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抑郁、孤独之间的关系——基于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中心论文,变量论文,视角论文,抑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1-4918(2008)01-0036-42 中图分类号：B844.2 文献标识码：A
1 问题提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城乡间人口流动的限制被打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形成了迄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转移[1]，即“民工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农村形成了一类独特的弱势群体——农村留守儿童。所谓留守儿童或青少年就是指双亲或单亲长期在外打工而被留在家里的18岁以下的儿童或青少年。据全国妇联提供的最新数据，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青少年已近2000万，并且其规模日趋壮大[2]。根据父母的外出情况，留守儿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双亲外出和单亲外出。根据监护者的不同，双亲外出儿童可进一步分为：隔代监护、亲戚朋友监护、自我或兄弟姐妹监护[3]；单亲外出儿童又可分为父亲监护和母亲监护。不论采取哪种监护方式，留守儿童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是：父母长期不在身边导致的父母亲情的相对缺失。在这种不利处境中，留守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发展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青少年期是儿童向成人发展的过渡阶段，这时的个体面临较多的心理冲突和压力。一方面，青少年生理成熟所导致的心理上的成人感与现实中的幼稚性并存，这种身心不平衡状态很容易使青少年个体体验心理上的冲突；另一方面，青少年期的个体开始承担一些成人的角色和义务。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变使他们开始关注升学、就业等未来发展的现实问题，承受着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巨大压力。内部的心理冲突和外在的压力，很容易使青少年期的个体产生一系列的心理社会问题，如抑郁、孤独等。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期个体的抑郁症状在发生频率和普遍性上会出现显著上升[4,5]。对处于父母亲情相对缺失背景下的留守青少年来说，他们体验到的心理冲突和压力可能比一般农村青少年更为严重，因此出现心理问题的可能性更大。已有的一些研究表明，留守儿童青少年在抑郁、焦虑、敏感、偏执等心理症状上的检出率显著高于非“留守儿童青少年”[6,7]；隔代监护的儿童青少年更容易感到孤独寂寞等[8]。因此，探讨能够降低留守青少年抑郁和孤独的相关因素，成为留守儿童青少年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当前，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状况与其抑郁、孤独的关联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实。许多研究关注了特定来源社会支持的效应，发现父母的支持、同伴支持或教师支持与其抑郁、孤独存在显著负相关[9～14]。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者发现，早在儿童早期，个体就开始接受多种来源的支持[15]。因此，多种来源的社会支持在青少年发展中的独特贡献或相对重要性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16]。然而，上述这些研究都属于变量中心研究的范畴。这类研究有利于我们认识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与个体发展各变量之间的关系。但是，由于其研究结论的得出主要基于样本平均水平的数据，相对忽视了一些重要的个体差异；并且，它也不能体现儿童青少年社会支持的跨情境的复杂性。
近几年来，在发展系统论观点的影响下[17]，一些研究者开始采用个体中心的范式来探讨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发展之间的关系。个体取向研究基于那些与研究问题相关联的个体特征模式来研究个体，关注的主要目标是作为整体的个体所提供的信息。在社会支持研究领域，个体中心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分析：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在某些个体身上是如何组合的，这些组合模式与个体的发展存在什么关系[18,19]。当前，为数不多的研究利用这种方法探讨了儿童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状况。例如，Levitt等人的研究发现了青少年社会支持的三种模式[20]：获得亲密家庭成员和朋友的支持、获得亲密家庭成员和大家庭成员的支持、仅获得亲密家庭成员的支持；处于前两种社会支持模式下的青少年的适应结果要好于第三种模式。Laursen等人的研究发现[19]，在母亲、朋友和恋人关系中均获得高支持的青少年，其自我价值和人际能力水平较高。虽然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研究在研究目标、策略和理论假设上存在差异，但是这两种范式的分析策略可以相互补充，能够揭示同一问题的不同方面。
由于父母长期不在身边，留守儿童青少年知觉到的在外父母所提供的支持以及从家庭外的社会关系中所获得的支持，对于其健康发展似乎尤为重要。本研究将试图同时运用个体中心和变量中心的分析策略，以农村留守青少年和非留守青少年为被试，对以下问题进行探讨：(1)青少年知觉的来自母亲、父亲、同学和老师的支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否因留守状况的不同而不同？(2)农村青少年群体中存在哪些社会支持网络？是否与青少年的留守状况存在关联？(3)对不同留守状况的青少年来说，各来源的社会支持在其抑郁和孤独发展上的相对重要性如何？(4)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是否因社会支持网络的不同而存在差异？
