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型社会”建设及“两型产业”发展研究——基于长株潭城市群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中国论文,城市群论文,产业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80X(2009)11-0025-10
一、导言
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简称“两型社会”),是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其GDP增长了77倍,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GDP年均增长9.8%,远远高出同期世界增速3%的平均水平,现经济总量已上升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第三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付出了过度资源消耗与环境代价。全国单位GDP能耗(2008)达1.102吨标准煤/万元,约相当于德国的4倍和日本的7倍。工业废水和生活废水排放量(2007)分别为247亿吨和310亿吨,二氧化硫排放量2468万吨,居世界第一。全球污染最重的十个城市中国就占了6个,达沃斯论坛(2005)公布的“环境可持续指数”评价,在144个国家与地区中中国排第133位。显然,这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已经达到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理性追求,自196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的发表,到1992年《21世纪议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正式提出,标志着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梅多斯教授等发表了《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引发了一场全球性人类增长前景的大讨论,为后来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后续研究提出了诸如绿色GDP概念、生态需求指标(ERI)、净经济福利指标(NEW)、净国内生产指标(NDP)等新观点、新概念。由此一些研究者发现,约束经济长期增长的因素更有可能是来自于环境质量的改变。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不少学者对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本质做了深入探讨(Deketelaere et al.,1999),认为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指在现有经济技术条件下,实现社会活动对环境的负荷和影响最小化;并提出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构建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社会体系。资源节约作为环境友好应有之义,一些学者也曾做出专门研究。Paolo Pasicolan(2002)认为,资源节约型社会就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Annentt Baurnast(2001)则指出,资源节约型社会包含节约型的产业结构、节约型的城市化模式和交通运输体系、节约型的消费结构以及节约型的社会观念。
有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研究与建设,国内学界也有了初步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实证分析,运用劳动财富、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三大财富观(李海舰,原磊,2008)的最新理论成果,结合国内外特别是工业发达国家与地区的经验,就我国“两型社会”建设模式及“两型产业”发展问题进行新的探索。选择长株潭城市群为实证分析对象,原因有几点:①对我国“两型社会”建设具有示范性。国家将长株潭城市群设立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明确要求其为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发挥示范带动作用。②对“两型社会”建设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兼容性。为摆脱危机影响与经济企稳向好发展,我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方略,包括长株潭城市群在内的中部六省势必成为政策实施的重点。因为中部人口占到全国26.1%,人均消费(2007)只相当于东部的49.8%,若达到东部水平则可使全国消费额增加15%以上;固定资产投资改革30年来累计中部人均只相当于东部的42.6%,如果按2007年物价水平比照东部补平可新增投资25.8万亿元。可见扩大投资与刺激消费,中部地区有着巨大的潜力。但中部崛起决不能重蹈牺牲资源与环境的覆辙,必须在又好又快发展中形成“两型社会”建设的体制机制。③对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典型性。长株潭城市群占湖南人口的70%、经济总量的80%,近年来“两型社会”建设虽然取得了进步,但其单位GDP能耗(2008)仍高达1.23吨标准煤/万元、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1.98吨标准煤/万元,资源、能源消耗指标与主要污染物指标依然居高不下。作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这在全国更具典型指导意义。
