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十年实践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俄论文,伙伴关系论文,战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10年实践，从1996年4月两国元首在北京发表《中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决心发展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到2006年3月普京总统访华，虽然此间曾经出现两国利益诉求重心错位以及由此导致的双方战略协作在某一时期的脱节，但是中俄间这种特殊的国家关系仍然在不断适应新情况、破解新问题的进程中进入了稳定而务实的发展时期。
一 1996年4月～1999年3月：战略协作确立及其框架初步形成的时期
1996年4月24日，叶利钦总统在来华访问的专机上对事先拟定好的关于中俄关系性质的表述做出重要修改：将“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修改成“平等信任的、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方对此积极回应。“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关于两国关系的全新定位最终被载入双方同年4月25日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
（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立的背景
第一，这是俄罗斯适应对外战略的调整和国内政治发展变化的产物。其一，这是俄罗斯调整对外政策的需要。1996年1月，极力倡导大西洋主义的科济列夫和亲西方的激进改革派丘拜斯分别被免除外长和第一副总理职务，表明俄罗斯在美国战略挤压下已放弃亲西方的“一边倒”外交政策，转而寻求东西方并重的、旨在与美国建立平等伙伴关系的政策。普里马科夫接任外长后表示，“俄罗斯绝不会充当跟在长机后面的僚机”，“我们必须开展全方位的工作，其中中国就是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①。显而易见，提升对华关系水平并非叶利钦总统一时的率性而为，而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全面修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这是叶利钦谋求在1996年总统选举中连选连任的需要。1996年2～4月的民调显示，叶利钦的支持率始终低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5～8个百分点。而叶利钦最为民众所诟病的恰恰是其亲西方政策的失败。这使得叶利钦调整对外政策走向，缓解民怨显得更具迫切性和现实性，而拉近与中国的关系显然有助于叶利钦扭转竞选的被动局面。
第二，这是中国国家安全需要的集中体现。对于中方而言，一方面，改善并保持北线地缘环境的稳定是中国外交长期不变的基本安全诉求，而能够同与中国拥有4300多公里边界的俄罗斯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甚至是战略携手，正是实现这一外交诉求的关键；另一方面，1996年3月，台海局势波谲云诡，中国在台海地区举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并由此引发来自美国更大的政治压力。中美关系之弦被不断绷紧，几近极限。在此大背景下，叶利钦提升中俄两国关系的主动表态得到中方的高度赞赏和积极回应。
（二）边境地区军事信任与裁军协定为中俄战略协作奠定政治互信的基石
1996年4月，中国与俄、哈、吉、塔四国的领导人在上海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此次上海峰会还宣告了“上海五国”机制的诞生。次年4月，“上海五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两个协定的签署与实施增大了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军事透明度，并使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军力裁减到与睦邻友好相适应的最低水平。上述协定虽涉及5个国家，但首先是中俄两国新安全观的集中体现。新安全观构筑于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摒弃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其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寻求共同安全。作为一种全新的特殊的国家间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双边政治互信的全新要求显然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国家间关系。它要求摒弃传统的安全手段，以全新的政治理念、更高的外交基点来确立两国关系的战略架构。上述文件不仅确立了两国全新的边界安全与稳定机制，彻底消除了中苏对抗时期两国在边境地区所形成的军事对峙，也为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奠定了政治互信的基石。
（三）中俄战略协作层面及其基本宗旨的确立
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确立之初即明确了双边、全球与地区三个层面协作的基本方向。这三个层面的合作不是中俄战略协作连续的三个彼此传递承接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过程中彼此交织、相互作用的三个方面。
第一，1996年4月两国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对中俄战略协作的三个层面进行了基本的界定。关于双边层面战略协作，双方将尽快解决由来已久的边界问题、重申支持对方维护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努力、支持两国信誉良好和经济实力强的大中型企业开展相互合作以及“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并考虑两国承担的国际义务进一步加强军技合作”。关于全球层面战略协作，双方呼吁以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将“在立场相近或一致的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在立场不同的方面寻找相互谅解的途径”。关于地区层面战略协作，双方强调从亚太地区多样化的实际出发，遵循协商一致和循序渐进的原则，推动双边和区域性多形式、多层次和多渠道的安全对话②。
