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心理与文化存续
——审美意蕴中的彝族撒梅人“虫王节”庙会
罗夏梓平
（四川旅游学院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100）
摘 要： “实践”和“心理”是人类文化得以生成、存续的因素之一。文化的产生得益于人类实践的结果，它是民众日常生活于其中，并为其提供生存的意义，是文化本真性的体现。文化的存续源自民众参与者的主体性、语境时效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是民众从文化实践到文化心理更高层次的调适。以“经世致用”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文化正是在实践和心理双重作用下不断形塑和丰富着自己的人生世界。本文以昆明阿拉街道办事处“虫王节”庙会为例，从审美意蕴视角探讨文化所凝结的实践、心理的产生、发展和延续过程。
关键词： 审美意蕴；实践；心理；文化存续；“虫王节”庙会；撒梅人
庙会文化是“俗”的一种体现。先秦时期的“俗”字具有两个义项：一是行为实践（“习”），即不断被民众所重复之俗；二是思想（“欲”），周代将“俗”与“欲”混用，表达民俗是民众欲望的集中体现。“俗”字的这两个义项，即欲望表达和多次重复表明“俗”的概念从一出现就涵盖了行为与思想两个方面的内容。[1]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固定的行为是民众在长期反复的劳动中形成，具有实践美学的意蕴。群体的思想是民众长期文化积淀形成的共同心理，具有独特的心理审美特质。两者皆是美学艺术感性的理性化思考，也是分析文化行为在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时，它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2]
一 彝族撒梅人“虫王节”的原始实践之美
彝族撒梅人“虫王节”的生成与农业思维密切相关。历史上，昆明地区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的虫害灾难，由于生产力低下，当地民众采取最为原始的宗教仪式手段，并借“虫王娘娘”这一女性角色附会孝道文化内涵作为五谷丰收、民族存续得以保障的基础。[3]可见，节日的形成往往与某种事件的发生有关，族群为了加深对此事件的记忆，便创造了相应的集体性与社会化活动，并以此来纪念与之相关的人物或事件。[2]
由“虫王节”的生成来看，它与彝族撒梅人先民实用功利主义的实践美学有莫大关系。自古以来，中国先民一直将主客融为一体，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生产、生活要顺应天道，以此达到“自然人化”美好空间的目的。由此产生了原始的“天人合一”的实践美学。这正是彝族撒梅人先民出于对自身生存、繁衍思考的实践性结果。实践是人类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社会活动，因此，在未知的探索中，人类往往将客观世界带来的悲剧之美演化为一种生活之美，并深深地扎根于实用主义的生活实践之中。这仿若将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内在运动规律的神化的自然审美过程。“神化”带有一种幻想的成分。人类抽象思维的发展，造就了人对客观世界的想象，想象与人的价值取向相关，它所反映出人类对自然交流方式和对生命的尊重。“虫王娘娘”形象的塑造便是将生存处境的悲剧实践幻化为一种主宰人命运的形象，以此达到一种幻想的审美境界。
人类的劳动实践与人的情感体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民俗审美的观念中，实现审美价值主体性的基本途径是人的体验与实践。[4]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这里的物质即人类的实践对象客观世界，而意识则是认识世界所体现出的情感。
两者在构建审美文化价值中表现出最为原始的关系。然而，人类一旦构建起行之有效的实践结果，往往会将之以集体的形式加以反复的强化。彝族撒梅人“虫王节”周期性的举行恰好诠释了这一点。从“虫王节”最初原貌来看，《大板桥村志》记载：“……去的人要准备小布袋，捉一些昆虫在内，带到祭虫山，连同香火一起祭拜虫王”。[5]《大板桥风物志》记载：“‘七月七’祭虫，这天，各家都要前往自己田中捉一小袋昆虫，前往三瓦村旁的祭虫山‘祭虫’……”[6]
夏、商、周时期，宗庙是用于帝王、贵族祭祀祖先的场所，并非一般平民能参与的政治社交活动。夏、商、周以后，农耕思维下基层社会组织宗族村社的社祭和蜡祭盛行，原始信仰 “神”的形象被凸显，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的神被人们想象出或以现实事物为原型的各类神，如日月星辰、鸟兽虫鱼等都成为民众祭祀崇拜的对象。这便是后世“庙会”的源头。[8]“虫王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形成最初集体性的民族节日。
隧洞的顶拱设直径42 mm超前小导管，小导管长为4.5 m，环向间距30 cm，外倾角5°～10°，搭接1 m，不灌浆，超前小导管与靠近掌子面的钢拱架焊接牢固，形成整体受力结构。