2 方法
2.1 被试
从河南省某一乡镇的中小学选取了四年级到初二的共17个班级的400名青少年，年龄分布在11岁到16岁之间，平均年龄为14.09岁。筛选被试的标准如下：(1)父母没有离异；(2)父母没有任何一方去世；(3)个体自身没有残疾；(4)对问卷进行认真做答。根据儿童父母外出打工的情况，这些被试被分成了三个组：双亲外出青少年(n=90)、单亲外出（母亲监护）儿童(n=128)和非留守儿童(n=182)。其中，女生162人，男生238人。
2.2 测量内容与研究工具
2.2.1 社会支持
采用邹泓、赵霞和李文道修订的社会关系网络问卷测量了儿童知觉的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状况[21,22]。问卷共27个项目，包括情感支持、工具性支持、陪伴、肯定价值和亲密感5个维度。在一个5点量尺上（1“从不”到5“几乎总是”），让儿童对每个项目进行评定；并且在每个项目上，让被试对来自母亲、父亲、同学和老师的社会支持分别进行评定。该问卷曾被多次用于中小学生的社会支持研究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5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在0.74～0.80之间。在不同的社会支持源上，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在0.40～0.83之间。鉴于各维度之间存在中高度相关和本研究的目的，我们把青少年的母亲、父亲、同学或老师在各维度上的累积得分作为该来源社会支持的指标。量表总分在27～235分之间，得分越高说明该来源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
2.2.2 抑郁
对于抑郁的测量，采用了国内学者俞大维和李旭修订的由Kovacs编制的儿童抑郁量表(CDI)[23]。该量表包含27个项目，涵盖了儿童期抑郁的一系列症状。每个项目通过呈现三个选项来评估一个症状，由儿童进行选择。三个选项按照0到2记分。例如，0“我有时感到伤心”；1“我常常感到伤心”；2“我总是感到伤心”。在本研究中，以儿童在27个项目上的总分作为儿童抑郁的指标，分数越高，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量表是西方出现最早，应用最广泛的儿童抑郁量表，即可用于临床用途，也可以测量一般儿童和青少年群体的抑郁状况。在国内，该量表也已经应用于多个研究之中，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CDI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
2.2.3 孤独
采用Asher等人编制的孤独量表来测量青少年的孤独感[24]。该量表包括24个项目，其中有16个项目评定孤独感、社会适应与不适应感以及对自己在同伴中的地位的主观评价，8个项目为补充条目，询问一些课余爱好和活动偏好。每个项目采用5点量尺，从1“一直如此”到5“绝非如此”，总分在16分～80分之间，分数越高，表明青少年的孤独感越强。该量表已经被应用于多个研究之中，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0。
2.3 研究程序
本研究的主试均由具有施测经验的发展心理学研究生担任。在施测之前，对所有主试进行指导语、问卷内容以及施测注意事项的培训。在具体施测时，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每班由一名主试负责，当场收回问卷。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3 结果
3.1 初步的描述性分析
在正式分析之前，首先考察了被试的年龄与各变量之间的关联。结果表明，年龄与社会支持各变量、青少年的抑郁、孤独之间均存在低度相关。为了避免混淆，下面的变量中心分析均控制了被试的年龄效应。双亲外出、单亲外出和非留守青少年群体在各变量上的得分见表1。ANOVA分析发现，在控制年龄的情况下，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均不存在显著差异(ps＞0.05)。以青少年知觉的社会支持为因变量，社会支持源为被试内变量，留守状况为被试间变量，进行4（社会支持源）×3（留守状况）的重复测量分析表明，在控制年龄的情况下，社会支持源与留守状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ps＞0.05)，社会支持源和留守状况的主效应均不显著(ps＞0.05)。
表1 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的社会支持、自尊和交往主动性的平均数、标准差及相关
1 2
34 5
M
SD
1母亲支持双亲外出－ 93.8023.50
单亲外出
－
94.6820.34
非留守 －
95.5921.67
总体
－
94.8921.64
2父亲支持双亲外出 0.86*** －
91.5821.06
单亲外出 0.71*** －90.9221.26
非留守
0.77*** －90.7121.85
总体 0.77*** －90.9721.43
3同学支持双亲外出 0.41***0.50*** － 86.4318.55
单亲外出 0.10
0.17*－ 83.1617.17
非留守
0.44***0.39*** － 83.9518.36
总体 0.34***0.35*** － 84.2618.03
4老师支持双亲外出 0.46***0.57***0.72*** －
80.9817.52
单亲外出 0.23** 0.36***0.74*** －
78.8918.69
非留守
0.41***0.45***0.70*** －
77.6417.34
总体 0.37***0.45***0.72*** －
78.7917.82
5抑郁双亲外出-0.16 -0.15 -0.10 -0.18－15.79 6.59
单亲外出-0.28***
-0.34***
-0.33***
-0.39*** －14.11 6.26
非留守 -0.18* -0.22**-0.18* -0.24** －16.00 6.18
总体-0.21***
-0.23**-0.20***
-0.28*** －15.34 6.34
6孤独双亲外出-0.34***
-0.26***0.23* -0.21
0.19
35.3710.00
单亲外出-0.23**-0.20* -0.25**-0.21* 0.23** 34.8610.44
非留守 -0.19* -0.12 -0.21**-0.17* 0.26** 34.36 9.25
总体-0.24***
-0.18***
-0.23***
-0.19***0.23***34.75 9.79
注：上述相关分析控制了年龄效应，*p＜0.05，**p＜0.01，***p＜0.001.