第二，1997年4月两国发表的《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订立了双方在全球层面战略协作的最高目标及其实现路径。这一目标就是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该目标的实现路径应该是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他公认的国际法原则为基础，充分发挥并加强联合国的权威作用，增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意识，使其成为促进世界多极化、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力量③。
第三，1997年4月江泽民主席在俄罗斯国家杜马演讲时首次对中俄战略协作的基本宗旨进行了深入阐述。这就是“深入发展双边关系，保持长久的睦邻友好关系，促进两国共同发展与繁荣，造福于两国人民；密切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和协调，维护各自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维护各自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和正当权益；通过双边合作和共同努力，促进国际局势的缓和与稳定，推动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俄的这种新型关系，只是双方的协作友好关系，而不是结盟关系。它不针对任何第三国，更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④。
（四）中俄战略协作运作机制的初步形成
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访华期间，两国领导人搭建了确保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运作的基本架构。这包括：建立两国元首、政府首脑及各个级别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在两国首都建立政府间的热线电话联系；双方就各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经常交流经验和信息；发展两国军队间在各个级别上的友好交往；建立由两国社会各界代表组成的“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1996年12月，两国政府首脑在莫斯科进行第一次定期会晤时宣布启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1997年6月，双方签署《关于建立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及其组织原则的协定》，奠定了两国总理定期会晤机制的组织基础和国际法基础。为确保该机制的运作，1997年成立了俄中政府首脑定期会晤委员会。1997年11月两国签订的《关于中俄地方政府间合作原则的协议》和1998年2月达成的《关于中俄两国省州结对开展经贸合作的协议》为大力推动两国地方间的全面合作确立了基本方向。
（五）这一时期中俄战略协作的基本特点
1996年4月～1999年3月的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尚处于起步与框架形成阶段，它表现出以下特点：其一，机制准备是两国战略协作的主要内容。两国的战略协作尚处于起步探索时期，双方努力使这一全新关系步入机制化、制度化的发展轨道，各个级别的定期会晤制度的建立为两国战略协作提供了政治保障。其二，寻找并扩大共识是两国在全球层面进行战略协作的主要思路。这是由中俄双方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的战略协作的性质所决定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在达成共识的领域寻求进一步的合作成为两国战略协作的重要特征。其三，双边层面的合作是两国战略协作的主要领域。在边界问题上的有效合作以及支持对方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成为两国双边层面战略协作的中心工作，政府牵头的大型合作项目成为双方经贸合作的亮点。
二 1999年3月～2001年9月：重点联合抵制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时期
1999年3月不仅是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分水岭，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转折点。纵观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10年发展历程，1999年3月～2001年9月是两国共同面临的国际环境最复杂、最恶劣的时期，也是两国共同利益最多、战略协作要求最迫切的时期。共同面对的恶劣的战略环境迫使中俄两国结成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协作伙伴，并将双方协作的战略重心转向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联合制衡。
（一）中俄两国联合抵制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形成背景
第一，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成为美国法律驱动下的国家诉求，美国要公然超越《反导条约》，打破全球战略稳定。1999年3月，美国参众两院相继通过《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法案》。7月，克林顿正式签署该法案。俄罗斯最主要的担心在于，一旦美国对俄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俄罗斯90％的战略核力量将可能被摧毁，而使用剩余的10％核力量进行核反击时，又将被美国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所拦截。美国藉此将获得对俄进行单方面核威慑与核讹诈的手段⑤。美国还决定同日、韩等亚洲盟友共同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这实际等于美国向日本转让导弹技术，加强了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军事进攻能力。这不仅首当其冲地威胁到俄罗斯的核安全，中国有限的核力量的战略价值也受到了遏制。另外，如果台湾加入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即等于恢复美台防御同盟。
