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编辑出版学的十大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编辑出版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仔细梳理2013年编辑出版学方面的研究文章，发现可圈可点者不少，有的观点并非2013年才提出，但是是在过去基础上的深入；有的观点与现实科技发展密不可分，具有引领性。有些是回顾与综述，如姬建敏的《论我国编辑学研究60年之特征》、《编辑学研究的现实路径探寻》，其文章内容没在此列出，但对众人的研究会起重要的参考作用。2013年的编辑出版学研究中有若干篇采用了定量分析的方法，如黄崇亚、卓选鹏的《编辑学高被引论文陕西作者群载文情况分析》，李华等人所做的《〈编辑学报〉2007-2011年主要文献计量指标分析》，徐国江的《2006-2010年7种编辑出版类核心期刊学术影响力动态分析》，李晶的《SSCI国际编辑出版类期刊近10年发表论文现状分析》等都很有价值；也有的文章很有哲学观，如白建新的《论对知识文本的观照与整理——编辑学原理阐述》主张编辑学研究应以哲学为指路航标，明确编辑学的原理是在编辑行为中对知识文本的观照和整理。张建、夏光富等作者所撰写的《论编辑活动的一般特点》同样从哲学的角度对编辑活动一般特点进行了探讨。此外，王彦艳的《赵家璧编辑思想及其成功》、薛建立的《20世纪美国编辑家珀金斯编辑思想研究》等在个体编辑思想研究上都有不同的进展。
但限于篇幅，笔者仅从个人角度列出有代表性的十大观点，并予以总结，以就教大方。
一、编辑学理论具有实用价值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编辑学曾有过一番热闹景象：在大学里设置了本科专业、设置了研究生硕士学位培养点，形成了一套完备的体系；《编辑之友》《编辑学刊》一北一南两家刊物的创立为学术争鸣提供了研究园地；从全国到地方每年一度的大型编辑学研讨会召开；遍布各省、市的编辑学会研究机构成立等等，局面一派欣欣向荣。然而，“直到今天，编辑学理论都并非成熟的科学，其基本概念、学科范畴、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现实意义都未得到透彻的阐述、一致的认识”，让人不胜欷歔。新闻出版总署与广电总局的合并，是以新闻出版与广播电视领域共同存在的编辑活动特性为基础的，这一现实使编辑学理论表现出“分明的实用价值”，不同领域的编辑有了走到一起展开研究的可能性。[1]现实中传媒融合的现象，从实践的角度为编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某种佐证，激起人们对编辑学基础理论进一步探索的热情，编辑学理论实用价值正在被大家认可。
郑确辉撰文提出从事编辑工作活动要重视编辑学理论研究工作，以解决前进道路上碰到的问题。[2]这是针对当前编辑学理论研究出现的两种现象而言的，一是过度追求理论的高层次、脱离实际、空泛化倾向；二是缺乏理性抽象的就事论事，对编辑工作的描述过于具体和平淡。两者均缺乏普遍而又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诚然，编辑学理论来源于编辑实践又超越编辑实践，需要科学地解释编辑现象，认真地解决编辑工作中的现实问题。虽然目前人们并没有感觉到编辑学理论研究发挥的作用，但只有经过独立思考和辛勤劳动，并能够体现出创造性价值的理论才能称得上是研究成果，才能反映出编辑学理论研究的深刻性，也才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学科，编辑学既需要应用研究，也需要基础理论研究，甚至在某一特定阶段，后者显得更加重要。基础理论研究和编辑实际工作看似没有那么紧密结合，研究成果也较少得到直接应用，但它具有其他成果难以企及的普遍意义上的存在价值。我们有理由相信，编辑学理论研究一旦获取重大突破，一定会大大增强整个编辑学理论解决编辑工作实际问题的能力，其实用价值就在其中。
二、网络时代编辑出版学教育
网络时代或数字化时代编辑出版人才培养几乎是所有编辑出版从业者都可以讨论的话题。因而，多位研究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中不乏有代表性者。
1.定制培养网络编辑
在日趋数字化的出版时代，网络编辑是出版业、电子业和一切文献信息生产、传播领域都需要的职业。4G时代对网络编辑需求的数量与质量都大大提高。当现有的网络编辑来源已不能满足网络出版的需求时，定制培养可以对还未走出校门的学生按企业文化和职务能力予以“打造”，根据企业提出的具体需求有针对性地予以专业培训。如刘灿姣、叶翠在《试论4G时代网络编辑的定制培养》中提出介绍网络编辑理论、培养网络编辑技术能力、使其具体参与网站实践的方法等观点。希望这种“定制”真的能够满足编辑人才需求。
2.“跳出出版教出版”
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先生曾有个著名的观点即“跳出出版做出版”，虽在出版界引起过质疑，但也带来了活力。芦姗姗在《开拓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文化产业视野》一文提出在编辑出版教学过程中，可以借鉴这种思路，“跳出出版教出版”，适当安排少数能够涵盖编辑出版、对编辑出版有所裨益的课程，可以丰富编辑出版专业的教学，使之充满活力。所谓跳出出版，即开设一批文化产业管理系统的理论课程，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开阔其视野，帮助其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出版观，以为今后解决出版业发展中的瓶颈问题授之以“渔”。当然，要达到这一目的，仅靠几门文化产业类的课程是不行的，但至少说明局限于编辑出版学专业课程是不足的。