3.2 青少年知觉的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一致性——变量中心的分析
双亲外出、单亲外出、非留守青少年以及样本总体青少年所知觉的来自父亲、母亲、同学和老师的支持得分之间的相关见表1。总体上，农村青少年的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中高度相关。其中，处于家庭（父亲支持和母亲支持）或学校（老师支持和同学支持）同一环境下的各类支持之间存在高度相关（父亲支持和母亲支持之间、老师支持和同学支持之间），父亲或母亲支持与老师支持之间呈中度相关，这在三类群体中具有相似性；与总体相一致，双亲外出和非留守青少年所知觉到的父亲或母亲支持与同学支持之间存在中度一致性，但是单亲外出青少年的父亲支持与同学支持之间仅存在低相关，母亲支持与同学支持之间的相关则不显著。
3.3 青少年知觉的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一致性——个体中心的分析
以样本总体青少年知觉的母亲支持平均分为标准，把青少年分为高母亲支持和低母亲支持两类。运用同样的方法，依次把青少年划分为高父亲支持／低父亲支持、高同学支持／低同学支持、高老师支持／低老师支持的类别。这样，根据青少年在母亲、父亲、老师和同学支持的高低状况，可以形成18种社会支持网络，每个青少年都可以归入其中之一（见表2）。采用结构频率分析的方法，考察了每种社会支持网络中的实际人数与期望人数（理论频率）的差异。通过这种方法就可以确定社会支持网络的典型类别（实际人数显著高出期望值的社会支持网络）和非典型类别（实际人数显著低于期望值的社会支持网络）[25]。
表2 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
社会支持网络 人数期望值
高母亲支持，高父亲支持，高同学支持，高老师支持
94**69.7
高母亲支持，高父亲支持，高同学支持，低老师支持
13***
37.3
高母亲支持，高父亲支持，低同学支持，高老师支持
22***
46.3
高母亲支持，高父亲支持，低同学支持，低老师支持
49***
24.7
高母亲支持，低父亲支持，高同学支持，高老师支持8
5.6
高母亲支持，低父亲支持，高同学支持，低老师支持8 10.4
高母亲支持，低父亲支持，低同学支持，高老师支持4
6.4
高母亲支持，低父亲支持，低同学支持，低老师支持
14 11.6
低母亲支持，高父亲支持，高同学支持，高老师支持
11
8.2
低母亲支持，高父亲支持，高同学支持，低老师支持6
8.8
低母亲支持，高父亲支持，低同学支持，高老师支持5
7.8
低母亲支持，高父亲支持，低同学支持，低老师支持
11
8.2
低母亲支持，低父亲支持，高同学支持，高老师支持
36***
17.5
低母亲支持，低父亲支持，高同学支持，低老师支持
23**41.5
低母亲支持，低父亲支持，低同学支持，高老师支持
10***
28.5
低母亲支持，低父亲支持，低同学支持，低老师支持
86* 67.5
总数 400
注：数字上的星号代表了统计检验显著的类型（实际人数高于期望值）和非典型性类别（实际人数低于期望值）；*p＜0.05，**p＜0.01，***p＜0.001.