二、新的财富观、“日本效率”与“两型社会”建设模型
“两型社会”建设是基于“增长的极限”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在这方面的理论和思想观念的创新,也是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的必然性转变。李海舰、原磊(2008)基于财富的效用性、稀缺性特点,把亚当·斯密的物质财富观拓展为劳动财富、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新的三大财富观。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对于重置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可持续发展格局,从根本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新的三大财富观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是拓展了人们对财富的视野。基于其对财富的效用性与稀缺性本质的新发现,该理论认为“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论是劳动创造的还是自然赋予或者生活中自然产生的,只要能够满足人类某种需求,则都具有效用”;“不论是随着人类改造自然活动而逐渐减少的东西,还是随着人类劳动创造逐渐增多的东西,只要有可能形成短缺,则都具有稀缺性。”这就拓宽了财富的概念及内涵,从而把对能源、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到了与劳动生产同等重要的地位,为促进我国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认识基础。
在资源、环境不堪重负的情况下,基于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新要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课题组(2005)通过对日本三大都市圈的比照分析,提出优化中国空间布局,在全国设立包括长沙、武汉在内的20个都市圈,并把这种供求规模在大都市圈层面的空间对称,称之为高出于企业、行业与城市三个规模经济效益层面之上的第四个层面的最大空间规模效益。该研究所提出的长沙都市圈,与湖南结合本省实际所提出的长株潭城市群基本一致,其范围包括长沙或长株潭(城区)中心城市,以及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娄底、常德、衡阳、邵阳等周边城市与其间的中小城市和城镇。按该研究报告将长株潭城市群建成人口5000万和GDP4.5万亿元(折合约5400亿美元)的“成熟型长沙都市圈”,可比武汉都市圈的建成提前6—10年的时间。这里,如果我们在新的财富观指导下,把以特大中心城市为依托的巨型城市群发展与“两型社会”建设结合起来,将“两型社会”作为推进新型城市化与巨城建设的质量标准,就会发现这种城市群最大空间规模效益的实现,即为劳动财富、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新的三大财富综合求解的最优点射线①,亦即获得最大发展、最大节约、最大环保的有机统一的最大财富体(如图1所示)。
图1 新的财富观指导下的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模型
图1为新的劳动财富、人文财富和自然财富三大财富观指导下的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模型,表明人们对劳动财富、人文财富和自然财富的认同或基于“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为促进生产方式由粗放式到集约式的转变,生活方式由破坏浪费型到天人合一型的转变,并由注重生产的发展方式过渡到注重生活的发展方式,通过构建在最短空间距离内最大供给规模与最大需求规模对称的长株潭城市群,以获得“两型社会”建设最大空间规模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其中的关键又在打造城市群最大空间规模效益的制造业产需平衡体,从而从根本上提高生产和经济的集约化程度,通过生产方式的集约式转变带动生活消费方式和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最终实现“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因为制造业最大供给规模与最大需求规模相对称的城市群,即为生产方式最大规模的集约化;实现最大投入产出的空间规模经济效益,势必带来相应空间规模的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以取得“两型社会”建设三大财富合意的最大财富成果。这从国际经验特别是日本三大都市圈建设的实践亦可得到证明。
“日本效率”被称为世界奇迹,这实质上就是都市圈奇迹,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奇迹。“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在完成工业化过程中形成了东京、名古屋与阪神三大都市圈,集中了全日本1.2亿人口中的9000万人。这三大都市圈的突出特点是每个都市圈都是一个制造业产需对称的平衡体。日本企业之所以成其大,主要就在其制造业生产采取由中小企业生产零部件,由大企业负责技术开发、总装与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的体制。由于都市圈交通发达,中小零部件供应商大都分散在中心城市附近或周边城镇,大企业可以根据零部件的不同需要量,实行15分钟、1小时至多是半天内的供货体制,这就大大节省了交通建设用地,降低了运储能源与物资消耗及对环境的污染。以其生产流通环节资金占用为据,日本的库存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1980)仅0.7%,为全世界最低水平。据日本运输省对货运量(1979)的统计,发生在各都市圈内部的占98.5%,属于外部交流的只占1.5%,可见其制造业在都市圈内的配套能力几乎接近百分之百,发展到了外部企业根本无法进入与之竞争的强度。日本三大都市圈建设表明,现代化城市群实质上就是最大空间经济、社会的集约化和生产方式的集约化。这种集约式生产方式相应带来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的变化,使日本已率先进入第二次现代化发展新时期。
