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治党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梦”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全面深化改革成为当前的核心任务。为了完成党肩负的历史使命，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提出了“全面推进从严治党”①的战略部署，12月又在江苏调研时进一步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②的治国方略，开创了党的建设新常态。 一、“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历史使命和面临严峻考验时的必然选择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思想是基于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分析、对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忧患意识、对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担当以及对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的深刻把握而提出的。 1.党面临的考验和问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从严治党”是党应对长期复杂、严峻考验的需要。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深刻的变化，30多年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在各个领域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难题，我国发展正面临着一系列突出矛盾、挑战和考验。一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问题，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形象和公信力遭到严重破坏，党面临着能否长期执政下去的严峻考验；各种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凸出，贫富分化比较严重，社会阶层固化趋势逐步显现，在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人均GDP依然落后的局面短时间内难以改变等问题日趋明显，如何用改革的办法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是当前全党面临的重大挑战；长期以来，政府与市场边界不清，看得见的手对市场干预较多，权力与市场相结合，形成腐败，如何治理、解决腐败问题，成为党面临的提高执政能力的考验；世界形势瞬息万变，经济竞争、文化竞争、意识形态斗争日益激烈，国内外安全风险叠加交织，如何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党面临的能否完成历史使命的考验。面对这些考验，只有实行“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③。 “全面从严治党”是解决党内日益凸显问题的需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些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出现动摇，逐步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导致精神上缺“钙”，精神懈怠问题凸显；一些党员干部不注重自身修养和学习，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使其能力和素质与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不相适应，难以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能力不足的问题严重；一些党员干部党章意识、宗旨意识、忧患意识日益淡漠，加之缺乏信仰，脱离群众的问题严重；一些党员干部价值观扭曲，法制观念淡薄，权力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权力寻租现象严重。面对这些问题，唯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在思想上强化理想信念，增强宗旨意识和忧患意识，改进作风，把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总开关”，才能有效地解决上述问题。 “全面从严治党”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需要。“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④。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苏联共产党在执政70多年后一朝失去执政权，其中虽有西方势力瓦解分化的外部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内部问题，即苏联共产党自身的建设问题。苏共对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自我否定，以及推崇西方民主制度、实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等做法，导致整个国家思想混乱，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党员、干部失去信仰，特权垄断阶层合法化，使得执政基础发生动摇，加之党的高级领导背叛马克思主义，最终使共产党失去了政权。苏共亡党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执政党建设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必须高度重视党的自身建设，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2.党担当的历史使命需要“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中国现实提出的治国理政的全新战略布局。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近期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上述“三个全面”的根本和核心。 “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距离我党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时间不多，前进道路上还有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的发展虽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战略机遇期的内涵、条件随时都在变化；我们正越来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也前所未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把握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但是深化改革中棘手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需要共产党人具有忧党、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担当，需要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方式解决党面临的突出问题。“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⑤ “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改革取得成功。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更大的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保证全面深化改革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法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愿的统一体现。“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领导人民执行宪法和法律，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⑥。“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是依法治国的前提，而且是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是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的基础。 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实践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贯穿于其系列讲话中，并付诸党建实践。 1.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的飞跃 (1)坚定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决心。习近平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反复强调从严治党的历史任务。首先，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时刻保持政治清醒，牢记“打铁还需自身硬”⑦，认识到“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为繁重更为紧迫”⑧；其次，强调责任意识。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要“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⑨。再次，强调对待腐败决不手软。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表明了反腐倡廉的政治立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因此，“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⑩。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强调：“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绝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11)。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又一次强调：“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12) (2)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建新常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秉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理念，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穿于各个方面工作，狠抓落实，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建新常态。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线，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最大公约数，以领导带头起示范作用，以队伍建设固本强基，以反腐倡廉取信于民，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经过两年的实践，习近平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理念。“全面从严治党”既是对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当前党的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的必然要求。