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新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进展论文,经济学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劳动力市场及其运行为分析对象的劳动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由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微观计量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为劳动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理论背景，使其在理论、实证和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与此相比，国内学者的研究则更多地以转型时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及其运行为分析对象，分析中国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及效率，实证研究在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占有重要份额。本文拟从就业与失业理论、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歧视、收入分配理论、工会与罢工理论等方面，就国内和国外学者近几年的研究作一个简要的介绍。
（一）国外研究情况
1.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在与新古典理论的论争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实证工具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发展，早期分割理论的许多论点得到了实证检验，该学派的理论分析框架也得以完善。近年来的研究更多地是以狄更斯和郎(Dickens and Lang)1985年和1988年所采用的实证方法为基础，对各国不同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或不同的分割形式进行验证。其结果显示出：第一，的确存在劳动力流动的障碍；第二，不同行业的工人的工资收入差距不能完全用人力资本来解释；第三，劳动力市场分割与自愿失业的关系。
2.人力资本投资理论。在对教育的“真实回报率”的估计上，一直以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工具变量法，它以人力资本的同质性为前提，集中考虑由能力偏差和测量误差所引起的问题；另一种是用相关随机系数模型等能自我选择计量经济模型来估计，它强调教育的选择性和人力资本的异质性。而最近的关于估计教育回报的文献认为，工具变量法优于选择模型，因为工具变量估计量更为稳健。这也同时表明劳动经济学的计量经济学考察正逐渐倾向于选择约束较少且稳健性更好的技术。
在企业一般培训理论方面，凯兹和基德曼 (Katz and Ziderman)修正了贝克尔(Becker)模型里关于培训双方信息完全对称的假设，并分析了信息不对称条件下企业的培训行为，即：信息不对称限制了员工在企业间的完全流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企业进行培训投资的积极性。2005年克拉克经济学奖获得者阿西墨格鲁和皮斯科(Acemoglu and Pischke)建立了一个工资压缩企业一般培训模型，用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全性（劳动力市场上交易成本的存在，培训企业与外部企业间在培训信息和员工能力信息方面的信息不对称）和企业与市场间特殊制度安排（效率工资，最低工资制度，工会等）会导致工资结构扭曲，来解释企业参与一般培训的原因。格斯巴赫和施姆兹勒(Gersbach and Schmutzler)认为，企业一般培训行为不仅与劳动力市场有关，而且受产品市场因素的影响。在产品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企业一般培训决策是一种相互博弈的结果。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且员工替代性较强的情况下，企业要对一般培训进行投资，但要保证均衡状态下员工流动率为零。不培训员工的企业将在产品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并通过高工资来吸引经过培训的员工。
3.劳资关系和工会的影响。由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工会理论的发展主要围绕两方面展开：一是谈判理论，二是罢工理论。
由于工会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工资和就业上，不同的国家由于其工资决定的集权和分权程度不同，以及工会在工资决定过程中的重要性不同，决定了工会对工资和就业的调整程度存在差异。过去的理论只能对结果作出一点预测和判断，却无法说明其过程，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使得这一问题得到解决，以此为基础的集体谈判理论也就成为工会理论中探讨最多的话题。就工会对工资的影响而言，过去的理论总是更多地强调工会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使其工资水平高于均衡工资率，或者说通过限制就业来提高工资，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理论界对工会作用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相当多的研究者认为工会既具有垄断的一面，又具有“代言人”作用，而后者可以导致生产率增加，如弗里德曼和梅多夫的“退出代言人”模型(Friedman and Medoff,1984)。在这一模型中工会的作用之一就是减少劳动力的流动，使劳动成本降低，并减少了产量的单位成本，从而对生产率产生正效应。此外，工会作为集体代言人，通过集体谈判、集体申诉和讨论程序等方式，使雇主和雇员之间的交流渠道得到改善，既降低了交流的信息成本，又鼓舞了工人的士气，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会还可以通过规章制度等方式来监督工会成员的行为并减少与工人之间的敌对状态。所有这些都说明工会能够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加公司的效率和社会福利。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工会对生产率的影响的经验验证上，许多经验性调查研究都证实了弗里德曼和梅多夫关于工会会降低劳动力流动率的观点，但工会的代言人效应对辞职、任期的影响并不明显。
从纯理论的角度来说，谈判问题的本质应该是从协议中获得的效益如何在双方之间进行划分，从而使双方的效用至少不低于协商前的水平。解决这一问题经典的模型主要有三个：希克斯模型(Hicks,1936)、纳什隐性策略模型 (Nash,1950,1951)和鲁宾斯坦的“交互报价”模型(Rubinstein,1982)。这些模型被用来理解谈判过程和预测谈判结果。近年来大量的文献都集中在两方面：其一，对上述模型特别是鲁宾斯坦模型的实证检验，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就是公平因素对于谈判结果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上述三个模型的共同缺陷是缺乏冲突，也就是说，无法解释罢工问题。其二，建立解释谈判过程的谈判模型。其中影响较大的是The Walton and Mckersie Model和The Kuhn Model。目前关于集体谈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会员资格对谈判结果的影响，博弈对于谈判过程和结果的影响，以及对不同结构集体谈判的研究。
早期关于罢工的理论主要研究的是罢工频率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计量经济学模型成为主流，希克斯关于罢工原因的分析在20世纪80年代后才被重视。在希克斯看来，多数罢工都是由于信息不完善和劳资双方的判断失误造成的，信息不对称理论为解释罢工的决定因素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如雷德和纽曼(Reder and Neumann)的联合成本最小化模型。在这个模型里，罢工具有信号功能，它强调信息的数量、质量和成本，而且该模型还可以将罢工成本与集体谈判条件下达成协议的成本同时纳入分析框架。劳动经济学家根据这些模型对大量国际范围的经验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从中发现：罢工发生的几率与工会密度和工会的认可程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劳资关系体系和企业的特点也与罢工发生的概率有关(Cressey,1990; Wooden,1993; Whitefield,1994)。