《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要推动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规划纲要的举措给这一思路带来新意，也使其有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即出版业的发展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一部分，只有文化产业发展了，出版业才会发展，如果文化产业停滞不前，出版业发展便会受阻。因此，在当前的编辑出版学教育中应加强有关文化产业类课程的比重，让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学习中超越技术层面，突破固有思维，拓展新领域，为今后进入出版行业、谋求产业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3.大编辑、大出版、大文化
这组概念并非同时出现于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研讨文章中，而是分散在各有关论文里，如廖颂举的《论媒介融合背景下编辑出版人才的培养》、芦姗姗的《开拓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的文化产业视野》、李建伟的《编辑出版学专业建设展望》、陈桃珍的《编辑出版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以〈期刊编辑〉为例》等。所说的“大编辑”即指同时操作多种媒介技术、整合分析不同内容资源、对产业增值环节快捷反应和综合素质高的编辑人员。所谓“大出版”是既能制作传统纸质媒介又能处理数字图像，包括图书、报纸、期刊、广播、影视、音像、网络和手机等所有类型、不同媒介的生产与传播的工作。“大文化”则不仅仅是文化艺术、广播影视和新闻出版3个行业，也不是3个行业的简单相加，而是尊重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促进文化再生产、促进其向其他行业渗透并融入相关产业的行业环境与状态。大编辑、大出版、大文化既是一种发展背景，也是一种思维模式，更是一种发展要求。因此，编辑出版专业教育必须重视文化理性培养，在文化中熏陶，提升文化素养、文化品位和文化境界。
三、编辑是出版的灵魂
编辑是出版的灵魂，这是针对出版的文化性、出版的本质而言的。早在20世纪30年代，邹韬奋就曾对出版的事业性和商业性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了阐述，但在商业化和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下，“灵魂”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2013年，《编辑之友》做《云出版时代，好编辑如何修成正果之再探讨》沙龙，通过周蔚华、李又顺、邵培松、金马洛4人谈，鲜明地提出“编辑是出版的灵魂”的观点，非常有现实指导意义。它强调了文化发展与选题策划、与编辑眼光密切相关，认为出版的文化性体现了出版的本质，是出版的灵魂；销售量的多少是经济实力的体现，是血肉，以此形象地说明完美的产品一定是“灵”与“肉”的结合体。
出版是有生命力的事业，作品的长久生命力昭示了编辑的不朽灵魂。有什么样的编辑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尽管编辑不会以个人好恶作为标准选取图书，但智慧、思想、信仰、观念相同或相似才会进入出版视野。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都会有随波逐流的人、坚守信念的人，所以编辑灵魂才会伴随着出版物左右。好书、优秀之作代表了编辑，也代表了一代出版人。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保持出版的灵魂需要清醒，需要坚守，需要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很庆幸在浮躁的年代里还有一批中国好编辑和他的追随者们。
1.细分图书质量等级
图书质量是出版社的生命线。在《出版管理条例》和《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所说的质量主要指内容、编校、设计和印制4方面，4项中有一项不合格，图书质量就是不合格。现实中，图书质量不合格多是编校上出的问题。虽然《图书质量保障体系》和《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对图书编辑出版流程和要求作了基本规定，但随着出版改革的推进，各出版社机构设置、职责分工等均有不同，因而图书质量责任追究也不一样，出版质量的标准可划分更细，引起大家重视是没错的。
崔青峰的《建立第一责任人制度，提高图书编校质量》分析的是一个出版社的做法，却对其他出版社有参考价值。文章介绍了某一出版社明确策划编辑整体负责、编辑下环节对上环节负责等注重质量的系列做法，其中涉及细分图书质量等级。这应该是新时期出版人提高图书质量所采取的积极有效对策，很有意义。所说的细分图书质量等级，是指“图书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0.25的图书视为优质品图书，差错率在0.5与0.25之间的图书视为良好品图书，差错率在1与0.5之间的图书视为合格品图书”。它与1992年新闻出版署颁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的质量等级划分标准基本一致。这是一个在现实中容易被遗忘的标准。因而警醒，鼓励责任编辑是十分有必要的。看似一个出版社的做法，似乎不具备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它对引起大家关注图书质量并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却极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2.读者学研究重启