传说是诠释节日审美价值的最好方式。虫王娘娘是彝族撒梅人“虫王节”最主要的祭祀对象。从“虫王娘娘”的传说可以窥探彝族撒梅人生存实践的审美哲学。如：
可见，民众的实践与体验是建构节日审美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内在生成过程，由此形成劳动人民最为朴实、单纯的智慧美学。
（二）在地理课堂教学中运用生活实际，提升地理思维能力。针对学生出现的地理思维缺陷，特别对高中文科生而言，由于面临高考的现场，加上许多高考题目都是全新的，没有良好的地理知识思维结构在做题的时候是很难正确解决问题的。所以在地理课堂教学中更要注重加强诱导启发，调动学生的地理思维，注重启发诱导，调动学生一切可以利用的头脑中的地理理论知识，从学生的认知能力角度开启，一步一步深入挖掘，让学生深层次的进行思考形成正确的地理思维。此在此基础上老师就应该深入挖掘，提出问题，然后让学生会提出一系列的假设，最终回归到目前比较易懂好理解的理论知识上，充分的让理论知识生动起来。
从“虫王娘娘”的传说来看，它所传达的是敬孝的道德观。这种敬老习俗与农耕时期彝族撒梅人社会实践有莫大的关系。从历史分析，一方面，彝族撒梅人所处的昆明地区，历史上人口流动与战争频繁。因此，女性的生育问题是整个群体得以存续的保证。彝族撒梅人用传说的形式对不孝的批判，从而回归到中国传统孝道观的和谐圆满状态，体现出一种人性之美的价值观念。因此，用虫王娘娘传说的孝道观来凸显对女性的重视和构建彝族撒梅社会新秩序和民族团结稳定。同时，彝族撒梅人重视农业，将农事的兴衰与女性角色联系起来，出于对民族生存与繁衍的思考，以此达到族群人丁兴旺、五谷丰收的美好祈愿，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人文之美。
从“虫王娘娘”女性形象的角度分析，有其自身的审美价值。虫王娘娘作为彝族撒梅人象征性的文化符号，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审美价值。女性具有柔与美的特点，柔与美是一种内外兼具的美的哲学。“虫王娘娘”女性的审美形象表现在：第一，女性的外在仪表之美。虫王娘娘眉清目秀，慈眉面善的外在形象，体现出女性自然、朴素的审美观；第二，女性的内在品质的柔美。借女性形象传达孝道观，正是“天刚地柔，男刚女柔”的乾坤思想，女性的柔具有包容性，它正是坤性厚德载物的最好体现。以柔克刚，最柔的东西往往能形塑最为刚韧的品质，以女性角色去干预男权为主导的社会，则是将外在形象与内在精神价值用到社会美上。正如虫王娘娘所代表的高尚品质、行为等对社会、对人是一种精神价值，以此形塑为一种形象之美。
审美是以感性的方式，表达着理性的诉求。“感性”是感情体验，它是一种氛围的烘托和渲染。“理性”则是心理的诉求，即需要达到某种目的。当代社会语境下的“虫王节”庙会表达了新的审美共识，在各方因素的合力下产生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审美特质：
总之，“虫王节”的产生蕴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它本着人善真的本性去追寻人生理想的民俗活动，就是生命活动，也即人生的审美性活动。[7]从而以一种实践性精神去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自身的关系，以此达到一种平衡的审美状态。
很久很久以前，在撒梅人居住的地方有一个老太婆，她有12个儿子，每个儿子轮着赡养她一个月。闰年有13个月，多出的这个月就没有人赡养老人。于是，老人想投靠自己的女儿，她就朝着女儿家的方向走，走到一个半山腰的时候，老人饥寒交迫，活活被冻死在那儿。后来人家发现，许多虫蚁抬着泥巴一点一点地将老人埋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老人坟里飞出很多虫子，虫子飞到庄稼地里，吃光了所有的粮食。后来大家发现虫子是从撒梅人居住的小山上飞出的，于是就请了当地的“道士”“师娘”在老人墓前祭奠，这才免去了虫灾。之后，老人死去的地方取名祭虫山，大家称老人为虫王娘娘，并于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到祭虫山祭祀虫王娘娘。
二 “虫王节”从民族性节日到地域性庙会的审美延续和转变
民俗的延续依存于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共同创造、积淀的一种文化审美智慧。它融合了这个民族的社会实践过程和情感体验，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心理特质，是一种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民俗审美符号。
如前述，“虫王节”的本源并非庙会，只不过在后世的延续与发展中具有了庙会祭祀神灵、商品贸易、文娱活动等的文化特征。
参考俞晟、马俊等人[16-17]的游憩活动分类方法,将目前游客在百米林带中进行的游憩项目按照活动特征分为观赏风光类、静态游憩类、动态游憩类以及群体活动类4种。79%的游客选择在林带中进行观赏风光及静态游憩类的活动项目,动态及群体活动进行的频率较低。造成此类现状的原因之一是林带的主要使用人群为老年人,没有精力进行对体力消耗较大的动态游憩活动;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林带中植物种植方式多以成片群植为主,幽闭空间较多,空旷的大草坪非常少,限制了游人的活动类型。