4.就业失业与工作流动理论。就业失业理论是劳动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之一。阿西墨格鲁(Daron Acemoglu)的研究值得关注。他从完备的劳动市场的假定出发，研究不完备劳动市场条件下的技术创新和包括失业保险在内的制度安排的效率问题，还考察了雇主为寻找合适的雇员所付出的找寻成本问题。阿西墨格鲁认为，雇主与雇员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对雇员流动性产生影响。他还首次提出了“有指导的工作搜寻”(directed search)概念，指出失业工人并不是漫无目的地寻找新的工作岗位。在寻找下一个新的工作之前，首先要了解不同厂商的特点，然后结合自身情况向其中的一些雇主提出工作申请。与原有的古典工作搜寻模型和保留工资模型相比，阿西墨格鲁的模型更符合现实因而也更具有说服力。
工作流动是就业失业理论的一部分。劳动经济学里工作流动的内涵包含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工作岗位的产生与消失现象。现有的研究已经表明，工作流动现象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广泛存在，而且工作创造和工作消亡的速度在加快，出现了一些意在解释说明这些问题的理论模型，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第一，异质性理论。主要探讨雇员自身特征之外对劳动力流动和工作流动发生影响的微观因素，如雇主特征的异质性、企业的异质性和由行业、国别不同导致的异质性。第二，劳动力流动与工作流动关系理论。认为工作流动是导致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原因，二者间的关系可用下述模型表示：“创造—增加、消亡—减少”。就国际市场而言，工作流动主要表现为低技术水准的职业渐渐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得发展中国家变成提供“低技术劳动力密集服务”的出口商，而发达国家则专门从事技术密集活动。学者还对工作流动与劳动力流动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如根据麦亚 (Mayer,1996)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在私有制造业部门，创造—增加比例为52%，消亡—减少比例为23%，由工作配置引起的劳动力流动占全部流动者的35%～40%。考虑到工作流动的溢出效应，实际比例可能会更高。第三，工作流动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阿洪和豪威特(Ahion and Howitt,1997)的模型较具代表性，他们认为，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很大一部分反映经历了生产率增长的厂家产出份额的扩张，工作再配置就是其中起决定作用的要素之一。第四，工作流动与经济周期理论。工作流动具有较强的周期性变动特征，它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是什么，理论界存在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工作流动与经济周期之间，更准确地说是配置性冲击与总量冲击之间到底谁是因谁是果。所谓配置性冲击，是知识的不同工作场所和不同雇用匹配的盈利状况发生特定变动的冲击。有的学者认为，总量冲击使得工作创造和工作消亡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而配置性冲击使二者朝相同方向变动，因此二者使得失业、待业、工作创造与消亡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二）国内研究情况
国内关于劳动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就业与失业、收入分配和劳动关系三方面。从研究方法上说，广泛借鉴和使用了其他经济学科的新理念和新方法，在研究中更多地采用了模型与经验验证、问卷调查等方式，各种技术和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
1.就业与失业问题。就业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的就业形势也比较严峻：城镇失业率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和农村劳动力剩余压力的加大。国内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城镇居民就业（主要是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知识失业和农民工问题。
在城镇居民就业和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证了就业应该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优先目标。如胡鞍钢等从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变革的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的失业问题会日益严重，因此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经济增长优先型”向“就业增长优先型”转变；蔡昉则从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会产生不同的就业结果的角度，来说明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对于下岗职工就业与再就业的困难，他认为主要是源于他们受教育程度的劣势，政府应该把就业置于优先地位，加强对下岗职工的教育与培训投资，以增强劳动者的再就业能力。同时，在实施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时，全国大多数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应立足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达到较少投资创造较多就业机会的效果。马永堂甚至提出应制定《就业促进法》。
针对2004年开始出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出现较大困难这一新的情况，近几年出现了大量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和知识失业（指受过一定教育者的失业）问题的论文，重点是分析大学生失业的原因。学者们普遍认为，大学生就业压力的形成并非是大学生在总量上供大于求的结果。我国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是与我国体制改革的大环境有关。曾湘泉认为，我国的知识失业主要是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主要有四个：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的期望存在偏差；高校和求职者的市场反应速度和能力差；户口、就业协议等体制因素对就业的不利影响；就业服务中介机构欠缺。还有的学者从工作搜寻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角度，认为就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分割使得大学毕业生的保留工资上升，也提高了企业的用人成本，导致其雇用量低于市场均衡时的最优量，增加了大学生的就业难度。因此应该努力消除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不合理制度，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和西部地区去就业，改善大学教育的知识结构。
2004年开始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赵晓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总需求上升过快而工资调整相对滞后导致的。周勇民则认为“民工荒”是由于当地一些企业工作环境差、待遇低、劳动力结构不合理等综合因素造成的。张丽宾认为“民工荒”揭示了我国经济运行机制里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应高度重视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型问题，以提高资源供给能力和资源使用质量。蔡昉则强调，“民工荒”现象的出现表明，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并非是无限的，他还分析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的消极作用。
