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释学视角看马克思文本研究——兼评解读马克思的两种学术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解释学论文,两种论文,取向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围绕着“重读马克思”的话题，国内学术界兴起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热”。 在这种情况下，我很赞同一些学者的主张：我们今天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首先需要一 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因为此类研究，过去一直在“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等等名义下进 行，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来的新问题。如果没有方法论上的反思和提升，我们今天的研究 很难达到新的境界和水平，甚至有可能在新名词下重复过去的老套路。笔者曾经撰文探 讨在马克思文本研究中合理借鉴解释学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注：参见拙文《论马 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的解释》，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1期。)这里再结合学术界 的相关争论，进一步申述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一、“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是否可行
从解释学的视角看，在当代条件下开展马克思经典文献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对马克 思的历史文本作出新的解释。鉴于以往研究中由于“意图先行”而导致了对马克思的误 解或“误读”，有的学者提出，为了“呈现马克思思想的真实面貌和原初状态”，客观 地了解、科学地阐释并逐渐接近马克思的思想，我们应该“以马克思的文本为本位”来 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所谓“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就是在阐释马克思的思想的时候 ，应该从他的文本的特定语境和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而不是从别人提供的解读模 式和诠释框架或自己的观点、倾向方面去考虑。(注：参见聂锦芳《目前马克思哲学研 究中的史论关系问题省思》，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努力体现马克思文本研 究的当代水准》，载《学术月刊》2003年第1期。)这是目前马克思文本研究中一种被明 确表述的研究纲领或研究策略。我们的问题是：这样的研究是可行的吗?
比较清楚的是，这种主张明显忽略了文本研究中的“解释学处境”。
所谓“解释学处境”，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就是“理解的前结构”，它由“前有” 、“前见”、“前设”三者构成。“前有”就是理解之前先已具有的东西，包括解释者 的社会环境、历史景况、文化背景、传统观念以及物质条件等，它们隐而不彰地影响并 限制着人的理解。“前见”就是理解之前的见解，即成见。任何被理解物总是具有多种 多样的可能性，而把它解释成哪一种，是由前见参加决定的。“前设”就是理解之前必 须具有的假设，解释总是以某些预先设定的假设为前提的，任何解释都包含有某种预设 。海德格尔说：“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 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 (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176 页。)伽达默尔把海德格尔的“理解前结构”统称为“先入之见”或“偏见”，有时又 称这种“先见”或“偏见”为理解的“视域”(horizon)，认为它们是任何理解的出发 点或前提。总之，解释者无法摆脱“前见”或先入之见而达到所谓“以文本为本位”的 理解，而“前见”是任何理解和解释都必然具有的“解释学处境”，是任何理解和解释 得以可能的条件，其意义也决不是消极的，应该限制或排除的。伽达默尔认为，“前理 解”或“前见”是历史赋予理解者或解释者的生产性积极因素，它为理解者或解释者提 供了特殊的“视域”，谁不把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域中，谁就无法真正理解。
正视“解释学处境”，对于我们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具有多方面的启迪意义。而“以 文本为本位”的研究纲领，由于忽视“解释学处境”，存在着一系列自身无法克服的悖 论或难题。
第一，正视“解释学处境”，意味着任何文本研究得以可能的前提之一，就是研究者 必须形成相应的“问题视域”。我们只有取得某种问题视域，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而 问题视域本身就包含了对问题的可能的回答。“问题视域”是可以改变的，随着“问题 视域”的改变，不同文本或同一文本的不同方面会在不同的条件下分别被提到关注焦点 的地位，而这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例如对《共产党宣言》的解读，过去将它的主旨 概括为阶级斗争、“两个决裂”、“两个不可避免”，现在人们又从中“读出”世界历 史理论、世界史观抑或全球化思想。主张“以文本为本位”进行研究的学者对此感到困 惑和不解：这些对立的观点由同一文本中生发出来，割裂和肢解了原始文本的完整性和 真实内涵，损害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恒定性。然而从解释学的观点看 ，同一文本的不同内容方面会因为解释主体视角的转换而发生迁移，是十分自然的。以 前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研究者的“问题视域”自然注目于马克思文本中这些方 面的内容，而对其他内容有所忽略；而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全球化等方面 的内容之所以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受到重视，也是因为生活实践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关注焦 点的变化。由于“问题视域”总是有限的，所以我们不可能一下子穷尽文本的一切方面 ，这就是经典文本之所以常读常新，具有永恒魅力的道理所在。
第二，正视“解释学处境”的存在，可以使我们对自身的局限性获得自警和自省的意 识，从而避免种种僭妄。马克思的文本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和极其多样的体裁，我们在 研究时固然可以提出全面性的要求，但只要研究者的“视角”(perspective)是一个不 可约化和省略的因素，所谓“全面”就只能是一种外观，视而不见的现象还是会经常发 生。因为“意识和对象的绝对同一性对于有限的历史性的意识来说基本上是不可达到的 。”(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权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 02-303页。)我们不能期望自己会以某种万能的“神目观”一下子捕捉一切，在坚持从 自己视角出发所得到的结论的同时，要看到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视角，而它们所得出的结 论也许是同样合理和应该受到尊重的。任何一种“视角”或“问题视域”都是有限的。 在依据某种“问题视域”进行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敞亮”和“遮蔽”总是如影随形般 互相依存的。因此，从一定视角出发所得到的对于马克思的理解，只是多种可能的理解 中的“一种”理解，它不排斥其他可能的理解，也绝对不是“惟一”的理解。实验心理 学演示，同一幅图画，由于观察者视角的不同，可以从中看到“美丽的女郎”和“凶恶 的老妪”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但每一次我们只能看到其中的一种形象，我们能说哪一 种形象是“真”的呢?