由日本经济发展的实践,说明打造都市圈制造业产需平衡体,不仅能够创造“日本效率”的最大空间规模效益,而且能够实现集约化生产与节能、降耗、环保、优质、高效等目标,因而这又是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兼具的一种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克鲁格曼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新贸易理论”,它在解释规模经济现象时有一个公式:平均成本AC=F/Q+C;式中:F指固定成本,Q代表产量,C指每个产品的流动成本。该公式表明,由于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能源、原材料、劳动力等是不变的,而厂房、机器设备、管理费用等固定支出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因此生产规模扩大带来平均成本下降从而产生报酬递增现象。而最大空间规模效益的创新理论则认为,价值的形成既要消耗“劳动时间”,也要消耗“劳动空间”,只有“劳动时间”与“劳动空间”消耗都达到最低水平才能实现价值的最大化。因而主张结合中国地广人多的发展中大国的特殊国情,修正西方经济学单纯以劳动时间为对象研究价值问题的偏向,对以上“新贸易理论”的公式增加单位产品运费“T”,即完善为:AC=F/Q+C+T。式中表明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产量扩大势必带来外运量扩大相应带来运费上升,单位产品运费T不仅随产量扩大而增加,而且由于产量扩大需运销到更远的市场,相应带来单位产品的运输成本不断提高,所以产量Q与运费T成正比,与固定成本F成反比;当T≥F/Q的时候,规模报酬递增就会转向规模报酬递减。
事实上,市场需求主要由人口和人均收入两个基本要素所构成,人口增加与人均收入水平提高都可以扩大市场需求规模。在人均收入水平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市场需求的扩大就是人口规模的扩大,由于人口需求分布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此时供给规模的扩大势必导致产品所覆盖的地域面积的扩大和运输距离的延长。同样,由于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亦可扩大市场需求规模,若在供给规模不变的前提下,此时产品运输距离就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缩短,相应带来单位产品运费成本的降低。只有当需求规模与供给规模在最短空间距离内实现对称平衡的时候,产品的“劳动空间”消耗最少即运费最低。因此,在最短的空间距离内寻求供给规模与需求规模的对称平衡,便成为实现最大空间规模效益的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理论基点。
此外,与中国高投入、低产出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并存的另一个现象,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是世界经济大国,企业小国”。“中国唯一没有释放的经济效益潜力是企业的集聚效益和企业及产业的规模化效益”(王建等,2005)。这表明,中国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唯有采取构建最大供给规模与最大需求规模对称的城市群模式,改变重复建设、平面扩张和企业的小、乱、散状况,让最大空间规模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得以最终释放,在提升总体经济效益水平的同时,也一并消除发展对资源和环境造成的压力。而这种供给与需求在巨型城市群空间的对称平衡,关键又在其制造业的产需平衡。由于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像农产品、能源、矿产品等并非每个都市圈都能自给自足,而制造业则建立在通过贸易解决初级产品供应的基础上,完全可以让每一个都市圈都构建起一套基本满足本都市圈需求的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比如,按发达国家目前乙烯消费约为人均30公斤,建设一套年产120万吨乙烯的石化装置则可满足四五千万人的需求;钢铁消费按浙江省目前人均约为500公斤,建设一个年产2500万吨的钢铁企业亦可满足5000万人规模的需求。与此同时,依托这些大型装置型工业原材料企业的产出,还将延伸出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机械、电子和轻纺等下游产业链,从而在都市圈空间内逐步形成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以打造最具竞争力与最大空间规模效益的现代制造业,形成巨型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的产业基础。
三、基于“两型社会”建设,优化发展“两型产业”