2.收入分配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分配问题也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对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分析判断上，宋晓梧认为，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在一次分配过程中没有形成劳动力市场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的规范的组织行为，从而难以建立真正的集体协商机制，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严重失衡；二是二次分配过程中政府长期将养老、医疗等重大社会保障项目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从全社会管理者的角度考虑建立本该覆盖社会各阶层的社会安全网，致使社会保障待遇在不同人群间差异过大，甚至出现二次分配加大了一次分配差距的逆向调节。学者们还探讨了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如生产要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经济转轨和政府决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等。如李实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年扩大的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仅是长期存在并且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还是城市和农村贫困继续存在并且扩大的原因。学者们还讨论了城乡收入差距在改革之后扩大的原因，有学者把原因归结为：中央政府财政能力减弱，金融体制的系统性城市偏向和小规模农业的结构脆弱性。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城市贫困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与社会保障体制建设相对滞后所造成的“冲击型贫困”。大家一致认为，最容易陷入“冲击型贫困”的群体包括：退休者、失业者和下岗职工，特别是他们中的40～50岁人员和女性劳动者，以及来自农村的迁移劳动力。最后，学者们普遍认为，我国在劳动力流动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也是引致地区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加强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林毅夫、蔡昉等分析证明，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金玉国认为目前应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尽快消除阻碍收入流动性的体制性障碍。谢学智则认为，虽然从理论上说分配公平的实现可以借助市场、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但市场天然不具备平衡收入分配的功能，非政府组织也只能发挥辅助作用，收入分配的公平最终还是要依赖政府。政府有责任也有能力进一步发挥在分配公平上的作用。宋晓梧认为，应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供求主体组织行为，以有利于平衡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分配的大格局。
3.劳动关系和劳动力市场歧视。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我国的劳动关系日趋复杂，新型劳动关系及其对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影响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有的研究着重探讨新型劳动关系的多元化特征，有的关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下劳动关系的紧张化，有的强调对现有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完善，还有的学者则强调制定和完善劳动法规。如常凯认为，我国目前劳动关系的法律调整，基本上还是个别劳动关系的调整，实现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向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转变，是劳动法律调整方式和内容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劳动法健全和完善的重要内容。面对目前日益突出的劳资冲突，亟须完善罢工权利法，适时明确地规定中国的劳动者享有罢工权，并规定合法罢工的要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特殊主体，除了应该在微观上积极介入劳动关系的处理之外，在宏观上也应该通过公权介入的国家干预来保障劳权，以实现劳动关系的平衡和稳定。因此，现阶段政府在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关系运行中的作用，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吸引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兴趣。人们发现，像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存在着就业机会和工资的性别歧视现象，另一种劳动力市场歧视是中国特有的对城市中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工的歧视，如孟昕等的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工资差异的82%是由职业内的工资差异带来的，职业间的工资差异对两者工资差异的影响很小，只有18%。
从总体上来看，与前几年相比，国内学者在劳动经济学的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也取得了不少具有启发意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在对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特征及运行机制的分析上，国内学者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他们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与歧视、劳动力流动、就业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的分析中不乏独到和深刻的见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对其他转轨国家和地区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的结论甚至构成对主流经济学的有益补充和印证。从研究方法上说，国内学者的研究也取得了相当的进步，不少研究特别是实证研究借鉴了最先进的理论和分析工具，所有这些，都大大推进了劳动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当然，也还有很多方面和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完善和深入。比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许多有启发意义的分析和论证以及结论，由于在数据收集和调查研究上的困难，无法进行实证检验，因此还只能说是假说。在已有的实证分析中，一方面，以实证为基础的政策评估比较欠缺，对某一项政策的跟踪性、系列性的连续研究尤为缺乏；另一方面，在各种新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某些研究存在着重技术轻思想的倾向，模型的使用缺少理论依据和现实针对性，从而降低了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另外，由于数据搜集整理的相对薄弱和统计口径上与国外的差异，使得研究结论有时无法进行国际间的比较。还有， 目前国内的研究过于集中于市场和政府两方面，对其他诸如经济全球化、文化因素等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影响的分析相对欠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各项条件的改善，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国内的劳动经济学研究会在数据、理论和方法上有更多的创新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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