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重光与客家文化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客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谢重光，1947年1月生，福建省武平县人。198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获博士学位。现任广东汕头大学潮汕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客家学会理事、《客家》杂志主编。
谢重光是近年来在客家学领域极其活跃的一位学者，他主编的《客家文化丛书》于1995年出版以来，备受社会欢迎。其中尤以自著的《客家源流新探》一书，以理论框架和学术观点的新颖，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去年10月至11月间，他先应美国加州客家同乡会之邀，在洛杉矶、旧金山、华盛顿的客家社团和华人文教中心作有关客家文化的专题演讲；旋赴新加坡出席客家学第三届国际学术讨论会；又赴马来西亚新山、马六甲、吉隆坡、槟城等地，与当地的客属公会进行学术交流和联谊活动，使其学术观点远播美国和东南亚。最近，笔者怀着对客家文化的浓厚兴趣，访问了谢重光。
谢重光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期间学的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主要研究方向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经济史和文化史，特别是佛教社会史，并且已取得丰富的成果。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他研究起客家文化来的呢？谢重光认为，对魏晋隋唐史，特别是中古时期的佛教社会史，自己有了较多的学术积累，资料熟悉，对治学方法和有关动态也熟悉，如果在这个领域继续做下去，可以驾轻就熟，多发表一些文章，多出一些书。但是，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把主要精力转到客家学研究方面，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条。
一是遵照前辈大师陈寅恪等的倡导，学者们要“预流”。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学问，学者要跟上时代，研究新学问，解决新问题。包括客家学在内的区域历史文化研究是当前国内外学界关注的热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学问。我们要“预流”，搞客家学正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二是受到责任感的驱使。前此，他读了一些谈论客家人、客家史和客家文化的文章，也参加了一些客家学术会议，感到前人已经取得不少成绩，同时也感到目前见到的有关客家的文章，属于宣传性的居多，属于学术性者较少。在客家学的理论、方法、资料发掘和使用、研究目的和手段等诸多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另外，还发现不少人误认为只有广东梅州是客家地区，客家人就是梅州人，不知道闽西和赣南也是客家地区。这与闽西、赣南的客家学研究起步比较慢，工作做得不够有关系。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又是一名客家人，参加到客家学的研究中，廓清一些混乱问题，推进客家学的研究，弘扬客家文化，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笔者问及目前客家学研究已取得哪些成绩，还存在什么问题时，谢重光认为，首先，通过研究，已使学术界和社会上认识到有关客家问题的研究是一个专门的学问，即客家学，并且吸引了国内外一大批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投身到客家学的研究中，使客家学研究成为一门声势浩大、充满活力的国际显学。其次，大家已经认识到客家学是一种综合性、跨学科的学问，必须有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互相配合，共同攻关，才能解决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三，在族谱资料、民俗事象的搜集整理以及若干客家社区的个案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切实的成绩；对于国内客家人分布区域的调查，也有很大进展。
但是，成绩虽多，存在的问题也不少。现在有一种泛客家化的倾向，以血缘为标准，认为客家人的祖宗都是客家人，这些祖宗的后裔也都是客家人。如此反复上推下连，把客家人的数目搞得越来越大，特别是把许多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著名人物都尽量定为客家人。这样纯以血缘为标准上挂下连的方法有明显的漏洞，闹出许多笑话。泛客家化倾向还有一种表现，是以当今的客家聚居区为准，把与今日客家聚居区有关的古今人物都定为客家人。如有人认为江西吉安是客家人聚居区，同时又发现毛泽东祖上曾居吉安，所以推定毛泽东也是客家人。殊不知当今湖南人大多是明清之际从江西迁移过去的，若按他们的理论，湖南人岂不基本上成了客家人？现在有些论著说世界上的客家人有八千万或一亿，甚至一亿多，其实只是用泛客家论的观点估算出来的，很难取信于人。还有的人把客家人的血统绝对化，把客家精神绝对化。表现在有些论著一味从血统上论证客家精神的伟大、客家文化的优秀。这些论调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它无益于人们正确认识客家精神和客家文化，又容易引起民系间的误解和纠纷，因而是一种错误倾向。此外，在方法论上也存在偏差，即看问题没有把它放在相应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中观察，不肯花工夫去搜集、挖掘史料，过分相信族谱资料的说法，片面地依据族谱资料下结论。