由上所述,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实质上也是基于我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为获得劳动财富、人文财富、自然财富合意的最大财富与永久福祉;而新的三大财富综合求解的最优点射线,即为最大空间规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的现代化城市群。以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为实例,即要在湖南境内的洞庭湖平原及其延伸地带约6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以永久耕地和生态功能区相隔离,形成以长株潭(或称长沙)巨型城市为中心、层次连接众多大中小城市,并以便捷的现代交通、通信将其间村镇纳入城市群生产、生活总供需领域的组团式、连绵状、网络化、生态型都市圈,其中的关键又在打造最大供给半径与最大需求半径对称的制造业产需平衡体。这种最大空间规模效益的城市群制造业产需平衡体系,对整个城市群市场需求既是产能、产量上的满足,又具优化布局与合理消费的要求。这里,为区别其与一般制造业的不同,我们将这种满足本城市群市场所需,且符合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要求的产业称为“两型产业”(见图2)。
图2 基于“两型社会”建设要求的“两型产业”发展模式
图2表明基于“两型社会”建设要求的“两型产业”发展模式,在发展目标上不仅要求制造业产能、产量满足城市群市场需求,而且其产业空间布局与企业选址要科学适宜,生活消费方式要健康合理;在发展方式上为集约式、节约式、规模化生产,形成产业、企业各种共生网络或生物链,推动资源、能源各种物质能量循环利用,并使整个生产过程做到节能、降耗、环保,实现集约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在发展结果上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最大空间规模效益,亦即劳动财富、人文财富和自然财富合意的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最大的财富体。
具体就“两型产业”结构的优化模式而言,按前述建成人口5000万、GDP4.5万亿元的“成熟型”长株潭城市群的总目标,由于此时其工业化已进入到完成阶段,按照发达国家与地区进入该时期的经济结构状况,一般三次产业结构中农业(N)约占5%,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Z)占40%、建筑业(J)占5%左右,服务业(F)占50%左右,设其产业结构优化目标为:P={N,Z,J,F}。式中,当长株潭城市群GDP达到“成熟型”的标准值4.5万亿元时,则Z=45000×40%=18000亿元,F=45000×50%=22500亿元,N=45000×5%=2250亿元,J=45000×5%=2250亿元。
这里,依照发达国家与地区(1997)制造业的“标准结构”,将长株潭城市群进入“成熟型”时的制造业按“标准结构”进行细分,并根据其各个产业的现有GDP规模即可得出其制造业未来结构优化调整的空间目标(如表1)。
表1表明长株潭“两型社会”城市群发展进入成熟期后,我国工业化已进入到完成阶段即后工业化时代,这将与世界上一般发达国家与地区相似,在全部工业中高新技术产业比重明显上升,重工业将占2/3甚至3/4以上比重;在迈向该时期工业化提速的过程中,目前的制造业既面临着结构优化调整的重任,更面临着发展和做大做强的重任,而加快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结构优化完全可以通过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又好又快发展来实现。按表1发达国家与地区制造业(1997)平均的“标准结构”,城市群成熟时期工业化进入完成阶段后,其产需平衡的制造业稳态结构大致可分为办公机械、计算机、收音机、电视及其他电子设备业(Za),化学、石油、塑料、橡胶制品业(Zb),金属及机械制造业(Zc),食品、饮料、烟草业(Zd),运输设备业(Ze),造纸、出版、印刷及录音介质业(Zf),基本金属业(Zg),非金属矿制品业(Zh),服装、皮革、制鞋业(Zi),木制品业(Zj),纺织业(Zk)与其他制造业(Zl)等12类两位数行业。依照上述建成“成熟型”都市圈的制造业约为18000亿元的总目标,12类两位数行业增加值分布如表1所示为:Za=2970亿元,Zb=2898亿元,Zc=2700亿元,Zd=2016亿元,Ze=1836亿元,Zf=1710亿元,Zg=990亿元,Zh=684亿元,Zi=504亿元,Zj=432亿元,Zk=378亿元,Zl=882亿元。
表1还表明长株潭城市群(2007)制造业12类两位数行业现有GDP规模为:Za=73亿元,Zb=574亿元,Zc=375亿元,Zd=681亿元,Ze=141亿元,Zf=123亿元,Zg=399亿元,Zh=132亿元,Zi=43亿元,Zj=41亿元,Zk=74亿元,Zl=19亿元。其他制造业除外,按增加值规模由大到小排序,前11类制造业行业分别为:Zd、Zb、Zg、Zc、Ze、Zh、Zf、Zk、Za、Zi、Zj;这与城市群“两型产业”发展进入产需平衡的制造业稳态结构,即发达国家与地区制造业的“标准结构”相比呈明显不规则状态。比如,代表当代科技进步水平的电子信息技术产业,即办公机械、计算机、收音机、电视及其他电子设备业(Za)在制造业“标准结构”中位居首位,所占比例与增加值规模最大;但在长株潭城市群现有制造业增加值规模排序中却到了第9位。这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制造业目前的整体技术水平还比较低,生产方式基本上还处在粗放式转型阶段,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两型产业”发展的任务还相当艰巨。