2013年伊始，《现代出版》即刊登王鹏涛《读者学研究重启的必要与可能》一文，作者从必要性和可行性的角度探讨了读者学研究在新的历史语境下的意义，规划了读者学的基本框架，具有重启读者学研究之意。
读者研究起源于图书馆学，那时多是读者心理与读者行为的研究。苏联学者曾用“读者学”这一概念。改革开放后，图书馆学专业的培养方案中专门设有图书馆服务对象研究的专门课程，也称为“读者学”。1983年，全国第一个图书发行专业在武汉大学设立，研究读者是图书发行的基本内容。1985年，宋原放先生倡议将读者学作为出版学的子学科，编辑学的著作中也引入了“接受美学”的概念，从读者接受的角度研究图书编辑规律。1990年，曾在武大图书发行专业任教的梁彦斌将教材与课程配套，出版了《读者学》。几乎与此同时，以《读者行为学》《读者心理学》命名的若干著作也前后出版，在20年前有力地推动了读者学的研究。
然而，近年来，编辑出版学领域的读者学研究进展不明显，有“停滞不前”之感。这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主题“漂移”有关，也与读者研究本身需要多学科的理论支撑而研究者尚未深入有关。
在数字出版技术日益成熟的前提下，读者的阅读消费和阅读心理发生了很大改变，特别当出版模式、盈利模式改变时，读者引导出版，读者在出版产业转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因而，重启读者学研究，对出版营销、出版人才培养等都有重大意义。
3.编辑角色转型
编辑出版学继续近年来关于新媒体、关于数字出版、关于云出版时代、关于“大数据”编辑应如何做的话题。
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传统传播手段，出版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传统出版向云出版过渡，传统出版又与云出版并存，二者如何区分？如何对待？编辑应如何适应？很多人处于迷茫之中，“对传统出版的出路充满担忧，对纸质可能面临消亡命运倍感焦虑，对云出版身感很近，触手可摸，但同时又茫然无措，身感很远”。[3]在找不着北时，编辑角色问题凸显，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也持续升温，有论点说编辑转型还只停留在调整原有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上，这是很不够的。故在新媒体技术成为推动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时，无论哪一类型的编辑都应丰富新媒体的编辑力，培养数字内容产品的经营力，增强运用新媒体的创新力并提升对新媒体内容的思考力。[4]
近年来，“大数据”一词火了。大数据，指那些一般软件工具难以捕捉、存储、管理和分析的数据。在第15次东亚出版人成都会议上，张志强认为，出版业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基于数据的竞争，数据分析和挖掘的能力将成为出版业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即大数据为出版产业拓展了新的发展方向。据此，出版部门可以加强对读者、产品、供应链相关数据的分析，判断某一知识、某种现象是否具有出版的价值，并能利用数据解决问题，寻求合作机遇，提高图书质量。同时，大数据环境也应引起编辑角色转型的思考，当教育出版数字化向数字教学生态系统转型，传统教育出版公司向网络教育和教育软件公司转型时，教育图书编辑角色该如何变化？当出版数字化向数据库转型，那么，是否部分专业书刊编辑要转型为数据库的产品编辑了呢？看来编辑角色转型的话题还要继续下去。
4.创新编辑职后教育方式
职后教育是相对于岗前教育而言的。岗前教育顾名思义是在正式进入编辑岗位之前所接受的专业性教育。而作为一个从事文化生产与传播的职业出版者，不仅需要岗前系统学习培训，更需要在执业后继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素质能力，掌握专业技能。如进入出版行业后，师徒式教育作为一种经济实效的教育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定期的业务培训使之获取编辑出版行业最新的法律法规，了解业界最新动态；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研讨交流会，对编辑提高水平、开阔眼界、积累知识也会起到促进作用；还可组织专门学习与培训，解决入职后对新排版软件、校对软件不熟悉等许多具体问题。郭伟的《编辑职后教育方式的传统与创新》一文认为，这些传统的职后教育方式尽管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尚未建立起能够适应时代发展和编辑工作特点的教育平台，也没有形成高效合理的运行机制，与职后教育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因而提出“基于网络平台的远程实时教育方式”“基于学科的参与体验式教育方式”和“基于院校的编辑学历教育方式”。
该观点的提出寄希望于国家有关部门能根据我国编辑职后教育的现状，制定切实有效、科学合理的教育政策，通过编辑人员素质能力的提高，推动新闻出版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5.不能忘记出版工作的教育属性