第三，正视“解释学处境”的存在，意味着承认并重视解读者自己思想的权利和责任 。即使我们把文本研究理解为“我注六经”式的解读，这个“我”即解读者的作用虽然 是隐匿的，但仍然是不可排除的。因此，不管“我”怎样以“马克思”的名义说话，实 际上所说的还是“我”对“马克思”的“理解”。每一个“马克思”的读者都有权利说 “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但当这样说的时候，“我”就会多一分谨慎，多一分谦逊，敢 于承担自己作为解读者的“责任”，而不是像过去所做那样，每一个“马克思”的研究 者都以“马克思”的名义说话，却把本来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责任轻易地推卸掉。
总之，研究者永远也不可能抛开自己的“问题视域”而进行所谓“以文本为本位”的 研究。
对于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来说，“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还有可能陷入某种“文本中心 主义”的误区，把马克思的文本封闭起来，只注意其内部一定语境中语词、语句之间的 相互关系，割断文本与环境现实之间的联系，其结果是不可能揭示马克思文本的真实意 义。因为马克思的文本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的产生正是为了回答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 和社会历史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这些文本的意义和存在价值来源于它们对问题的回应 。所以，我们必须从它们所面对和回答的问题中，去寻求把握文本意义的线索。从这种 意义上说，离开了对产生环境的深刻把握，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文本的真实意义。也就 是说，文本虽然是我们的直接对象，但却不是我们的解读的最终根据，最终根据只能是 生活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如果封闭在文本自身范围之内，字面上的忠实有可能使我们 离马克思的精神实质越来越远。
二、如何理解文本意义的客观性和解释的合理性
对于“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取向来说，文本意义和解释的客观性是一个基本的前提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问题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首先，关于文本意义的客观性。在古典解释学那里，文本意义的客观性是由“文本意 义的先在性”和“作者本位”这两个假定来保证的，类似于现在一些学者所坚执的“原 意”这一概念，即作者在创作文本时已然赋予的“原初含义”。但是随着解释学的进展 ，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以下几个因素是我们今天必须考虑的：第一，伽达默尔揭 示，文本的意义不是作者预先给定的：作者的思想决不是衡量一部作品的意义的可能尺 度，甚至对一部作品，如果脱离它不断更新的被经验的实在性而光从它本身去谈论，也 包含某种抽象性。第二，利科把文本的“意义”分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内容：客观 内容是语句所“意味”的事情，主观内容是说话者所“意指”的事情。理解，不是把自 己影射到本文中去，而是从作为解释对象的语境的理解中接受一种放大了的自我。第三 ，艾柯(Umberto Eco)认为，作者的“前文本的意图”(pre-textual intention)——即 可能导致某一作品产生的意图——不能成为诠释有效性的标准，甚至可能与文本的意义 毫不相干，或者对文本意义的诠释产生误导。
综合上述各点，我认为，有必要在文本的“意思”或“含义”(meaning)与文本的“意 味”或“价值”(significance)之间作出适当的区分。前者是文本内在具有的，至少也 是文本“给予”的；后者却是相对于解释者而言的，是在与解释者的关系中生成的。在 前一种意义上，我有保留地接受“原意”这个概念，但反对从“作者意图”方面去作“ 无限衍义”；在后一种意义上，我认为不应该对“原意”过分坚执，对意义的“变形” 产生病态的恐惧，而应该为文本意义的当代延伸开辟广阔的阅读空间。事实上，从解释 学的视角看，任何理解和解释过程中都必然会发生“走样”或“变形”，即使我们只是 把马克思的著作翻译成中文，这种“变形”也已经发生。因为“即便最忠实原作的翻译 也是无限地远离原著、无限地区别于原著的。……翻译在一种新的躯体、新的文化中打 开了文本的崭新历史。”(注：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三联书店，2001年 ，第25页。)
其次，关于解释的合理性。由于“解释学处境”充分凸显了解释活动的主体性和开放 性，我们很难从正面来确定什么是合理的解释及其判断标准，但我们可以从反面，即从 任意的解释将受到限制的意义上来证明什么是合理的解释。这里不妨借用艾柯和卡勒