基于“两型社会”建设优化发展“两型产业”的要求,把长株潭城市群建设成为最大供给半径与最大需求半径对称的制造业产需平衡体,如表1所示在制造业12类两位数行业中除其他行业外,其发展空间最大的产业及可增加GDP值依次为:办公机械、计算机、收音机、电视及其他电子设备业Za=2897亿元,金属及机械制造业Zc=2325亿元,化学、石油、塑料、橡胶制品业Zb=2324亿元,运输设备业Ze=1695亿元,造纸、出版、印刷及录音介质业Zf=1587亿元,食品、饮料、烟草业Zd=1335亿元,基本金属业Zg591亿元,非金属矿制品业Zh=552亿元,服装、皮革、制鞋业Zi=461亿元,木制品业Zj=391亿元,纺织业Zk=304亿元,此外其他制造业Zl=863亿元。当然,以上数字空间只是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进入成熟型都市圈时的“标准结构”或下限值。如果依照日本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水平,目前其制造业除满足本都市圈内需求之外,还约有30%—40%的外销产品,可见都市圈制造业产需平衡体将具有越来越强的竞争力。但就产需平衡的制造业规模目标而言,只能是就其“成熟型”城市群的“标准结构”或下限值进行设计。事实上,也只有首先占领了本都市圈内的需求市场,才谈得上进击都市圈外部市场与国际市场。
从表1对制造业12类两位数行业排序分析中,还可发现在优化结构、促进“两型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尤需以科技进步为动力推进产业配套能力的建设与提升。以长株潭城市群现有制造业为例,其全部工业增加值还只占总产值的33.6%,这与发达国家与地区都市圈的总产值和增加值比较接近的情况形成巨大反差,也反映出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的一个通病。这个差距是生产工艺与技术以及劳动力素质等诸方面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实质上也反映出与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两型社会”上的差距。比如,长株潭城市群高新技术产业(2007)总产值为2700亿元,其中增加值仅为840亿元;机械行业中负有盛名的工程机械总产值252亿元,增加值才78.5亿元,均只占31.1%。究其原因,企业产品开发主要还是得益于本省市场,关键技术及零部件甚至不少半成品都得靠境外提供。显然,这与建成最大空间规模效益的制造业产需平衡体系的目标要求还相距甚远,也说明基于“两型社会”建设发展“两型产业”,必须紧紧围绕制造业的结构优化升级来展开,并以此强力带动科技进步及技术创新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全面发展。
此外,从以上分析亦可得出,按建设最大空间规模效益的城市群即GDP达4.5万亿元的规模,一般三次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GDP规模约为2250亿元,服务业所占GDP规模约为2.25万亿元。未来农业与未来服务业与目前发展基础相比,长株潭城市群(2007)第一产业GDP为1099亿元,说明农业在现有基础上大致翻一番即可;而服务业即使包括建筑业(435亿元)在内其GDP才3160亿元,还只相当于目标规模的14%。可见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业相辅相成,发展“两型产业”加快服务业发展尤为紧迫。
四、建设“两型社会”及发展“两型产业”的政策措施
1.树立新的“三大财富”观及“两型社会”建设的新理念
基于“两型社会”建设与“两型产业”发展的要求,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根本的还是要率先转变财富观念,树立起新的三大财富观。只有这种财富观的真正转变,才能彻底摆脱虽有增长但无发展的经济行为,促使“两型社会”建设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新的天地。李海舰、原磊(2008)认为,人类今天的生存性矛盾和危机,已经由以往的供给不足危机转变为环境危机,必须从过去仅仅关注劳动财富的单一求解向同时关注劳动财富、人文财富和自然财富三大财富的综合求解转变,由过去向自然界的过度索取和“末端治理”的观念转变为减少自然资源的损耗和“前端治理”的观念。并主张通过设立劳动财富、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三种不同类型的功能区等,以在发展方式的三维空间中向最优点射线移动,从而获得合意的三大财富结构。这是十分有利于“两型社会”建设发展的重大理论创新。
根据新的财富观的论述并借鉴“日本效率”都市圈制造业发展的经验,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综改区约6万平方公里范围,在总体上属于劳动财富的主体功能区,但在该区域内还需根据山水、耕地资源的不同功能与环境的承载能力,分层次、有重点地布局相应的产业。针对其间生态环境脆弱、不宜于产业与城市开发的山水资源,或历史文化遗迹等人文资源,需在劳动财富功能区以下,进而设立小范围的自然财富功能区或人文财富功能区。比照世界都市圈经济发展模式,坚持以科技进步和信息化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着力提高人的能力特别是科技创新能力与企业研发能力,加大资源、能源节约型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力度,努力实现“两型社会”建设发展的节能、降耗、减排、环保、优质、高效的目标。
2.协调财政利益关系完善城市群特别是中心城市的发展功能
从一些发达国家与地区的情况看,他们虽曾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对此甚至整个人类也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毕竟探索出了高增长、低消耗,高效益、低污染的成功之路。比如,东京、名古屋与阪神都市圈建设,不仅创造了“日本效率”的世界奇迹,而且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示范。事实表明,“两型社会”建设必须以大都市圈或巨型城市群为载体,唯有这种经济、社会的高度集约化和现代化,才能实现“两型社会”建设的目标。而作为“两型社会”建设发展过程中的新型城市群,它既是一个最大空间规模效益的产需平衡体,又是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紧密型财政利益体。就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而言,可考虑分中心城市区与整个城市群两步走,逐步形成一体化紧密型财政经济体。第一步配合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发展壮大制造业,需尽快做大做强长株潭城市群特大型中心城市。为此,有必要按长株潭1964年前的区划范围包括岳阳在内设立为长沙都市预算区,在财政分配总体原则上,对该区域实行“存量保持不变,增量人均分配”的方式,并对增量人均分配按国际惯例设计人口权重系数,对人口密度大的城区权重系数略高一些(朱秋霞,2005),以起到鼓励中心城市经济增长与财政增收和集聚产业与人口、尽快把城市做大做强的作用,为促进城市群“两型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条件。