共140例患者用于建模，其中按1∶1的比例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训练集与验证集的临床参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在总的18个临床参数，经LASSO算法筛选后，在图1中交叉验证误差最小时的lambda处，得到5个与进展期鼻咽癌患者远处转移密切相关的参数，分别是血清EBV DNA，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NLR），治疗前血清VCA-IgA抗体，同步放化疗，诱导化疗。
何为庙会？高占详认为，“是以寺庙为最初依托，以宗教活动为最初动因，以集市活动为表现形式，融艺术、游乐、贸易等活动为一体的社会现象。它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上层建筑、一种社会生活、一种历史现象。”[9]小田认为，“庙会是以庙宇为依托，在特定日期举行的，祭祀神灵、交易货物、娱乐身心的集会。”[10]从庙会的概念来看，“虫王节”已完全具备庙会的文化特征。其已由原初单一的农业祭祀审美价值转变成了祭祀神灵、商品贸易、文娱活动的多层次审美文化活动。2005年，经昆明市人民政府批准，“虫王节”庙会被列为昆明市第一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并“虫王节”所在的阿拉街道办事处也在积极推进该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推广工作。由此，“虫王节”从民族性的节日转变成了地域性的庙会活动。
第二，审美的自由性。当代民众参与“虫王节”庙会具有审美自由性。它有别于原初“虫王节”的生成是出于彝族撒梅人先民生存、繁衍的考虑，是被迫地遵守这一生存法则。而当今的庙会不是以实践审美的需要，而是民众自身对日常生活与审美互动的合理安排中作出的选择。民众的日常生活遵循的是农历的纪年法，它与“虫王节”农历纪年法是有冲突的。因此，民众习惯于在农历时间节奏中依据心理需求自由地作出选择。
一种基于NB-IOT的智能垃圾桶设置有：单片机[1]；气味传感器[2]与单片机电连接，单片机与窄带物联网通信模块[3]电连接；窄带物联网通信模块通过无线信号与云端服务器连接，云端服务器通过无线信号与移动终端连接；太阳能电池板通过导线与蓄电池连接，蓄电池通过导线与单片机、红外传感器、空气质量检测器、异味传感器、窄带物联网通信模块电连接。
三 当代社会语境下“虫王节”庙会的审美心理诉求
当代社会语境下的“虫王节”庙会，已由“自然人化”进入到“人化自然”的历史阶段。这意味着民众由以农耕思维为背景的实践审美上升到民众主动追求自身心理需要的审美阶段。心理的审美需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民众在此背景下生活质量提升，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满足审美与日常生活的互动。在民族乡村旅游的大背景下，民众在心理需求的驱使下实现自己旅游审美化的满足。随着中国城市建设的大发展，城市化加剧了消费主义影响下的审美文化内涵的转变，以致政府与民间重新整合祭虫山，以完成旅游思维的森林公园的打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分民众参与到庙会活动之中，越来越多地受控于消费意识形态的审美心理需求。
依据30位相关专家的意见及在强度描述中的选择结果,对初拟的评价指标筛选和归并,去除重复指标、重要性低的指标,最终确立了有关县域乡村旅游公路选线适宜性评价的12项指标因子(图4)。
第一，由单一的自然之美到自然、人文的双重美。“虫王节”庙会所在的祭虫山位于昆明市阿拉街道办事处（原阿拉乡）三瓦村。此地是昆明城市化扩建的区域范围。祭虫山森林公园的打造表明“虫王节”庙会不再是一个以思考人类生存繁衍为主要目的的实践审美价值，它将以“人化自然”的形式重新构建人去观赏“文化”自然的模式。这一转变不仅满足了当下民众的审美心理需求，还将原有的“自然”概念扩大化了。随着社会的发展，原生态的美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类“人化”为另一种景观式的美，并兼具了自然和人文两种美学原理。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虫王节”的延续和转变。第一，“虫王节”的存续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的过程，它在不断地自我调适中丰富着文化的内涵，体现出了民俗活动的人文关怀之美。第二，在国家一体化格局下，“虫王节”逐渐形成了与时代背景和民族认同相符合的大众文化形态。精神价值即为审美价值，原初的“虫王节”是在实践美学构建中形成，其生成于农耕文明时期，是彝族撒梅人先民实用主义的精神性生存观。如今的庙会存续已突破了农耕思维，它在工业、信息化时代的背景下，充斥着经济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城市化的发展、旅游经济的兴起都是这个时代所呈现的特征。因此，在国家在场的影响下，“虫王节”在多重因素交织的审美文化空间中，被赋予了这个时代民众所需要的一种审美价值。同时，彝族撒梅人的生产生活也已融进这个时代的洪流中，对于彝族撒梅人来说，“虫王节”不仅是本民族特有的精神文化记忆，它还是符合这个国家体制建构，并被认同了的普适性庙会文化现象。第三，文化符号在不同社会结构中能够传达不同的价值，民众凭借经验在其中获取符号所传递的审美意义。“虫王节”的审美实践单纯的是民族生存繁衍的手段，它是一种有意识地文化符号的创造，以此维系社会秩序。如今庙会中的“虫王娘娘”形象，成为了当地民众记忆性的文化符号，并与民众的社会实践并无实质性的关联，而是融入族群审美的血脉中，以此唤起民众与过去的联系，从而共享审美空间中的文化归属。