第二，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绕开联合国发动科索沃战争。克林顿公开宣称，“科索沃模式”可以成为人道主义干预的普遍模式，“今后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干预未来全球范围的人道主义危机”⑥。美国发动科索沃战争是北约首次东扩之后对俄罗斯国家利益的最大伤害。由于中国和俄罗斯分别存在台湾和车臣问题，因此两国担心本国在以非和平方式维护国家的统一时，美国可能借机以武力直接干预。1999年5月8日，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轰炸使科索沃战争成为与中华民族感情和国家利益直接相关的问题。2001年4月1日发生美国军用侦察机撞毁中国军用飞机事件更使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第三，受到美国某些政客的支持以及科索沃战争的鼓舞，“台独”与车臣分裂势力进入活跃期。1999年2月和4月，美国防部出台的《台湾海峡安全形势报告》和《亚太地区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选择报告》大肆渲染中国内地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极力主张向台湾出售高技术装备并把台湾纳入亚太战区导弹防御系统。5月，李登辉发表《台湾的主张》，提出分裂中国的“七块论”，即将中国的版图分裂成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七块区域⑦。不久，美国众议院特委会公布《考克斯报告》，掀起“妖魔化”中国的浪潮。7月，李登辉抛出“特殊的两国论”，即所谓的“一个民族，两个国家”。科索沃战争以后，车臣非法武装接连在俄大城市搞恐怖袭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在车臣问题上借机向俄罗斯施加压力，极力促使该问题的国际化。俄罗斯被迫修改军事学说，其中，西方首次被说成是俄罗斯安全的威胁，并指出，如果俄罗斯以及盟友遭到侵略，俄有权使用核武器。
第四，1999年4月，北约华盛顿首脑会议通过北约新战略概念，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也先后在日本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依照北约新战略概念，北约的职能从“集体防御入侵”扩展为对付包括严重的政治经济困难、领土争端、种族与宗教矛盾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在内的“共同危机”；北约的防区从只对成员国领土防御扩展到对成员国领土以外区域进行军事干涉；北约可以根据需要，不经过联合国授权在防区以外采取军事行动。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的要害在于进一步加强了日美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关系，使日本自卫队可以协同美国以维护地区安全为名，跨出日本本土进行军事活动。它以极不明确的“周边事态”用语将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扩大到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使美日军事同盟变成了北约在亚洲的翻版。
（二）中俄对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联合抵制
第一，中俄两国在反对科索沃战争上的战略协作。在1999年5月8日发生北约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当天，叶利钦总统强烈谴责了北约的野蛮行径。俄外长决定无限期推迟原定于当天开始的英国之行。5月10日，俄科索沃问题特使切尔诺梅尔金与中国高层就科索沃危机展开紧急会谈。6月1日，俄外长伊万诺夫访问北京并会见江泽民主席。6月2日，两国外长发表《北京会晤联合新闻公报》，强调北约停止对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是以政治途径解决科索沃问题的“必要条件”。6月，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应邀访俄期间，叶利钦总统高度称赞中俄两国在解决科索沃战争问题上的有效合作。在解决科索沃危机的过程中，安理会虽然发生了以美英法为一方、以中俄为另一方的严重对立，但是仍然能够通过5个决议，并最终使科索沃问题回到联合国政治解决的轨道。这显然与中俄两国的有效战略协作密不可分。
第二，中俄两国在反对导弹防御问题上的战略协作。两国在此问题上的主张与共识体现在以下几点：其一，强调《反导条约》是全球战略稳定与国际安全的基石，“主张在维护和遵守《反导条约》的前提下进一步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⑧。其二，强调修改《反导条约》的文本内容，即是破坏这一条约，必将引发一系列消极后果⑨。其三，强调必须通过政治、法律和外交手段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而不是破坏这一条约⑩。其四，坚决反对在亚太地区部署非战略性导弹防御系统，反对以任何形式将中国台湾纳入这一系统(11)。为加强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领域的协作，1999年4月，两国正式启动一年两次的副外长级战略稳定磋商机制。1999～2001年，由中俄等国提交的《关于维护和遵守〈反导条约〉》的决议案，连续三次在联大会议上通过。
