○○一年第三期)。哈维是地理学出身，地理学因素一直点燃着哈维的思想之火。
哈维的地理学因素，不重位置，而重空间。在他的许多著述中，都可以看到他运用自如的独特的空间概念。如果留意，在《巴黎城记》中，城市的空间转变，仍被确认为巴黎现代性生成的本质。其他思想资源，包括政治、经济、社会诸学，都与城市空间问题互动。
人文地理学中使用的“空间”概念，有绝对空间、相对空间、相关性空间三类。哈维喜欢使用后面的两类。相对空间是事件间的一种关系，受到时间和过程的制约。
一般讲空间，会对应出一个几何图形，这是老观念，是早期绝对空间观念。后来强调了社会、主体两个要素，出现新的相对空间概念。这在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中很普遍。在这种情况下，空间与区域不同，区域强调外部形态，而空间强调机制体量。举一个中国古代的例子，在《禹贡》九州的思想中，禹迹是区域，而大禹的治水行为形成空间。
“虽然几何学可能是地理研究的重要工具，但它们还是不能作为其理论来源，因为它们与地理现象的类比只是通过具体的逻辑结构，而不是解释性的演绎。”(约翰斯顿：《人文地理学词典》，商务印书馆二○○五年版，667页)抽象空间没有任何事物属性，因此没有具体的解释力量。哈维也说：空间问题要通过社会实践来认识，“空间性质产生的哲学问题不能从哲学角度来回答——答案来源于人类的实践。因此，‘什么是空间的问题’就被另一个问题所取代，即‘人类不同的实践活动是怎样产生和利用明确的空间概念的’”(哈维：《社会公正与城市》，转引自约翰斯顿，同上)。抽象的空间概念因此被哈维抛弃，即使是简单的形式陈述也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形式仍不是客体事物本身。空间，“只有在某一客体自身包含和代表与其他客体的关系时，我们才能说它存在”。关于空间的问题，同时间一样，是具体事物的属性。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人类存在、展开和占有的范围，社会实践就发生于人类的这种存在之中。空间分析实际上就是社会分析，显然，城市历史地理学，需要城市社会分析。简单说，这就是哈维的思路。
哈维的空间概念是多层次的，从物理形态到心理形态。《巴黎城记》叙述的是空间演化的城市历史地理。
在古代社会，都城毫无疑问是王权的营盘，权力政治结构紧紧束缚着城市空间。工商业及宗教曾挑战王权，但真正冲破王权政治空间束缚的是资本主义。奥斯曼的巴黎改造，开启的正是这样一个资本空间取代权力空间的过程。最初，帝国权力景观还是巴黎的主要面向，但一八六二年以后，帝国的权力已逐渐不敌资本与商业这两个驱动巴黎重建的力量。资产阶级的地理想象企图将社会空间的秩序与排他性加诸奥斯曼工程所开启的空间上。“征服时空和主宰世界(大地之母)成为许多资本家的幻想。”
被征服的城市空间，首先要尽可能的大，更大。大，不再是为了王权或教权，而是为了资本。一般来说，王权空间是凝聚内向的，而资本空间要多元与外向，在外观上，表现为各类“公众”空间的大量开辟。公众空间，不限制任何人的进入，但其中的秩序，并非人人平等。哈维引述波德莱尔散文诗《穷人的眼睛》的情景：衣衫褴褛的穷人凝视着咖啡馆，想着：“这种房子只有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才能进去。”而里面“不一样”的人，受不了穷人的凝视，想着：“能不能叫老板赶走他们。”
我在美国大学遇到过一位富翁教授，他说自己从不去K-mart或Wal-mart之类的商场。理由没有明说。我猜，因为这类商场是为一般百姓开设的，卖的东西不适合富翁的口味。还有另一层，他要与穷人“不一样”。
资本主义的公共空间，对于过去是事实，它的确打败了王权，但对于未来却是假想和神话，它并不那么“公”。“不难理解，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
著名的巴黎拱廊是公共空间的早期代表，拱廊很快被更宽更长的商业街道取代。街道成为资本家刻意要占据的空间，它们纷纷被改造成市场，里面充满了尔虞我诈的交换(不再是质朴的通道)。新开大道系统创造了“不可思议”的良机来获取高涨的区位租金，隐含于新辟道路系统中的空间关系，“能更有系统地组织土地价值与利用方式”。大道沿线开辟出展示富裕、浪费、时尚的空间，“简言之，大道成了商品拜物教统治的公共空间”。
“一般来说，商业只是工业的仆人。然而从第二帝国时期开始，生产与商业逐渐分野，权力关系逐渐反转成工业被迫随商业的命令起舞。”资本主义市场是商品拜物教的空间，在那里，追逐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而操纵交换价值的是时尚。时尚是公众空间中真正的女王。“时尚是与有机的世界相对立的。……这种屈服于无生命世界色诱的恋物癖是时尚的中枢神经”。(本雅明：《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六年版，43页)在由时尚统治的城市中，“无论从事何种令人尊崇与敬畏的职业，此时都被摘下了光环”。资本主义将“医生、律师、教士、诗人、科学家转变成受薪劳工”(沃尔法特，转引自《巴黎城记》，279-280页)。空间具有社会属性，进入空间，便进入一种行为规定。“知识分子以闲逛者的身份走进市场，表面上是随便看看，其实是在寻找买主。”(本雅明，同前，20页)