第三，“忧患”与“乐观”交织起的审美异趣。庙会的核心是祭祀神灵，大多数民众进入寺庙场域都会习惯性地与“神”进行沟通，祈福、跪拜、献祭仪式都是较为常见的沟通手段。“虫王节”庙会当天，寺庙里外人山人海，民众祭祀神灵的方式各有不同。最为简单的形式为“磕头——默念”“烧香——磕头——默念”两种。较为复杂的形式分为无生命的献祭仪式和有生命的献祭仪式。前者较为普遍，一般献祭仪品为纸马、香、黄钱、符（根据自己需要，有不同的符）、元宝、鞭炮。仪式过程为进入三皇宝殿，将纸马举过头顶，拜伏羲，同时口中默念祈求词。接着拿出一对大的红色蜡烛，点燃供于伏羲前的供台上，然后在伏羲两旁的轩辕和神农供台前分别点燃两支小的红烛。回到正中央的伏羲前，把纸马举过头顶再一次拜。接着将纸马、黄钱、香、符（清吉平安纸）、元宝拿到三皇宫外的焚烧槽焚烧，最后放鞭炮。后者较为少见，仪式过程一般是：献祭仪式的需两只鸡，一公一母。仪式人将鸡抱于虫王娘娘庙前，先将黄钱点燃，并在鸡头上来回绕圈，口中不停念着祈求词。接着将事先准备好的一碗米和一碗水放于身前，抱着鸡让其吃米，如果鸡不肯吃米，则会一直将鸡头按在米碗内，或者将鸡啄掰开，直至完成吃米这一过程。然后，现场杀鸡，将鸡血洒于虫王娘娘庙外的花台边。待鸡完全死后，将其拿到后山去毛，掏净内脏，将鸡脚塞进鸡肚子里，用鸡翅膀将鸡头固定，下锅煮熟食用。
个体工商户或个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捕捞业等“四业”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从事种植业、养殖业、饲养业和捕捞业，其投资者取得的“四业”所得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由“虫王节”庙会民众通神方式来看，似乎有违于当代社会的价值观。但从审美文化的角度去分析，其做法透露出民俗审美文化在信仰仪式中的忧患意识。所谓“乐天知命故无忧”，民众是否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都会利用祈求、献祭等形式讨好神灵，以求趋避利害，谋得福祉。这正是中国民众“有备无患”的审美心理在忧患意识中的最好表现。另外，传统中国，民众有见庙就拜的行为习惯。当代民众的祈求行为沿袭了传统人与自然关系的建构。一方面有忧患意识的心理因素，以此填补日常心理的缺失；另一方面，排解城市生活带来的压力，以求得心灵的升华。这种心理动机是民众朴实、纯真的审美理想。信仰仪式使人保持平衡的态度与精神的统一，它的功能在使人乐观仪式化，以乐观胜过悲观的价值。[11]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众参与信仰仪式又是一种实现自身乐观主义的状态，以此实现对生命意义的认同和对美好生活的继续。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心理是一个系统的自组织结构，当它感到某种缺失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强烈的需求愿望，而且心理的发展史是一个不断由“不平衡——平衡——不平衡”的动态连续发展过程，心理不平衡是由于现有心理水平需要与外界刺激的矛盾而产生的，当矛盾得到解决，即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和补偿，产生暂时的心理平衡，同时又孕育着新的需求和平衡。[12]中国信仰民俗的审美意识同样也是这样一种动态过程。当民众的信仰仪式成为一种普遍的心理现象，那么它就代表了一种普适性的人文之美。因此，随着城市化和乡村旅游的兴起，以民间信仰为主题的旅游活动，消解了人们忙碌的日常生活得以短暂的停息，人的心理世界得到信仰的关照，从而在自然审美和人文审美的世界中洗礼了身心。
第四，审美的欢愉心境。“虫王节”庙会另一个特色就是歌舞表演。民众通常参与完神灵祭祀以后，于中午一点左右开始进行形式多样的文娱活动，有男女对唱、或集体舞蹈等，大大小小的表演团队独立地遍布寺庙的后山。庙会的文娱活动表现为一种集体性的审美意识。集体娱乐性所营造的是一种审美氛围，它消融了个体的审美活动，使得个体不自觉地从行动和感官上融进集体性的审美氛围中。因此，集体和个体彼此形成一种心理愉悦的默契，在情感互动的同时构建起“温馨家园”式的民俗审美之欢愉的主调，以此达到心灵上美的升华。不可否认，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乡间庙会实际上更像是一个消遣、娱乐以及消费的场所。[13]正因为如此，“虫王节”庙会吸引了大量以此为目的的游客实现自己审美心理的需求。