通过结构频率分析的方法，我们确定了四种典型类别的社会支持网络（见表2）：(1)高母亲支持，高父亲支持，高同学支持，高老师支持；(2)低母亲支持，低父亲支持，低同学支持，低老师支持；(3)高母亲支持，高父亲支持，低同学支持，低老师支持；(4)低母亲支持，低父亲支持，高同学支持，高老师支持。表2中的其他支持网络则属于非典型性类别。独立性χ[2]检验表明，双亲外出、单亲外出和非留守儿童在四种社会支持网络类别上的人数分布不存在显著差异(p＞0.05)。
3.4 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抑郁、孤独——变量中心的分析
为了探讨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抑郁、孤独的关系，在控制被试年龄的情况下，以来自母亲、父亲、同学和教师的社会支持为自变量，分别以儿童的抑郁和孤独为因变量，运用Stepwise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总体上，老师支持和父亲支持能够显著地降低青少年的抑郁水平(b=-0.22，p＜0.001；b=-0.15，p＜0.01)；母亲支持和同学支持能够显著地降低青少年的孤独(b=-0.19，p＜0.001；b=-0.17，p＜0.001)，二者对青少年抑郁和孤独的解释率分别为10%和8%。
考虑到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对不同留守状况青少年抑郁和孤独的预测效应可能存在差异，运用上述同样的方法分别在双亲外出、单亲外出和非留守青少年三类群体中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抑郁，与总体相一致，单亲外出青少年的老师支持（β=-0.32，p＜0.001）和父亲支持（β=-0.24，p＜0.01）能够降低其抑郁水平，并且老师支持的作用较大；非留守青少年的老师支持（β=-0.25，p＜0.001）能够显著降低其抑郁水平。两个回归模型对抑郁变异的解释率分别为20%和6%。四种来源的支持对于双亲外出青少年的抑郁无显著预测效应。对于青少年的孤独，与总体相一致，单亲外出青少年的母亲支持（β=-0.22，p＜0.05）和同学支持（β=-0.23，p＜0.01）能够显著地降低其孤独水平；双亲外出青少年的母亲支持((=-0.33，p＜0.001)能够降低其孤独水平；非留守青少年的同学支持（β=-0.21，p＜0.01）能够降低其孤独水平。各回归模型对孤独变异的解释率分别为10%、11%和4%。
3.5 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抑郁、孤独——个体中心的分析
分别以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为因变量，在控制被试年龄的情况下，进行4（支持网络类别）×3（留守状况）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支持网络类别和留守状况的交互作用不显著，留守状况的主效应也不显著。因此，我们在表3和下面的陈述中只报告了不同社会支持网络下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状况。
在不同的支持网络下，青少年的抑郁(F[,(3,252)]=5.07，p＜0.05)和孤独分数(F[,(3,252)]=14.45，p＜0.01)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Bonferroni)表明，处于高母亲／高父亲／高同学／高老师支持网络中的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显著低于其他支持网络下的青少年(ps＜0.05)，其他支持网络下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ps＞0.05)。
表3 青少年的社会支持网络与其抑郁、孤独
社会支持网络
抑郁孤独 N
M
SD
M
SD
高母亲／高父亲／高同学／高老师支持13.236.1829.949.1094
高母亲／高父亲／低同学／低老师支持16.536.5737.869.2449
低母亲／低父亲／高同学／高老师支持15.845.3036.159.3636
低母亲／低父亲／低同学／低老师支持16.216.5037.609.4186
4 讨论
采用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分析策略，本研究首先考察了双亲外出、单亲外出和非留守青少年所知觉的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一致性；然后，探讨了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以及不同的社会支持网络与青少年的抑郁、孤独之间的关联。基于两种分析策略，本研究对上述研究问题得出了一些不同但相互补充的研究结论。
4.1 关于不同来源社会支持的一致性
由于个体人际交往技能和人际交往期望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具有可迁移性，因此有研究者认为，个体所知觉的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存在中等程度的一致性[26]。同时，青少年的行为和人格特征在不同的交往对象中会引发相似的反应，这也可能导致青少年不同社会支持的相似性[19]。本研究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研究者的论断：总体上，农村青少年所知觉的来自父亲、母亲、同学和老师的支持之间存在中高度相关。本研究还发现，各群体青少年所知觉的来自同一环境不同来源支持（如家庭中的父亲支持和母亲支持）之间的一致性，要高于来自不同环境各来源支持（如家庭中的父亲支持和学校中的老师支持）之间的一致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单亲外出青少年的父亲或母亲支持与同学支持之间仅存在低度相关。因此，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之间存在中等一致性的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青少年群体。
基于青少年知觉的四种社会支持的整体状况，个体中心的分析形成了四种典型的社会支持网络。从四类支持网络的人数分布来看，本研究45%的青少年知觉的父亲、母亲、同学和老师的支持具有一致性，即四种来源的支持都高，或都低。但是，如果仅限制在父亲和母亲、同学和老师这两种环境（家庭和学校）中的两种不同社会关系中，66%的青少年所感知的社会支持具有一致性。个体中心分析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上述相关分析的结论，但是却揭示了相关分析中所掩盖的事实：样本中较大比例的被试始终知觉到一致的高支持，或始终知觉到一致的低支持。