第三，中俄两国在反对外部势力插手台湾与车臣问题上的战略协作，1998年，俄罗斯在台湾问题上做出“四不”承诺，即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湾独立”，不接受“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立场，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只能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不向台湾出售武器(12) 。2000年7月，俄罗斯又做出“五不”承诺，即在原来的“四不”基础上，增加了“不允许外部势力对解决台湾问题加以干涉”(13)。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后，中俄两国外长立刻进行了电话交谈。俄方再次重申，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和“一国两制”的原则。12月，叶利钦在访华时表示，“俄罗斯不接受关于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是‘国与国’关系的论调”。中国也始终支持俄罗斯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作的努力，认为车臣问题是俄罗斯的内政。这在两国签署的最高级别文件中都有详尽的表述。
第四，中俄战略协作在地区层面的扩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2001年6月15日，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昭示着原来的关于边界稳定的谈判论坛“上海五国”已经提升为常态的地区政治经济安全合作机制。虽然催生上海合作组织成立的首要动力来自于各成员国维护本地区安全、稳定与发展的诉求，但是该组织成立宣言中关于“上海精神”和“建立民主、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表述以及“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呼吁已经表明以中俄为首的各成员国希望该组织能够成为促进国际政治民主化可以信赖的平台。这是中俄两国在建立更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进程中在欧亚地区的一次成功实践。
（三）这一时期中俄战略协作的基本特点
在1999年3月～2001年9月这一时期，中俄战略协作体现出以下新特点：其一，两国彼此战略协作诉求的相对均衡性。中俄两国对于对方的战略诉求呈现对等状态，即俄罗斯对中国的所求与中国对俄罗斯的所求大体平衡。联手中国，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是俄罗斯对中国最重要的战略诉求，而中国对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诉求是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真诚支持。其二，两国在全球层面战略协作的迫切性和抗争性。美国全面谋求单极霸权的政策使得中俄两国面临着不抵制即被推向战略死角的危局。中俄两国只能被迫奋起抗争，并结成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这种“撞击反射”式的联合抗争力度在特定的时间段、特定的事件上很强，但两国关系归根结底仍未突破战略协作的底线，因而并不是战略结盟；两国的对美政策是“斗而不破，抗而不僵”——中俄两国都未放弃与美国进行对话，使对美关系重新正常化的努力。其三，2001年7月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成为指导中俄战略协作的“宪法”。条约将两国关系作了定性、定位和定向，是“两国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是指导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四，两国战略协作实现由叶利钦时代向普京时代的平稳过渡。这一时期，中俄战略协作的实践表明，两国关系的水平并没有因为叶利钦的离任而受到影响，反而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三 2001年9月～2004年10月：中俄战略协作在深度磨砺中发展的时期
以2001年九一一事件为分野，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关系进入深度磨砺期。这一时期的中俄关系具有显著的磨合特征：问题故障虽时常出现，但彼此协作却从未中断。
（一）中俄战略协作进程中诸多问题的出现
第一，在双边层面，中俄两国战略协作遭遇一系列难题。典型个案共有三起。其一，“斯拉夫石油”拍卖案。2002年年底，俄罗斯国家杜马专门通过禁止外国国营公司购买俄私有化资产的决议，以国家立法形式将“中石油”挤出“斯拉夫石油”股权竞拍的大门。其二，中俄石油管道改线风波。根据两国有关协议，由俄方于1994年11月率先提出的铺设从俄罗斯安加尔斯克到中国大庆的石油管道方案原本应该在2003年年底开工，但是2002年年底俄方又推出得到日本支持的“安加尔斯克一纳霍德卡”方案。其三，达赖喇嘛访问俄罗斯。2004年夏，达赖要求进入俄罗斯信奉藏传佛教的卡尔梅克共和国讲经。中方对此问题高度关切，但是俄政府仍然为达赖办理了入境签证。
第二，在全球层面，中俄两国在反对导弹防御问题上的战略协作出现脱节。2001年12月13日，美国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正式宣布将退出《反导条约》。普京公开承认，“美国有权退出该条约”，但“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核国家，俄美两国早就拥有有效的反导防御系统，所以我有充分的信心宣布，美国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不会影响俄罗斯的安全”(14)。俄方实际默认了美国退出《反导条约》的事实。而在此之前，中俄双方一直将维护《反导条约》视为两国全球层面战略协作的第一重点，并为此调动了两国几乎所有外交资源。与俄方的温吞立场不同，中国外交部对于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作出了比较强烈的反应(15)。