第五，商品经济的泛化带来了民众审美心理的扩张。“虫王节”庙会期间，通往祭虫山祭祀场所的道路两旁摆满了各种商品。摊贩们利用各种方式吸引游客购买商品，整个场面锣鼓喧天跟乡镇市集没有两样。从庙会商品贸易的审美视角来看，实际上是民众日常生活消费在信仰活动中的延伸，商品经济对审美产生了新的变化。一方面，它是以人为主体倡导的意识活动；另一方面，庙会形成了一种狂欢式的审美心理模式。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商品经济的泛化使得信仰活动的精神作用被受控于实用主义的民众所抛弃。民众不仅仅满足于精神信仰这一审美形态，使之将身心的满足发展到了极致。民众一方面需要得到神灵的保佑，以排解心理的“忧患”；另一方面，民众还以旅游的心态参与购物、娱乐等活动，从而达到愉悦身心，解放自我的目的，以此改观了“虫王节”原初神灵祭祀的唯一目的。
民众的审美心理需求在与日常生活的互动下，导致商品经济泛化的同时，也使得自己的审美价值扩大化了。这里的审美价值应该视为一种新时代背景下民众共识性的文化现象。因此，审美本身不再局限于一种与日常生活无关的地位，它解构了审美本来的意义，将审美价值与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认同价值等同起来，以获得民众普遍性的参与方式。就此，人的普遍价值观来自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也符合民俗活动本身集体性的审美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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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mple Fair: Aesthetic Implication of “Chong Wang Festival” of Samei People of Yi Ethnic Minority
LUO Xiaziping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Sichuan Tourism University, Chengdu 610100, China)
Abstract: “Practice” and “mentality” are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human culture can be generated and survived. The emergence of culture comes from the results of human practice. It is the embodiment of the true nature of culture. The survival of culture comes from the influence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people's participants and the timeliness of the context. It is a higher level of adjustment from the cultural practice to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The Chinese national culture with the core of "the use of the world" is constantly shaping and enriching its own world of life under the dual roles of practice and psychology. This thesis takes the “Chong Wang Festival” temple fair of Kunming Ala Sub-district Offic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practice, psychological gener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tinuation of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implication.
Key words: Aesthetic Implication Practice Mental Cultural Continuity ”Chong Wang Festival” Temple Fair Samei
中图分类号： C9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128（2019）03-0026-04
DOI: 10.13963/j.cnki.hhuxb.2019.03.006
收稿日期： 2018-08-27
作者简介： 罗夏梓平（1987-），男（土家族），四川成都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民俗文化与现代化。
[责任编辑 龙倮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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