(Jonathan Culler)的几个术语来说明这个问题。(注：参见艾柯等著《诠释与过度诠释 》，王宇根译，三联书店，1997年。)“无限衍义”(unlimited semiosis)——这一概 念旨在批评解释过程中无拘无束、天马行空的任意性，由这种任意性所主导的诠释属于 “过度诠释”(overinterpretation)。“过度诠释”的反面是卡勒所提出的“不足诠释 ”(underinterpretation)。例如，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来说，抓住一点作无限的引申 和发挥，便属于“过度诠释”，它越出了“合法诠释”的边界；而以低于马克思的水准 去解读马克思属于“不足诠释”。“过度诠释”和“不足诠释”都是不合理的诠释。而 合理的诠释期待着自己的“标准读者”(the Model Reader)——指那种按照文本的要求 、以文本应该被阅读的方式去阅读文本的读者。尽管“标准读者”的解释仍然具有多样 性，但它排除了主观随意性。
自从马克思的文本被创作出来以后，对它的解释历来是多种多样的，但并非每一种解 释都是天然合理的。我们并不抱持一元的解释观，但我们也不能把解释看成是完全主观 的任意涂抹，想把解释对象怎样打扮起来，就怎样打扮起来。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 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批评过米海洛夫斯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 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的做法，是对《资本论》的“错误的解释”，是对他 的“侮辱”。(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9-3 42页。)对一种文献或思想的解释，特别是对像马克思这样思想异常复杂而且经常变化 的思想家的理解，情况异常复杂，往往难有定论，也不能人为地定于一尊，因为这样就 会限制思想自由发展的活力。但这不是说，解释没有一定的标准或准绳，只是这个标准 或准绳并不是预定的和先验的。我们确实不能说“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是一个假问题 ，但如果有人以“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自居，将可能犯更大的错误。
三、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目的何在
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一种要求马克思研究具有充分的文献根据，从而也更具 有学术性的呼声日渐高涨，甚至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马克思文本研究热”；与此同 时，关于“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研究也迅速开展起来。它们代表着深化马克思主义 研究的两种不同取向和目标诉求：前者力图通过对文本的悉心解读，还原马克思当年思 考的特定语境，客观地把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接近其复杂的心灵世界；后者虽然也把 文本研究作为基础，但更关心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问题，即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 来捕获时代问题和激活马克思的思想方法在当代的意义。(注：参见张一兵、胡大平《 从本真性到中国特色：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解释学”转向》，载《江海学刊》2003年 第1期。)两种不同取向的差异，在它们的两个纲领性口号中得到了鲜明的表达：一个是 “呈现马克思思想的真实面貌和原初状态”；一个是“马克思如何走向当代”。两种思 路的差异非常明显，并且已经展开了正常的学术交锋和争鸣。面对分歧，无论是人为地 制造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还是缺乏分析地诉诸于“辩证统一”的做法，都是简单化的 。我们需要在充分把握两种思路的张力基础上，来寻求解决分歧的途径。