第三，在地区层面，俄罗斯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对美国采取了较中国更为合作的态度。为阻止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俄法德三国在安理会结成的反战组合，但仍同俄方多次进行积极磋商，联合呼吁美国放弃单边主义政策。战争爆发后，俄国防部长放弃了访问华盛顿的计划。但是随着战局的不断进展，特别是在美军兵临巴格达城下时，俄罗斯态度发生重大转变，甚至做出“不希望美英联军失败”的表态。2003年8月，普京总统表示，俄罗斯愿意在伊拉克战后稳定与重建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并支持向伊拉克派驻由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多国部队，即使这支部队由美国来领导(16)。为获取俄罗斯在伊拉克问题上的更多的支持，布什政府将伊军装备两个装甲师的订单转包给了俄罗斯。比照中方在伊拉克问题上的一贯立场，显然，俄方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对美国采取了较中方更为合作的态度。
（二）导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出现摩擦的诸多因素
第一，俄罗斯对美政策进入以战略妥协换取俄美关系全面稳定的新时期。科索沃战争的爆发迫使俄罗斯确立了抵制美国单极霸权的政策，但是由于俄美两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距以及普京政府将优先发展本国经济确定为俄罗斯的基本国策，因此俄罗斯一直在寻找打破俄美关系全面停顿状态的最佳时机。2001年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使俄罗斯对美政策“借船出海”，进入以战略妥协换取俄美关系全面稳定的时期。这主要表现为：首次允许美军进驻中亚地区；建立与北约的“20国”机制；以温和态度对待北约第二轮东扩；在裁军领域作出重大让步，与美国缔结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莫斯科条约》；参加了其一度给予猛烈抨击的美国于2003年5月抛出的“防扩散安全倡议”等等。普京2001年11月22日表示，俄美的互谅和相互信任水平在提高，这不是因九一一事件引起的战术性考虑，而是长期的伙伴关系。普京认为，为发展俄罗斯的生产力和给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是必然采取的措施。
第二，快速发展的中俄两国开始相继进入国际经济摩擦期。一般来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崛起准备期、国际经济摩擦期和被国际社会接纳期，每个阶段大概要持续20年的时间。20世纪的最后20年，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的准备期，国际经济摩擦处于隐性阶段；本世纪的前20年是中国作为大国快速崛起、国际经济摩擦日益显现的阶段；随后的20年将是中国作为大国被接纳，达到新的国际均衡时期。从时空角度看，这个国际经济摩擦期在逻辑上通常从周边地区拉开序幕。而且，俄罗斯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回升，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也在慢慢地步入国际经济摩擦期。二者相遇，摩擦难免。因此中俄两国间出现的摩擦事件，并非是简单的“擦枪走火”。中俄的贸易规模在扩大的同时，两国多年积累下来的隐性摩擦正在逐渐转变为显性摩擦。
第三，“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的重新抬头也是导致中俄出现摩擦的背景因素之一。“中国威胁论”虽不是中俄关系的主流，但是每每在俄罗斯作出对华政策重大决定时，它即成为俄国内某些排华、仇华和反华势力信手拈来的搅局筹码。“斯拉夫石油”股权拍卖案与中俄石油管道改线风波都说明“中国威胁论”对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巨大杀伤力。而中俄间摩擦的呈现又反过来对“中国威胁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磨砺中建构
第一，中俄两国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并未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在这一时期，作为中俄战略协作的重要内容，双方军技合作基本按照业已达成的协议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此间，中国每年从俄罗斯进口武器的贸易额在20亿美元左右。2003年12月，在欧盟发出即将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信号的当口，胡锦涛主席与普京总统进行了热线交流。两国元首认为，军技合作今后仍将是双方战略协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中俄军技合作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具有不可替代性。截至2003年，中国武器进口的90％来自俄罗斯，是俄罗斯武器出口的第一大客户，2003年中国在俄罗斯的军火采购额已经占到俄军火出口总额的40％(17)。
第二，中俄两国努力化解在双边层面战略协作中出现的摩擦。2004年9月，双方宣布，正式开通两国总理直通保密电话，以便于及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为加强两国人民间的了解，中俄双方十分重视开展人文领域的合作。在2002年7月召开的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双方决定将旅游合作小组提升为旅游合作分委会。中俄两国元首还将2004年确定为“青年友谊年”，以加强两国青年之间的交流。2001年，两国建立了中俄科技合作基地“浙江巨化中俄科技园”和“黑龙江中俄科技合作及产业化中心”，2003年，又决定创建“莫斯科中俄友谊科技园”。同年5月，双方决定成立中俄移民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以协同调查并打击两国间的非法移民犯罪。在2004年9月举行的中俄总理第九次定期会晤上，两国顺利结束关于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同时两国互相承认对方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两国总理还承诺，支持中国企业参与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开发，鼓励俄罗斯企业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