那么，在研究中是如何克服或纠正这些问题的呢？谢重光结合自己的著述谈了在客家学方面的主要学术观点。
他认为，要解决前面提到的问题，除了不断提高学术修养外，还要有不计个人毁誉得失，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换句话说，要有学者的良知。他在《客家源流新探》中，提出了“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客家先民南迁不一定都要路经宁化石壁”；“族谱有重大的价值，也有很大局限，要有鉴别地应用”等观点。这些观点的提出，都要有不计个人毁誉得失，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1）所谓种族的概念，就是从血统上说明客家的来源和组成，认为客家人纯粹是由北方南迁的移民形成的，其血统是最纯粹的汉族血统。有的论著甚至把血统论的倾向引向极端，提出了“客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客家基本上未与畲族发生婚姻关系”的论断。所谓文化的概念，是从文化上说明客家民系的形成。他认为，自北方南移的大量汉人固然是形成“客家”的一个因素，但单有南移的汉人还不能形成“客家”，还有待南移汉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迁入某一特定地区，以其人数的优势和经济、文化的优势，同化了当地原住土著居民，吸收了原住土著民固有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彼此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一个新的民系才得以形成。这种新型文化就是客家文化，这种新型文化的载体就是客家民系。用种族的概念来说明客家的形成，是客家研究的开拓者罗香林先生最先提出来的。由于这种观点把客家人说成是中原正统的嫡传，是华夏贵胄的后裔，提高了客家人的身分，为客家人争了面子，所以得到很多客家人的拥护，风行于各个客家社团，也风行于许多客家学者间。用文化的概念来说明客家的形成，则去除了客家血统纯正、出身高贵的光环，还它以民族融合产物的本来面目。这样的观点，固然比较符合历史实际，却有唐突先贤之嫌，同时忤了一大批以血统、身分自豪的客家人士之意。在这个问题面前，是阿世媚俗，附和血统论的说法，或是回避敏感问题，缄口不言以明哲保身呢？抑或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地秉笔直书呢？这是考验一个学者是否有良知的试金石。谢重光选择了后者。（2）客家先民南迁时大都经过了宁化石壁的问题，是一些学者根据族谱记载，概括出来并加以强调的。但是，谢重光经过深入研究后发现，这一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于是，在《客家源流新探》一书中揭示了这一说法的疑点，并从地形的分析和历史实例的举证两个方面，说明南迁移民从江西到福建有多条途径，并非一定要走宁化石壁一路。这样说，毫无否定宁化石壁是客家祖地的意思，只是想客观地说明客家先民南迁的路线，进而客观地说明客家民系形成的过程。他相信经过争鸣，学术界自可得出正确的结论。（3）对族谱的认识和利用问题，他认为是研究方法问题。为什么根据族谱资料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可靠，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呢？谢重光指出，一般说来，族谱资料中时间近的部分，内容比较真实可靠，而时间远的，特别是记载其祖宗官阶、爵秩和本姓郡望的部分，有很多附会的成分，就不那么可靠了。所以，应提倡重视族谱，掌握和合理利用族谱，但不可迷信族谱。要重视文献史料的挖掘和整理，还要做深入的实地调查工作。要利用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把族谱资料、文献史料、田野调查资料综合起来研究，力求取得客观、科学的成果。
当笔者问及今后深入开展客家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什么时，谢重光认为，客家民系是何时形成的，到底什么是客家精神这两个问题，至今仍众说纷纭，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客家学研究应从这两方面多下工夫。客家民系何时形成的问题，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史料方面的。史料包括文献史料和考古材料两大类。象唐宋以来大量的正史、野史、笔记、文集、墓志、碑刻，以及来自各地区不同时期修成的族谱，都应认真细致地加以爬梳抉剔。以前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今后要做，个人力量有限，单兵作战难以奏效，最好能组织集体攻关。客家精神的实质是什么的问题，要有比较研究，可与其他民族、民系比较；要抓紧进行实地调查，从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经济状况、生活习俗、价值取向、宗教观念等多方面、多角度去考察、分析，这也有一个各类学者及实际工作者横向配合的问题。自然科学方法的介入尤为重要。例如对汉族各个支系及有关少数民族进行基因测定，然后结合其它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就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