应该承认，“马克思文本研究热”的兴起并非无的放矢。首先，它与国际上《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有密切关系。MEGA2不仅提供了大量我们以 前没有见到的文献资料，而且通过考证发现过去被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 中文版中的文献有的是误收，即把不是马克思的著作当成了马克思的著作。MEGA2所做 的辨别真伪的工作及其所提供的新的文献资料，为马克思研究开拓了新的学术空间，是 文本研究热兴起的资源背景。还应看到，版本考证、文献核对等等，虽然只是马克思研 究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但却是今天的“文本研究”区别于过去的“原著研究”的“特 色”所在。其次，文本研究中提出的“回到马克思”，虽然受到不少人的误解和批评， 但我认为应该持“同情理解”的态度。因为他们所谓的“回到马克思”，是指要超越以 往对马克思的误解和误读，通过重新解读，“回到”在历史演进中(特别是在后来的解 释中)被“遮蔽”的马克思的真精神上，而不是要“回到”马克思的一切现成结论上， 并教条主义地固守这些结论。第三，文本研究中，有的学者提出要“回到学术层面”进 行探讨，鉴于以往政治性考量过分强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这种主张的积极意义也是不 言而喻的。问题是，文本研究中的“问题视域”不能忽略而必须首先自觉，如果刻意回 避或淡化自己的“问题视域”，乃至把被黑格尔和马克思所批评过的“客观历史编纂学 ”的方法奉为圭臬，把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变成同“知识考古学”或“精神古生物学”类 似的学问，则这种研究的意义不仅将大打折扣，而且我们也将会变成马克思“知识花园 中疲乏的闲人”(尼采语)。事实上，学术史的经验证明，只有提出了新问题，或者采取 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才有可能有新的创获。
关于“马克思主义当代价值”的研究有着深刻的现实根据。冷战结束后，关于马克思 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国际国内都有不少议论。无论“告别”马克思的声音叫得多响 ，冷静的观察者却清晰地发现，随着资本全球化的扩张，我们正在日益步入马克思的话 语世界。马克思的身影离开我们的时间越来越远，他的学说的意义世界离我们却越来越 近。这也是今天“重读马克思”之所以变成一个受人关注的话题的现实根据。从解释学 的观点看，任何理论和学说的意义都不是孤立、静止地存在于文本之中，而且还存在于 以后对它的解释中。因此，文本的意义永远是未完成的，解释敞开了文本意义通向未来 的道路。正是通过不断更新的解释，从文本“原有”的意义中不断开掘出其“应有”的 意义，一种学说的价值才能发扬光大。那种企图限制意义生成的语境范围，或者企图使 意义生成那无休无止、不断推衍的不确定性过程停止下来的做法，被解释学指责为“专 制主义”。
我曾经借用现代新儒家的话语，把上述两种不同研究取向的目标诉求分别概括为“返 本”和“开新”。从解释学的视角看，“返本”与“开新”之间不是二元对立的关系， 而是一种“循环”关系。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来说，所谓“返本”，就是要通过原著精 读和深研，把握马克思学说的真精神。但是，马克思的真精神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伸手 可及的东西，它需要通过我们的理解和解释才能揭示出来。这种揭示有可能符合马克思 的真精神，也有可能背离这种精神。但阐释和理解又是不可缺少的，否则马克思学说的 真精神就会隐而不彰，不能显现或揭示出来。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呢?我认为在这里并没 有不能解决的困难，因为马克思的真精神就存在于马克思的原著中，它是可以通过我们 的认真研究弄清楚的，而且这种研究越是体现“创造性解释”的原则，就越是符合马克 思的真精神。换句话说，马克思的真精神是有待于我们去理解和发现的，而这只有在创 造性的研究和解释中才有可能。创造性解释是马克思学说真精神的内在要求，舍此不仅 谈不上马克思学说的“发展”，也谈不上对马克思学说的“忠实”。马克思本人就不止 一次把那些不顾历史条件变化，只知道简单“复述”他的“原话”的人，看作自己的不 肖子孙。可见，“返本”的内在要求内蕴着“开新”。而“开新”要成为真正富有新意 的发展和创新，又离不开对马克思学说精神实质的不断深入的把握，也就是要求不断“ 返本”，否则“开新”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根基和前提。显然，这是一个在无限反复的循 环中不断提升的过程。
马克思的文本，自从它们被创作出来以后，已经过了几代人的解释，形成了若干互有 差异的解释系统，这些解释系统构成了以“马克思主义”命名的马克思学说的各种衍生 形态。从根本上说，我们今天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既不是要简单地重复或张扬历史上 的某种解释，也不是单纯地为了在众多的解释中增加一个新的品牌或品种，而是为了带 着当代的问题意识，通过新的解释，揭示出马克思学说的当代意义和当代价值。马克思 主义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具有与时代和实践发展相同步的开放性。因此，我们对马 克思文本的解读，不应该凝固于它的某种历史形式，而应该在回应挑战中，以我们正在 做的事情为中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可以说，这才是我们开展马克思文 本研究的根本目的，而“回到马克思”，弄清其思想的精神实质，只是这个根本目的的 一个环节或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