“全面从严治党”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强调革命理想高于天，共产党人要坚定信念，补好精神上的“钙”，这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强调从严治党的关键是从严治吏，更新干部选拔的标准和理念，提出从严管理干部的原则，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改变了过去的政绩观；党中央先后颁布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提出反“四风”，强化了党员的宗旨意识，使党增进了同人民的感情，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以高压态势惩治腐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苍蝇”“老虎”一起打，严字当头，从严从实，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重塑了党的形象和威信，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赢得了人民的信心和信任，“严”成为党内生活的新常态；强调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突出制度的执行力；强调依法治国，要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可见，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一方面体现了内容的全面性，做到了无死角、全覆盖；另一方面体现了各级党组织管党治党的责任，将从严治党的责任落到了实处，使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习近平治国理政的一贯思路。 2.“全面从严治党”初步形成基本经验 在党的建设新常态下，“全面从严治党”已初步形成了独特的经验。 (1)严格理想信念教育，拧紧建党治党“总开关”。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好干部的五条标准，即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其中，理想信念是根本，是当代好干部的第一标准，是“总开关”。习近平强调从严管党治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要坚定理想信念，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13)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必须时刻拧紧这个建党治党“总开关”。只有这个“总开关”解决好了，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各种诱惑面前立场坚定，“在关键时刻靠得住、信得过、能放心”(14)。 (2)狠抓作风建设，根治“亚健康”。拧紧“总开关”的目的就是要让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充足，骨头硬起来，这样才能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保证党的肌体健康发展。“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5)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八项规定”为切入点，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狠抓作风建设，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行为上逐步摆脱“亚健康”状态，成功开启了党的建设新篇章。作风建设成为一种常态，成为根治“亚健康”的重要手段。 (3)规范管党治党制度，构建长效机制。制度管根本，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是管党治党的关键。腐败和“四风”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必须坚持经常抓和长期抓，“既要立足当前、切实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又要着眼长远、建立健全促进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务实清廉的长效机制”(16)，用制度规范人，用纪律约束人，用法律制约人，把科学的制度设计、严格的制度执行、有力的监察惩处结合起来，体现制度的权威和效力，让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在全社会形成风清气正的环境。经过近几年的整治，可以说制度管党治党已初见成效，长效机制正在形成，思想建党、制度治党格局初步形成。 (4)严格权力运行监督，织密权力的“铁笼子”。把科学的制度设计、严格的制度执行、有力的监察惩处结合起来，就是要构建严格的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习近平特别重视制度机制建设，反复强调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近年来，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恶劣，影响极坏。面对这样的局面，习近平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时注重制度反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以改革精神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运用法治思维完善制度体系和权力运行监督机制，以刚性规定和严格的执行力织密权力的“铁笼子”，从而保证权力运行的规范化、制度化。 三、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理论，丰富了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的经验，而且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治党学说。 1.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理论 从严治党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早在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中，就对共产党的先进性作了明确表述：“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17)，“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8)，“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9)。这样一支队伍要领导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必须抛弃宗派主义，接受先进的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同各种社会思潮作斗争。后来，在领导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斗争期间，马克思恩格斯又特别强调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强调党要有组织纪律，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加强自身建设，强调树立党的权威，凝聚无产阶级力量，才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保障。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坚持和强调从严治党的重点是党的思想理论的统一，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对党的侵蚀。 从严治党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原则。列宁将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之后，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十分强调从严治党，并把从严治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原则。为了提高党的战斗力，保持党的纯洁性，列宁强调，“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20)。要使这支无产阶级先锋队担当起当前的任务，保持政权，必须“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要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21)。没有铁一般的纪律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人民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就不能带领人民实现斗争的胜利。可见，从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到第一个无产阶级执政党的建设，从严治党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根本原则。 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理论。 首先，它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的根本原则，而且把从严治党上升到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习近平强调，“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严字当头。“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长期保持下去的，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现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22)管党治党成于严，习近平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看问题，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 其次，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把“从严治党”上升为“全面从严治党”，将党建的内容从“虚”转到“实”。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认为党的建设工作如果没有实际工作为依托，就是虚的，所以造成管党治党的意识和责任不明确。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要把从严治党责任承担好、落实好……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23)，落实管党治党的责任，增强管党治党的意识，凝心聚力，保证改革开放各项工作的扎实顺利展开。从此，从严治党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行动。这种由虚到实的转变，凸显了我们党的建设理论的新突破。 再次，实现了政绩观的新飞跃。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选拔任命领导干部的基本原则是德才兼备，这是当时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形势和任务决定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了“拥护改革开放、让人民满意、政绩突出”的选拔干部新标准，政绩观正式提出。从此，“政绩突出”成为目标导向。这一标准的提出适应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台的《县级党政领导班子政绩考核办法及考评标准体系》提出了考评标准的三大类指标体系，即经济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把党的建设指标排在了后面，经济发展指标置于了第一位。而在实践中，经济指标又往往成为唯一的干部考核标准。此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权力与市场相结合，导致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如弄虚作假、决策失误、作风腐化、生态环境恶化、贪污腐败严重等。进入21世纪后，党开始了新的探索。2003年提出党的干部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特别是提出科学发展观后，考核政绩的导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3年12月，中组部印发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然而，长期的GDP崇拜已经产生了惯性。此时，习近平提出“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的新的政绩观，这是在深刻总结上述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适应新常态经济发展要求的新政绩观，是对党的政绩观的创新和发展。