按照凡具城市群需求、且系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即“两型产业”的概念,高新技术产业、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等,毫无疑问乃题中应有之义。但就具体产业门类而言,“两型产业”应是个完整的体系,并不存在包含部分产业门类而排斥另一部分产业门类的问题。比如,湖南素有物产丰饶“三乡”之美誉,作为有色金属之乡与非金属矿产之乡,不搞有色冶炼业,不搞采矿与矿产品加工业,显然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另一方面,化工业、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冶炼与矿产品加工业等重化工业,如果不能按照“两型产业”的标准来发展,不能解决其污染、危害自然环境的问题,甚至造成丢掉鱼米之乡的根本,那也会有违于建设长株潭“两型社会”城市群的初衷与宗旨。因而基于“两型社会”建设提出相应的“两型产业”,其实质是要为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确立一种新的标准。这种标准不仅对产业本身发展的工艺技术与整个生产过程有着新的更高的内在要求,更重要的是对产业的空间布局与企业选址亦具科学合理的特别要求,而这内、外两个方面的标准要求,在市、县财政利益分割造成城市群市场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现行体制下都将无法实施。
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为“两型产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两型社会”城市群建设既需要较强的基础设施支撑,又具有特强的投资、融资吸纳力。纽约、伦敦和东京三大都市(1986)获得的投资,占到全世界投资总额的86%(周本顺,2003)。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80年代末期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90年代中期重点建设京津唐及环渤海湾地带,都是以中心城市建设及都市圈为载体注入巨资发展起来的。在推进城市群“两型社会”改革建设中,需充分发挥其投资吸纳力与增长极作用,一方面通过大规模的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提升城市群整体生产力水平,为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分工合作提供良好的交通条件与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利用城市群建设大规模投资形成的需求拉动力,积极引导制造业企业、产业的集聚发展,发展壮大城市群现代制造业“两型产业”。
鉴此,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需加紧规划建设好现代交通网,构筑“两圈六射”一个半小时通勤圈。“两圈”的内圈是指包括长株潭三市市区与长沙、望城、宁乡、株洲、湘潭、韶山、湘阴、汨罗八个县(市)和益阳部分市区的长株潭中心城市交通圈,当务之急是在望城县一带,为中心城市加紧建设火车西客站和新的交通物流枢纽;外圈是指以高速公路和铁路为主,连接岳阳、常德、益阳、娄底、邵阳、衡阳等六个周边城市的城市群大环线。“六射”即建设长株潭中心城市连接周边六个城市的放射状交通连线。借鉴国际都市圈经验,“六射”建设应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和轨道交通为主,在中心城市与各次中心城市之间,分别建成三条以上城际快速通道。据测算,到2020年这12年时间内,建设长株潭城市群通达的1个半小时通勤圈及其他完善配套的基础设施,可直接吸纳投资2万亿元左右,并带动相关投资在3万亿元以上。这样在持续投资增长的过程中,完全能够促使城市群现代制造业发展跃上一个大台阶。
4.突出创业带就业以带动和强化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国际经验表明,工农业的能耗和污染强度高于服务业,重化工业高于高新技术产业,因而为实现“两型社会”环保与发展双赢,优化产业结构配置必须突出发展服务业(张红凤,2009)。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既是壮大制造业的人力资源和技术与服务的必要依托,又是促进就业相应带来人口集聚与扩大消费的内在需要。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在现有基础上约需增加城市人口600万。这部分人口主要应让长沙都市区来吸收,并主要依靠服务业发展来解决新增就业问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达的现代服务业作为现代化都市圈的重要标志,其繁荣兴旺发达之日,便是城市群“两型社会”建成之时。在这方面,长沙都市预算区财政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将使长株潭中心城区的利益关系得以协调,势必给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比如,炎陵、茶陵、攸县基本上属禁止或控制开发的生态功能性区域,过去由于财政利益问题什么产业都要上,现在则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集中建设一个集传统文化、自然景观和生态观光于一体的旅游区或自然财富和人文财富相结合的功能区,建成湖南东部临近长株潭中心城区又一个“张家界”,使服务业发展壮大成为该区域的主导产业。