第三，上海合作组织完成机制初创任务。2001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总理在阿拉木图签署《关于开展区域经济合作基本目标和方向及启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程的备忘录》，并宣布正式建立组织框架内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2002年6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在圣彼得堡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在法律上对上海合作组织的宗旨、原则和合作方向作出明确规定。此次会晤还签署了《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2003年8月，上海合作组织举行的“联合一2003”反恐军事演习向国际社会证明，该组织的实际行动能力正在不断加强。2004年1月，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在北京正式成立。6月，在塔什干元首峰会前夕，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举行成立仪式。这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机制初创阶段正式宣告结束。
第四，寻找并拓展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新路径。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后，中俄两国原有的以维护条约为核心的战略稳定磋商机制依然保留下来，并通过该机制逐渐确立了新的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路径。其一，将防止外空武器化作为两国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中心。2002年6月，两国向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提交关于《防止外空武器化的国际法律文书要点（草案）》的工作文件。其二，抵制东亚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进入两国战略协作的视野。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与亚洲盟友联合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中俄两国多次重申反对将中国台湾纳入任何的导弹防御计划，“对有关国家以集团为基础在东亚合作建立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前景和可能产生的后果表示忧虑，重申这一合作不应破坏地区和全球安全与稳定”。其三，强调加强国际裁军、军控及不扩散体系的条约法律基础以及体系本身的进一步完善。双方呼吁，“应进一步探讨和推动进行有关多边谈判的建议，以便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导弹防扩散机制协议。联合国等多边组织应在这方面发挥主要作用”(18)。
（四）这一时期中俄战略协作的基本特点
2001年9月～2004年10月是中俄两国战略协作在深度磨砺中建构的特殊时期，具有如下特点。其一，中俄两国彼此战略协作诉求的非均衡性。九一一事件之后，俄美关系的改善使得俄罗斯对于中俄两国联合制约美国的诉求相对减弱。然而，鉴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以及2001年4月1日中美撞机事件后一段时间所表现出的对华政策的强硬趋向，中美关系的改善速度及整体水平远不及俄美关系。这使得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仍将联合制约美国作为中俄战略协作的重心。其二，中俄关系与俄美关系的互动已经超越冷战时期三角关系的零和性。此间，俄美关系的迅速改善并没有带来中俄战略协作水平的必然倒退，两国的战略协作“是一架调整好的大机器，它的零部件就是在各个领域不断扩大的联系和交流。这台‘发动机’连续不断的工作实际上并不取决于外部因素的影响，因为它有自己的‘能源”’。(19) 其三，中俄战略协作特殊关系的“普通化”趋向。在此前两个时期，中俄战略协作的特殊性集中地表现为两国为在全球层面联合抵制来自美国的权势压力而时常在双边层面彼此照顾对方的利益，甚至做出“为朋友两肋插刀”式的利益牺牲。由于中俄两国对美关系的调整，特别是俄美关系的改善，这一时期的中俄战略协作从主要关注全球层面的合作转向更多地关注双边与地区层面的合作，从主要关注共同的安全利益开始转向更多地关注切身的经济利益。这种中俄战略协作层面的重新排序使两国关系开始呈现出“普通化”的趋向，即越来越体现出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性内涵：国家利益成为制定对外政策的标尺。
四 2004年10月至今：中俄战略协作走出磨合，进入稳定而务实的发展时期
1996～2004年的这8年是两国彼此不断适应、不断磨合的时期。在2001～2004这一阶段还出现了深度磨砺，甚至是摩擦。以2004年10月中俄元首会晤为起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走出磨合，进入稳定而务实的发展时期。
（一）中俄战略协作走出磨合期的背景因素
从2004年年底开始，由于被国际联合反恐所一度替代的美国对俄战略挤压政策悄然浮出水面，使得俄罗斯不得不放弃九一一事件后试图通过与美国的积极合作与战略妥协而换取俄美关系全面稳定的外交幻想，并因此更加关注对华关系，而中美关系的显著改善使得中国更多地将中俄战略协作的重心导引到双边与地区层面上。
第一，俄罗斯国内改革招致美国的批评。俄罗斯2003年10月开始的对寡头势力的全面清算、2003年11月进行的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2004年2～3月间，俄政府的大规模改组和总统大选以及“别斯兰事件”后进行的重大行政改革招致了美国的强烈批评。美国指责普京政权尚未完全接受法律的制约，称“独裁统治开始潜回俄罗斯”。2005年2月，布什在布拉迪斯拉发会晤普京时要求其在治国过程中遵循民主原则(20)。2005年5月，布什在莫斯科会见俄反对派时宣称美国要帮助俄建立“公民社会”。2006年3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公然指责“俄罗斯正在偏离自由与民主之路”。