“不能忘记——属性”这是发表于2013年《出版广角》第8期上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它既是标题也是内容，既是陈述也是警示。作者李瑞华说“不能忘记”，是否可理解为已经“忘记”了呢？故而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它涉及的是出版事业的属性问题。叶圣陶先生曾说：“书刊要排印，要印刷，要装订，这是工业；出了书刊要发行，要卖出去，这是商业。可是排版先得有稿子，稿子要作者写出来，编辑者编出来，这又是什么业呢？我要回答得严重些，这是教育事业。”“所以出版事业的性质是工业、商业、教育事业三者兼之，三者之中，教育事业应居首要地位。”[51关于出版是什么、编辑是什么有过很多讨论，近些年来也有许多涉及编辑理想、理想编辑的研究和话题，但从教育者、教育属性看编辑、看出版事业，如此直截了当、鲜明地提出“不能忘记出版工作的教育属性”观点者鲜有。因其少，故而珍贵。
不说20世纪初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不说陆费逵先生主持《中华教科书》期望教育进步的言行，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或者正是在21世纪的今天，教材教辅在整个图书出版产业中占近60%的份额，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加重视出版的教育属性，为什么不能更加重视教材教辅出版的质量，为什么不能更好地服务于中国教育呢？教材教辅，在人的一生中的教育作用无法替代；优秀之作，直抵人内心的教育力量无法估量。因而，这是一个长久的话题，更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命题。
6.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基本规律
中国出版媒介演变历史悠久，从早期的简策、竹帛、木牍、石刻到纸张的发明直至大规模的平装书普及，有5000年的发展史，无论哪一时期哪种媒介都为中国文明的发展、文化的传播带来福音。进入20世纪，科技革命的影响改变了传统媒介特性，由纸张发展为缩微胶卷、缩微胶片，计算机可读磁盘、光盘、网络、手机、博客、微信，每一种载体材料的变化都伴随着相应的生产技术和传播方式，技术手段不断地变革，更新和拓展了文化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进入21世纪，中国编辑出版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出版业遭受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媒介的强烈冲击，出版业发展面临挑战和机遇。在文化传播道路上它们起到了哪些作用呢？作为对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基本规律的研究，潘恭华在《媒介——认识价值》中关于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命题具有引领性。
综观中国出版业几千年的发展史，其中隐藏着一定的规律性，研究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基本规律，以期为新媒介环境下的图书出版业寻找一条传承与创新的发展道路是十分有意义的。
7.文化自觉时代的编辑执行力
执行力是管理学上的一个概念，一般是有目标、有决策后行动的能力。执行力有强有弱，执行力强，采取措施有力，目标达成度高；执行力弱，行动作用小，目标无法实现。编辑执行力是编辑执行出版决策的能力。时世平的《文化自觉时代的编辑执行力刍议》一文将字面意义上的行为能力转化为面对编辑工作的一种积极态度，主要针对目前编辑队伍责任心不强所言。只有积极的工作态度才会有好的执行力。编辑执行力需要脚踏实地，是一种自觉的行动，面对新媒体时代，文化创新给编辑带来事业发展的巨大可能性，执行力弱便会丧失机遇。个体编辑执行力是编辑队伍执行力的保证，团队执行力是团队中每一个编辑的个体执行力的充分整合，这种整合将使出版社总体执行力得到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说，出版理念固然重要，然而缺少执行力的理念只能是头脑中的空中楼阁。文化自觉时代的编辑执行力是2013年强调落实、强调行动观点的代表。
综上所述，2013年编辑出版学研究有代表性的观点远不止上述十论，还有很多新颖之处。如有的研究采用了一些新颖词语。如《编辑工作者“期待视野”的培养》中所谓“期待视野”，专指编辑在以往审读、编辑稿件中获得并积淀下来的对来稿的审美价值的认识和理解，也包括编辑的学术水平、教育背景、生活阅历、阅读记忆、审稿能力、个人喜好甚至当时的个人情绪等等。[6]该文用以说明，编辑工作者阅读经验“期待视野”的培养，是一个编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对审稿意见的提出具有积极意义。《出版产业化中的编辑胜任力》，提出“编辑人员的胜任力成为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成为影响出版企业生产经营成败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也被赋予了新的内容”。[7]《全编辑——古籍编辑理念新探讨》一文提到了“全编辑”的概念，大概类似于医院的“全科医生”，不仅指编辑人员、编辑机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同时也指出版的上游和下游。[8]还有一些研究涉及编辑的基本业务环节和基本技能，如史春薇等人的《论编辑的专业知识对科技论文三审制的影响》、余诗刚和林松清的《责编初编和复审——“三审制”的有益补充》、钟雨倩的《谈编辑在同行评审过程中的责任》等，还有编辑思想的研究、编辑出版史的研究……极为丰富，允不在此一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