商业空间、公共空间以及通过消费所造成的私人侵占公共空间的情况，三者所构成的共生关系越来越具有关键性。
教育似乎是公益事业，但哈维指出，巴黎教育的“供应地图”完全反映了阶级区隔的形势。贫穷区的学校十分破旧，那里聚集着各个年龄的孩子，他们有如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共同点，仅是无知的程度相似。“这里是社会用来再生产贫穷与教育边缘化的工人阶级的空间。”有评论认为，奥斯曼所造成的新的空间区隔，“乃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外向性、公共性的表面集体主义工程，似乎改变了巴黎空间的平衡。但在所谓公共空间中，实际上是以投资者的私人利益为核心的。凌驾于公共空间之上的是私有财产，这是资本主义城市空间性的本质。
哈维叙述了巴黎的空间重组(《巴黎城记》第四章)，包括外在物理形态，指出新材料、新技术对于空间革新的推动作用。他承认，透过运输和通讯对空间进行真正的组织，是所有历史和地理分析必须捕捉的首要物质事实。然而，技术价值不可能脱离社会而超然存在，这是后工业时代的思想共识。基于这个立场，哈维分析的重点转到空间性，而不是单纯的物理空间形态。
空间性就是社会性。在人文地理学中，空间性是指空间的人文与社会内涵，是“关系和意义的集合”。结构马克思主义认为，空间性概念有助于解释社会结构和空间结构之间的联系和对应。空间概念与时间概念，是人文社会问题的两大基础概念。在时间性上，可以有经济时间、政治时间、意识时间。同样，在空间性上，可以有经济空间、政治空间、意识空间。它们都是在社会实践概念中建立起来的。
张光直在古代聚落群遗址的分析中，曾区别过并非叠合一致的经济空间、权力空间、祭祀空间、社会空间等，这实际上就是对古代聚落空间性的分析(张光直：《谈聚落形态考古》，载《考古学专题六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年版)。在远古聚落群中，已然包含空间性的交错。就聚落历史地理来说，物质行为与精神、文化、制度行为同时在聚落中生成。这些“无形”的活动会反映在聚落的物质形态上，但张光直强调：“界说(空间)单位的标准是使用考古遗址的人群而不是遗址本身。”人群是聚落空间单位真正的本体、主体。因此，我们在解读遗址要素的时候，需要将它们与人的全面的活动联系起来，人的活动是遗址各种要素结为系统的重要依据。张光直说，研究远古聚落，需要借助地理学的方法。看来，他所说的地理学，并不是简单的物质遗址地理。空间研究不仅是外形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功能的判断、社会属性的判断。
空间性包括社会实践的“在场—不在场”、“参与—排斥”的对应关系。整个社会的结构就是不同层次空间性的结合，它们不仅是对不同社会实践系统的反映，也是限制。讲空间性，使人文地理学对问题的思考进一步脱离外在形式，而进入社会本身复杂的层构。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出现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即淡化地理学的原色，但其对于社会空间的充分关怀是具有重要认识价值和学术价值的。
除了空间，还有景观问题。“景观，包括城市本身，乃是都市生活的基本要素。”景观问题是地理学的老话题，但哈维提醒人们关注景观中的不安定因素。他引用克拉克的话：景观“绝非是一个安全置放于场所中的景象，它是一种对世界的叙述，并且总是与其他的叙述方式进行竞争，有时则会遭遇不同而顽固的社会实践形式的抵抗”。在奥斯曼开启的强大的资本空间秩序之中，内含着另一种脱序的倾向。城市中出现新的阶级对抗、区域对抗。“阶级区分比以往更明显，……伪装也变得比现实重要，‘脸孔被服饰所遮蔽，感情被景致所掩盖’。”
在讨论景观问题(《巴黎城记》第十二章)的结尾，哈维写道：“随着帝国的衰微，景观的重心不只转移到商品身上，也转移到政治反对派身上。”政治对立，似乎是这场巴黎历史地理的结局。全书最终讨论的问题就是“都市转变的地缘政治学”，在这一主题下，巴黎城市的政治空间性被揭示出来——“蒙马特大道上的马德里咖啡馆是地缘政治的汇聚点”；“左岸的共和主义则是另外一番风貌”，“较不实用但却较具革命性与乌托邦色彩”；“巴黎的工人阶级区分布在广大的周边地带”。空间的政治紧张在上升，于是，“一八六○年代在巴黎展开的斗争，预示了巴黎公社的诞生”。点燃巴黎公社之火的原料，“是在资本主义缓慢改造巴黎历史地理的韵律中汇聚而成的”。
哈维用一段意味深长的话结束全书，暗示了历史回顾的价值：“圣心堂将秘密埋藏在坟墓般的静谧之中。唯有熟知这段历史、了解已逝人们何以为这座教堂装饰与否而斗争的生者，才能真正掘出埋入坟中的秘密，并从墓穴的死寂中解救出丰富的体验，将其转变成喧嚣的新生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