第二，俄罗斯对美政策进入“黑障区”。2004～2005年，围绕北约东扩、“颜色革命”与导弹防御问题的斗争与冲突构成了俄美关系的主线。这表现为：北约开始把扩张的矛头对准被俄罗斯视为本国“特殊利益地区”的独联体国家；美国政府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即已推行的对独联体国家的“扩展民主”战略，开始进入全方位的突破性渗透时期；中东欧各国继在争先加入北约、欧盟之后，又出现了争先介入美国导弹防御计划的第三次与美国融合的浪潮。俄罗斯最大的困境在于，由于国力上的巨大差异，无论其如何竭力反对，北约都要继续向独联体地区扩展，美国都要在独联体地区继续策动“颜色革命”，都要继续实施对俄罗斯构成极大威胁的导弹防御计划。俄罗斯的对美政策如同进入了“黑障区”，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原有的被动局面进一步加剧。
第三，中美关系的显著改善使得中国对中俄战略协作的诉求转向双边和地区层面。九一一事件后，尤其是近两年来，出于对中国和平崛起不可遏止势头的认识以及在解决现实性国际问题上对中国的迫切需要，美国努力避免日渐显现出全球与地区意义的中美关系出现重大波折。2005年9月，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发出调整对华政策的积极信号，“希望同中国共同经营国际秩序、共担风险和责任”。布什政府2006年3月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重申了佐利克提出的要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并称美国将乐见一个和平与繁荣的中国，一个与美国合作应对共同挑战、保护共同利益的中国。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布什政府自第二任期以来，采取了较前更为积极的合作态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中美共同遏制“台独”的局面。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定位中，中国的排序正在提高，已由布什第一任期开始时的“战略竞争对手”变成如今的“现实的合作者”。基于中美关系这种特殊的缓和背景，加之中国一直将“增加信任，扩大共识，发展合作，不搞对抗”视为对美政策的指导方针，就使得中国在加强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时，将双方的协作重点转向双边和地区层面，尽量避免中美间摩擦强度的升级，而将中俄两国在全球层面的战略协作中心转向对构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积极参与上，即促进以联合国为中心、以大国合作为基础和以综合安全为关键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不仅符合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也同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没有根本的冲突。
（二）中俄战略协作的突破性进展
第一，在双边层面，中俄战略协作步入强势推进的轨道。2004年10月中俄两国元首北京会晤之后，中俄双边层面的战略协作进入全面提速时期。其一，复杂而敏感的边界问题得以最终解决。2004年10月普京总统访华期间，两国签署的《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议》使得长达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在两国300多年的交往史上首次全部确定。其二，军事安全合作向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发展。2004年10月，两国元首宣布建立国家安全磋商机制。2005年8月，两军成功举行“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演。其三，经贸合作逐渐走出管道风波的阴影。中俄元首2004年10月批准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实施纲要》把双方今后四年内在各个领域的重要合作以可操作的制度形式确定下来。2000～2004年，中俄两国贸易额从80.03亿美元升至212.3亿美元，增长了165％，提前实现两国元首2003年5月提出的在近年内使双边贸易额提升到200亿美元的目标。2005年中俄贸易额达291亿美元，同比增长37.1％。2006年4月28日，远东石油管道一期工程，即从泰舍特经腾达抵斯科沃罗季诺（离中国边界仅仅60公里）石油管道项目正式动工。两国元首在此前3月北京会晤时宣布，将启动修建通向中国原油管道支线的投资论证工作，以保证俄远东石油管道一期工程和到中国的石油管道支线以及中国境内段的管道同期完工。此间，双方还达成一致，将从西伯利亚的东部和西部分别建设向中国出口天然气的两条管道。其四，以2006年启动的互办“国家年”活动为标志，两国全面而系统的人文合作与交流掀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在地区层面，中俄两国助推上海合作组织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从“上海五国”时期开始，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即同中俄战略协作形成彼此助推，相互拉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在2005年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一，上海合作组织的地缘覆盖面进一步扩展。随着蒙古国、印度、伊朗和巴基斯坦分别获得观察员地位，上海合作组织已突破中亚的范围，将区域合作扩展至南亚和波斯湾。其二，上海合作组织架构下的经济合作正在进入“定方案、抓落实”的时期。继2003年9月各成员国批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之后，2004年9月通过的《关于〈纲要〉落实措施计划》根据分阶段原则确定了具体落实机制。其三，上海合作组织进入成立4年以来最具凝聚力的时期。其典型个案是，在2005年7月的阿斯塔纳峰会上，由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首先提出的美军驻军期限问题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响应，并明确写入《元首宣言》。