强化服务业发展既要突出做大规模,更要加快提高水平,这就必须把现代服务业作为“两型社会”城市群建设发展的重中之重。需采取强有力措施,大力发展各类生产性服务业。发挥长株潭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加强人才培训,全面提高其服务业创业与就业的适应能力。突出发展金融、物流、商贸、外包、技术、信息、动漫、旅游、会展、娱乐、文化等现代服务业和各类生活服务业,形成一大批新兴的现代服务业支柱产业。这样,服务业上去了,优化了产业结构,经济总量也大了,单位能耗、物质消耗就会相应下降。建设好最大空间规模效益的长株潭城市群,确保其“两型社会”各类经济社会环境指标进入全国前列,将大大促进湖南富民强省和中部地区加快发展与崛起。
五、结论与启示
(1)中国“两型社会”建设必须主要依托现代巨型城市群。因为以特大中心城市为主体的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在本质上即经济、社会的高度集约化和现代化,空间上为最大供给规模与最大需求规模对称的产需平衡的经济体,能够产生远远高出于企业、行业和城市规模经济效益之上的最大空间规模效益。只有把“两型社会”建设与现代化城市群建设结合起来,从根本上极大提高经济、社会的集约化程度,在空间上构建最大供给规模与最大需求规模对称的城市群经济体,在宏观上实现投入产出效率的最大化,才能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从而获得最大发展、最大节约、最大环保的“两型社会”建设最大的财富体。
(2)“两型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发展“两型产业”。发展壮大能够满足本城市群需求、且符合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要求的所谓“两型产业”,实质上就是加快由粗放式生产方式向集约式生产方式的转变。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必将全面推进结构优化、节能环保、技术进步与体制机制创新等,相应带动生活消费方式以及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微观与宏观上为“两型社会”建设与“两型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基础。
(3)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回顾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效,关键就在打破全国财政“大锅饭”体制,实行以省级为主的地方财政承包制及在此基础上的分税制,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持了改革30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财政政策作为经济政策的核心必须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正如改革前30年全国统收统收的财政体制一样,改革30年来的财政体制的功能作用也已发生畸变。最突出的问题是在造成区域发展失调与市场分割的同时,带来了经济不规模、不节约、不环保等诸多的弊端。建设“两型社会”与发展“两型产业”,如果不能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形成相应区域范围内财政利益关系协调的体制机制,区域一体化与统一市场则不能形成,各种好的科学发展规划、结构优化调整方案、区域和流域治理与资源节约措施,都将难以真正付诸实施,结果必将使“两型社会”建设流于形式和口号。
(4)推进“两型社会”建设需动员全社会力量。“两型社会”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系统工程,既牵涉到理论、理念与思想观念的创新,又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整个发展方式的转变;既要求经济社会的协调互动,又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可持续发展;既要推进各个领域的配套改革,尽快形成有利于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又要促进人的发展,把最大发展、最大节约、最大环保的理念和任务,落实到每个城市、每个单位、每个家庭、每个公民,落实到每件产品生产、服务、消费的全过程。显然,只有集全社会之力,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两型社会”建设与“两型产业”发展的目标。
注释:
①李海舰、原磊(2008)指出:“最优点射线”即人类为获得合意的三大财富结构而对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二者形成的发展方式做出最优选择,将这些不同时点的最优选择点置于三维坐标空间中则构成三大财富综合求解的最优点射线。由于人类的生产方式往往由粗放式过渡到集约式,生活方式往往由破坏浪费型过渡到天人合一型,发展方式往往由注重生产过渡到注重生活,其总体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最优选择点射线是一个从原点向外发散的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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