4.2 关于社会支持网络与青少年的抑郁、孤独的关系
变量中心的分析为我们揭示了父亲、母亲、同学和老师这四种来源的支持对于不同群体青少年抑郁和孤独的独特贡献或相对重要性。在本研究中，四种来源的社会支持对不同群体青少年抑郁和孤独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不同。
就青少年的抑郁水平来看，老师支持和父亲支持能够有效地预测单亲外出青少年的抑郁；老师支持也能够有效地预测非留守青少年的抑郁，但是各来源的支持对双亲外出青少年的抑郁水平不存在任何预测作用。这一方面支持了已有研究所发现的父亲支持和老师支持与青少年的抑郁水平存在负相关的结论[10,14]，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支持对于青少年抑郁的预测作用因青少年留守状况的不同而不同。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抑郁是无效应对生活压力的后果[27]；社会支持则是儿童青少年应对压力的有效资源。对于本研究中的青少年来说，家庭和学校是生活压力产生的两个重要来源。与之相对应，家庭中父亲和母亲的支持，学校中老师和同学的支持，就可能成为个体应对压力、避免抑郁产生的重要资源。对于父母都在家的非留守青少年来说，来自学校的压力对其抑郁的影响可能更大。因此，代表学校权威的教师的支持对于他们抑郁的预测作用就可能尤为显著。单亲外出的青少年在承受学校中的压力外，还承受着因父亲外出打工而带来的家庭压力。这样，除老师支持外，在外打工的父亲提供的支持（包括经济、情感、信息等）就可能较为有效地缓冲他们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个体抑郁的产生。然而，各类支持对于双亲外出青少年的抑郁并没有显著预测作用，这可能主要由于两个原因：第一，双亲外出青少年的家庭压力相对较大，与学校中的压力一起形成了一种累积效应，这是某一来源的支持难以应对的；第二，社会支持多寡可能并不是青少年抑郁产生与否的唯一因素或直接原因，因此我们尚需要探讨能够避免青少年抑郁发生的其他因素。
在青少年的孤独上，母亲支持对于双亲外出青少年的孤独具有显著预测作用，同学支持对于非留守青少年最为重要，而母亲支持和同学支持对于单亲外出青少年的孤独状况都具有重要预测作用。与抑郁不同，青少年的孤独感是当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在质或量上出现缺陷时所产生的一种不愉快体验[9]。青少年的社会交往已经从早期以亲子交往为主转移到了对同伴交往的关注。这时，来自同学的支持对于消除青少年的孤独感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在本研究中的非留守青少年群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然而，亲子关系仍然是青少年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支柱。对于双亲外出青少年来说，父母长期在外打工会在一定程度上凸显父母支持的重要性。同时，在中国“严父慈母”的传统下，母亲支持更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父母外出所造成的亲情缺失，容易消除留守青少年的孤独感。对处于双亲外出和非留守青少年之间的单亲外出青少年来说，母亲支持和同学支持则对于青少年的孤独具有同等重要作用。
在变量中心的分析之外，个体中心的分析则确定了对于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具有最佳作用或加剧作用的社会支持网络。本研究发现，处于高母亲／高父亲／高同学／高老师支持下的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低于其他社会支持网络下的青少年，这在双亲外出、单亲外出和非留守三组青少年中具有一致性。这为上述变量中心的分析结果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补充：尽管本研究中某些来源的社会支持对于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没有显著预测作用，但是四种来源的支持都很高的整体支持网络下，各组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同时，结合本研究中所发现的三组青少年在社会支持网络的分布上不存在显著差异的事实，我们可以推测：个体知觉的社会支持网络的相似性可能是三组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之一。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个体中心的分析是基于社会支持网络的整体来看待各来源支持效应的，特定来源的支持在这一整体中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因此，我们还需要慎重地看待其他支持网络下青少年的抑郁和孤独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
4.3 本研究的缺陷和未来展望
采用变量中心和个体中心的分析思路，本研究的一些发现对社会支持研究领域的已有研究结论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并启示我们：提高农村留守青少年整体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持水平，并让他们知觉到这些支持，有助于降低他们抑郁和孤独水平。但是，本研究尚存在以下缺陷：第一，本研究中，处于非典型社会支持网络类别中的样本数量较少，这限制了社会支持网络的典型类别与非典型类别之间的比较。因此，未来的研究尚需要进一步扩大各年龄被试的样本量，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第二，对于留守青少年，尤其是双亲外出青少年来说，他们的支持源除了本研究所关注的四类之外，来自监护人（如祖父母、父母的亲戚朋友等）的支持也是他们重要的支持源之一。未来的研究尚需要考察监护人支持对他们健康发展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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