第三，在全球层面，中俄携手共创新世纪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05年7月1日，两国元首在莫斯科签署《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这是继1997年两国发表《中俄关于建立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后，又一次就未来世界秩序发表纲领性文件，为联合促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进行了全面的理论准备。其一，进一步明确两国对当今时代共同的政治定位。声明中关于“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的表述意味着两国对当今时代的定位更加接近、更加清晰，反映了两国共同的世界观。其二，与1997年“多极化声明”不同，该声明不仅阐述两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立场，而且强调两国为建立国际新秩序承担着历史责任。声明指出，“中俄新型国家关系正为国际秩序作出重大贡献”，“两国决心与其他有关国家共同不懈努力，建设发展与和谐的世界，成为安全的世界体系中重要的建设性力量”。其三，极具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现实国际政治中迫切问题的具体路径。这些全新内容显然是对1997年“多极化声明”中所阐述的关于建立多极世界的一般性原则的进一步发展(21)。
（三）2004年年底以来中俄战略协作呈现出的基本特点
中俄战略协作在经历近10年的磨合后，正在步入稳定而务实的发展时期。这一阶段具有以下主要特点：其一，双方既重视政治利益，又不忽视经济利益。其二，双方既重视明天的预期利益，又不忽视今天的现实利益。其三，双方既追求本国的合理利益，又尊重对方的合法利益。其四，双方既有平等的长期性合作，又有公平的经常性竞争。其五，双方既适当地照顾对方，又不过分地委曲求全。中俄关系进入了历史上双边交往的最好的时期。
注释：
① Celeste A.Wallander,Lost and Found:Gorbachev's‘New Thinking’,The 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 2002.
② 《中俄联合声明》（1996年4月25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③ 参见《中俄关于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联合声明》（1997年4月23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④ 江泽民：《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1997年4月24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⑤ Strobe Talbortt,The Russia Hand,A Memoir of President Diplomacy,Random House,2002,p.384.
⑥ J.Marcus,Kosovo and After:American Pri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 Quarterly,winter,2000.
⑦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北流远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⑧ 《中俄元首莫斯科联合声明》（2000年7月16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⑨ 《中俄北京宣言》（2000年7月18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⑩ 《中俄元首莫斯科联合声明》（2001年7月16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11)《中俄联合声明》（1999年12月10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12) 《关于江泽民主席访俄并与叶利钦总统非正式会晤的联合新闻公报》（1998年11月24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13) 《中俄北京宣言》（2000年7月18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14) Strobe Talbortt,The Russia Hand,A Memoir of President Diplomacy,Random House,2002,pp.418～419.
(15) 参见《章启月就美国将退出〈反导条约〉等问题答记者问》，中国网，http://www.china.org.cn。
(16) A.Cohen,The Bush-Putin Summit Agenda:Russian Peacekeepers for Iraq? http://www.heritage.org。
(17) 参见拙文《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与中俄军技合作》，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5年第1期。
(18) 参见《中俄联合声明》（2002年12月2日），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
(19) 《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专访：高度评价俄中合作成果》，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
(20) А.СамарИΗа,Е.ΓрИгорЪев,УчасТники ВсТречи в БраТИславе
сосреДоточились н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Партнерстве//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25 Февраля，2005г.
(21) 参见《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2005年7月1日），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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