正如习近平所说：“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了，其他政绩又有什么意义呢？”(24) 2.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治党学说 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习近平特别强调“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这不仅是习近平对从严治党思想的新发展，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治党学说的创新。 (1)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治党学说的创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过程中，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征就是有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他们要求共产党要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并同其他非社会主义思想划清界限。列宁在领导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强调共产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共产党一方面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代表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共产党又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政党，具有思想上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的建设。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特别重视思想建设，历来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他善于同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展开斗争，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教育广大党员，在实践中形成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位一体”的党建格局。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认为忽视制度保障，党的很多工作会遭受损失。因此，党的十三大谈到党的建设时，提出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之后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强调开展反腐倡廉斗争，只是一直把反腐倡廉作为作风建设的一部分。随着反腐倡廉形势的日益严峻，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反腐倡廉建设，凸显反腐败的重要性。至此，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五位一体”的党建新格局基本形成。这一党建思想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思想，又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党的建设理论。 习近平第一次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结合起来，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治党学说。从“三位一体”到“五位一体”党建格局的演变，表明党已经充分认识到五个方面建设的重要性，并在党的建设实践中大力推进“五大建设”。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25)，首次把制度建设提升到制度治党的高度，充分表明党对制度建设的高度重视，突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同时，首次提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要结合起来，说明两者相互配合的重大意义。习近平的从思想上建党、靠制度治党的思想，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治党学说，是党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宝贵经验和重要结论。 (2)“全面从严治党”需要靠思想保证和制度约束。“全面从严治党”需要靠坚定理想信念和高度的党性修养作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意味着从严治党不留空白，思想建党为从严治党提供思想保证。第一，“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提高认识，充分认识从严治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长期性和持久性，在思想上做好充分准备，从而实现对从严治党的扎实推进；第二，“全面从严治党”需要通过思想建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教育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培育我们的精神家园，为从严治党练就看家本领；第三，“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培育坚定的理想信念，使广大党员干部站得高、望得远，立场坚定，遇到困难或身处逆境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考验，自觉抵制各种侵蚀，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从而增强从严治党的自觉性；第四，“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培育高尚的道德情操，从源头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从而为从严治党提供持久的内在动力。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靠制度约束提供保障。从严治党不仅需要思想上的准备，更需要制度约束为保障。第一，“全面从严治党”需要以法治思维和改革精神建立完备的制度体系。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需要有针对性地制定完备、科学、务实的制度体系，对权力进行规范和约束，为从严治党提供保障；第二，“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树立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用刚性制度确定国家治理规则，以强制手段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增强他律的硬约束，确保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从而保证从严治党的实效性；第三，“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增强制度信仰和执行力。制度是治本之策，制度制定下来之后，最重要的就是人的执行。同样的制度不同的人来执行，可能会有不同的效果。重视从制度机制上解决问题，提高人们对制度的尊重，从而实现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常态化。 (3)构建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良性互动。思想建党是首位，是制度治党的前提和基础。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之源，它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加强思想建党才能保证制度治党的正确方向，为制度治党制定科学合理、规范严密的制度体系奠定前提和基础，对制度治党起到引领作用。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有力保障。思想教育需要制度来系统化和规范化，思想建党的经验和成果需要制度来凝练和巩固。加强以党章为根本的党的制度体系建设，强化制度的执行力，将为思想建党提供坚强保障。 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互配合才能取得实效。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才能共同构成从严治党的有力举措。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既要靠教育，也要靠制度。要坚持把思想建党摆在首位，把制度治党贯穿始终。“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要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26)，从而形成党建新常态，把“全面从严治党”真正落到实处。 总之，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使党的建设全方位推进，形成党建新常态，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正在逐步增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进一步得到巩固，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有力保障。作为新时期党治国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巩固新常态，强化“全面从严治党”成果，是当前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 ①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②习近平：《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4年12月15日。 ③习近平：《充分调动干部和群众积极性 保证教育实践活动善做善成》，《人民日报》2013年7月13日。 ④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⑤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⑥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5页。 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页。 (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88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94页。 (13)习近平：《坚持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提高领导班子解决自身问题能力》，《人民日报》2013年9月26日。 (1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3页。 (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87页。 (1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79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 (20)《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页。 (21)《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44页。 (22)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23)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24)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25)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 (26)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0月9日。标签：从严治党论文; 党建论文; 全面依法治国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政治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习近平论文; 反腐倡廉论文; 时政论文; 法治中国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